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完電話，會議還在繼續，凌晨兩點多，周恩來總理親自來電話，他向帶隊領導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大意是上海領導的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必須在黑格離華前挽回不良影響。毛主席已親自指示當時在北京的上海主要領導王洪文連夜飛到上海，在虹橋機場黑格轉機時歡送黑格。毛主席並指示，聽說美國人很喜歡中國糖果，已指示上海方面連夜趕製禮品盒，所有美方代表團成員每人送十斤糖果以示友好。

我們大家欣喜萬分，兩天來的沉重心情此時總算鬆弛下來。早餐時，杭州方面的領導突然全部來到賓館，一改昨日的嚴肅，竟是一片陽光燦爛，歡聲笑語。而我看到黑格卻是一頭霧水，弄不明白這政治氣候的「陰轉晴」是怎麼回事。

最為戲劇性的是在上海虹橋機場。當我們走進專用候機廳時，見到裡面一片節日氣氛，燈火通明，天花板上掛滿綵帶。本來只是準備稍事休息，用一點簡單午餐就轉飛機的，而此時廳內已擺滿了筵席，準備了一頓極為豐盛的酒宴為黑格送行。王洪文等人頻頻舉杯與黑格乾杯，祝他完成任務，一路順風。我想黑格此時實在對中國人的這種變幻莫測無法理解，十分困惑。他終於忍不住問我這個一直陪同他的主要翻譯能不能告訴他這些變化的原因是什麼。我猶豫了一刻，但還是決定告訴他。我說，「其實是一樁小事情。你在上海的歡迎宴會上沒有回敬祝酒，上海的領導認為你傲慢，對他們不禮貌。他們也告訴了杭州方面。後來周恩來總理、毛澤東主席知道了，批評了他們，叫他們的主要領導從北京趕來歡送你，希望你忘記前兩天的不愉快。我們還是要一起把尼克松總統來訪的準備工作做好。」黑格恍然大悟，雖然我想他並不理解，但他對我說，這一次一定不會忘記祝酒。他說歡迎宴會時，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祝酒。後來，他數次問我何時回敬祝酒最適宜。這頓午宴在歡快熱烈的氣氛中結束。在美方登機之前，上海方面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他們每個人贈禮。連夜趕製的糖果盒是一個用粉紅色的錦緞裱糊在硬紙上的八角形禮盒。盒中分為八格，中間再有一圓格，共放九種不同糖果。當時的工藝很簡單，均是工人人工製作，因為是連夜趕製的，所以送給美方時，糨糊未乾，每個盒子摸上去都是潮潮的。黑格一行表示十分感謝，但因為他們的行李已全部送上飛機，而且這個裝十斤糖果的土製錦盒碩大無比，當時又沒有現在那些精緻的包裝可以攜帶，所以他們只能用雙手捧著這些大盒子上飛機。我站在巨大的玻璃隔牆後望著這一長隊的美國人手捧毛澤東主席親自關照贈送的粉紅色大糖果盒登上他們的空軍專機，當時十分感慨。一個偉人可以扭轉乾坤，而一些蠢人又可以因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使歷史倒退！

至於毛澤東說美國人喜歡中國糖果那也有一段趣事。在基辛格第一次公開訪華時，他們一行住在釣魚臺五號樓。接待組在每個房間裡擺了糖果。當時的國賓館服務員因為嚴格要求政治條件，多數是來自外地工農兵出身的青年。他們從未見過美國人，對這個任務覺得很光榮，也很緊張，因此事事都來彙報。一日，服務員很困惑地彙報說美國人特愛吃糖，他們連糖紙一起吃掉，因為房內做清潔時未發現糖紙，可是盤中的糖全吃完了。我們大笑，告訴他們美國人一定是把糖帶回美國作為從中國帶回去的禮品了。這個笑話在我們見到毛主席時告訴了他，他很高興，說只要盆中的糖沒有了就馬上放滿。美國人愛吃中國糖的印象就留在了毛澤東腦子裡。

送走黑格之後，我們也準備回京。此時接到北京傳來的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全體接待組人員返回北京後，一律不準解散回家，全體到外交部集中、待命。我們立即意識到周總理要親自過問上海發生的事情。

到北京後，我們帶著行李全部集中到外交部三樓的會議室。年輕的幹部沒有思想負擔，依然說說笑笑。但於桑部長等人深感責任重大，心情十分沉重。晚上，周總理將全體接待組召集到西花廳開會，嚴肅地批評了陪同團的領導沒有及時報告、處理，語重心長地又講了一遍毛主席開啟中美關係的戰略意義。

