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從高中畢業，原來我報考大學的四個志願中兩個是工科：清華大學的建築系和水利系；另兩個卻是文科：北京大學的中文系和新聞系。當時正值國家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們那一代中學畢業生滿懷激情，渴望到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線去。我聽過一次錢正英同志的報告，因而特別想學水利，到三門峽去。但我心中卻仍留戀文科，所以還是報了中文和新聞作為第三、第四志願。父親毫不干預我的選擇，我想那時他已認識到我的生活道路只能由我自己去走，他是不可能影響我的。後來，臨近高考時，學校黨組織找我談話，動員我到當時的北京外國語學校（1954年改為「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外語。我情緒很壞，抗美援朝運動之後，中學生裡普遍有排外思潮，學外語並非我的願望。但另一條卻又是很堅定：服從組織需要。這時，父親卻很耐心地勸說我。他說外語是門很好的學科，天地很大。他說：「我看你學工程不見得一定合適。說不定將來學習外國文學對你倒是蠻好的呢！」後來的事實證明父親對我的瞭解是正確的。

由於基本上已經內定了，因此我雖然高考成績很好，可以進入清華，卻還是優先被「北外」錄取了。學校遠在西郊，我一般兩週才回家一次，與父親交談就更少了。但他卻還在關心我，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大約1956年，周總理去家裡看望父親，問起父親家裡有什麼事需要總理照料。父親竟提到我，說小女在外國語學院讀書，望總理有所關照，畢業的時候留在北京，留在兩老身邊。母親還拿出一張我的放大照片送給總理和鄧大姐。我當時在學校，對這一切渾然不知。過了幾天，學院的黨委書記找我去說了這件事，並說總理辦公室關照學校要對我這個「民主人士子女」適當照顧。那時，我正在申請入黨，盼著早日摘掉「民主人士子女」的帽子，父親偏偏替我去向總理要求照顧，我可真正地氣壞了！那個週末，我跑回家，衝著老雙親嚷嚷著要他們不要管我的事。我說你們去求總理，使我無地自容。我要靠自己！畢業以後我也不留北京！三十年後的今天，當我寫到這裡時，我心裡很不好過。當初我這樣傷害兩位傾心愛我的老人，可以想象他們多麼悲傷！

但是父親不僅原諒了我，而且若干年後他對我自己所走的路感到欣慰和驕傲。1972年，母親已去世，父親也已九十一歲高齡。那年春天，他患肺炎住院。我已調去外交部，參加了中美會談的工作，接待了尼克松訪華。出差歸來，我趕去醫院看望父親。推門進去見到父親瘦弱的身體半坐半臥在病床上。他顯得很寂寞，嘴裡自言自語地可能在吟誦著什麼詩句，這是他的習慣。我剛從尼克松總統訪華那激動繁忙的日日夜夜中，從那無處不在的幾十架閃光燈前回來，猛地看到病床上孤獨的老人——我的父親，心頭湧上一陣難忍的心酸和歉意。我對年邁的父親照顧太少了！他那時頭腦異常清晰，只是耳朵聾得厲害，同時因為幾年前曾從病床上摔下造成骨折，以後腿部肌肉萎縮因而行動不便，要靠輪椅了。

父親見到我特別高興，問了我許多問題。我附在他耳邊大聲和他談，喊累了就筆談，他說我寫。儘管這種談話非常吃力，但我看到他高興，我由衷地感到我欠父親的情太多了，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段路程中能為他增添一些歡愉，我良心的不安似乎也有所解脫。

父親堅持要我同他一起晚餐，我把家中帶來的菜和醫院的飯菜擺在可以架在床中間的小桌上，我們父女相對而坐一起吃飯。父親那天晚上精神很好。在我準備回家時，他招手叫我到床邊，拉住我的手，緩緩地說：「你現在做大事情了，我很為你高興。你能到今天，我沒有為你做過什麼事，你不要怪我。你自己走自己的路更好。我為章可（大哥）做得太多了。他一輩子在我身邊，什麼都是我安排，結果對他並無好處，他一事無成。你三個哥哥，一個都未能成大業。我沒有想到你自己奮鬥出來了。你跟共產黨走是對的。我只是覺得沒有很好照顧你和章眉，心裡很不安。章眉在國外也很艱苦，將來你照應她一些吧！章家門裡能出你這樣人才，我也有安慰了。」父親的眼裡突然閃起淚花，我不知說什麼好，只覺得想擁抱父親，想懺悔我年輕時對他的傷害。但我默然站立在病床前，什麼都說不出來。最後，我輕輕拍著父親乾枯的手背說：「爹爹（湖南習稱），你別難過。我是解放後成長的，和章可、章眉都不一樣。我們這一代人都不靠父母安排。你放心，我會給章家門爭氣的！」父親微微笑了，放開我的手說：「快回去吧！妞妞（我的女兒）在家等著呢！」回家路上我陷入沉思，我們父女近三十年關係的演變多不尋常！我真高興在我的思想趨向成熟時父親還健在，我們有機會和解，不致給我留下終生的遺憾。而這種和解的程式追憶起來是從1957年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