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寫父親，就不可避免要涉及六十年前他同魯迅先生之間的那樁歷史公案。在我構思這篇紀念文章時，有幾天深夜，睡不著覺，耳邊總像聽到父親晚年時向我平靜地述說這段歷史時的蒼老聲音。
我必須歷史地、客觀地寫這段往事，還因為它曾經是造成我同父親之間隔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我中學時代，我們的語文課本里選進了兩篇魯迅先生的文章：《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和《紀念劉和珍君》。魯迅先生在這兩篇文章中用憤怒的語言斥責父親參與制造「三一八」慘案，是一隻必須窮追猛打的「落水狗」。由於選進了中學課本，其影響範圍極廣極遠，以至於四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在給我貼的大字報中還稱我為「小落水狗」，說我繼承了「老落水狗」的反動思想，因而也必須以當年魯迅先生的精神「窮追猛打」之，記得後來周總理在處理外語學院的運動時聽說了這些大字報的內容，曾經在一次接見時說：貼大字報要嚴肅，不要罵人。聽說你們有的大字報罵章含之是「化成美女的毒蛇」，這很庸俗。又罵她是「小落水狗」，這也不好。章行老是毛主席的朋友嘛！至於他和魯迅之間的爭論，那是歷史上的問題，不應當用到現在去罵他的女兒！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罵為「小落水狗」時，我對父親的偏見已經差不多消除了，因此我可以一笑置之。熟悉的朋友們有時還善意地用「小落水狗」開開玩笑。然而，在我中學時代可不是這樣的。回憶當年，我坐在課堂裡聽教師講解這兩篇課文並痛斥父親時，我真是如坐針氈。同學們用異樣的眼光偷偷斜視我；老師在課下找我個別談話，教育我同「代表反動階級」的父親劃清界限。十六歲的我羞愧惶恐，覺得有這樣的父親是我終身恥辱，使我永遠抬不起頭來。我曾氣沖沖地跑回家去責問父親為什麼他當年迫害魯迅，鎮壓學生？父親卻異常平靜地對我說：「一個人的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公論。現在對你講，你聽不懂，也聽不進去。我和魯迅之間，有些事情是誤會。以後你長大了自己去讀歷史，自己去判斷吧！」
遺憾的是，以後的二十年中，我既沒有認真去讀歷史，也沒有再去想過六十年前的這段恩怨是非。一直到父親已是耄耋老者時，我才有機會同他談起過20年代他參加段祺瑞執政府的那幾年裡所發生的事。那時，父親的精神境界已遠遠超脫了世俗功名之爭，也不在乎人們對他的評說；我也早已擺脫了青年時代魯迅文章所加於我的重負和對父親的偏見。我們平靜地談論著半個世紀前那些動盪歲月。父親在談到魯迅先生與他之間的芥蒂時，很風趣地說：「哪裡有這麼多文章好做喲！魯迅要是活到解放，我和他很可能是朋友呢！」他笑著說：「我和魯迅硬是有緣！」他說自50年代初起，他同許廣平先生都是歷屆人民代表，每次開人大會議又都是主席團成員，後來又都是常委會委員。「章」和「許」兩個姓氏筆畫相同，因此每次上主席臺，父親同許廣平先生都是毗鄰而坐。父親說：「我們很客氣嘛，誰都不提幾十年前的事了。」有一次服務員上茶先送許廣平先生，許先生把茶讓給父親說：「您是我的師長，您先用。」父親說：「我和魯迅的夫人都和解了，坐在一起開會，魯迅如果活著，當然也無事了。」我問父親當年他們之間如此敵對，他現在怎麼看。父親微微沉思後緩緩地說：「拿你們現在的眼光看，對於學生運動的事，魯迅支援學生當然是對的。」父親說1925年春天，他應段祺瑞之邀北上任執政府的司法總長，後來又調任教育總長。父親當時想用「讀書救國」來辦教育，因此企圖整頓學風，嚴格考核。他反對學生參與政治，主張閉門讀經書，因此他禁令學生不得上街遊行，從而激怒了愛國進步學生。學生們到魏家衚衕他的住宅大興問罪之師。隨即，父親辭去了教育總長職務。但是同年8月，因段祺瑞再三懇邀，父親又再次出任教育總長。這時的形勢更為緊張，「五卅」運動之後，全國革命浪潮高漲，青年學生思想更為活躍。父親雖試圖在原來堅決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基礎上進行一些改良，在他辦的《甲寅》雜誌上提出了「新舊調和」的主張，但因他根本上是維護舊文化的，因而鬥爭並未因他的調和主張而減弱。
父親說，這時又發生了「女師大」事件。許廣平先生當時在「女師大」讀書。「女師大」的學潮鬧得很兇，得到魯迅的支援。進步學生抵制父親任命的校長楊蔭榆到校任職。父親最後下令解散「女師大」，其實是為把造反的學生趕出學校，平息學潮，使「安分守己」讀書的學生繼續按父親的宗旨上學。說到這段歷史，父親不禁自己笑了起來，他說當時許廣平先生等進步學生在學校內靜坐，不肯離校。校長楊蔭榆僱了一批「三河老媽子」才把她們架出去。我不解，問父親為何一定要從三河縣僱老媽子（女傭）。父親呵呵一笑說那時鄉村婦女多數仍裹小腳，唯三河縣貧苦人家婦女傳統地大多來北京、天津當女傭，故那裡的婦女多為天然足。父親嘆息說：「這些事過去多年了，當然是不對頭的！」
