我在外交部工作期間，見到毛主席的機會比較多，但大部分是他會見外國國家元首，我是翻譯工作人員。我也參加過其他一些重要談話，但這一段歷史使我至今茫然，許多事始終沒有搞懂。70年代毛主席的周圍已再也找不到60年代我去同他一起學英語時的那種坦誠、寧靜的環境。我覺得主席的住所內有那麼多錯綜複雜的矛盾，甚至陰謀。我不知道日趨年邁的毛主席是否還能明察秋毫，對身邊的人與事心如明鏡。我與主席之間再沒有過去那樣的無拘無束的閒談。每次去，總有人警告我不可多說亂說，於是我也總是小心謹慎，免招災禍。而災禍最終仍是難免。
然而，毛主席在1971年把我調進外交部使我增長了一生中最為珍貴的一段見識，得以在近距離內親眼見到70年代初期和中期國際政治舞臺如何在毛澤東、周恩來這樣的中國偉人點撥下發生鉅變。現在回想，即使我為此付出了後來二十年的苦難為代價，也是很值得的。
當我在1971年那個早春的上午揹著我那幹校帶回來的黃色軍用書包，裡面裝著用彩色尼龍細繩編織成套子的玻璃果醬瓶的「茶杯」來到外交部當時的亞洲司四處報到時，我對外交真正的是一竅不通。在我青少年時代的夢想中，也從未出現過「外交家」的念頭。此時，毛主席突然把我放在了這個對我完全陌生的環境裡，這裡無論是專業的性質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與我生活、工作十八年的高等學校極不相同，我也很不適應。記得剛到司裡時，我被分配到主管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組裡。我問一位搞調研的老科員我的工作是什麼？他推給我一把剪刀、一把尺子和一瓶糨糊，說：「這是你的工具。你每天看兩本‘參考資料’，看到有關我們主管的這兩個國家的訊息和資料，就把它們剪下來，用糨糊貼在白紙上，交給我。尺子是為劃條線，剪得齊一點！」我說：「好吧！」心裡覺得真無聊！這就是搞外交！過了兩天又出了一件事。處長小唐告訴我每天早上要到司辦去看使、領館發回的電報，如果有什麼事要辦，就向處長報告。但只能看我管的那兩個國家的夾子裡的電報，不能看別的國家的，更不能看司長夾子的。我遵命去看電報。我怕記不住要辦的事，就帶了一個小筆記本。剛開始看了幾份電報，就聽到司辦秘書老路叫我：「那個看電報的新來的，你過來一下。」我抬頭看他，他示意我過去。我走到他桌邊，老路認真地審視了我一番，說：「你是四處新來的吧？」我說是。他問：「你看電報帶個本子幹什麼？」我理直氣壯地說怕有要辦的事記不住，做點記錄。老路笑了，說：「你們處長沒告訴你看電報的紀律？」我說沒有。老路說：「好吧，我來給你解釋。簡單地說，你看過樣板戲《紅燈記》嗎？」我說當然看過。他說：「那好！《紅燈記》裡說的‘密電碼’你懂吧！李鐵梅一家三代為保護密電碼不惜犧牲生命。我們這些外交電報全部是用密電碼發的，絕不能洩露，否則就會被破譯。因此也絕不可以抄錄以防記錄本丟失。你倒好！帶著筆記本來記錄，本子丟了怎麼辦？你知道這會給黨帶來多大的損失嗎？我建議你再去看一遍《紅燈記》，加強對保密觀念的認識。」此時，我聽到圍坐桌邊看電報的其他處的科員在竊竊地笑。當時我又窘、又氣、又惱！心想我幹嗎跑到這個外交部來受這種窩囊氣！那天回家後就想打個報告，要求調回學校。但又一想，這是毛主席的指示，他想培養我成為一名新中國的女外交家，我不好違抗他的這番心意貿然離去。但這種一把剪刀，一瓶糨糊的枯燥乏味的工作離一個外交官也實在太遠了！
熬了幾個月後，我總算慢慢適應了機關小科員的日常程式了。此時，我逐漸地意識到這個大樓裡掌握著中國與世界關係的脈搏。這個樓的第三層集中著像喬冠華這樣的一些外交精英。也就在這時發生了基辛格秘密訪問的大事，使我對毛主席在外交上扭轉乾坤的磅礴氣勢感受到極大的震動。
