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11月，我們接到父親的通知，要我們立即北上，遷居北京。他在香港住了一小段時間後，在第一屆全國政協開會前，雲集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由香港地下黨組織的幹部帶隊分批乘蘇聯船隻取道青島、大連，轉來北京參加政協會議，並參加了1949年10月1日的開國大典。湊巧的是，我和冠華結婚後，有次談起父親，冠華說他當時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地下黨香港負責人之一。和父親一起回北京的那批民主人士正是由他帶隊的。父親對冠華的才華評價很高，冠華也很尊重父親。解放後他們見面不多；但自70年代初父親身體開始衰弱、經常住院後，冠華只要到病房探視朋友，聽說父親住院，他是必定要去看望的。

父親參加開國大典之後，決定定居北京。殷夫人那時已決定留在香港，我們全家就按父親意見立即打點行裝北上。1949年11月下旬，我們乘火車離開上海。同行的除母親和我，還有大哥章可。當時全國尚未完全解放，國民黨的飛機轟炸得很厲害。火車遇上敵機常常在白天停止行駛，因此一路上停停走走，至少走了兩個晝夜才到達北京。

對於我來說，離開我生長的上海是極傷心的事。記得送我們上火車站的汽車拐入當時的同孚路前，我對我最喜愛的那個「作家書屋」留下了臨別的最後一瞥，又無限留戀地看著那家我常常光顧的門面不大的糖果點心店從窗外消逝。此時我忍不住哭了起來。我捨不得上海繁華的街道，夜間五光十色的燈光以及那輕輕拍岸的黃浦江水。但一個十四歲女孩子的命運只能由家中父親安排，不可能獨自留在上海。我貪婪地看著我心愛的城市的每一條街道，不知何日才能重返上海。

到達北京時，已經完全是冬日景象。1949年的北京比我想象的還要蕭瑟。街上看不見店鋪，所有的門不是緊閉就是掛著厚實的棉簾子。後來我才知道那掛棉簾子的全是商店。那時，北京既沒有上海那樣的五彩繽紛的玻璃櫥窗，更沒有入夜時光彩奪目的霓虹燈。古老的城牆，灰濛濛的風沙，婦女的穿著在我看來完全是19世紀人們穿的那種高領子長到腳面的寬大皮袍子，臉上整個地蒙一塊大紗巾，看不出是老是少，是美是醜。我坐在回家的汽車裡又禁不住哭起來，想上海想得要命！

那時，父親在北京沒有自己的寓所。他一輩子為人清廉，儘管過他手的錢財數量極為可觀，但正像他自己晚年時對我說的：「我這一生既無動產，也無不動產；我一生從不富有，但也從不缺錢。」父親好「管閒事」，好助人，許多錢是用來賙濟生活窘困的朋友花去的。他對生活條件要求很低，也從不為自己生活之需向黨和政府開口提任何要求。初到北京時，國家初建，一下子照顧不到那麼多民主人士的生活。父親沒有要求分配住房，自己應老友朱啟鈐（桂莘）老先生之邀，搬進了朱桂老的後院與他合住。我們來到北京也就以這後院為家，一住就是十年。說是後院，但還不是整個後院，而是一半，即北房和東房。北房有一間大約二十多平方米的起居室，用隔扇隔開的裡面一小間約十平方米就是父親和母親的臥室了，臥室連線一個洗臉間也很窄小。東屋歸大哥章可住，我就只好安頓在連線北屋和東屋拐角上的一間過道，因為光線不夠，屋頂開了天窗。整個院子沒有暖氣裝置，每個屋子都生爐子，我那間水泥地的過道最冷。這開頭一年北京的生活對我來說從心理上到身體上都極不適應。加之，我中途輟學來北京，進不了學校，心情真是壞極了。

