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後期，我開始重返美國紐約，多數是出差，有一次是探望女兒妞妞。進入90年代，我每年差不多要去美國東海岸兩次。但是在這十多次的訪問中，我儘量避免回到東河之畔的聯合國！儘管時光的流逝多少衝淡了心中的痛，但是喬冠華的名字與中國加入聯合國是這樣緊密地連在一起，每每見到聯合國大廈我的心又會流淚！我難以忘記那河邊的玫瑰園，冠華在會議空隙時最愛在那裡散步；我也依稀能重見冠華在草地上欣賞那裡的雕塑；我更難抹去那一幕幕激動人心的安理會辯論的記憶，冠華獨特的外交魅力使多少人看到中國的力量。還記得在聯合國大會的咖啡廳裡，只要冠華從會場出來休息，他的周圍立即圍滿了各國代表，常常是兩個人合坐一個矮凳，圍得水洩不通。大家都想聽他講話，聽他豪邁的笑聲。那時冠華還有一位美國的女性崇拜者。她名叫愛麗斯，是一位房地產中介商，專為聯合國各國代表團介紹房產。她有一幅自制的地圖，上面標明各國代表團駐地以及她推薦的房產。陳楚同志記不住她的姓名，總叫她「畫地圖的」。愛麗斯那時大約三十多歲，金髮碧眼，稱不上漂亮，但很有交際活動能力。據說許多代表團都是通過她購買了駐地房產，所以她經常自由出入各代表團駐地的招待會。愛麗斯開始與中國代表團接觸是想推薦她的房地產，但很快，她被團長喬冠華吸引，大家都認為愛麗斯愛上了喬冠華。這成為代表團茶餘飯後的一段佳話，因為愛麗斯對冠華一往情深，只要冠華出現在哪裡，她就會在哪裡。冠華在大會發言，她一定會在聽眾席的第一排，穿著非常引人注目的服飾。冠華在咖啡廳，愛麗斯又追隨左右，坐在最靠近他的地方。她以美國人坦直的方式給冠華髮了許多邀請，請他單獨約會，到她家裡去「喝茶」。遭到婉拒後，愛麗斯也會鍥而不捨，跑到代表團駐地要求單獨會見喬冠華。晚上不管冠華出席哪個招待會，都會看到愛麗斯的身影。這事後來弄得冠華有點尷尬。出於禮貌，他不好叫愛麗斯不要跟著他，但她的確成了一種干擾。記得有一次，冠華出席一個阿拉伯代表團的招待會。到達後我們四面觀察，告訴冠華今晚愛麗斯沒有來。誰料，不到半小時，陳楚同志走過來，拉拉冠華的袖子，詭秘地用他的山東話調笑著說：「老喬啊！那個畫地圖的又來了！」我當時是冠華的翻譯，急忙四處環顧，只見愛麗斯在不遠處，眼睛正凝望著冠華。我們沒有找到她是因為那天晚上她換了裝束，一襲金黃色繡花的阿拉伯長袍，長頭髮散落在肩上，與平時的職業女性形象大不相同。
愛麗斯的故事一直延續了兩三年。她每逢冠華生日都會寄來賀卡，也不知她從哪裡查出的。記得有一年她的賀卡是一張通紅閃亮的畫面，遠處半個光芒萬丈的太陽正在冉冉升起，近處的沙灘上，一對泳裝情侶的側影手牽手踩著海水在漫步。整個畫面都是紅色的，熱烈壯麗。愛麗斯會算星辰，她在賀卡中說冠華生日之夜的幾點幾分，她和他的兩顆星辰將相會。我那時真的覺得愛麗斯這樣痴情挺讓人感動的，不過冠華說這是胡鬧。有時，我覺得女人的心要比男人柔弱得多。
前年，我在紐約遇到一位與聯合國關係密切的朋友，談起舊事，她居然認識愛麗斯，說她已退休，終身未嫁，現在獨居在紐約。她還說愛麗斯曾多次打聽喬冠華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我不勝感慨，不知她是否是為了冠華終身不嫁？！我有種衝動，想把喬冠華後來的故事告訴她，但又想一個美國人又何以能懂得中國幾千年歷史形成的複雜的政治鬥爭呢？還是讓當年征服聯合國的那個喬冠華留在她的心上吧！
