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上書毛主席，力圖勸說主席挽回「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的努力無效之後，他知道他已無能為力制止這場災難。此後他仍是關心著外面的形勢，讀各種各樣小報，但不再寫信給毛主席提意見了。他幾乎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了修改他晚年的最後一部作品——《柳文指要》。父親酷愛柳宗元的文章，解放後他空閒時間多了，從1960年開始著手撰寫《柳文指要》，到1965年，上下兩部近一百萬字已完成初稿。
父親寫柳文從一開始就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援。主席說他也愛柳文，因此，要父親將書稿送他先讀。主席不僅讀，還逐字逐句研究，提出修改意見，並親自改了若干處。本來這部書在1966年就預計可以發排了，因為在1965年下半年毛主席已看完上、下兩部並同意出版。為這部著作，父親同毛主席有過多次切磋。1965年7月，主席讀了書稿下部之後給父親寫了以下信件：
行嚴先生：
各信及指要（注：指《柳文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經讀過一遍，還想讀一遍。上部也還想再讀一遍。另有友人（注：指康生，他一直反對出版父親的《柳文指要》）也想讀。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鬥爭問題。但此事不能求之於世界觀已經固定之老先生們，故不必改動。嗣後歷史學者可能批評你這一點，請你要有精神準備，不怕批評。……（注：下半部分信中主要談郭沫若同志同高二適先生關於《蘭亭集序》真偽問題的爭議，主席同意發表高文。此處略。）柳文上部盼即寄來。
敬頌康吉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由於康生從中作難，父親的《柳文指要》幾度修改。1965年8月再次將修改稿送毛主席。主席於1966年1月12日回信說：「……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讀完交來，茲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見，是否妥當，請酌定。……」在同一信中，主席加了附註說：「附件兩紙，另康生同志來信一件，均附上。又及。」原來，主席知道康生反對出版柳文，特意在1965年底親自寫信給康生說了他同意出版該書的意見，並附上父親的書稿。康生看了主席去信不得不改變初衷，佯作同意出版。他在信中說他讀了全部《柳文指要》，「覺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對此書的評價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確的」。但康生仍在信中說：「此書也有缺點，如著者不能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解釋柳文，對柳宗元這個歷史人物缺乏階級分析，對社會進化，以為‘承新仍返諸舊’，‘新舊如環，因成進化必然之理’等等。」他學著毛主席的筆調說：「對於一個沒有研究馬列主義的人，這是可以理解的。」
從康生覆信中，父親知道了，毛主席7月18日信中要求父親將柳文上部也寄去是為把上、下兩部送給康生去看。從康生信中可以看到，毛主席在把柳文送給康生時附了信，對《柳文指要》作了肯定的評價，康生在給主席的上述覆信中不得不表示贊同，他說：「……八十五歲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萬鉅著，實非易事。我讀完之後，覺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對此書的評價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確的。此書翻永貞政變之案，申二王八司馬之冤，揚柳子厚‘以民為主’的思想，斥韓退之‘以民為仇’的謬論，確有新鮮引人入勝之處。」主席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動連帶信封一起轉給父親，信封原是康生寫給主席的，上書：「請交主席，康生寄。」毛主席把「主席」二字勾去，親筆在旁邊寫上「章行嚴先生閱」，這必是康生始所未料的。父親看了康生的信完全明瞭這部他的心血之作遲遲不能付印是被學霸康生壓下來了。
