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大凡走過坎坷人生的人，在回首往事時總難免會產生許多不切實際的「假如」。有時與當年外語學院的同窗好友、同事相聚，他們都已是教授，其中不乏博士生導師。於是我常常會感嘆：「我如果不離開外院，大概也可以是‘博導’了吧！那該多清高，多瀟灑啊！」他們的回答往往是：「你當然會是‘博導’，不過就成不了名人了！教書匠嘛，一生平平淡淡。」我想雖然我們是終生好友，但他們大概視我早已是名利場中人，耐不住寂寞，我只能報之一笑。

前幾年，我的「假如」是很多的：假如父親當年沒有把我帶去見毛澤東，或者毛澤東即使見了我也沒有叫我去幫他學英文；假如1970年毛澤東沒有調我去外交部；甚至「假如我與喬冠華沒有相戀」……任何一個「假如」都會給我帶來截然不同的人生，但可惜我命運多舛，從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就註定歷經磨難！

我的「假如」之一是就算我到了外交部，假如我一直平平凡凡，不為人注意地待在亞洲司，從冷板凳科員按慣例慢慢地升到副處長、處長，再出國當幾任一秘、參贊，表現好還可當一任大使，然後回國退休養老，這雖然是個最糟糕的「假如」，但至少我能一生平安！這個「假如」當然也是最不現實的，因為我在亞洲司默無聲息地只待了半年，情況就發生了變化。這年10月初，我接到通知借調到基辛格接待組任翻譯。

當時，我接到通知後非常激動。中美關係的解凍是舉世矚目的大事，能參與基辛格的首次公開訪華的接待自然是十分難得的機會，也是我接觸到中國核心外交的開始。通知是王海容傳達給我的。當時她已是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掌握了整個接待工作。

我隨即到釣魚臺四號樓基辛格接待組報到。那時，我對中央各部的領導幾乎全不認識。我去報到時，大辦公室裡還是空蕩蕩的。我只見到一位大約五十多歲，中等身材，穿藍色布料制服、布鞋的老同志在打掃房間，擦抹辦公桌。他的模樣特別樸實，我以為他是這樓層的服務員，負責打掃辦公室。我問他是否在此報到，他說是，不過管報到的人還未來。我就問他是不是這四號樓的工作人員，他笑笑，說他是接待組的。我坐在一旁靜候，也沒有去幫他打掃。後來陸續來人，我看進來的人都十分尊敬這位老同志，並且搶他手裡的活，我心裡就有點發毛。老同志收拾完辦公室，就坐下來和大家一起開會。不記得是誰主持的會議，但當會議第一項宣佈接待組成立並介紹成員時，我才知道那位打掃辦公室的老同志原來是赫赫有名的熊向暉部長！後來，他一直積極參與中美關係的工作，也是1971年11月中國第一個赴聯合國代表團的五位正代表之一。

在這個接待組裡，我第一次近距離與喬冠華一起開會。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時，冠華肺結核復發，正在301醫院住院治療，沒有參加談判。10月，冠華已出院，毛澤東、周恩來隨即指定由他與基辛格就尼克松訪問結束時準備發表的中美聯合公報的初稿進行談判。我們報到的那天下午，喬冠華來到了接待組。看得出，外交部的幹部對他都十分尊敬，也都很喜歡接近他。不過，作為一個初來乍到的「圈外人」，我的直覺卻是在他頗為傲氣的舉止中有一種憂鬱。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的夫人龔澎頭一年剛剛去世給他的打擊，還是他大病初癒的虛弱，喬冠華那天的情緒始終比較低沉。他給大家講了中美關係的形勢和這次的接待任務。記得他說重要的是要爭取對中美公報達成一些原則的共識。他提醒大家說這是很不容易的。中美之間存在著根本的矛盾和分歧，尤其在臺灣問題上，不能幻想一切都會順利。談完話，他謝絕大家邀請他留下來吃晚飯的盛情，上車走了。這與當時許多領導願意在釣魚臺吃飯又是極不相同！

但是當基辛格到達北京，喬冠華與他針鋒相對開始談判之後，我驚奇地發現他似乎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開會時嗓音高了，而且神采飛揚，說到談判得意處，他那世界聞名的「喬的笑」就在會議室中盪漾，感染著每一個在場的人。

