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陰難再，歲月無情，轉眼已是毛澤東主席誕辰一百週年。冷峻的歷史在無情歲月中捲走了一個個革命的偉人，即使是毛澤東這樣的巨人，也難以百歲人生。我沉浮於歷史的激流中，憶起初見主席的情景，當時我還是個孤獨寡言的小女孩。如今，四十多年過去了，昔日稚氣少年飽經了人間滄桑，年近花甲。回首往事，撫今思昔，能不感慨無限，眷戀無限！
幾十年中，我見到毛主席的時間其實是很有限的。如今，當我從記憶的深處編織這些往事，化成紀念他的文字時，我卻十分驚異地發現，儘管我與毛主席見面時間不多，他卻在我生活的每一個關鍵時刻幾乎主宰了我的命運。在我構思這篇文章時，偶爾對朋友說：「我要寫毛主席，可不知道如何寫才好。」那位朋友說：「就寫一個偉人，而不是神。」我知道這是時下的一種潮流，都寫「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但我仍感茫然。自然，毛澤東也是個有千百種普通人的情感的人，但對於我來說，他總有種不可抗拒的近似神靈的力量……我仍然不知如何落筆，我只能從初見主席寫起……
那是1950年的國慶節。毛主席在中南海里（好像是懷仁堂）舉行了一次國慶招待會，被邀請的客人很多。那時我隨家裡人剛從上海遷來北京不久，完全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十四歲女孩子。我不記得為什麼那個招待會請的客人中不少人帶了自己的孩子去，反正父親對我說要帶我去見見毛主席。當時我對於離開生於斯長於斯的上海大都市生活充滿眷戀，因而對北京的一切也就充滿敵意和那種少年時代極易產生的逆反心理，所以對於後來被人們稱為殊榮的去中南海見毛主席並不感到激動，只是為了不違逆父親的意願隨便去看看熱鬧而已。父親帶我到大廳時，已是賓朋濟濟，許多人等候多時了。稍許，高大的毛主席朝父親走來。他們握手寒暄，互致問候。父親指指我說：「這是我的女兒，帶來見見毛主席。」現在回想我當時的心態真是荒唐至極。我只是對毛主席看看，點點頭，因為我不知道該叫他什麼。以往家裡人從來都告訴我叫誰「伯伯」叫誰「叔叔」，我不懂稱呼職務的習慣。倒是毛主席以長輩的姿態拍拍我說：「好嘛！好嘛！有多大了？」還是父親代我作答，我幾乎一句話沒說，那倒並非畏懼，只是不知道該跟這位大人物說什麼好。於是，主席笑著對我說：「你父親是大學問家，你要好好向他學噢！」我還是笑笑，點點頭。父親又與許多人握手，大概有不少中央領導，但我都不認識。我只是覺得很無聊，周圍全是大人們在講話。過了一會兒，毛主席帶著江青走過來，給父親介紹，他們似乎也是初次見面。這時毛主席轉過來對我說：「小孩子和我們在一起沒意思吧？我提議，你們都到外面去耍，吃飯再回來。」我挺高興能從這群大人們中脫身。於是江青笑著要我跟她走。在朝大門走去的路上她又招呼了幾個孩子，加上已在門口等候的大約十多個像我一樣半大不小的一群，就跟著江青在中南海里兜轉。走了一段路後，我們來到一個好像花園一般的院子裡。我們在裡面逛了一會兒，江青說該回去吃飯了。於是，大家又一起回到大廳。直到晚宴結束我才又見到毛主席。他和客人們握手告別。那時的毛主席在我印象中特別高大魁梧，堅實沉穩，同我後來的感覺有相當的差異。
待我再見到毛主席時，已是十三年後的1963年了。那時，我已經讀完中學、大學、研究生，成了外語學院英語系的一名青年教師，1957年我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年的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七十壽辰。為此主席辦了一次家宴，除了他的親屬，外人只請了四位湖南老人程潛、葉恭綽、王季範和我父親章士釗。接到邀請時有一項很獨特的說明：主席說很抱歉不請夫人但可以帶一名子女。於是，父親又帶我去赴宴。這時的我當然已不同於十三年前了。對於要去謁見我們黨的偉大領袖，我是十分興奮、緊張，又夾雜著膽怯。不記得是中南海的哪個廳了，當時，主席的幾個孩子在。江青似乎在忙別的事，她總是進進出出，飯前沒有坐下來參加談話。記得有一次她進來向主席報告說彭真同志來過，談過什麼事後走了。客人中程、葉和我父親各帶一個女兒，王季範帶孫女王海容。我坐在那裡很不自在。在場的老一輩人自然都是老友，他們在與毛主席熱烈交談。其他的年輕人似乎彼此熟悉，只有我平日一直住在學校，幾乎從來不同父親朋友們的家庭來往，因而同他們都很陌生，自然也就帶著幾分拘謹。