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們搭乘法國航空公司班機赴紐約。大使和部長們以及主要翻譯購買了頭等艙機票。上飛機後，我們才發現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資深主持沃特·克朗卡特和他的助手也在頭等艙內。他們在紐約就開始跟蹤喬冠華的行蹤，並且神通廣大地獲知了喬和他的代表團將於11月11日乘法航班機赴紐約。於是，克朗卡特趕到巴黎，訂購了同一架航班的頭等艙機票。當我們最後登機，進入頭等艙時，克朗卡特已穩坐在第二排等待著他要採訪的人物的到來。儘管克朗卡特非常有禮貌地徵詢冠華意見是否能接受他採訪，但這是一段橫渡大西洋的漫長的飛行，如果拒絕採訪，雙方在這狹小的空間要共度十個小時，將會比較尷尬。當然，喬冠華可能有更深一層的考慮，他很痛快地答應了，使對方非常興奮。他們拿出錄音機，問冠華是否在意他們錄音。那是我們見到的第一臺卡式錄音機，其實是最早一代的磚頭式的卡式機。採訪結束後，克朗卡特取出錄音帶，誠懇地希望冠華接受他的小小的禮物——這臺卡式磚頭機。冠華請他乾杯，他祝冠華成功。這是赴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團接受的第一家美國媒體採訪。我們無不佩服美國新聞媒體的敏感和效率。

法國航空公司對於中國代表團乘坐他們的班機赴紐約十分高興。他們也採取了保證安全的措施。但是也許他們過於謹慎，當我們在大約下午四點左右降落在肯尼迪機場時，法航的機組竟找不到開啟艙門的鑰匙。我們足足在飛機上等了約二十分鐘，他們才找到那把藏得太仔細的鑰匙。我們從機艙望出去，那天紐約天氣十分陰沉，寒風凜冽，來迎接的人並不很多，大概是以新聞媒體為主。其餘就是聯合國總部的禮賓司官員以及阿爾巴尼亞等二十多個友好國家的使節。喬冠華在機場發表了準備好的書面講話，隨即前往先遣隊準備的下榻飯店——羅斯福飯店。先遣隊預先已包租了十四樓的半個層面。

代表團的所有人，除了喬冠華和熊向暉，都是第一次到美國。一切都那樣陌生，也那樣新奇。從四通八達的高速路到街上行人的「奇裝異服」以及那五光十色的店鋪櫥窗，這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難以想象的。我們在旅館稍事安頓，大家最渴望的是喝一杯解乏的清茶。但是屋內沒有暖瓶，於是大家找到我問我如何弄點開水。我查遍房中的「服務指南」，認為一定是打電話給那個叫「housekeeping」（管家）的部門。於是電話打到管家部，我說我們是十四樓的中國客人，我們要泡茶，需要熱水。接電話的說：「你開啟熱水龍頭就有熱水。」我說我們是要可以泡茶的很熱的開水。他說那你就多放一會兒，水就會很燙的。我說我們不習慣用洗臉池龍頭裡的水泡茶。那個人說那你只有打電話到房內送餐部了（roomservice），我打到送餐部，我說我們每個房間都要泡茶的開水。他說沒問題，馬上送來。十分鐘後，有人敲門，開門見一位服務員手捧一個精緻的銀色盤子，上面放一個同樣精緻的玻璃杯，其中盛著熱水！而此時，這也就是溫開水了！其他同志都抱怨說這美國飯店怎麼不給暖壺，我說今天就湊合吧！這幾杯溫開水價格不菲，是當做客房送餐計算的，外加小費！大家說這鬼地方真是資本主義，喝杯開水還算錢！第二天，代表團後勤組的頭等大事是上街買電壺及暖瓶，並且騰出一間小房專供大家燒開水之用。

我一生中所經歷的最為激動人心的時刻我想就是1971年11月15日喬冠華在聯合國中國席位上就座的時刻，以及他在聯大代表中國作第一次發言後長龍般排隊向他祝賀的場面。那一天，當喬冠華到達聯合國大會時，大門外已雲集了許多記者。冠華由聯合國禮賓司長迎接前往大會會場。記者蜂擁而至，在他的座位前搶佔最佳位置。那一時刻，喬冠華成為整個聯合國大廳的中心。所有人都駐足觀看，「紅色中國」像一股巨大的旋風，席捲著這個經歷了二十年風霜的最大國際組織。中國終於昂首闊步地走進了這個大廳，打破了美國對她的封鎖，參與到世界大事的重大決策中來，成為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一員，和美國一樣，擁有否決權。

我常常奇怪，冠華的性格極易激動，但是此時此刻，當我們很多隨行人員激動得要流淚時，他卻十分從容，似乎是去開一個平常的會議。他保持了十分冷靜、鎮定的神態，坐進了禮賓司長親自為他拉開的中國名牌後的那張椅子。此時，有記者問他：「喬先生，你現在坐在這張椅子裡有何感想？」冠華的回答造就了那張著名的後來獲新聞攝影普利策獎的仰頭大笑的照片。他笑得那樣自然，那樣淋漓盡致，一時間感染了周圍所有的人。他僅有的回答是：「我現在的心情不是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了嗎？」那是勝利的笑，是自豪的笑，這聯合國大廳內響起的喬冠華的笑聲呼應著毛澤東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有誰能擋得住這喬冠華的笑聲？後來，《紐約時報》曾發表一篇關於喬冠華的評論，題目就是《喬的笑》。喬冠華就是用這豪邁的笑聲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回到了聯合國！

