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酷的時間沒有給父親留下三個月的生命。一個半月後，我和妞妞去香港迎回的竟是他的骨灰！

我從香港回到北京後，外交部的政治風雲正經歷著變幻莫測的動盪，冠華的日子很不好過，我也暫時把父親那邊的事放在一邊了。不過我還是利用父親不在京的這段時間請房管局對史家衚衕房屋進行一次大修繕，準備三個月後迎接父親回到面目一新的家裡。我自己暫時住在前院傳達室裡了。

一個月後，房屋修好了。就在我搬回後院不多天的6月28日，我接到總理辦公室的通知，說父親在香港病重，總理指示立即派專機帶醫生護士把父親接回北京。總理要我馬上準備出發。我最擔心、最害怕的事終於發生了！於是我們立即準備辦理手續赴港。僅僅兩天一切基本就緒，我們定在7月2日動身。冠華得知父親在香港病重訊息後，儘管那時他忙得不可開交，又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但他仍每天晚上來看我。他含蓄地要我有各種思想準備，也可能順利接父親回來，也可能病情發展經不起四五個小時的飛行。他沒有說父親也可能永遠回不來，但從他的精神中我看得出他的擔心。

正當一切準備就緒，我再過三十多個小時即將出發時，7月1日凌晨突然電話鈴響了，我從床上跳起來，預感有不測，抓起話筒，聽到的是冠華沉重的聲音。他說：「含之，你要堅強，你一定要堅強啊！聽我話！你要經得起打擊！」我急促地問出什麼事了？冠華停頓了一下，終於告訴我外交部值班室剛剛給他去電話，說接總理辦公室電話，父親在香港不幸去世了。總理指示要部值班室先打電話通知冠華，要冠華告訴我，勸慰我。總理想得多周到！

聽著冠華在電話中安慰我，我的思想似乎停頓了，我並沒有哭泣，只覺得心中突然空了一大塊，生命似乎一下子失去了一根主要支柱。冠華聽不到我的回話急切地問我怎麼了。他要馬上找司機，坐車過來陪伴我。我無力地對他說第二天一早他要上班，部里正值多事，不要影響工作。我說我可以頂得住，我有思想準備。

記得掛上電話後，我木然地在電話前坐了很久、很久，好像什麼都沒有想，又好像想起了我們父女三十年中的所有事。後來我在這空蕩蕩的大房間裡來回走著，心底浮起的是無限的惆悵和依戀。

第二天，總理指示成立了父親的治喪委員會，並決定派連貫同志代表人大常委會與我們一同去香港奔喪。治喪委員會當天下午在政協禮堂開會。會開完時已傍晚。我走出大門見外面下起了瓢潑大雨。直到此時我才抑制不住心頭的哀傷，站在臺階高處，止不住流下了眼淚。嘩嘩的傾盆大雨像是為父親所奏的一首壯闊的哀樂，傾訴著他不平凡的九十二個春秋歲月。

7月3日中午到達香港。下午即去殯儀館向父親的遺體告別。父親安詳地睡在冷凍玻璃房內，我們只能隔著玻璃看他。我搜尋著父親的表情，不知他在離開人世時還有什麼遺願。但我卻什麼也找不到。我不覺感到心酸，也許父親一生始終沒有找到一個知音能夠理解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他的歡樂和他的悲傷。我以為我在父親的晚年已開始接近他的內心世界；此時我忽然意識到就如我隔著厚厚的隔溫玻璃望著他的遺容那樣，我始終未曾真正地摸到他生命的脈搏。

父親去世的訊息再次充滿了香港的各種報紙。由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同志操持舉行了三天公眾悼念活動。報界登了我和章眉在追悼會上並肩站立的照片。說章行嚴的兩個女兒，一個是共產黨員，大陸中國的重要外交官員；一個卻移居美國，從夏威夷趕來奔喪。一家人來自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制度。其實，父親的一生不就是融合了多少不同時代不同社會制度的歷史見證嗎？悼念活動之後，護送遺體去火化。半個多月的治喪活動期間，我都處於半麻木的狀態，我用忙碌的喪事活動麻痺著自己感情的神經。但是當父親的靈柩即將被推進火化爐時，我才如從夢中醒來，痛切地感受到我將永遠失去他。此時我不禁扶棺痛哭起來，淚水傾瀉著我對父親的歉疚、追悔和哀思。香港的火化場有個慣例，當靈柩推進火化爐後，由親屬從高處的玻璃窗中看著爐中的靈柩，親手按下生火的電鈕。這種規矩也許在金錢高於一切的香港社會中是為了表明這價值近萬元的棺木及其他隨葬物品確確實實是由自己的親人帶去了另一個世界，但在我看來，這對活著的人是太殘酷了。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看到熊熊的烈火吞噬父親。最後由大哥章可走上狹窄的爐頂按下了電鈕。當天下午我們領回了裝在漢白玉骨灰匣中的父親骨灰。我真不敢相信父親的一生就這樣真的結束了……