他們之間談笑風生無人理睬我，我也只好坐得遠遠的，聽著老一輩和小一輩的高談闊論。這時，我的那份興奮與激動早已煙消雲散，那種被冷落孤立的感覺使我只想早點結束早點回家。就在這時，毛主席突然從大廳盡頭的沙發裡朝我說：「含之同志已經當老師了？你教英語有多少時間了？」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說：「我1957年本科畢業，下放農村一年，又讀了兩年研究生，1960年正式開始教書，三年了。」主席又問：「教什麼啊？」我答：「低年級的英語口筆語實踐課，還準備高年級的英國文學史講座。」毛主席說：「你喜歡文學？」我說：「很喜歡。」後來，在我陪同毛主席讀英語時，他常常戲稱我是「文學派」。談話到此時，我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毛主席的下一個問題竟是：「章老師，你願不願意當我的老師啊？我跟你學英語。」我絕對認為毛主席是在開玩笑。而且即使知道是玩笑，我也惶惶然地不好回答，於是我期期艾艾地說：「主席，我哪裡敢當您的老師！您是我們大家的老師。」毛主席卻很認真：「教英語我就當不了老師了，還要拜你為師啊！」我不知所措。這時父親打圓場說：「主席什麼時候要含之來，告訴她就是了。」主席說：「那好！」我的窘迫過去了，我以為這不過是一場戲談，隨著家宴結束沒有再想過。
我萬沒想到大約一週之後，接近週末的一天，校務辦公室派人找我說主席辦公室的秘書打電話找我。當我拿起電話聽筒時，那邊接話的竟是毛主席的外事秘書林克同志。他說：「主席吩咐我給你打電話，說他同你講好了，你教他英語。主席問你是否可以從這個星期日就開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主席還真把那玩笑當真了！我支支吾吾地說：「我以為主席不過說說而已，沒想到是真的。我一點準備沒有，萬一教不好怎麼辦？」林克同志說：「你不要緊張，主席很和藹，他想讀點英文也是作為一種休息，你就來吧。」他告訴我進中南海西門，並說他會關照門口警衛放行。
我回家告訴父親，他很高興。我說我好緊張。他說大可不必，他同主席是世交，說起來他是楊懷中先生的老友，從20年代起就認識了主席。他說過去稱主席「潤之」，現在當了領袖了，見面稱主席，但毛主席仍尊他為長，稱他「行老」。
於是，1964年元旦過後的那個星期日，我到主席那裡開始教他英語，從此我生活中一系列的重大轉折都離不開毛主席的決斷。去之前，父親要我帶一套書給毛主席，是日文版的全套《智囊》，他說是主席家宴那天問他借的。後來，我給主席，主席說看完就還。我說父親說主席愛看，就留在主席那裡好了。主席說：「那不行，借書嘛，有借有還，再借不難。」幾周後，果然交給我還給父親，又換了另一套。我在陪同主席學英語的幾個月中一直承擔了他和父親之間的通訊員，負責圖書交換。父親去世後，我把父親留下的最好的書籍全部送給毛主席。他很高興，問我父親其他的大量藏書如何處理？我說已決定捐給文史館，因為父親生前是文史館長。主席問拿走沒有？我說通知他們兩個月了，還未來搬。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文史館的正常學術活動也受很大影響。主席說：「沒拿走很好。你不要去捐給文史館或其他圖書館，他們放在地下室，結果餵了耗子。你要好好儲存起來。書是要讓懂書的人看才有價值，你把他們借給真正懂書的人。有借有還，這才是發揮了書的作用。以後可以辦一個紀念館儲存起來。」正是主席這番指示，使我決定把剩下的書籍保留至今。現在我也快進入花甲之年，應該著手按主席當年意見籌組成立一個父親的小型紀念館，把他的藏書陳列出來，供懂書的人使用。
毛主席學英語確實是一種休息。他和我討論英語詞彙興致勃勃，總能暫時從他那日理萬機的繁忙國事中超脫出來。他自己選定的教材是當時發表的批判修正主義的「九評」文章的英譯本。這些文章當然都曾經過他的審定，因而他對內容十分熟悉，不必解釋。他要我做的僅是告訴他那些政治詞彙的中英對照，英語發音以及某些句子的語法結構。每次學英語也不過一個多小時。儘管如此，毛主席卻對每一個語文現象都十分認真。記得有一次他問我英語的組詞規律。我講到英語的詞根，字首和字尾，動詞、名詞的轉換以及肯定與否定詞義的變換。毛主席聽得非常認真。他說：「這個英語還蠻科學的。修正主義這個詞從動詞‘修正’來的，加上‘lat’就變人，修正主義者。這個很好記，比漢語有規律。」毛主席對發音也很認真。他的濃重的湖南口音自然不可能標準地讀出英語，但他卻一絲不苟地把「l」和「n」這個湖南、湖北人一般分不清的子音分辨得很清楚。有幾次學完英語，主席要我陪他去院子裡散步。春寒料峭，我去拿大衣、圍巾，主席卻只披一件呢大衣，不戴圍巾，不戴帽子。他要我也鍛鍊不戴圍巾，那時的毛主席還是很健壯的。後來到70年代，當我眼見他日趨衰老時，心裡常心酸地想起60年代初期的主席。