這年的7月中旬對於外交部絕大部分幹部來說是一個平平常常的炎熱的夏季。我唯一感到奇怪的是那兩位經常可以進出毛主席住所的朋友王海容、唐聞生突然「失蹤」了。大約一個多星期後的一天中午，她們出現在大食堂裡，神情極其興奮。許多人圍著她們，我也湊過去想聽發生了什麼事。但她們只說即將發表一個公報，到時候大家就知道了。不過，王海容把我拉到一邊說：「告訴你吧，我和小唐去接待基辛格了！」我大吃一驚，問她是不是美國那個基辛格？她說當然。我說這太不可思議了。她說這是毛主席的果斷決策，要開啟中美關係，牽制蘇聯，並說毛主席決定要請尼克松總統訪華。我更為驚訝，我說那不是反共頭子嗎？她說主席認為只有尼克松這樣的共和黨右派頭子才敢走這一步，民主黨就不敢。後來，在我參加中美之間的許多高階會談時，我也親自聆聽過毛主席的許多精闢論述。他曾說尼克松敢於邁出這樣一大步來中國正是因為他是著名的右派頭子，沒有人會說他「親共」。而民主黨就不敢。
基辛格秘密訪華及中國邀請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的公報發表之後全世界震驚。毛主席的偉大戰略一夜之間改變了世界格局。不久，我接到通知參加這一年10月份基辛格的第一次公開訪華接待，從此一次又一次領略了最為激動人心的70年代中國外交的風采。這一切都給我留下了永不磨滅的記憶，其中許多事情不僅顯示了毛主席雄偉的戰略，也充滿了毛主席的智慧與幽默。
正是由於毛主席的掌舵，才使當時稚嫩的中美關係得以克服種種障礙一步步發展起來。其中有一件我親自經歷的事至今記憶猶新。那件事發生在尼克松總統訪華先遣隊黑格將軍的訪問期間。由於當時「四人幫」的干擾，這件事幾乎給尼克松訪問帶來陰影和挫折，但在最後時刻，毛主席糾正了錯誤，以戲劇性的大手筆把它變成了幽默喜劇性的結尾。
1972年元旦剛過，尼克松即派遣了一個由黑格將軍率領的相當龐大的先遣隊來北京為他2月21日的訪華做全面的準備。先遣隊的任務一是黑格與中國領導會晤，進一步商談公報要點；二是全面落實尼克松訪華細節；三是沿著尼克松訪華路線訪問上海及杭州。我們方面相應地也組成了包括各有關部門的談判小組。我擔任黑格會談的主要翻譯。
在北京的談判雖然也有不少不同意見，但在周總理的親自領導下，難點逐一解決了。記得1月6日晚上週總理同黑格會晤，黑格在談話中用了「美國關心中國的生存能力」這樣的話，周總理當場給予嚴厲的反駁，明確地告訴黑格，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我們是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我們不接受「生存能力」這樣的用詞。中美關係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那天晚上談得很晚，送黑格出會議廳時，我看到總理身邊工作人員神情黯然，我問出什麼事了。他們說剛接到電話，陳老總（陳毅同志）去世了！我看著又回到大廳在吩咐事情的總理，他顯得有些疲憊。我問：「告訴總理了嗎？」工作人員說：「還沒有。總理這幾天很累，真想讓他今晚睡個覺，明天早上再告訴他。這幾天又沒法休息了！」
回到我們集中的民族飯店，記得已是夜半時分。我躺下不久，突然被電話鈴聲驚醒，通知說要我立即去毛主席那裡，彙報黑格訪問會談情況。看看錶，是凌晨三點半。我匆匆趕到主席住處，那天晚上主席只找了王海容、唐聞生和我。
大約第二天，黑格一行就動身去上海。到達上海的當天晚上，當時上海市的領導徐景賢主持了一個歡迎宴會。那時的上海是「四人幫」的根據地，那些市委、市政府的頭頭都很趾高氣揚，不大把北京陪同的兩位部級領導放在眼裡。宴會上，徐景賢作了個歡迎詞祝酒。不知為什麼，黑格將軍始終沒有站起來致答詞。我擔任他的翻譯，中間猶豫過是否應當提醒他。但繼而一想又不合適，誰知道黑格怎麼想，為什麼不講話？這是美方的事，我覺得不應當去提醒。但我明顯地感覺到徐景賢很不高興。宴會的後一半氣氛逐漸冷淡，雙方無話可說了。當晚宴會後不久，上海市外辦的主任就來電話說：「黑格今晚不祝酒是公然蔑視中國，態度極壞，要向他抗議！」北京的陪同領導企圖說服他們黑格恐怕不是故意的，因為在北京一切都談得比較順利。