周總理派了專機在廣州迎接骨灰。飛機到達北京時，廖承志、羅青長等同志以及冠華在機場默哀迎接。殷夫人同章眉在離別故土二十四年之後同機到達北京參加北京的悼念活動。7月11日，父親的追悼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毛主席送了花圈，出席追悼會的有：周總理和鄧大姐以及朱德、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王震、廖承志、郭沫若、許德珩、阿沛·阿旺晉美等同志。追悼會開始前，周總理和鄧大姐單獨會見了殷夫人、章眉和其他親屬。總理說：「行老一生做了許多好事。他是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好朋友。毛主席知道行老去世是很難過的，要我轉達慰問。雖然行老不在了，還是歡迎你們（指殷夫人及眉妹）和行老其他在海外的親屬常常回來看看。含之在這裡，史家衚衕的房子我們早就說過是給行老和他的親屬住的。歡迎你們常回來。」章眉說她很喜歡國內，想回來工作，問總理認為如何。總理沉思了一會兒，對章眉說：「你回來，我們當然歡迎。不過你不要匆忙做決定，這一次先好好看一看。回美國再想想。可以短時間先回來住一段。習慣的話再延長。」我深知總理的良苦用心。章眉回來參加追悼活動所見到的一切僅僅是表面的熱情接待，實際上當時國內「文化大革命」又在醞釀著一場新的風暴，像眉妹這樣學習室內建築的人才是沒有多少用武之地的。貿然回國，國內的政治氣氛不久就會使她失望、畏懼，其影響更不好。

追悼會結束，我們護送父親的骨灰進了骨灰堂第一室。在我們最後告別父親離去時，公墓的同志在我們身後關上了那兩扇沉重的殿門，父親九十二年生涯的最後一幕就這樣真正地、完全地結束了！我們活著的親屬又奔向了各自極不相同的生活，而父親卻永遠孤獨地留在了這陰沉沉的骨灰堂大殿裡了！

父親去世之後的十年，我幾乎嚐遍了人世間各種甜、酸、苦、辣；而更多的是辛酸與苦澀。1973年5月，父親在北京醫院病房裡得知我和冠華準備結婚時，他非常高興。赴港前夕我陪冠華去看他，他興奮極了，祝福我們。父親怎能料到在他去世之後我同冠華十年夫妻，竟有八年共同經受了難以言表的折磨和屈辱。幸而父親在這一切發生之前離開了人世，否則他又該多麼傷心，多麼憤慨不平啊！

父親去世後的第二年——1974年清明，我去八寶山看望過他。此後，一別九年沒有能再去過。待我再次去時竟是為了替冠華尋找安放骨灰的匣子。那是1983年10月上旬冠華去世不久，我帶著一顆破碎的心，拖著被悲痛壓垮的身軀來到了八寶山公墓。那年秋天，氣候反常，經常悽風苦雨。我踏著公墓泥濘的道路去看骨灰匣。我要為冠華找一個黑色大理石的匣子，刻上金色的冠華遺言。然而卻遍尋不得。從公墓出售骨灰盒的房間裡出來，我想起了父親。不孝女兒竟九年未來看望父親了。於是我請公墓的同志開啟殿門，容我去向父親傾訴我刻骨銘心的不幸。

進入殿內，我不禁愕然。原來的骨灰堂內已改建成高達屋頂三四層的架子。所有原來各不相同的骨灰盒現在都套上了一模一樣的木製大盒子，只有正中部分露出了逝者的照片和姓名。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在正面第三層高處找到了父親。因為太高，我必須吃力地仰頭遠望，看不清更摸不到。我為父親感到委屈，也開始猶疑是否要把冠華也送進其中的某個格子裡去。

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我毅然決定把冠華的骨灰暫留身邊。我決心要修兩個墓，一個為冠華，一個為父親；我不能讓他們在那緊鎖大門、沒有陽光的高架上和眾多的亡靈擁擠在一起。我要讓他們重返他們熱愛的故鄉故土，重新沐浴陽光雨露。1985年11月，冠華的墓在東山修成了。那年堂兄章翔從美國回來，我和他商量在湖南為父親修墓的事。翔哥很支援，他去長沙還探討了這事。但是，父親的墓牽涉面較多，所以至今尚未落實。

到此，我與父親的故事似乎應當結束了。然而我卻仍然不知如何收筆。寫了近五萬字，我問自己是否勾畫出了一個父親心靈的輪廓？我的回答卻是遲疑的。這區區數萬字，恐怕還遠未觸及他那不平凡的內心世界。我越寫父親卻越感惶惑，越感茫然。他的一生有多少寶庫還值得我和研究歷史的學者們去探討！

在我客廳的東窗下懸掛著父親的一幅手跡。那是他在重慶時代的一首詩作：

桃源無路號迷津，朝市而今尚姓秦。

未必大夫是崔子，縱雲兄弟亦天親。

蛄蟮有知徒丸轉，蝂為名總盜因。

閉戶種松餘不管，且憑風雨養龍鱗。

冠華生前很喜愛父親的這首詩，是他親手把它掛在客廳裡的。他說這詩裡有父親的錚錚傲骨。我那時不解詩的含義，冠華給我解釋。此時此刻當我結束這篇獻給父親的文章時，我的目光不覺又落在父親親筆書寫的這個條幅上。透過這短短的詩句，我似乎更懂得了父親。也許對父親的進一步探索可以從他的這首詩開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