接下來是為尼克松總統的訪華做緊張的準備。訪問的接待工作做得十分周到，應當是萬無一失的，最難之處仍然是訪問最後要發表的公報。而這部分最艱鉅的任務是交給喬冠華與基辛格去完成的。當時有三個同時進行的會談。尼克松與周總理本人的會談都是在大的戰略問題上求同存異。此外，需要安排尼克松很多公眾場合的參觀訪問。第二處會談是當時的外交部長姬鵬飛與羅傑斯國務卿就雙邊關係、民間來往進行的討論。當時尼克松的對華方針全部交由白宮安全顧問基辛格處理，主管外交的國務院實際上是坐冷板凳。周總理深知美方的意圖，所以安排了羅傑斯對口中國外長姬鵬飛的會談。當時周總理曾對尼克松講，「讓兩位外長去談雙邊關係，我們的外長也有他的侷限性。」

當時最艱苦的會談是就公報的內容，尤其是涉及臺灣問題的會談。這個談判在喬冠華與基辛格之間進行。他們二人整日躲在釣魚臺國賓館進行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鬥爭。我在晚宴上以及晚上的彙報會上見到喬冠華，總見他神情凝重，無心桌上的美味佳餚，卻不斷抽菸。

本來，在接待尼克松一行的訪問中，我的任務只是陪同尼克松夫婦參觀訪問。那是最為輕鬆的工作。我陪他們去長城，陪尼克松夫人參觀北京飯店廚房……但我剛剛輕鬆了兩三天，在尼克松答謝宴會的前一天晚上我陪同尼克松夫婦乘車時，尼克松總統突然對我說他已向周總理提了個請求，要求在他答謝宴會致辭時由我給他翻譯，而不是歡迎宴會時為他翻譯的冀朝鑄。他的理由是周總理在宴會上講話時的翻譯是位女士（唐聞生），而他的翻譯卻是一位與他一樣高大的男士，他的搭配形象不如周總理，因此要求用他夫人的翻譯來換冀朝鑄。當時，我說冀的英語比我強，還是他更合適。當晚，我對小冀說我無論如何不能上去給尼克松翻譯。不僅宴會廳的主賓有上千人，而且美國的新聞媒體來了近四百人，這是當時十分閉塞的中國從未見到過的場面。我說我經驗不足，一定怯場。小冀一再鼓勵我，我還是不敢。最後同小冀達成協議，北京的答謝宴會仍由他上，離開北京後，在杭州、上海由我上。當我在杭州第一次站在那麼多美國媒體面前為美國的總統翻譯時，不知怎麼，突然一點都不感到膽怯了，只覺得十分興奮，而且特別有信心能夠翻好。這常常是我性格中不肯認輸的一面。

在尼克松離開北京前，本來喬冠華與基辛格已經就公報達成原則上的一致，也已經毛主席、尼克松本人同意，到杭州時只需對文字略加潤色即可。沒有料到，就在離京前夕，羅傑斯等國務院官員最終見到了公報草案後開始發難，提出不能接受這個草案，要求作實質性修改。一時情況變得十分緊張，因為訪問的時間僅剩兩天，美國白宮與國務院的矛盾在此時如此尖銳地表現出來，很有可能會影響公報的誕生。周總理和喬冠華都十分氣憤。最後毛主席指示，除臺灣問題外，其他問題可以有改動餘地。於是，本來在杭州對周總理和喬冠華應當比較輕鬆的訪問卻變成了異常艱苦的談判，因為杭州之後的2月27日是最後一天。假如公報達不成一致，在世界上的影響對中美雙方都極為不利，尤其是對美方。當天晚上在杭州，喬冠華、基辛格徹夜不眠，周總理、尼克松也在各自下榻的賓館等候他們的談判代表的訊息。只有被中方安排在劉莊的國務院羅傑斯一行無人去打擾他們，我想他們大概是抱著幸災樂禍的態度看尼克松、基辛格如何收場。

凌晨四點，雙方終於達成新的一致。北京方面毛澤東主席也批准了新的草案。清晨，當我被派去劉莊接羅傑斯一行去機場時，我見到他們國務院的官員一個個滿臉怒氣，手裡拿著一些檔案在大聲議論，我估計是尼克松剛剛送給他們的公報最後定稿。見到我進去，他們不再吵嚷，但神情十分不悅地跟我去了機場。