每當我走在紐約的大街上，即使不去聯合國大廈，那點點滴滴的往日回憶也會湧現在眼前。我曾多次走過第五大道上那白色鑲金色的彼埃爾飯店。它讓我想起1971年那次，冠華初到聯合國就遭遇了印巴戰爭這一區域性戰爭。當時的印度軍隊在東巴基斯坦（現孟加拉國）境內長驅直入，要一舉拿下東巴。蘇聯當時支援印度，中美兩國支援巴基斯坦，安理會內辯論十分激烈。巴基斯坦的大使夏希是個資深外交家，他後來曾任駐華大使。戰爭形勢十分危急，巴方決定臨時任命布托為總理兼外長，並立即派他來紐約參加安理會辯論。布托下榻的就是第五大道的彼埃爾飯店。
代表團決定由符浩同志帶了我們一行人去機場迎接布托。對於從未到過美國的我們來說，肯尼迪機場的碩大無邊使我們完全搞不清東南西北。我們上了一條滾動帶，卻聽到廣播說布托所乘的那班飛機已到，是在另一個門。那滾動帶很長，望過去不知哪裡是盡頭。我們決定半道跳出來。於是一群穿著單調顏色的「毛制服」的紅色中國男女外交官開始冒險在滾動著的傳送帶上爬欄杆往外跳，惹得眾多美國旅客目瞪口呆，也氣得機場警衛大聲斥責，要把我們帶走。我們出示了外交官護照，告訴他們我們來接一個國家首腦，走錯門了。警衛無可奈何，只得放過我們。
布托到達後，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和代表熊向暉等即刻去拜訪，共商對策。我是翻譯。我們匆匆趕到彼埃爾飯店，那裡的看門的及服務員顯然已得到通知，十分殷勤地為我們開門引路。但是，等我們拜會完畢出來時，他們的態度卻變得十分冷淡。同去的人中有人說在美國，周到的服務都要給小費，但在當時的中國，完全沒有小費這個概念，所以我們誰都沒有帶錢，到了大門口只好自己開門。
我想，對1971年這樁同樣是改變世界的大事應當從頭說起：
1971年10月26日，聯合國通過了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訊息傳到北京，第二天，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發來賀電並邀請中國政府立即派出代表團出席後一半二十六屆聯大。那時從周總理到外交部都沒有思想準備。實際上，我們當時也以為這個問題要在尼克松訪華後的1972年秋天二十七屆聯大時解決。訊息傳來，刻不容緩，我們需要立即答覆吳丹。周總理與外交部商量後由外交部給中央提出了一個意見，大意是雖然聯大通過了決議，但目前聯合國被兩個超級大國把持，成了他們的論壇，因此中國政府決定不派代表團參加。意見被毛澤東否決，他說應當馬上去。毛主席還親自指定了由喬冠華任團長。
於是，形勢大變。周總理興奮不已，親自主持了代表團的組成以及喬冠華聯大發言的討論。我想我們很多人都看得出，周恩來的心裡是非常明白的，中國應當派代表團去出席。但那是個人人自危的時代，尤其是身在中央，一不小心，說錯一句話，提錯一個意見，就會招來災難，輕則批判，重則罷官審查，連共和國的總理也不得不十分謹慎。周恩來始終需要小心翼翼地生活在毛澤東巨大光輝的陰影中，因此儘管派不派團去聯大其實是個國際常識問題，但周恩來寧可扮演一個烘托「正確決定」的配角，由毛澤東來作出去聯合國的決定。他把光輝留給偉人，把委屈留給自己。今天的人們評說周恩來時，有人說他活得太累，也有人批評他不堅持原則。但我從那個時代走過來，我不知道周恩來不這樣做又能怎樣才能保持國家的正常運轉、他自身的生存安全？
代表團定於11月10日啟程赴紐約，從上海轉機，先到巴黎，再轉紐約。在此之前，由高梁帶領先遣隊赴美做準備。代表團的主要成員及翻譯都由毛澤東主席親自審定，除了喬冠華任團長外，急需決定一位副團長，他將留在紐約任常駐代表。在眾多人選中，喬冠華推薦了黃華。黃於半年前剛剛赴任駐加拿大大使，因此周總理問喬如果把黃調去紐約，加方是否會有不滿，認為我們不尊重他們，僅僅半年就把首任大使調走。冠華力陳派黃華任常駐代表的理由，並說加方由他去做工作。最後，這個建議被接受，決定通知黃華由加拿大直飛巴黎與代表團會合。