那時候陪主席學英語，周圍只有主席、我以及吳旭君護士長三個人，氣氛十分融洽。我一般都是下午四點到主席那裡。讀完英文，出去散步，然後，主席每次都留我、吳旭君和他一起吃晚飯。在我印象中，晚飯總是有個火鍋。主席很愛吃肥肉，他把大塊的肥肉放在火鍋裡，然後蘸著作料大口地吃，胃口很好。主席也叫我吃。上海長大的女孩子大多數是不吃肥肉的。只有在毛主席那裡，為了不掃他的興，我每次都吞嚥一兩塊切成大方塊的真正大肥肉，那感覺就像把半塊黃油一口吞下去一般。三人晚餐時，我是最放鬆的，那情景很像是個和睦的家庭，我和小吳陪著我們的長輩吃飯，邊吃邊閒談，談中南海外邊的趣事，也聽毛主席對許多事的評講。可惜我事後作的一些簡要筆錄，「文化大革命」時，都被外語學院的紅衛兵勒令交出了，以後再也沒有回到我手中。但是有些談話給我的啟迪是我終生難忘的。
給我觸動很深的幾次談話是關於我父親。由於在我尚未懂事的時候父親就隻身去了重慶，1945年回到上海時又帶回一位「抗戰夫人」，我和他之間那種陌生與隔閡似乎就與生俱來，從沒有父女間的舐犢之情。到北京後雖然生活在一起，可我在感情上同他之間的那座冰山始終未能消融。後來，我在入團、入黨過程中，自然是毫不勉強、心甘情願地就把他當成是舊官僚、舊政客的代表，徹底批判；入黨後更時時都視他為敵對階級的代表，記得在外交部工作時，當時一位幹部司的領導曾開玩笑說我的檔案裡如果取掉了我那些批判父親的材料，幾乎就沒東西了。在50年代和60年代，這是我們這一代非無產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投向革命的必經之路。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一番開導，我和父親的關係恐怕直到最後也不能化解，我也就會因此而內疚終生，自責終生。
主席同我第一次關於父親的談話是在一次討論完英語之後。毛主席點上一根香菸，靠在沙發裡，緩緩地問我：「你和你的父親，我的老朋友章行老關係怎麼樣啊？」我說：「生活上我們是一家人，我平時住在學校，週末回家。不過政治上，我們是兩條路。他是舊官僚，代表剝削階級。我是共產黨員。我同他劃清界限。」毛主席聽了我的話，從沙發裡坐直身軀，兩眼炯炯有神地注視著我，然後說：「啊呀！這麼嚴重啊！還要劃清界限！」我說：「入黨的時候，黨組織再三這樣教育的。」主席問：「你什麼時候入的黨啊？」我答：「1957年1月。」主席微笑著故作驚奇：「了不得啊！我這個主席還不知道，我的章老師硬是我黨的老黨員嘛！」我很不好意思地說：「主席開我玩笑，我這個大學畢業才入黨的知識分子黨員，哪裡敢稱是老黨員……」毛主席接著問我：「你說要同行老劃清界限，可不可以講給我聽聽劃清什麼界限啊？」於是，我說父親當過北洋軍閥段祺瑞的教育總長，反對學生運動。我說魯迅在很多文章裡都罵過父親，我在中學上語文課時，老師在臺上講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都點父親的名，我坐在課堂裡如坐針氈，老師批判章士釗，同學們偷偷拿眼光掃我。毛主席說：「就為這個？我現在考考你。你知不知道行老還有革命的一面？」我愣住了，說：「自然，他是主席的朋友。」主席說：「我的朋友也有反動派呢！不過行老不是。你知不知道他青年時代反對滿清王朝的歷史？他很激進呢！你知不知道《蘇報》案？要講再近一點，你知不知道他對共產黨的幫助？」我只得承認我不知道。於是，毛主席嚴肅地說：「你要批判你父親，可是你連他的歷史還沒搞清楚，怎麼批判呢？行老一生做的好事很多。他當然不是唯物主義者，我在成為共產黨之前也不是嘛，我曾經相信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後才相信共產主義。你父親歷史上做過幾件錯事，那是很早的事，他當教育總長，不喜歡學生鬧事，僱了一批老媽子硬是把罷課學生架出去了。學生有氣，砸了他的家。」說到這裡，主席笑了，我也笑了。主席又說：「至於和魯迅打架，你也不要太認真。打架嘛，總會言過其實。行老為《蘇報》案坐過牢，流亡日本，和孫中山一起推翻清王朝。這些都是革命的，你作為小輩應該知道。」我一下子蒙了，我沉默，我慚愧，眼前一片空白。主席接著說：「你參加共產黨，我高興。