按照事前商議決定。從杭州到上海，周總理及他的主要隨行人員將作為尼克松總統的客人乘坐美方的總統「76精神號」專機。我們幾個主要翻譯也隨同周恩來、喬冠華等領導登上了這架美國總統專機。原來想象美國總統的座機應當是十分豪華的，但實際上，「76精神號」卻相對來說是個簡樸但功能齊全的專機。我們並未參觀它的全部，但從它的作為會議、起居的機艙看，只是一些必要的單人軟沙發和桌子，並無多少奢華設施。相比之下，我在幾年前應邀乘坐的美國都樂公司總裁的噴氣小專機卻要比當年的「76精神號」豪華得多。我乘空隙時間告訴周總理我早上去接羅傑斯一行時見到他們拿著公報草案在吵吵嚷嚷，不知是否在最後時刻還會發難。周總理十分重視，當即決定到達上海錦江南樓（現貴賓樓）後親自去拜訪國務卿羅傑斯做做工作，要我陪同他去。到達錦江之後，大家剛剛安頓下來，我就陪同周總理來到羅傑斯的套房。他的助手開門見是周總理只帶一名翻譯來訪，十分驚異。從門廳我們見到雖然剛下飛機，但美國國務院的一幫人已經聚集在羅傑斯這裡。他們都只穿一件襯衫，有的還挽著袖子，正在激烈地討論什麼事。見到周總理，他們都不知所措，急急忙忙找他們的領帶和西服上裝。周總理神態自若，說大家隨便，很抱歉未事先打招呼就來了，只是想看望一下羅傑斯國務卿，表示慰問。接著，總理說羅傑斯為開啟中美之間的民間交往做了很多工作，我們很感謝。希望尼克松總統訪問後進一步加強兩國關係。周總理巧妙地對羅傑斯曉以大義，表示中美公報對中美雙方的重要性。羅傑斯自然懂得周總理的意思，而且周總理親自來訪也給了他很大面子，因此也就順水推舟說了些友好的話，沒有與周總理爭辯。美國方面內部在中美公報上的一場尖銳矛盾和鬥爭由周恩來出面緩解了，使得當天下午公報得以順利宣佈。

現在，每當我走在上海錦江北樓的院子裡，見到那幢新造的會所時，我都會不勝惋惜原來在這裡的那座歷史性的舊禮堂被拆掉了。1972年的2月27日下午四時中國總理周恩來和美國總統尼克松在這個禮堂裡向世界宣佈了後來被尼克松稱為「改變世界的七日」的「上海公報」。當時的激動今日仍歷歷在目，只是當時主宰了改變世界的一代風流人物卻大多數已被一抔黃土掩埋。

公報發表當晚，周恩來在錦江賓館舉行了盛大告別宴會。這是尼克松訪問一週中最輕鬆、最歡快的一次宴會。上海公報宣佈之時，中美雙方舉行了新聞吹風會。此時，當週恩來與尼克松相互祝酒時，世界已經得知了公報發表的訊息。一週來雙方的針鋒相對、唇槍舌劍暫時告一段落，尼克松的訪問得到了圓滿的成功，從此世界打破了過去的冷戰時代格局，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在這次的宴會上，周總理詢問尼克松的翻譯理查德·弗里曼是在哪裡學的漢語。在有一次會談中，尼克松講到中美關係時用了「parallel」這個詞，說雙方的利益是「parallel」的。我們的翻譯當時譯為「平行」的，這自然沒有錯。但弗里曼卻提出了異議，說平行的意思是永遠不會相遇，例如雙槓（parallelbar）始終往同一方向延伸而不相遇，他認為他們總統的意思不是這樣的。周總理於是問他以為如何譯才是他們總統的原意。弗里曼說：「我認為應當譯為‘殊途同歸’。」雖然從我們翻譯一般遵守的「忠、信、嚴」原則來講，這種譯法有些屬於意譯，但周總理對他仍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說他漢語的底子很好。在宴會上，周總理又想起此事，弗里曼回答說是在臺灣學的漢語。周總理感嘆說：「臺灣對古典漢語比我們重視。」此時，周總理轉過頭指著我對尼克松說：「我們這位翻譯，她的父親是中國的大學問家，八十多歲高齡還完成了一部百萬字的鉅作。可惜她沒有學到她父親的學問！」尼克松禮貌地表示很欽佩，弗里曼很有興趣想知道我父親完成的鉅作是什麼。周總理說父親的著作是《柳文指要》，是研究唐代柳宗元的思想和文體風格的。接著，周總理對我說要我找一套《柳文指要》送給弗里曼。此外，他還吩咐送一套《二十四史》給尼克松。當晚，氣氛輕鬆熱情，盡歡而散。