代表團出發前，毛澤東接見了主要成員，作了指示。他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還關照，代表團離京時要高規格機場歡送，政治局委員全體出席。動身那日，首都機場熱鬧非凡，彩旗飄揚，上千群眾歡送。在京政治局委員全體到場。那一日，喬冠華成為真正的英雄，數千雙眼睛注視著他，歡呼聲簇擁著他，人們把中國的驕傲、民族的自豪都託付給了這位才華出眾的中國外交家。喬冠華登機前神情自若，眼中充滿了自信。他於次日（11月11日）從巴黎飛往紐約的途中，心潮澎湃，難以成眠，寫下了以下詩句：
一九七一，
十一月十一，
萬里大洋橫渡，
一望長空盡碧。
此去欲何為？
擒虎子，入虎穴！
1971年11月11日
冠華後來自己加註如下：「出國前主席多次找我們去談話。最後一次，我問主席還有什麼交代的，主席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另一首是：
百畝園中半是苔，
艾蕭未盡蘭花開。
邊緣戰士知何在？
前度喬郎今又來！
1971年11月11日
冠華加註：「邊緣戰士指杜勒斯。1950年11月，我與伍修權出席安理會控告美帝，第一次見到他。」
我們隨行人員對當時的情景都深受感動，熱淚盈眶。我們深感自己肩上責任的重大。在中國被孤立二十年後，我們是第一批代表新中國的使者出席聯合國大會，任重道遠。我們意識到世界各國的代表將從我們身上看到新中國的精神風貌，我們也同樣意識到此行不僅有鮮花和掌聲，更有艱險和困難。當時臺灣雖已撤出聯合國，但是他們同美國尚有外交關係，臺灣的「大使館」在華盛頓，「領事館」在紐約。他們不會甘心失敗。此外，美國對中國也仍視為敵對國，對於他們阻撓中國進入聯合國企圖的失敗也是耿耿於懷。
從那時到現在，整整三十年過去了。歲月悠悠，當年的一代風流人物已所剩無幾，即使還在世，也已是耄耋老矣！我自己雖尚未到垂暮之年，但也早已青春不再。回想起那燃燒激情的歲月，無限感慨！但每當我想到昔日的英雄喬冠華最後的淒涼結局時，我不禁想，當年喬冠華的無限風光也許恰恰埋下了他後來遭遇的禍根。記得冠華曾對我說，他深知黨內論資排輩的根深蒂固，所以他常常感到自己越是出頭露面，越是如履薄冰。他曾在反右運動、反右傾運動中先後被批判、處分，如果不是周總理惜才，保護了他，就不會有70年代為國增光的喬冠華，他恐怕早已被髮配到哪個邊遠的省份去了。70年代中國外交的形勢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指揮下造就了外交英雄喬冠華。歷史證明，他是靠自己的才華、忠誠和淵博的知識贏得世界的讚譽的。然而，卻有一些比他資歷深的外交界的老同志憤憤不平，所以在後來喬冠華落難時，那些他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共過患難的「戰友」落井下石，必欲置他於死地而後快。這是喬冠華晚年最大的悲哀！
喬冠華一行於11月10日到達巴黎，休整一夜後於翌日乘法航赴紐約。當時黃鎮同志任駐法大使。他和冠華終生為友。在冠華最後遭到極不公平迫害時，黃鎮是堅持公道的少數老幹部之一。在冠華逝世後，他和夫人朱霖、宋之光大使夫婦以及宮達非、柯華都是外交部老同志中給予我同情與關懷的人，我永遠感激他們！那時，黃鎮大使在他官邸給予冠華及其一行十分熱情的接待。他和代表團主要成員一起最後一次在行前研究到聯合國後的工作方針。我記得官邸的會議室是一間全部都是暗紅色裝飾的舒適的房間。冠華與黃鎮似乎有說不完的話，他們促膝長談至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