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回家後向父親告了我一大狀，說這全是我的「揭發」。我則理直氣壯認為我做的一切都是革命的需要。父親當時顯得十分困惑，他單獨同大哥談了話，母親後來向我透露父親叮囑大哥以後凡我在家時說話要注意，不要亂講政治問題。那天深夜，父親叫我到他書房裡，對我說：「你跟共產黨走，我不反對。我和共產黨、毛澤東的關係幾十年了。我沒有把你送到臺灣、香港去，就是要你跟共產黨走嘛！不過你無論對自己家人或外人都不可隨意亂講，危害於人。你說自古就有‘大義滅親’，但你看看章可是壞人嗎？他性格孤僻，埋頭他的藝術，至今無所成就，是我一個心病。但他怎麼可能是納粹黨成員呢？你知不知道希特勒的大日耳曼主義是根本不吸收外國人加入他的納粹黨的？」父親嘆口氣說：「好吧！你要走自己的路也罷，但你年紀還小，許多事還並不懂得。我只希望你一生要與人為善，切莫加害他人。這是我一生信守的為人之道啊！」我為自己的行為申辯了一番，父親疲倦地揮揮手說：「我要對你講的都講了。你不必說了！」從此，大哥章可將近十年在家裡不同我講話。餐桌上只要有我在，大哥竟十年如一日一言不發，埋頭吃飯。

我和大哥的關係僵持很久，最後也是到「文化大革命」才「解凍」。1973年父親去香港時，我向周總理要求讓大哥同去並留在香港陪伴父親，大哥很高興。父親不幸在香港去世時，大哥尚未結婚。喪事處理完畢後，他對我說他想從院中搬出，獨住一處。我向周總理彙報後，總理指示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為大哥找房子。國管局提出幾處單元房供大哥選擇，我請他去看房，他卻說：「我不看，隨便。哪裡都行，只要有個地方作畫，我可以睡在畫上。」我聽了，心裡發顫，不覺為他掠過一絲淒涼。大哥一生醉心於他的藝術，卻始終未被藝術界承認。六十多年漫長的歲月中，都有老父給他庇護；如今父親不在了，他孑然一身如何度日呢？於是，我為他四處奔波看房，盡我所能把大哥的晚年安排得妥帖些。當時，大哥的眼疾已經日趨嚴重，我堅持為他找一個底層的寬敞住處，使他不必爬樓，又能有陽光充足的房間可供作畫。最後在國管局領導的幫助下找到了一處四居室住房。大哥很滿意，搬了進去。不久，大哥終於同徐女士結合。他總算有自己的家了。那些年副食供應困難，品種也很少。我每月兩次為大哥從我們的特供站購買糧、油、副食，特別是治療大哥眼疾所需的羊腰子。大哥來取食品時常同我閒談一會兒，我覺得他結婚後似乎不那樣孤僻了，我們間相處也很自然了。後來我又為他安排了同仁醫院眼科專家為他做了手術，使他在一段時間內視力有所恢復。此時，我內心壓了二十年的重負才終於卸了下來。我似乎覺得父親心中也一直壓著這塊石頭。此時他在九泉之下看到我在他去世之後為大哥所做的一切，當也瞑目了吧？現在回過頭來講這段不愉快的家史，我不覺茫然。我想在那個歷史洪流猛烈衝擊中國大地每個人心靈的時代，我們家裡所發生的一切也許是誰都沒有過錯的——我、大哥、父親，我們恰好是三個時代的三代知識分子。我們都有過自己革命的激情，都有過各自的過失和錯誤。我相信當1903年父親作為學生的「魁首」在他就讀的南京陸師率眾參加拒俄運動，組織抗俄義勇隊，反抗清政府的腐敗，最終退學到上海，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發起的愛國學社時，當他年僅二十二歲接任《蘇報》主筆，高舉反對清王朝，反對保皇派的旗幟，大罵光緒皇帝，1903年7月《蘇報》被封，章太炎、鄒容以及他先後被捕入獄時，他不也是懷著強烈的革命激情嗎？他1904年與楊守仁等計劃暗殺廣西巡撫王之春於上海時，他也是同樣地義無反顧的。我和父親在相隔半個世紀的兩個驚天動地的時代中都為我們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作出過犧牲。大哥的青年時代不幸是在歐洲30年代希特勒狂熱主義薰染下度過的。他在思想意識上也許是納粹主義的犧牲者。從那以後，他一生沒有找到自己願意為之奮鬥的目標和理想。父親、大哥現在都已作古，帶著他們的理想，他們的輝煌，他們的悲傷，他們的彷徨。如今只有我還在這世上為我的理想而尋找，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