章行老的女兒1957年就參加了共產黨，這是共產黨挖了行老牆腳。這是好事。不過行老自己也高興嘛，他很為你驕傲，可見得行老相信共產黨，把女兒交給共產黨他放心。」主席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不過你要知道，我高興你參加共產黨並不是要你去造行老的反，去和他鬥爭。你要好好了解他的一生，要代表共產黨去照顧他，愛護他。你既然是共產黨，那你在家裡就是黨代表了嘛！」後來吃飯時，主席又告訴我，1946年他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時，蔣態度曖昧，對談判缺乏誠意。當時主席廣泛聽取了各界民主人士對時局的看法，也和父親談了，父親當時在一張紙上寫了一個「走」字，然後對主席說：「老蔣對和平不會有誠意，我勸你‘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重慶不可久留。」主席說當時父親的意見十分中肯，對他最後作出返回延安的決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主席對我說：「這難道還不說明行老是共產黨的朋友嗎？你參加了共產黨就是背叛了你父親的階級，但是你要團結他，替共產黨照顧好他才對。」
後來，在又一次陪同毛主席散步時，他又對我講了父親為主席籌募資金的事。記得那是個很冷的天氣，主席快步走著，突然停下來問我：「行老有沒有告訴過你，我還欠他一筆債沒有還呢！」我以為主席在開玩笑，我說父親沒有講過，要是主席欠債父親是必定不會催債的。主席卻很認真地說：「也許行老忘了。這筆債我見到你，想起來了，早該還了！」於是，毛主席告訴我，1920年，毛主席為籌備黨的成立、湖南的革命運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量較大的銀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親，當然沒有告訴父親要成立共產黨，只說是為一批有志青年籌款去歐洲勤工儉學，請父親幫忙。父親立即答應，隨後又發動社會各界名流捐款。由於父親的影響和努力，最後一共籌集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毛主席。主席笑著對我說：「行老哪裡曉得他募捐來的這筆錢幫了共產黨的大忙。當時，一部分錢確實供一批同志去歐洲。另一部分我們回湖南用去造反鬧革命了！」毛主席說：「你回去告訴行老，我從現在開始要還他這筆欠了近五十年的債，一年還兩千元，十年還完兩萬。」我回家告訴父親，父親哈哈大笑說：「確有其事，主席竟還記得！」父親和我都未想到幾天之後，毛主席果真派徐秘書送上第一個兩千元，並說今後每年春節送上兩千元。這倒使父親十分不安，他要我轉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贈，當時的銀元是募集來的，他自己也拿不出這筆鉅款。主席聽了我的傳話微笑著說：「你也不懂我這是用我的稿費給行老一點生活補助啊？他給我們共產黨的幫助哪裡是我能用人民幣償還的呢？你們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無錢，又愛管閒事，散錢去幫助那許多人。他寫給我的信多半是替別人解決問題。有的事政府解決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幫助了。我要是明說給他補助，他這位老先生的脾氣我知道，是不會收的。所以我說還債。你就告訴他，我毛澤東說的，欠的賬是無論如何要還的。這個錢是從我的稿酬中付的。」
自此，每年春節初二這天，毛主席必定派徐秘書送來兩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滿累計兩萬元。1973年的春節過後不久，毛主席問我送給父親的錢送去沒有。我說：「今年沒有送。」主席問為什麼。我說：「主席忘了，當初說定十年分期償還，還足兩萬。去年已是最後一筆，主席當年借的兩萬已還清了。」主席笑了，並說：「怪我沒說清，這個錢是給你們那位老人家的補助，哪裡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訴他們馬上補送。」我說父親不會肯收，他當初說那就只收十年。主席說：「你回去告訴行老，從今年開始還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應該多少。就這樣還下去，行老只要健在，這個利息是要還下去的。」接著主席認真地對我說：「這個錢一直送到行老不在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們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親的遺產。」