本來，到此一切問題算解決了，《柳文指要》終於可以問世了。但剛剛送到中華書局，「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在那摧毀一切舊文化的混亂年月中，當然《柳文》的出版是完全無望了。父親十分傷心，他花費了近十年的時間在年近九十的時候完成這一鉅著，最後不得不把書稿閒置起來。
父親是個鍥而不捨的人。當「文化大革命」的狂暴逐漸減弱，轉為「鬥、批、改」的時候，父親又重新提出了《柳文指要》的出版問題。此時大約是1970年。本來毛主席已批准同意出版，中華書局也已排版，但此時的康生已竊取「中央文革」要位，見《柳文指要》最後要出版了，他專斷地提出要父親改變觀點，將全書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他一反1965年12月給毛主席信中的動聽言語，殺氣騰騰地對老父親的心愛作品舉起大棒。父親得知康生意見後，極為憤怒，寫了一封措辭激烈的長信給毛主席並康生，斷然拒絕按康生意見修改全書。可惜這封信已找不到，我手頭只有殘存半截草稿，從草稿中可見父親當時心情十分激動，修改處墨跡極淡，顯然是墨未研就下筆了。父親在信的草稿中說：「根據康生的意見，看來原作不加改動斷不可，即為社會必須掃除的穢濁物，哪裡還談得上出版。」又嘲諷地說：「夫唯物主義無他，只不過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之高貴讀物。」還說，「我未信人類有不可變更的觀點，亦未聞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為此請求主席恕我違抗指揮之罪（父親旁註：指不改變原稿），並賜我三年期限補習必不可不讀的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選，如果天假之年能達九十六闕比時，諒已通將《指要》殘本重新訂正準即要求版行公之大眾，不望無暇，庶乎少過。我之此一請求出於十分真誠。臨紙無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肅順致崇祺。康生副委員長均此未另。」
這一節外生枝大約發生在我去湖北沙洋幹校期間。如果我在北京，我必要想法勸阻父親不要用這種口氣寫這封信的。不過，幸而毛主席深知父親，並未怪罪於他。這封信不僅沒有惹來殺身之禍，反倒促成了書的最終於1971年出版。
《柳文指要》的出版對年過九十的父親真是天大的喜事。這是他一生最長、最完整的鉅著，完成於八十五歲高齡，問世於九十歲之天年，怎不令老父親欣喜萬分！我記得新書拿來時父親激動得手都發顫了。他捧著新書來回撫摸著，還拉著妞妞的手叫她也摸著書的封面，對她說：「這是爺爺寫的。你將來要好好讀。」妞妞天真地說：「我讀不懂，爺爺你給我講。」父親悽然一笑說，「那時候爺爺不在了，你媽媽也看不懂，就怕沒有人給你講了。」我聽著這一老一小的對話，心裡非常難過。這時我真恨自己磋跎歲月，一點沒有繼承父親那無比豐富的知識寶庫。
父親自己花錢買了上百冊《柳文指要》，又叫秘書買來紅紙，裁成小條。他要親筆題字，送給他的朋友們，當然首先是送給毛主席、周總理。父親寫好紅紙條，我們大家幫他貼在扉頁上。當時我已進外交部工作。父親說外交部送兩位，一位是當時的代部長姬鵬飛同志，一位是喬冠華。父親與姬鵬飛同志並不熟悉，但因他是外交部主要領導，出於尊重，父親送一冊《柳文指要》。父親對喬冠華則印象較深。他對我說，他在1949年和談失敗後去香港，在那裡見到了冠華，他很讚賞冠華的才華，所以一定要贈他一冊。沒有想到後來父親的這部贈書留下了冠華第一次對我的未曾見面的印象。周總理對於《柳文指要》終於出版這件事特別高興。那時我每週差不多都要見到總理，他非常關心父親，收到《柳文指要》後要我傳話給父親致謝。後來總理又想起稿酬的事，對我說：「‘文化大革命’把稿酬制度廢除了，不過總不能讓行老辛苦十年一點沒有報酬啊！」我說父親只為書能出版，他想都未想過稿酬的事。總理說他知道父親一生散財，從不愛財，不過作為政府不能不考慮到。最後總理指示不以稿酬名義，只說是酬謝父親的艱苦創作，送了他一萬元。父親深深體會總理的苦心，這筆錢他始終未曾動用。我去聯合國開會，父親說能不能換成美元給毛主席、周總理買點營養品。我說不行，父親很感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