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天尼克松訪華時，周總理又出其不意地向尼克松介紹了父親的《柳文指要》並贈同來的美國國務院官員弗里曼（後曾任美國駐華公使）一套。

那是在簽署中美《上海公報》之後的送別尼克松晚宴上。宴會在上海錦江賓館舉行。由於雙方終於完成了改變世界格局和歷史程式的使命，簽署了有深遠影響的《上海公報》，宴會氣氛十分活躍。席間總理問弗里曼先生哪裡學的中文，這麼好的水平。弗里曼說是在臺灣和香港學的。談話間，總理發現弗里曼先生的古漢語造詣很深，讀過司馬遷的《史記》，讀過二十四史。總理深為讚賞，接著總理提到父親，說他是個了不起的大學問家，九十高齡出版了百萬字的《柳文指要》。弗里曼極感興趣，問了許多問題。周總理對我說：「弗里曼先生那樣有興趣，含之，你送他一部《柳文指要》嘛！」我說一定送，只是手頭沒有，要回北京後，給弗里曼先生設法捎去。總理說那麼大的上海還找不到一冊？叫他們找一本嘛！

當時的上海是「四人幫」的堡壘，我知道這件事不會太容易。而弗里曼卻興高采烈地催問我什麼時候把書給他，因為尼克松一行第二天清晨即啟程回美國。宴會後已是晚上十點，我找到當時上海外辦那個姓馮的負責人，要他設法連夜從上海的書店裡要一本《柳文指要》。

他說這不可能。我說：「總理答應了美國人送一冊，但這不是總理個人的事，也不是我個人的事。總理是告訴美國人我們並未摒棄文化遺產，我父親的書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假如你們找不到，這個影響很壞。書明明出版了，那麼大的上海竟一本都找不到？！」

那位主任只好答應盡力去找。凌晨一兩點鐘時，他把書找來了，是用過的舊書。他說找不到新的，這是市委宣傳部的。因為他說是市委宣傳部寫作組的，又顯然是用過的舊書，書頁上有吃飯時留下的油漬，我就有所警惕，在送給弗里曼之前逐頁檢查一遍，果然在裡面發現未曾拿走的一張夾條。從條子上的話看出來，讀此書的人是準備針對《柳文指要》進行批判，上面引用魯迅的話，說要用當年魯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父親這部著作「批倒，批臭」。我慶幸發現了這張條，未讓弗里曼帶回美國國務院。

《柳文指要》終於出版給父親帶來了極大的喜悅和安慰。然而喜悅之後，父親的生活更加空寂。1970年，母親奚夫人因肺炎去世後，父親失去了相依相伴的老伴，我雖盡力找了朋友照顧他的生活，但老人的內心是異常孤獨的。當時「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也無事可做。而他又是個一生從不虛度年月的人。於是從1972下半年開始，他向我談了去香港重新為祖國的統一大業盡他最後一份力的念頭。另外，殷夫人在香港，與父親已闊別九年之久，自然也希望一晤。父親要我向總理彙報。我報告了總理，總理說與臺灣方面的對話，行老去是再適合不過了。過去1962年、1964年兩次赴香港，父親做了大量工作，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斷了。但是總理擔心九十二歲高齡的父親身體已不允許做此長途旅行了。我也認為父親雖有此意但已力不從心。我向父親解釋總理的擔心後，父親並未堅持，但他常常談到他見不到國共和談、祖國統一是他一大遺憾。我感到他一生最後的一個願望是臺灣的迴歸。

到了1973年的春天，毛主席在一次會見時突然提到了父親希望去香港促成國共和談的事，問我：「行老還有沒有這個念頭？」我說有，不過總理和我都覺得他年齡太大，恐怕去不了。主席想了一下說：「我們如果準備得好一點，是不是還可以去呢？譬如說派個專機送去？」我一時不知如何表態，我確實很怕父親經不起旅途勞頓，但看來毛主席支援父親的想法。最後主席請總理考慮個周到的計劃，是否可在保證父親健康的條件下送父親去香港。此事實際上就按主席意思定下來了。我轉告了父親，他很高興，說毛主席懂得他的想法。總理和我開始籌備父親的香港之行。我們心裡都很不踏實，畢竟父親已是九十二歲高齡了，此行會順利嗎？然而，父親很堅決，主席又支援，我們也只能照辦了。

1973年5月中旬，父親啟程赴港。周總理安排了中國民航派一架專機送父親，隨機派了警衛併為父親配備了北京醫院內科張惠芬主任及護士小丁同去。除我和大哥章可外，父親還帶了一個秘書，一名家中的女廚工及後來照顧他生活的一個女孩子。父親捨不得妞妞，一定要叫她一起送他去香港，因而我還帶了十二歲的妞妞。

當時臺灣的班機與香港通航，而中國民航則尚未開航。父親的專機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架降落在香港啟德機場的中國大陸飛機。事先外交部等單位同港英當局進行了細緻的洽商安排。一架中國政府所派，載著前和談代表章行嚴一家人的中國大陸專機前來香港「探親」，本身就成了一個向臺灣發出的強大和談訊號，轟動了香港，特別是當時「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雖然中美關係已經解凍，但總的來說中國還處於與外界接觸不多的狀況。在那些年月裡，人們只聽到鬥爭和暴力，和平統一祖國的口號已很陌生了。我們到達的頭幾天，香港的中、英文報紙都以極大的篇幅報道了父親到港的訊息，並且作了種種猜測，絕大部分都評論說章行嚴此行必帶有同臺灣和談使命。

我到達香港後的心情卻是複雜的。父親來港的報界輿論宣傳的確證實毛主席和父親對此次赴港影響的預測是正確的。在中斷了八年之後，大陸與臺灣之間又將架設起新的和平橋樑。然而我對父親的健康卻憂心忡忡。香港五六月份的氣候十分悶熱，父親的住所在鬧市區一幢樓房的底層，並不太寬敞，也沒有花園可以透點新鮮空氣。特別是那室內的冷氣空調，我真怕老人受不了。

父親到達香港的情緒並不熱烈和興奮。我覺得他出奇地冷靜，甚至很嚴肅，話語都不多。他似乎意識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間的最後一次偉大使命，他是在一場最後的拼搏中使盡自己的最後一點餘力。到香港的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會見各方面的舊友。殷夫人和我都勸他休息些日子，然而父親卻急不可待。

一週後，我帶妞妞離港回京。臨行前，父親單獨與我談了一會兒。他要我轉告毛主席和周總理，他很好，正在聯絡各方關係。此時他在臺灣的一些老友和于右任老先生等都已經去世，他說他正在接觸其他一些朋友。他要我告訴總理他在香港最多停留三個月就要回北京。他深情地對我說：「告訴周總理我很想北京，事情辦好我就回去，叫周總理不要忘記派飛機來接我。」人也許真有一種第六感覺，會對未來發生的事情有種預感。在我同父親三十年的相處中，我很少見到他動感情。他是個感情極深邃的人。他的詩作洋溢著強烈的激情而在生活中卻極少動情。我在香港寓所辭別父親時，不知怎麼我產生了一種悲哀，對老父親依依不捨。父親也是這樣，他特別捨不得妞妞，臨別前再三撫摸她的手和臉，要她「三個月後來接爺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