我們全家遷居北京之後，我與父親就天天朝夕相處了。父親的生活與解放前大不一樣。他除去每週開幾次會之外，就是會會朋友，也去聽聽京劇。過去那許多繁忙的應酬少多了。他此時似乎很想重建我們父女之間失之荒疏的感情，但我卻依然對他冷漠、疏遠。父親見我總是避開與他談話，於是向我建議每天教我一篇古文或一首詩詞。可惜，那時的我就是不願意和父親單獨相處，心裡埋怨他把我弄到北京來，因此學了沒有幾天，就不願繼續下去了。父親很傷心，又要我同大哥一起到一個白俄老太太那裡去學習俄語。他自己已七十高齡，還天天晚飯後跟著「廣播俄語」從頭開始一個字一句話地學習。父親要我們從老太太那裡學回來和他一起復習。可是，我去了幾次後也不肯去了。父親很生氣，問我為什麼不肯去？我說這個白俄老太太一上來就教《漁夫與金魚的故事》，我聽不懂。父親說：「你小小年紀為什麼那麼不好學，什麼都不願學，整天看小說？」我理直氣壯地強辯說我不喜歡北京。只要在北京，我什麼也不想學。父親氣得搖頭說：「沒想到你這樣不求上進！」我可覺得十二萬分委屈，整天躲在我那冰冷的小屋裡看小說，望著窗外寒風凜冽的嚴冬景象，對父親的怨氣更大了。近年來，聽人說，從心理學說，女孩子在十五到二十歲左右這個階段有一種逆反心理。家長要她幹什麼，她偏不幹。只是我那時的「逆反心理」給我一生所帶來的遺憾太深了。在我步入中年之後，每當我想到這失去的大好機會總是追悔莫及。父親是個大學問家，我卻把他要傳授給我的中國文化瑰寶拒之千里之外，致使我至今患有對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貧血症。記得1972年我為周恩來總理做翻譯，總理用了「越俎代庖」這句成語，我傻眼了，翻不出來。總理溫和地搖頭說：「章行老的女兒怎麼都不懂‘越俎代庖’呢？你要好好跟行老學啊！」我無限羞慚又悔之晚矣，父親那時已九十一歲高齡，雖然我們父女之間終於達到一種冰釋和理解，但他體弱耳聾，已不可能教授我這個當年不肯學的不孝女兒了。

我家遷至北京後的頭七八年是我和父親思想最對立的時期。1961年秋季開學前，我向父親宣佈，我決定從家裡搬到學校宿舍去住，儘管這兩處的距離僅兩站公共汽車。記得當我宣佈這個決定時，父親緊蹙眉頭，兩眼直視方桌，半晌不語；母親則木木地看著我，欲語又休。這是我第一次造了父親和家庭的反，這件事一定很傷兩位老人的心。但我那時認為只有脫離家庭才能走革命的道路。

我的變化是從抗美援朝運動開始的。

1950年抗美援朝運動開始。我讀書的貝滿女中原是美國人辦的學校，因此，校領導更加強了在師生中肅清崇美、恐美、親美的思想教育。我是當時這個學校唯一從帝國主義影響最深的上海來的學生，又由於對北京的一切都不喜歡，我和老師、同學都不大來往。老師一定認為我是思想落後留戀大上海。所以我自然就成了幫助的重點。在大家的幫助下我的覺悟提高的速度是驚人的，思想一下子變得十分激進。我不顧父母親的反對，堅決要求參軍去朝鮮戰場。後來學校把名單報到市委，市委批示說我是獨生女，父親是有影響的民主人士，高階統戰物件，不宜去朝鮮。大概是怕我一旦犧牲影響統戰物件和黨的關係吧？我的參軍申請被拒絕後情緒十分激動，認為是這個家庭阻礙了我參加革命，於是，毅然決然向家裡宣佈：我要革命！因此要從家裡搬到學校去住。父親聽後，默然不語，只是深深地嘆了口氣。母親落淚了，而我卻頭都不回地搬了行李住進了當時已改為「五一女中」的宿舍，連週末都不常回家。

不久，我和父親之間發生了一場更大的衝突，帶給父親極大的震動。那是在一次肅反運動中，學校黨組織號召團員、進步青年揭發自己周圍及家庭中有反革命嫌疑的人和事。大哥章可當時是北京私立京華美術學院的院長。他的一個學生恰巧是我父親的一位朋友，也是黨的一個主要統戰物件的兒子。這個年輕人當時也正經歷著與我同樣的思想演變，因而也十分激進。他找到我，要我揭發他們的院長、我的大哥章可的「反動言行」。大哥30年代隨母在歐洲生活過十年。希特勒、墨索里尼上臺的前後，大哥正在德國和義大利學習油畫。他那時三十歲不到，正是年少氣盛之時，看到了納粹黨興起時狂熱的日耳曼民族情緒，必是受了一些薰染，產生了對希特勒的一些模糊認識。我們剛到北京時，大哥其實對我不錯。他自幼生長在北京，由於學習藝術，對北京的歷史古蹟很熟悉。我在沒有找到學校之前，閒居在家的日子裡，大哥常帶我去逛北京城，也和我談到他早年在德國的所見所聞。到肅反運動，要我揭發大哥時，我認為真正革命就應「大義滅親」，但是我並不懂得這種揭發要充分調查，要實事求是，不能憑閑聊的內容就下定論。於是我把大哥平時與我談到的對希特勒、納粹黨的那些描述都向父親那位朋友的兒子揭發了。其結果是大哥被隔離審查了一些日子，要他交出納粹黨證。大哥當然交不出來。最後大哥被放回家，卻丟了院長的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