在學潮的衝擊下，父親第二任教育總長僅當了四個月就下臺了。段祺瑞堅邀其改任執政府秘書長。父親說：「有一件事，你大概至今還不清楚這段歷史，那就是1926年發生的‘三一八’慘案與我並無直接關係。」父親是1925年辭去教育總長職務的，「三一八」慘案發生在翌年3月，因此並不是他授意鎮壓學生，更不是他下令開槍殺害學生。後來，我讀到過一些史料，父親當時確實已不是教育總長。當然，作為段祺瑞執政府的秘書長，慘案之後他曾奉命草擬過一份通緝令，但他對慘案本身並不像我中學時代以為的那樣是個下令開槍鎮壓學生的劊子手。幾年前，一位歷史學者告訴我說，寫父親的傳記有阻力，因為有人反對，認為父親是被魯迅先生「定案」的「三一八」事件的罪魁，因而不能寫他的傳。當時，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為父親所遭到的不平而憤慨。為什麼有些人研究歷史卻對父親如此不公？為什麼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我們黨的政治生活中都已消除了「兩個凡是」的影響，而在對歷史人物的研究中卻在父親的頭上還要懸一把「凡是」的利劍？
父親1924年至1926年參加段祺瑞執政府無疑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段彎路，然而正如後來毛主席向我指出的那樣，縱觀他的一生，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他的大部分時間是革命的、進步的。段執政垮臺之後，父親於1928年赴歐洲考察，並於1930年應張學良將軍之聘出任東北大學文學院主任。此後的近二十年中，父親維護民族氣節，拒不同汪偽政權合作；在國共重慶談判期間，他關心毛澤東同志及中共代表的安危；內戰後期，他又為國共和談而奔走。解放後父親更是中國共產黨的摯友。在父親九十二年的漫長歲月中，客觀的歷史評價應當是不難作出的。
父親當年同魯迅先生之間另一個爭論的問題是在新文化運動上的對立。無疑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偉大先驅，而父親那時是堅定的復古派，主張恢復舊禮教，攻擊白話文。這場爭議的是非自然是早已一目瞭然了，但是長期以來，它也被過分地劃入了政治上敵我之分的範疇，實際上，從當時另一位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人物胡適先生與父親之間的關係中可以看到，他們雖然在新舊文化問題上的鬥爭幾乎是白熱化的，但他們個人之間並非是你死我活的敵我關係。在鄭振鐸著《文學論爭集》中記載有以下這樣一段胡適與父親之間詼諧的唇槍舌劍：
「……（1925年）胡適在一次宴會上，曾當面告訴章士釗說：你那篇《評新文化運動》不值一駁。章聽後心裡很不服，於是故意再登了一次，表示向新文化運動挑戰。為此，胡適寫了《老章又反叛了》一文來批駁他。光是這年2月，章曾約胡適同照一相，隨後章題白話詩一首贈胡，詩云：‘你姓胡我姓章，你講什麼新文學，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並坐，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十五年後，這個相片好作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詩送把你，總算是老章投了降。’繼而，胡應章之請，寫一首文言詩致答，詩云：‘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願長相親不相鄙。’」即使在六十年前，難道父親同胡適的鬥爭方式不是讓人感到更加通情達理嗎？
直到父親晚年，我與他談過了他在段執政時當過「老虎總長」的經歷以及他同魯迅的筆戰之後，我心中才如釋重負，解開了我與他關係中的一個大疑結。我那時開玩笑地問父親我們家中沒有魯迅著作，是不是他還對五十年前的事耿耿於懷？父親大笑，他說：「早過去了。不過我到現在還是頑固的復古派，你看我的書架上哪裡有一本白話書？」後來父親去世后冠華遷入了。冠華是極為崇敬魯迅先生的。於是我們的書房（也是父親生前的書房）的書架上立時擺滿了各種版本的魯迅著作，僅全集就有兩套，還有各種單行本數十冊。我對冠華開玩笑說：「你知道嗎？我父親的書架上是從來不擺魯迅著作的。現在你一下子搬來這麼多。父親地下有靈，不知作何感想，說不定有些輾轉不寧呢！」冠華說我低估了父親。父親是個寬厚大度的人，不會計較歷史上的恩怨。我相信冠華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