然而，接下來的聯大會議卻充滿艱鉅的鬥爭。印巴戰爭在大會期間爆發了！年輕的中國代表團突然之間面臨一個十分複雜的局面。我們身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沒有自己的駐地，沒有自己的保密通訊裝置。中央離我們那麼遙遠，很難隨時得到周總理指示，而戰爭又在快速進展。巴基斯坦軍隊節節敗退，安理會天天開會至深夜、凌晨。我們與國內的聯絡一切都是明電明碼，全部掌握在美國手中。幸而當時美國的態度與我們基本一致，都是支援巴基斯坦，反對蘇聯支援的印度當局肢解東巴。在安理會內中美兩國都要求印度立即停火撤軍，而蘇聯代表馬立克卻想盡辦法拖延表決。他們想拖到東巴首府達卡陷落，戰爭自然就結束了，印度就佔領東巴了。此時，美國方面提出先停火，停下來後再談判撤軍，但由於通訊的不便喬冠華沒有得到國內指示可以暫不要求撤軍。安理會緊張地僵持著，中國要求停火、撤軍，馬立克說莫斯科沒有指示，而前方戰場上形勢十分危急。這天深夜，周總理從北京打普通長途電話到代表團，批評喬冠華還在堅持撤軍要求。周總理說現在一切都要看前方的戰局。只要保住達卡，一切還有談判餘地。一旦達卡失守，東巴就被分離出去了，不可能再挽回。因此現在美國人提先停火是正確的策略。先停火，停下來，達卡還在巴基斯坦手中。喬冠華連夜召開會議，商議新戰略。第二天，中國代表團放棄立即撤軍要求，但必須立即停火。蘇聯代表仍在拖延。時間一小時、一小時過去。終於傳來了印軍攻克達卡，巴基斯坦守軍投降的壞訊息。一場分裂巴基斯坦的戰爭以東巴分離出來為結局而告終。此時馬立克在安理會發言說莫斯科指示已到，同意立即停火。當然這已毫無意義。停火已經實現，只是以巴基斯坦軍隊交出東巴投降印度為停火的代價。美、中、巴以及支援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國家都很失望。安理會通過了一張廢紙的要求停火決議，巴方代表夏希憤起把決議撕碎，並率領全體巴代表團退出安理會。當時的氣氛十分悲壯。

雖然這場鬥爭以失敗告終，但是中國代表團匆促上陣，在極為不利的條件下充分發揮了一個安理會大國應起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對於這場初來聯合國就遭遇的突如其來的戰爭局面，幸而有喬冠華才能在安理會上舌戰馬立克。但喬冠華自己卻因這場鬥爭而疲憊不堪，身心的勞累使他焦躁、低沉；責任的重大又使他不得不以超出他體能的精力去應付各方面的工作。

12月18日，喬冠華率部分代表團成員離開紐約回國。在從紐約到巴黎的飛機上，冠華回顧一個月來在聯大的鬥爭，心潮起伏，寫下以下題為「心事」的詩句：

離卻喧鬧地，

天高夜寂寥。

倦極不能寐，

心事如波濤。

萬人爭握手，

一語動群僚。

幫腔雖有人，

主犯終難逃。

黃髮小兒何足道，

徒識揮拳其咆哮！

蘇修胡言固可恥，

美帝軟弱亦可笑。

獨有堂堂中國敢講話，

一百多個國家同聲討。

君不見：

四海翻騰雲水怒，

犁庭掃穴看明朝。

冠華後來加註：「1971年12月18日，從紐約到巴黎飛機上。12月29日下午在北京作報告，夜不能寐，起又改一遍。」

喬冠華不負眾望，載譽歸來。他以自己獨特的魅力征服了聯合國，也讓國際社會了解了新中國。他在國內民眾中的威信也因此而高漲。然而，在這躊躇滿志的頂峰，也同時孕育著他日後的災難。第二年1972年的夏天，外交部醞釀第二十七屆聯大代表團時，向中央打報告建議由當時的外交部長任團長。冠華是想到急流勇退的。正如毛主席曾引用的詩句「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樹大招風啊！但是報告被毛主席駁回，批示說聯合國的事還是要喬老爺去。當時的外交部長心中不快，他在黨組會上發牢騷說不相信聯合國的事要什麼專家。1973年中美決定互建聯絡處，冠華已深感國內政治形勢複雜，他無法應對，想出去工作一段，因此正式向周總理、毛主席請命出任駐美聯絡處主任。這次又被毛主席否決，他親自任命黃鎮為首任駐美聯絡處主任。為此事他召見了有關領導，當場對黃大使說：「聯絡處的事由你去，你是大大使。喬老爺，聯合國的事由你管，每年由你去！」冠華從主席那裡出來，我看得出心裡有點沉重，主席的這個決定一定有人不高興。不知往後的日子是否凶多吉少！

最終的結局是喬冠華1971年第一次出席二十六屆聯大後名揚天下，卻在五年後的1976年趁他出席三十一屆聯大時被國內種種勢力結合起來推向黑暗的深淵，我在《十年風雨情》中講到了這段歷史。如今，整整三十年過去了！當年中國進入聯合國的激動人心的時刻仍然在激勵著人們，喬冠華為此作出的貢獻也仍然活躍在人們的記憶裡。三十年前的恩恩怨怨已隨時光的流逝而掩埋，而掩埋不去的是喬冠華一顆忠誠火熱的心。喬冠華晚年時喜歡抄寫劉禹錫的詩句。「淘盡黃沙始到金」，他相信有一天強加於他的如黃沙般的讒言終會淘盡，金子還是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