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父親那時也有需要我的時候。那是他要寫字，叫我從另一端替他拉紙。父親是位大書法家，向他求字的人多極了，從大店鋪的招牌到社會名流的壽屏，各界朋友索求「墨寶」，送來的各式宣紙多得堆成小丘，真是應接不暇。父親稍一得空，就寫幾張「還債」。說是「還債」，但一寫上字，我可以感到那是父親最好的休息。他很喜歡寫字，一寫起來全神貫注，忘卻了他要處理的千頭萬緒的事務。每當這時，他就會想到我，把我叫去先替他研墨，然後在另一頭替他拉紙。我很討厭這項工作，因為父親一寫上癮就是一兩個小時，替他拉紙簡直是種懲罰，既不能快又不能慢。快了，父親還未欣賞完自己所寫的那一個或那一行字；慢了，他又等得不耐煩。不過每當他寫字有求於我時，他總是很和藹。高興起來，還有獎金。我把父親獎勵的辛苦錢同春節時給長輩拜年所得的紅包壓歲錢存放在一起，捨不得用。母親說鈔票貶值，不能存在錢包裡。於是，她替我去囤積了幾箱子洗衣服的肥皂，說是漲價後賣掉就賺錢了。後來內戰局勢緊張，國民黨統治區通貨膨脹，貨物奇缺，母親把那幾箱子肥皂全用掉了，始終連本錢也未還給我。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失敗的經商經驗！

1948年開始，局勢日趨緊張。對於當時僅只十二三歲的我來說，只是朦朧地感到世界正在動盪變化，我並不知道內戰是怎麼回事。一直到父親1949年4月作為國民黨南京政府正式和談代表之一赴北平與中國共產黨談判時，我才意識到這場戰爭波及到了我們家。父親動身之前，母親非常緊張，生怕父親此去凶多吉少，有去無回。記得父親安慰她說不要怕，會有人照料我們一家的。他開導母親說和談是國家大事，他希望出把力，把戰爭停下來。

父親去了北平後音訊全無。接著我們聽說和談失敗了。隨後，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南京。自從和談失敗後，我們家開始受到國民黨人員和特務的騷擾。有時深更半夜來敲門，說是查戶口，大概是怕我們全家逃走；有時又派要員「拜訪」母親，勸說她立即去臺灣。記得有一次來人嚇唬我母親說，父親已經被共產黨關起來了，如果上海「陷落」，共產黨是一定要殺我們全家的。他們要母親立即帶我去臺灣。又一次他們來對母親說共產黨野蠻得很，共產共妻，我這麼大的女孩留在家裡很危險，她如果堅持不走，也可先把我送去臺灣！還說共產黨鬥爭有錢人，不許婦女穿皮大衣。在北平，凡婦女穿皮大衣者，都被罰在街上像動物一般爬行，等等，等等。那時母親被嚇得夠嗆，但她卻異常堅定地拒絕了帶我去臺灣的機票。她說等不到父親的訊息，她哪裡都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