還有一次，我向主席講我的身世，我告訴他我和父親感情淡漠可能因為父母親守口如瓶不告訴我真相，我其實不是他們的親生女兒我是父親在我出生八個月時收養的。主席以十分親切的口氣對我說：「你不要把這種血緣關係看得太重！你的生身母親雖然生了你，卻沒有撫養你。你們只不過是血緣關係。她只不過是把你帶到這個世界上來了。而行老夫婦不僅撫養你，還培養你成人，使你今天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這是比血緣重要得多的人和人的關係，你應當把他們真正當做自己的父母才對！」
正是毛主席這些孜孜不倦的教導融化了壓在我心頭的冰山，使我對父親有了重新的認識，我們父女之間的隔閡從那時起才逐漸冰釋，有了父女晚年間溫馨信賴的氛圍。撫今追昔，我所以能夠還不自愧，心底裡還總有個曾經存在的家，也是全賴主席當年的一片苦心。
同主席一起吃飯的餐桌談話是那麼豐富多彩，充滿教益，今天回想起來仍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我記得毛主席的飯菜是極其簡單的，每次總是由一位服務員用提盒送來。一般都沒有酒或飲料。只有一次，毛主席說要請我喝一杯黃酒，因為那一天決定了中國同法國建交，第二天要公佈。這是我們同西歐第一個國家建交，主席格外高興。他對我說：「戴高樂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他有魄力作為第一個西方國家同中國建交。我希望他有機會來中國訪問。」可惜，戴高樂將軍沒有能實現他訪華的願望，毛主席也未能與這位評價很高的法國元首會晤。後來，法國總統蓬皮杜1973年訪華時，主席會見了他，當時還感慨地提到戴高樂將軍未能訪華的遺憾。
另一段毛主席與我的有趣談話也許是關於外語教學中文學與政治題材比例的討論。我那時年輕，說話沒有顧慮，竟然同毛主席有一場熱烈的討論。毛主席問我教學生用什麼教材？我說大部分是文學性的題材，也有新聞、政論等內容。主席說：「我看應該以政治題材為主。」我說還是應當以文學題材為主，還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我的觀點。主席笑著說：「啊呀，你這個文學派好頑固啊！」我說：「主席對中國文學如此淵博，寫了那麼多好詩詞、好文章，外文也一樣啊！」毛主席說：「好，好，我們妥協。七分政治三分文學，可不可以，我的章老師？」我說：「主席，我們把三和七倒過來，好嗎？七分文學三分政治。」毛主席說：「這個章老師好厲害，不讓步，還蠻講策略。我們可以休戰，實踐一段再看。你可以告訴學校領導，我認為要增加點政治題材，對學生將來工作有好處。你也不能老是鑽在你那文學裡面，政治還是很重要的。」我回學校後如實向系黨總支書記彙報了（當時我去主席那裡只有總支的領導知道）。「文化大革命」時，這些情況不知怎麼讓紅衛兵知道了。於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貼滿了我宿舍外面的牆壁，也有不少在學校的大字報欄裡，說我「膽大包天」，「對抗毛主席」。後來，當我1970年又見到主席時，我告訴他為了這個「文學派」我捱了多少鬥爭。主席開玩笑說：「啊呀！那是受我牽連了。我來給平反！那是自由討論！我毛澤東的意見也不能強加於人嘛！」我當時突然想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荒唐歲月中，有多少人只為一句隨意的評論就遭滅頂之災。如果主席對我說的話當時就能作為一條「最高指示」傳達到全國，也許可以拯救不少有用之材，挽救不少妻離子散的家庭！
1964年，春節即將來臨時，毛主席在一次學英語之後對我說：「過了春節，我打算離開北京一段時間。在外面時間更自由，我可以多一點時間學英語。你向學校請個假，同我一道去。不過我不好剝削你，我們交換。你教我英語，我教你讀《史記》。你到書店去買一套普通版的《史記》帶上。不要用行老的，他的書都是好版本，可惜了。」毛主席說過了初五就啟程，一路坐火車，記得他說是去江蘇、浙江。