但上海市的那幫人執意要教訓這幫美國人。第二天上午，正當我們陪同黑格參觀工業展覽館時，上海市的一個頭頭趕到展覽館拿出一本當天的「參考資料」，上面有一條外電報道是美國同臺灣簽了個什麼約。於是這位上海市頭頭說正當黑格訪華期間，美國政府同臺灣「加緊勾結」，這是故意的反華動作，必須向黑格提出抗議，否則是喪失原則立場。我們婉轉地提出希望他們考慮中央對中美關係的全盤戰略，以大局為重。但上海的頭頭們堅持己見，命令他們自己外辦的翻譯把黑格將軍叫到展覽廳外，向他提出口頭抗議。一時氣氛變得十分緊張。我看得出，黑格表情迷茫，不知為何一離開北京，這種對立的敵意越來越重。
當天下午，我們從上海飛往杭州。我本以為總算離開上海了，到了杭州一切又會回覆到北京毛主席設計的軌道上來。沒想到在杭州機場上，我們見到的是一排表情極其嚴肅、毫無笑容的領導人。於是走出機艙時美國人臉上的笑意也都凍結了。驅車到了旅店，放下行李，當地外辦就催促大家去遊西湖，這是因為尼克松來杭州時要有此節目。1月上旬的杭州，陰冷陰冷的！那天的天氣也是陰沉沉的，似乎老天爺也在生氣。我們從上海趕來，此時又冷又餓，當時以為遊船上會像通常接待貴賓時那樣有豐盛的小食品，有春意融融的取暖裝置，因此都急急地想上船。我猜那一大幫美國人像趕鴨子似的被我們趕上游船時一定也是這樣期望的。
然而，上得船來，我們都很納悶。船上裝置極為簡單，桌子上除了一排茶杯之外，什麼吃的東西都沒有。空氣也很溼冷。於是，大家只能穿著大衣，雙手捂著茶杯取暖。船上陪同的杭州領導同在機場迎接時一樣冷冰冰地似乎「話不投機半句多」，基本不開口。大家悶坐在船上，一大幫美國人規規矩矩坐著，顯然很侷促。此時我實在不懂為何有此變化。於是我抽空到外面拉住一位杭州市外辦的幹部問他為什麼一點吃的東西都不備，這樣寒酸太不像樣了。接待一般外賓都不該如此怠慢，何況黑格一行是尼克松的先遣隊。那位外辦的幹部坦率地告訴我：「昨天我們其實是按最高規格準備的。船上擺滿甜、鹹點心，糖果及水果各種食品。但是下午接到上海領導來的電話，說黑格一行態度很壞，要給他們‘冷處理’，降低規格。所以我們連夜把船上的東西撤掉，只准備茶水。」
遊湖就這樣在寒風中開始在細雨中結束，回到住處。這是黑格一行在中國的最後一站，最後一整天。第二天一早，他們將啟程回美國，先從杭州坐我們的飛機到上海虹橋機場，接著換乘美方停在上海的專機。這天晚餐後，北京來的主要陪同人員開會，意見分歧。在上海事件發生後，我們內部就出現了不同的意見。我們一批年輕人認為上海領導的做法不符合毛主席對中美關係的戰略方針，為尼克松訪華造成障礙，應當抵制。比我沉穩的同志認為黑格也有錯，我們在上海要尊重當地領導。此時到了杭州，這個矛盾更大了，內部爭論激烈。最後年輕的同志打了長途電話回外交部要求把這些情況立即向周總理報告請示。半夜三點，我們還在杭州賓館的大會客室中爭論，周總理親自打電話到杭州，嚴厲地批評陪同來杭的領導沒有抵制上海、杭州的錯誤。周總理說他接到報告後立即報告了毛主席，主席很生氣，說這是干擾了中美關係的發展，一定要在黑格離開中國前補救。毛主席並親自指示上海市當時在北京的主要領導王洪文、張春橋連夜趕赴上海為黑格送行。另外毛主席更獨特的指示是美國人到達上海時，給他們每個人送十斤糖果。
杭州賓館會客室裡一片歡欣。兩天來的陰霾壓抑氣氛被毛主席英明而幽默的決斷一掃而光。主席的幽默是送美國人十斤糖果。這裡有一段故事。當基辛格在1971年10月第一次公開來華訪問住在國賓館時，我們在每個美國人的房裡都放了糖果。後來樓層的服務員好奇地問我們說這些美國人怎麼那麼愛吃糖，半天那一盤糖就吃光了。還有更奇怪的是他們是不是連糖紙也一起吃，房間裡沒有多少糖紙。70年代初，賓館的服務員多是農村孩子，也從未接待過美國人。我們當時把這件事當成趣聞告訴了毛主席。主席很高興，當即說美國人那麼喜歡中國糖，那很好嘛。告訴服務員盤子空了就填滿，讓他們多帶點回美國擴大影響！因此，毛主席指示在黑格一行路過上海機場時送每人十斤糖果是因為他知道美國人很喜歡中國糖果。