宴會後，中方代表團的同志連續苦幹了十多天，都已精疲力竭，除了禮賓司的人馬還有次日的繁重送行安排，其他人總算可以睡個安穩覺了。但是，我卻為那套周總理許諾的《柳文指要》犯愁。尼克松一行第二天上午即啟程回美，宴會散時已是晚上十點，我到哪裡去找這套書？我請當時的上海外辦主任替我去找。他答應儘量找到。但當時《柳文》是在毛主席特許下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印數極少，大概只有五百套，只供內部參考，沒有公開發行，所以他也表示為難。但這是周總理的許諾，而且弗里曼在宴會後告別時很認真地對我說他期待明天登機前拿到我父親的著作。我看來是必須找到《柳文》才能交代。但上海外辦那邊遲遲沒有訊息，我又無能為力，一個晚上沒有睡好。清晨六時，外辦主任急匆匆跑來對我說：「找到了，找到了！」我接過他手中的《柳文》，看得出那是一套用過的書，就問他怎麼有些舊。他說實在找不到，最後是上海市委寫作組裡有一套，就拿來了。我聽說是市委寫作組用的就多了些小心。於是他走後，我把上下兩卷共十四本的線裝版書籍逐頁檢查有無眉批、夾條。果然在書中找出了幾張條子，都是批駁《柳文》的，有一張條子還寫著當年被魯迅痛斥的落水狗又在搞封建主義復辟等等。我慶幸自己比較小心，沒有讓這些字條隨書帶回美國白宮。

對於尼克松的接待工作應當說是十分周到和成功的。然而，由於我們那時缺少經驗，因此有些事被美國的媒體看出其刻意的安排。當時，有一個美國記者對我說他在高處窗戶觀察錦江前面的茂名路上的行人，結果發現同一些人，或看似情人或逛街者都是來回走這段並不長的路，兩小時後換成另一批人。我們猜那是上海當地的安全措施。還有件事使我們覺得有些尷尬但也很好笑。上海市區住房很緊，無晾曬衣服的地方。2月份又是陰冷季節，凡出太陽之日，老百姓紛紛晾衣曬被，有晾在家門口馬路上的，也有從樓上視窗伸出一根根竹竿的。這是過去上海比比皆是的街景。在尼克松訪問的那兩天，上海市政府下令一律不準晾曬衣被，因此上海街道里顯得出奇地整潔。28日上午是個難得的冬日大晴天，陽光燦爛。不準曬衣的禁令的有效期是到尼克松離開上海。於是，在「76精神號」起飛之後，當我們驅車回賓館時，上海的街道上一改前一日空空蕩蕩的冷清，變得熱鬧非凡。五顏六色的衣服和棉被掛滿了家家戶戶的門前窗外。當時美國四百多人的新聞記者中有一部分在送走尼克松之後又回到市內，他們獲准多停留一日，補一些採訪和攝影。美國的這些記者們見到這種景象興奮不已。其實我看他們後來的報道倒也並無惡意，只是我們往往要掩蓋一些真實的現象，企圖給別人一種毫無瑕疵的感覺，而這是非常不現實的。真實其實是最美的，虛假總不會長久。

尼克松訪華期間，當時任美大司司長的章文晉曾對我說要我離開亞洲司，調去美大司，因為今後美國的事務會很多，他急需充實業務幹部。我自然很願意繼續做中美關係方面的工作。章文晉的家庭與我的家庭應屬世交。他的外祖父朱啟鈐（朱桂莘）曾任袁世凱時代內務大臣，在京城是名門望族。朱家的幾位小姐都赫赫有名，其中六小姐的丈夫是張學良的弟弟張學卿。章文晉的母親是朱家的大小姐。我父親與朱桂老是好友，他曾做過朱桂老長子的老師。父親1949年從香港回到北京後，應朱桂老邀請暫住他在東四八條54號家的後院。沒有想到一住就是十年，直到1960年周總理來看父親才發現我們一家一直住在朋友家中，立即下令為父親尋找單獨住所，這樣我們才搬進了史家衚衕24號。我們在東四八條居住時，與朱家關係很好，來往很密。章文晉那時去探望外公，見到我時，隨輩分曾叫我「小姑姑」。我到了外交部當然他就不再這樣稱呼我了，但是由於我們兩人都姓「章」，又聽說我們早已認識，因此部裡不少人誤以為我們真是有親戚關係。

我以為司長點了名要人，我又已經參加了中美關係的工作，調去美大司應當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尼克松離華後，章文晉無可奈何地告訴我，他沒有辦法調我，有人不同意。美大司的事他也做不了主。此事就作罷了，我又回到亞洲司四處。有一段時間，生活幾乎又回到了原來的狀態，整天處理一些瑣事，下班回家看書。從我調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權，尤其是涉及中美關係這樣的部門，越來越由部內毛主席身邊的兩位人物掌握。對於我，她們也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我隱約地感到外交部由於有這樣的特殊人物，情況比較複雜，恐怕不是久留之地。我又一次想回到外語學院去，我找了曾在外語學院共事過的浦壽昌同志訴說我想回學校。可惜當時，我已身不由己，一切努力都沒有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