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回到上海後，我們家就搬到了現在的延安中路達巷7號。同時這裡也成了父親的律師事務所。父親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師，案子很多，經常要出庭辯護。每天下午，父親在殷夫人那邊吃過中飯就來到達巷，一到就忙，會客，接談案子，出庭……很少有空閒。對於十一二歲的我來說，本來就因為父親八年在重慶，對他完全陌生，如今回到上海，卻不住在家裡，每天只有在晚飯前後見到他，還常常是賓客滿座。當時，我覺得父親是那樣不可接近，那樣令我望而生畏，我儘可能躲開他；而他似乎也不大注意我的存在，極少同我講話。大人們都忙於他們的社交生活，少年時代的我在家裡十分寂寞。1946年，我考入震旦女中。家裡為我請了一位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的大學生任家庭教師。她每天下午來我家一小時幫我複習功課。老師走後，我常常獨自一人躲在三樓平臺上看小說。冬天，平臺上太冷，我就跑到如今瑞金大戲院附近的「作家書屋」不花錢地坐在取書的小梯子上看書架上的書。巴金的《家》、《春》、《秋》，徐的《風蕭蕭》以及無名氏的《塔裡的女人》等等都是我那時坐在「作家書屋」的小梯子上看的。那個時期我幻想過將來當個文學家，也寫小說。我還酷愛話劇，曹禺的《雷雨》、《日出》只要公演，我一定去看。我還喜歡當時上海的一個廣播劇團。他們把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改編成話劇《水仙花》，連續播演，我每次必聽，因此我也很想將來能當個話劇演員。有一次，是個父親偶然得閒的片刻，他突然問我將來想幹什麼，我脫口而出說想演話劇。沒想到父親大為不悅，教訓我說：「你要好好讀書，將來上大學。讀好書我送你出去留學。章家門裡不出戲子！你要去做戲子就不要進章家門！」我當時委屈極了，不知道演戲有什麼不好。本來，我和父親之間交往就很少，這次短短的談話之後，我對他更加敬而遠之。那次父親的訓話我又傷心又不服氣，以致那次談話的氛圍至今還留在我的記憶中。解放後，我還是喜歡戲劇，一直到我進了外國語學院，我才終於如願以償成了英語系舞臺上的一名業餘演員，我們先後演出了全本蕭伯納的《augustusdoeshisbit》、王爾德的《認真的重要性》以及莎士比亞的《奧賽羅》，我扮演黛絲德蒙娜。每當朋友們看過戲說我頗有點演戲的才華時，我都會嘆口氣說：「可惜我的戲劇才華還未降生到搖籃裡就被我父親扼殺在胚胎裡了！」

從抗戰勝利到解放，在上海的那幾年中，父親的律師事務非常繁忙。1945年下半年及1946年，他接辦的許多案子是漢奸案。日本投降之後，國民黨政府控制了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他們雖然消極抗日，但戰爭一結束，他們又儼然是勝利者，抓了一批漢奸關起來並且在法庭審判。被關的大漢奸中有不少過去是父親的朋友，如周佛海、梁鴻志。但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他們選擇了截然不同的道路。1945年父親從重慶回到上海，周、梁等人卻成了階下囚，他們的親屬都請求父親為他們出庭辯護。父親接辦這些案子，心情必定是複雜的。梁鴻志最後仍被判死刑。梁被判決那天，父親心情很沉重。事後他問梁的家屬要來了梁死後大殮時的遺體照片。記得當時我看了一眼，聽說這人是槍斃的，嚇得趕緊把照片還給父親。父親對著照片不勝感慨唏噓。他說梁鴻志這人很有學問，真是一念之差啊！父親是個極重情誼的人。1964年梁鴻志的遺腹女高考落榜，來北京找父親幫助。父親把她收留在身邊近十年，一直到1973年逝世後，由周總理親自關照在上海安排了工作。

現在回想起來，父親當年也確實沒有時間來關心我的成長。他每天要會很多客人。大部分是當事人，但也有其他各界人士。記得有一次，家裡人很激動地說，梅蘭芳正在樓下會客室與父親談話。我那時也跟著大人學過幾句京劇青衣，不過是程派唱腔的《鎖麟囊》。聽說大名鼎鼎的梅蘭芳來了，我也隨家中用人跑下樓從客廳旁小過道的門縫裡看到了舉止優雅的梅先生。後來，大約到了1948年，或1949年初，父親有幾次會客時很神秘，關照一切人不得入內。有一次我闖了進去拿我遺忘在鋼琴上的書，被父親訓斥出去。我偷眼望了一眼客人，是個普普通通的中年人。一直到解放後我才聽父親說那時共產黨派人與他有聯絡，父親正在從事國共和談的籌備。1949年4月，他作為國民黨和談代表來北平與共產黨談判時所帶的秘書金山同志，就是上了國民黨黑名單的地下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