談判進行兩天後，幾乎陷入了僵局。喬冠華很氣憤。但氣憤之餘，他也很講策略，提議休會半日，由他親自陪同基辛格遊覽天壇。當然，喬冠華是不會讓基辛格博士輕鬆地漫步天壇的。他們兩人在北京秋日和煦的午後陽光下又開始了一輪臺灣問題的激烈爭辯。古老的天壇見證了這兩位世界一流的外交家的風姿才華！從天壇回到四號樓，喬冠華十分興奮。看得出，他認為這天下午的天壇散步是他的得意之作！他說：「有些話在談判桌上不好說，說出口就收不回來，真成僵局。主席的意思是一定要談成功，要把原則定下來。可是在公園裡散步吵架就什麼話都可以說。我對基辛格博士說明年2月是你們的總統來中國訪問，這件事向全世界都宣佈了。如果公報談不成，你們如何向美國人民，向全世界交代？我們倒無所謂，大不了再發表個宣告說因為分歧無法統一，尼克松總統推遲訪華。」喬冠華深知這一點選中美國要害。中美對峙二十年後，美國宣佈他們的在位總統親自到中國來訪問。世界的媒體都報道了尼克松在美國宣佈這一訊息時的激動。如今，由於中國不接受美國的觀點，分歧不能統一而推遲訪華，這是美方無論如何也無法承受的。喬冠華從天壇回來後的那種勝券在握的神態以及他那種充滿自豪感的激情極具感染力。我覺得他不像其他那些部領導那樣沉穩、謹慎；他更多是個性情中人，喜怒溢於言表。

為尼克松訪華，從基辛格走後雙方都加緊了準備。1月3日，美方的先遣隊在黑格准將率領下抵達北京。這一次我被指派為黑格的全程主要翻譯，可以說，從這次任務開始，我才被接受為外交部的主要翻譯之一。

黑格與基辛格的風格迥然不同。他具有軍人的氣質和辦事的作風。黑格不善於外交辭令，用非常直率的方法表達自己的觀點。他顯然對當時的中國很不瞭解，以致後來他的訪問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風波。

美方先遣隊陣容強大，包括了訪問的各個方面，其中有白宮辦公廳主任查平和新聞秘書齊格勒。中方的首席談判代表中有禮賓司長韓敘。先遣隊所討論的大部分問題是尼克松訪華的禮賓細節。現在回想，難以置信當年美國的總統訪華能夠接受那麼多我們設定的限制。特別是我們堅持尼克松在我國境內必須乘坐我們的飛機以及我們提供的防彈紅旗車。談判一開始，美方堅持總統全程乘坐「空軍一號」，美方要運來自己的總統座車，以及座車上要安排美方的特工保衛人員。美方還要求我們提供總統所到之處有可能威脅他安全的人員名單等等。韓敘是個很策略的談判家。他不緊不慢，總是很耐心，又很和藹地把美方的大部分要求一一駁回，而且毫無妥協的餘地。他強調從北京到杭州、上海，必須乘坐中方提供的飛機，我們的總理會與總統同機，他們不必擔心安全。座車和車上警衛也必須是中方提供。韓敘說這是我們的主權問題。既然是美國總統來訪，就要尊重和信任我們主人的安排。最後，據說是尼克松親自拍板同意乘坐中國飛機和座車。唯一的妥協是美方提出，2月27日從杭州到上海，尼克松總統願邀請周恩來總理作為他的客人乘坐「空軍一號」赴上海。周總理最後同意。這樣的安排使雙方都不失面子。北京至杭州，尼克松作為周總理客人乘坐周總理的專機，而從杭州到上海，則周總理是尼克松的客人乘坐「空軍一號」（該專機當時稱「76精神號」）。大概在當時美國總統的出訪歷史上，這是唯一的一次總統使用所在國提供的飛機和座車。那時我們參加談判的人員都感到特別揚眉吐氣。當時，我們還沒有噴氣式飛機，周總理的專機也僅僅是蘇制伊爾十八型號的螺旋槳飛機。我想美方保安人員肯定對總統此舉驚恐萬分。但是，作為中國，我們贏得了主權、尊嚴。最後，美方的代表無可奈何地對韓敘說：「韓先生，你實在太難對付了。凡是你提出的並要堅持的，你就說這是原則不能讓步。凡是我們提出的要求你不能接受，你就說要有‘靈活性’，要求我們改變。中國外交的原則性和靈活性最後總是帶來對你們有利的結果。」韓敘卻毫不露得意之色，謙遜地感謝他們的配合。