黑格將軍一行一覺醒來，肯定覺得是換了人間！杭州的天晴了，笑容也絢爛地綻開在每個主人的臉上。在機場告別時，那熱情勁頭與頭一天的情景恍若隔世。而更大的驚奇還在上海。當飛機降落在上海機場時，原來只准備在貴賓室稍事休息吃頓便餐就換乘他們自己的專機，誰能料到走進貴賓候機廳時眼睛為之一亮。裡面熱情洋溢，張燈結綵，攝影記者的水銀燈不斷閃亮。王洪文、張春橋以及那個主持歡迎宴會的徐景賢全都是笑容滿面迎上來，逐一與黑格一行握手，一時歡聲笑語充滿大廳。雖僅是上午十點多鐘，主人堅持要盛宴款待，大廳裡已擺滿餐桌，桌上美味佳餚。這一切對美國人來說大概如同是「愛麗絲漫遊仙境」，對我們北京來的陪同，我們深感這一切都是毛主席在中南海運籌帷幄挽回了一場中美關係還很稚嫩時的不必要的挫折，使其回到主席偉大戰略的軌道。雖說上海那些頭頭做得頗為過分，但也產生一種類似喜劇的效果。
黑格在受寵若驚及迷惑不解之餘，忍不住轉頭問我能不能告訴他這兩天發生的變化是怎麼回事。我不忍心讓他帶著這疑團回去，於是故作輕鬆地說：「也沒什麼大事，小小的誤會。你在上海的歡迎宴會上不回答主人的祝酒，主人以為你是有意怠慢他們。現在弄明白了，你是不大清楚中國的習慣。」黑格恍然大悟，於是說「等一會兒，他們祝酒我一定回答」，並請我提醒他什麼時候致答詞最好。
這一場喜劇的高峰自然是送那十斤糖果。豐盛的午宴上主人頻頻敬酒，用的是茅臺。我看黑格不論是否習慣中午喝烈性酒，也在「盛情難卻」之下喝了許多杯。此時訪問圓滿結束，客人起身準備登機，只見服務員推進來一大摞粉紅錦緞的糖果盒。後來我們才知道，當天凌晨毛主席的指示到達上海後，糖果廠立即召集工人，突擊加工，製作出這一批糖盒。糖盒的外面是粉紅的錦緞，裡面是分成九個格子，每格一種不同的糖果。當時運到機場時，盒子的外面還是潮乎乎的，糨糊未乾。十斤裝的糖盒分量是不輕的，但此刻行李都已裝入機艙，全體美國人只能每人捧一個糖盒魚貫排隊上他們的專機。那情景確實十分熱鬧。黑格將軍終於圓滿完成了先遣隊的任務，卻不知道是毛主席保佑了他和他的使命。
然而，歡笑之後，我們北京陪同隊伍可不輕鬆。頭天晚上，周總理在電話中傳達毛主席的批評後指示在送走黑格之後，全體人員開會進行檢討。周總理還指示回到北京後不要解散，全體集中在外交部待命。我們從虹橋機場回到錦江賓館後足足開了一天會，大家都為差點造成錯誤，干擾了毛主席的決策而心情沉重。第二天，我們全體回京，帶著行李在外交部三樓會議室等候周總理召見。後來周總理接見了全體陪同組，又一次耐心地講了毛主席設計中美關係的許多道理與思想，教育大家要抵制錯誤的傾向。
70年代我有幸見到的另一件毛主席外交戰略的偉大決策是1971年中國進入聯合國。這件事從因果關係來說也是毛主席開啟中美關係策略的必然結果。自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由於美國的阻撓，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始終為臺灣所佔。1971年基辛格訪華以及尼克松即將訪華的公報發表之後，這一年9月的第二十六屆聯大，關於恢復中國聯合國席位提案的辯論形勢起了重大變化。亞非拉的許多國家紛紛脫離美國的控制，獨立地考慮聯合國的中國席位問題。決議的投票是在10月中旬的一天，我記得正巧是基辛格第一次公開訪華的最後一天。當時尼克松政府認為中美之間建立聯絡之後，中國必然要恢復聯合國席位。但他們習慣於由美國安排時間表，因而認為最佳時間是在尼克松1972年2月訪華之後的當年聯大第二十七屆會議。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可能也需一年時間。但這個估計是保守的。在提案討論時，許多國家的代表不願再聽從美國這根指揮棒。他們說你們總統可以到中國去，可是卻不許我們投票贊成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這一次我們不聽你們的了！據說當時的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布什四處遊說，最後不得不央求有些代表在投票時如果實在不願意投反對票可以離開會場去洗手間，至少不要投贊成票。