我興奮極了，毛主席要教我讀《史記》，這是多麼難得的機會！主席稱我「章老師」，我是實不敢當的，但毛主席要教我歷史，那是偉大的領袖當我的教師啊！我把此事告訴了父親，父親也很高興。這是年前的事。但到了正月初三下午，毛主席來電話，要我去一趟。那時候我去中南海見主席時，他關照得極細緻。他說：「我請你當我老師，不要搞特殊化，你一般騎腳踏車來，天氣不好時，我派車接送。不要用行老的汽車，那是配給他用的。」我每次都遵照主席的囑咐騎腳踏車去他那裡。只有一次下大雨，我坐公共汽車去的，毛主席派汽車送我回家。初三那天下午我到毛主席那裡，他說：「我暫時離不開北京了，旅行只好推遲。」我當時覺得毛主席神情不如過去輕鬆，也不知是什麼大事使他不能脫身。
1964年春節過後不久，學校師生要去參加北京郊區「小四清」。我請示主席要不要向學校請假，因為週末我要去陪他學英語。毛主席說：「不要請假。你去參加四清吧，這是很重要的。你要到階級鬥爭中去鍛鍊！」
春末夏初，我參加「小四清」回來後又去過毛主席那裡幾次，但感覺主席越來越忙，情緒也大不如過去那樣安逸輕鬆。終於有一天，毛主席對我說：「我的老師啊，有件事要同你商量。我的英語課恐怕要暫停了。黨內出了點大事，我最近要處理很多事，很忙，顧不得學英語了。等忙完了再接著學，好不好？」我忙說：「主席事情多就不要學了。」那時我絲毫不知道一場大風暴已開始在醞釀。
此後的六年中我再沒有機會見到毛主席。然而，在我生活的每個關鍵時刻，卻又都是毛主席他那神奇的大手扭轉著我的命運。1966年六七月間「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初，我對很多現象想不通，給主席寫過一封信要求見他。他沒有見我，要秘書打電話傳達他的話：「主席說他現在不便見你。他要你經風雨，見世面。他還說要‘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憂來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空一點再見面。」在以後兩年中，我帶著惶惑不解的心情挨批判、挨鬥爭，經了風雨，見了世面，沒有再去麻煩毛主席。但是當我父親被北大紅衛兵批鬥抄家之後，他卻立即命令保護父親。那是在1966年8月29日，北大紅衛兵深夜闖進家裡，造父親的反。當夜父親給毛主席寫信。第二天，周總理辦公室就來了電話，說主席把父親的信當天就批轉給了總理，要總理落實保護父親的措施。再過一天，9月1日，毛主席親筆覆函父親，信的內容如下：「行嚴先生：來信收到，甚為繫念。已請總理予以佈置，勿念為盼！順祝健康。毛澤東九月一日。」後來才知道，主席收到父親信後立即批給總理，批示說：「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於是，總理核定一批應受保護的民主黨派人士及幹部名單。我父親被安全轉移到301醫院住了三個月後才回家。
從1966年初夏後的兩年中，我一直在「文化大革命」的風暴裡沉浮。1968年秋天，海軍軍宣隊和工宣隊進了學校，日子就更難過了。我被列為審查物件，搬到學生宿舍接受監督，眼看就會被定性為「二月逆流，裡通外國」。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我約了另一位青年教師張幼雲共同署名寫了封信給毛主席，反映外語學院海軍軍宣隊支援極「左」，迫害堅持實事求是的師生。毛主席支援了我們，先是派了當時的北京新市委領導來學校瞭解情況，以後又在我們的第二封信上作批示說：「看來外語學院的問題，北京市解決不了，還需派8341部隊進去。」於是1969年的10月，主席身邊的8341警衛部隊的代表在孫澤福政委的率領下進駐外國語學院。情況頓時改觀。而我則從近乎階下囚的處境一夜之間變為8341軍代表的座上客，因為他們來校之前就知道是我向主席反映了情況。也許我生活中的真正轉折點就在這裡。因為，在此之前我從來都是個普普通通的外語教師，我所向往的生活模式是精神徜徉於西方文學的大海，現實生活中卻過著風平浪靜的小日子。即使給毛主席寫信也是為了恢復我往日的平靜，我全然沒有想到過從那時起，我在政治生活中越卷越深，從此再沒有能回到我的象牙塔中。