最終歷史的潮流不可逆轉，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的決議還是通過了。訊息傳來，全國振奮。尤其是在外交部，一年又一年的努力終於取得了成果，能不歡欣鼓舞？！然而當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的電報到達中國政府，邀請派代表參加本屆聯大時，外交部的領導躊躇了。從每個人的心裡講，為之奮鬥二十多年的事業實現了，自然要揚眉吐氣地到紐約去，到聯合國的講壇去一展新中國的雄姿。然而，在那「左」傾思潮氾濫，「四人幫」動輒打棍子、扣帽子的時代，外交部的領導幹部大多是剛剛從批鬥中「解放」出來的，向中央建議派代表去紐約，去那個當時還基本上被美、蘇控制的聯合國與他們坐在一起討論天下大事，弄得不好是很容易被扣上「右傾投降主義」帽子的。
就在這關鍵時刻，周總理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前往紐約參加第二十六屆聯大！周總理極為興奮！外交部的上下也沸騰了！1951年，伍修權同志曾率團去聯合國，當時喬冠華是顧問。但那是去參加安理會的辯論，因為聯合國誣衊中國在朝鮮戰爭中是「侵略者」。當時中國的席位是臺灣佔據的。而這一次在相隔二十年之後，新中國昂首闊步要走進聯合國大廳在中國的座位上就座了，這怎能不令為外交事業貢獻畢生精力的外交戰士興奮不已呢？！
接著，毛主席又親自點將，指示由喬冠華任中國代表團團長。他還親自審定了代表團全體成員名單，指派了隨團翻譯。在一切準備工作就緒後，毛主席接見了代表團主要成員。記得那一天我坐在主席的會客室裡，心情真是激動極了。毛主席說：「我們進了聯合國，當然要去！這就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後來，在我們聯大代表團途經巴黎乘法航飛越大西洋前往紐約時，冠華心潮澎湃，寫了一首詩，最後兩句就是：此去欲何為？入虎穴，擒虎子！
毛主席還指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代表團去聯合國，這是件大事。代表團離京、回京都要政治局全體歡送、迎接。前些天，我重新看了一遍當年記載這一段歷史的紀錄片。我邊看邊忍不住流淚。不僅僅是我又重新見到了周總理、冠華充滿自信的神態，而且為那個年代毛主席外交策略的光輝勝利！至此，我才真正理解半年前毛主席調我進外交部是對我何等的厚愛和殷切期望！
在這一段經歷中，也許還應當提及的是我與主席的兩次談話，一次是主席指點我擺脫我的失敗的婚姻；另一次是主席指示我去紐約拜訪國民黨前外交部長、駐美大使顧維鈞。
第一次談話是在1972年的9月29日晚。那是日本田中首相訪華締結中日邦交後離開北京的當日。中日建交這件歷史性的大事是毛主席外交決策的重大勝利，他對此也十分高興。田中首相離京的當晚，毛主席召集參與工作的領導與部分工作人員彙報，在場的有周總理、廖承志、姬鵬飛、喬冠華等人及我們幾個翻譯、工作人員。主席那天情緒很高，談了與日本的關係，也談了許多其他的事。我當時坐在面對主席的一張臨時搬來的椅子上，毛主席突然對著我說：「我今天要批評我的老師。章老師，你這個人沒有出息！」因為當天的氣氛特別輕鬆，我以為毛主席在說笑，於是很隨便地笑著回答：「我從來就沒出息，主席你批評吧！」此時主席卻很認真地說：「你的丈夫早已和你沒有感情，你為什麼還不離婚？為什麼還怕別人知道？」我萬沒想到主席當著這麼多人談我那失敗的婚姻。當時，我雖已分居多年，但由於種種顧慮一直拖著未辦離婚手續。我沒有想到主席關心我個人生活，一時窘迫得不知作答。主席接著又開導我，他說婚姻不是束縛，沒有感情了就要解放自己。