我再次見到毛主席已是1970年的6月，相距他1964年停止學英語已有六年之久。這期間，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鬥爭浪潮中沉浮掙扎，幸有毛主席的一紙批示，才使我在1968年的惡浪中免遭滅頂之災。1970年5月，我所工作的學校——北京外國語學院在8341部隊率領下離開北京前往湖北沙洋幹校。當時，我母親已於前一年去世，父親九十高齡。周總理考慮到父親無親人在旁照料，在請示了毛主席之後，建議我留在北京。我向總理請求不要讓我和老弱病殘一起留在學校留守處，還是讓我去工廠勞動鍛鍊。總理同意了，指定我去北京針織總廠，並親自寫信給當時進駐針織總廠的8341部隊軍代表孫毅同志，請他安排我在那裡的勞動與生活。這年5月1日的清晨，在溼漉漉的晨曦中我送走了赴沙洋的浩浩蕩蕩的學校大隊人馬，獨自徘徊在頓時顯得無比空曠的大操場上。喧鬧了六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這校園裡已經落下了帷幕，留下的卻是諸多破滅的理想和期望。我即將走進工廠，當一名普通的紡織女工！昔日的夢想與抱負已化作一縷浮雲，漸遠漸逝，剩下的不過是一片空白……我告別了學校的書齋，告別了西方文學的殿堂，走進了北京針織總廠的大門。孫毅同志把我分配到這個廠的模範班組——臺車甲班參加勞動。這個班是當時創造學習毛澤東思想「七字經」的先進車間裡的先進班組。工人們熱情地歡迎我這個下放的知識分子，認真地教我臺車紡織的技術。很快地，我就能獨立看一臺織布機了。我隨著我的小師傅三班倒地上下班，與工人們同吃、同勞動，再也不去想那些飄忽不定的未來，再也不去想連我自己也難於確定的追求，我心安理得，我安心要當一個工人。然而，毛主席沒有忘掉我這個他戲稱為「老師」的晚輩。我的生活不久又出現了重大轉折。
1970年6月14日，正是我按農曆計算的三十四歲生日。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點就接班了。到了八點左右，軍代表辦公室派人來車間找我，告訴我說毛主席來電話，要我立即去見他。孫毅同志還告訴我，主席特意關照要我向工廠請假，不能因為他要我去就不請假。我對這突如其來的召喚有些發矇，有些興奮。六年的風風雨雨使我覺得過去與毛主席在一起談論英語，傾聽他充滿智慧的教誨的時光已是悠遠的過去，我沒有想過是否還有機會再見到他。
我急忙換下工作圍單，與六年前一樣地騎著我的腳踏車沿著那條熟悉的馬路去中南海。
主席正在游泳池住所等我。我進去時他還半靠在床上喝茶。我說：「主席，你好！很多年不見了！」主席很高興地笑，拍拍床沿叫我坐下，還把他的茶杯推給我，叫我喝他的茶。主席說：「哎呀！我的章老師，好多年不見！你好嗎？這些年，你經風雨、見世面了沒有啊？」
我頓時驚奇地愣住了。毛主席有著多麼驚人的記憶力！在這六年中，他處理了多少這場「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他竟然還記得六年前帶給我這個小人物的那個口信！那是1966年的初夏，「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紅衛兵」橫掃「四舊」，人們一片惶恐，一片紛亂！革命老幹部、知識分子的權威們紛紛被鬥爭、被遊街……我是驚恐不解之餘，才給他寫那封信，之後收到的就是他的那幾句贈言。真沒想到主席還記得六年前的那如此微不足道的信件！於是，我說：「主席，沒想到你還記得這兩句話。這些年，我經了點風雨，見了點世面，不過很多事還是不明白。」主席說：「不明白不要緊，慢慢地都會明白的。」主席接著問父親的情況，並多次囑咐我好好照顧父親。他說：「行老是不可多得的朋友，要把他保護好！總理給我寫信要採取保護措施，我很贊成！」
之後，毛主席從床上起身，邊披晨衣邊對我說：「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們到外面去談。」於是，我陪主席走到大會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邊的沙發裡，問我說：「你那個學校停課多久了？」我答：「從1966年到現在整整四年了，中間搞過幾次‘復課鬧革命’，都沒搞成。學校打派仗，沒法復課。」毛主席說：「過去就算了！現在我在考慮學生應當回到課堂裡去了，也就是說應當上課了。不過不能像過去那樣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國語也還是要學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來是想同你商量外語教學改革的事。你想想怎麼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語學院搞教育改革，你願不願意去？」我說：「主席派我去我當然願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負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說不要緊，什麼事都要試驗。他又問：「你們外國語學院過去有多少外國教師？」我說：「總數我說不清，但每個系都有，英語系最多的時候有十多個。」毛主席說：「這些人現在在哪裡？」我說：「都不在了。多數因為學校鬧革命，停了課，都回國了。也有個別的支援過一派，被抓起來了。」主席說：「哦！要弄清楚再解決。」我本想多談點外國專家被抓走的問題，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談，他轉換話題問我：「你覺得將來還需不需要請外國人來教書？」我說：「至少對外語教學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細地講了我的意見。毛主席點頭說有道理，並說：「學校要開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選擇地請一點外國人來教書。」他接著給我佈置任務，要我向周總理報告他與我的這次談話並請總理具體落實。毛主席同意我的要求，立即去湖北沙洋與學校的大部隊一起進行教改。毛主席關照我一定要安排好父親的生活再動身。他說給我半年期限把教改方案搞好，並準備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學。在此之前，我應當組織教師把新教材編出來。
在關於教改的工作談完之後，我萬萬未料到毛主席又提出了我後半生的人生道路的建議。主席說：「教學改革就這樣辦，你去告訴楊德中同志和周總理，具體事你們去辦。我還有一個建議和你商量，你搞完外語教改之後就不要待在學校了。中國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就可以。你這位女同志蠻不簡單，能說還能寫。你還很有點勇氣，你給我的信我都看了，寫得不錯，有說服力。我們需要這樣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報到。你要是同意，我告訴外交部。」我又愣在沙發裡了！我那時心裡唯一的奢望就是等這場「革命」結束之後回到我的講臺上去，外交這個大舞臺從未在我腦子裡出現過。但是既然主席說了，我自然只能表示服從。何況我還要去湖北搞教改，以後的事以後再說，這也叫「明日憂來明日愁」吧！
從毛主席那裡出來後我先向楊德中同志作了報告，之後又向周總理彙報。他們兩位立即著手落實毛主席關於外語學院教學改革的指示，配備了班子，一個月後我們一行七人奔赴湖北沙洋外語學院幹校貫徹毛主席改革外語教學的指示。然而，教改工作進行得不很順。教師們終於聽到重返教室的號召，十分興奮，在編寫教材中都竭力希望搞出科學性強、語言規律性強的教材，而8341軍宣隊卻一味強調「突出政治」，他們認為我們所編的教材是資產階級教學路線復辟的產物，並隱隱約約地認為是我歪曲了毛主席指示。於是，9月底我不得不回到北京向周總理、毛主席請示。周總理親自主持了七次會議，聽取軍宣隊和教師們的兩方面意見，最後，終於支援了教師們的意見。當我於11月份重返沙洋前向周總理辭行時，總理說：「毛主席的意見是要你去一段時間，把指導思想弄清楚後就把工作移交給別人，早日到外交部報到。」4個月後，我在沙洋接到北京來的通知說中央領導要我立即結束教改工作，於3月底前到外交部報到。我記得軍宣隊張政委、孫政委在沙洋幹校小會議室向我傳達北京的指示時說：「祝賀你參加外交戰線！」可我卻十分惶悚，十分不安。我從十八歲進入外語學院以後就再沒出過外院校門，這裡留下了我最美好的青春，最美好的歲月，最美好的追求，最真摯的友誼。如今要跨入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真不知道等待我的將是什麼……但既然是毛主席要我去我還是堅決地服從了。3月29日，我乘學校的吉普車離開了沙洋幹校，從此也永遠離開了我曾經生活十八年、奮鬥十八年的北京外國語學院。3月31日，我去外交部報到，從此走上了我人生悲劇性旅程的頂峰，愛與恨，生與死，輝煌與屈辱……那樣地交織在一起，二十年來伴隨著我，難分難解，直到生命的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