他說任何死亡的婚姻對女方是最不利的，如果今後婚姻制度改革，改成男女雙方訂個契約，一定年限之後或續訂或解約，那時間定得太長也對女方不利。毛主席又對我說：「你還年輕嘛，幹嗎不早點解放自己？我這個老師就是太要面子，怕人家說閒話？怕什麼嘛？你還怕別人在背後說你是私生子？那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孔夫子也是私生子。私生子聰明呢！」主席一番話使我十分感動。我的眼眶溼潤了，我流著淚說：「謝謝主席的關懷，我一定照辦。」後來，當主席聽說我辦完離婚手續時，他派人深夜送來一筐金日成同志送給他的大紅蘋果，說是祝賀我自己解放自己了。毛主席把我調到外交部，改變了我的事業前程，這一次毛主席又開導我結束死亡的婚姻，使我個人的生活出現了徹底的轉機。那一天的談話，喬冠華同志也在座，他是個嚴格恪守道德準則的人，如果不是在毛主席那裡得知我的婚姻早已在多年前破裂，他是永遠不會對我透露他的感情的。記得他第一次的試探，一開始就問毛主席那天晚上講的關於你的事是不是真的？可以說，一年多後我和冠華的結合正是毛主席那番談話播下的種子。
1972年9月我正準備隨中國代表團前往紐約出席第二十七屆聯合國大會時，主席在一次臨行前的指示談話時給了我一項特殊任務，要我去看望國民黨前外交部長、駐美大使顧維鈞先生。主席說他很敬佩顧維鈞的外交才華和為人。當時顧老先生已八旬高齡，退休後在美國當寓公。毛主席囑咐我說不要用官方名義去看他，也不必提是毛主席要我去的。因為顧老先生與我父親也可稱是世交，我可以用晚輩名義去看望他。顧老先生的女兒是當時在聯合國工作的一位局長，可以請她安排。毛主席說要我向顧維鈞先生介紹大陸的情況並且邀請他回大陸來看一看。毛主席還要我告訴他統一祖國是海峽兩岸愛國人士的共同意願。
根據主席的指示，我於這年10月5日在紐約顧老先生女兒住所拜訪了他並共進晚餐。那時老人雖已高齡，但精神極好，並且步履矯健。他極有興趣地問了大陸許多情況，但卻迴避了訪問大陸的邀請。一年前我們剛剛取代臺灣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在此時計劃訪問大陸的確時機尚不成熟。可惜的是，一直到顧老先生逝世，他都未曾有機會回到故土親眼看一看家鄉的變化。
10月9日，我從紐約剛到北京，馬上接到通知，要我第二天晚上去主席那裡彙報與顧維鈞會面的情況。這是我到外交部工作後唯一一次與毛主席單獨在一起談話。主席對會見問得非常仔細，也很諒解顧維鈞暫時不便回大陸訪問。他說要向這些國民黨的元老們做工作，介紹大陸的發展。聯絡到次年5月毛主席建議九十二歲高齡的父親重訪香港，與臺灣老友恢復聯絡，共議兩岸統一的大計，我深感毛主席在70年代國際舞臺上取得輝煌勝利之後，他已開始運籌帷幄，構思祖國統一的藍圖。那天在主席那裡，我又感到一種無需戒備的無拘無束。只是看到主席明顯的衰老，想起當年健壯的他，心頭有一陣陣心酸，祈禱著上蒼保佑，讓這位巨人在這世上停留得長久些，再長久些……
毛主席生前愛讀歷史，幾乎每次見到他，他都要談及中國久遠的歷史。他也愛談帝王將相，從秦始皇到漢高祖，都是他常常提及的。現在，歲月流逝，毛主席自己也已成為歷史，而且是中國歷史上最近的一位偉人。對於他一生的業績，我相信後人無論如何評說都不可能否認他給中國帶來的鉅變。對於我來說，我只願記得他是個中國革命的偉大導師，我父親的一位摯友，曾經改變我人生道路的長輩。至於他晚年所說所做的許多事，包括我所親身耳聞目睹的一部分，我至今困惑，至今不解，但也不想去研究。生活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匆匆人生幾十載。毛主席的一生如此轟轟烈烈，如此波瀾壯闊，我有幸能在他身邊受到教益，這已是我一生中的大幸，對於我的匆匆人生而言，實為殊榮。我願長久地把毛主席對我的教誨留在我餘生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