韓敘在禮賓、後勤方面的會談總的還算順利，在預期的時間內取得了一致。此時，黑格准將的另一個任務是與中方對公報進一步交換意見。1月4日凌晨，周恩來總理接見黑格，就尼克松訪華的政治問題交換意見。黑格轉達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表示美國與中國存在著共同利益，但他說了一句話，被周總理敏感地抓住了。黑格說：「美國關心中國的生存能力。」他用了英語vibility這個詞，當時被譯成「生存能力」。周總理的濃眉頓時皺了起來，要求再譯一遍。這次談話主要是聽美方意見，第三天再繼續會談。黑格離開大會堂後，周總理立即叫我們去把權威的英英大辭典找來，他說要查一查vibility這個詞的確切意思，以便他第二次會見時回答黑格。周總理說如果這個詞確實是「生存能力」，他要駁斥黑格。我們搬來了牛津大辭典、威伯斯特大辭典等權威性的英英辭典，證實了vibility這個詞的意思。1月6日，周總理再次會見黑格，嚴厲地告訴他，我們不接受美方的這種提法；中國完全有能力捍衛自己的領土。中美之間的關係必須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礎上。我看黑格表情十分緊張，他在回答周總理時雖想辯解，但卻很無力。我當時覺得這位將軍也許是個優秀的軍人，但卻不見得是一個能言善辯的外交家。他顯然不是周總理的對手。後來發生的事更加證實了這一點。

就在1月6日晚上，周總理在人大會堂會見黑格時，傳來了一個不幸的訊息——陳毅元帥逝世了！會談完，我們隨周總理往外走時，我見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神情凝重，好像目光不敢正視總理，我感覺有什麼事發生了。乘總理去洗手間時，我們問出了什麼事，才知道總理在與黑格談話時，接到通知陳老總去世了。他們說：「今晚實在不想告訴總理了。他這兩天因為應付黑格訪問，已經太累了。如果告訴他，今晚就一點都不能休息了。」頓時周圍人全都肅靜無言。一位中國革命的不朽功臣，一顆明亮的星辰隕落了，他曾身經百戰，歷盡磨難，而最令人感到悲痛的是他的晚年又遭迫害，生命結束於鬱悶之中！

就在黑格在北京談判的那幾天中，有一天大約凌晨三點，我在民族飯店的房間裡接到電話，要我立即去中南海，向毛主席彙報黑格會談的情況。我趕緊迷迷糊糊趕到游泳池毛主席的住所，見王海容、唐聞生已在那裡。其他就是他的護士長吳旭君和張玉鳳。我坐在靠近毛主席的沙發裡，驚異地看到主席健康情況顯然很不好。自從1970年6月我見到他，他調我到外交部已經一年半了，這是我第一次見他。他的腿腫得厲害，需要放在一個腳凳子上，神情也比較緩慢。他半躺在那張大單人沙發中，行動很不便。我頓時有一種悲愴的感覺——主席老了！主席說不要驚動總理了，你們講講就可以了。於是我們把黑格及其先遣隊那幾天的會談情況詳細彙報，主席聽得很高興。毛主席知道我將全程陪同黑格去上海、杭州，特別關照我要讓這些美國人多看看，多瞭解中國。

黑格北京之行結束後，計劃沿著尼克松一個半月後即將走的路線走一遍，為訪問做準備。因此，我們的第二站是上海。沒有想到黑格的上海之行差一點造成尼克松訪華的重大障礙。

1972年時的上海是一群具有極「左」思潮的造反派掌握領導權。主持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當時不在上海，我們到上海時，接待黑格的是上海市委的徐景賢。這個人本是個寫文章的文化人，但當時已是上海的主要領導。當天晚上，他舉行歡迎宴會，宴會的氣氛很低調，顯出與北京對尼克松訪華在態度上的細微不同。宴會一開始徐景賢就講了一個很短的祝酒詞，我當時是黑格的翻譯，我以為黑格會在宴會的中間或後面祝酒。但他似乎沒有意思要回答，我也不好提醒他，但看得出來，主人越來越不高興。這頓飯吃得很壓抑。回到錦江飯店不久，上海市外辦的負責人就找了北京帶隊的於桑、韓敘，說黑格不回敬徐景賢的祝酒是對中國極不友好的舉動，應當向他抗議。北京來的領導勸他們冷靜，不要輕易行動。雙方意見不一致。

第二天，按計劃，黑格參觀上海工業展覽。我在陪同黑格參觀時就感到上海外事的陪同態度冷淡，且交頭接耳、心不在焉，似乎在醞釀著什麼事情。果然，參觀到一半時，上海外辦的一位領導找我到一邊說「參考資料」登載美國發表宣告將賣給臺灣武器，他們要向美方表示抗議。我說這似乎欠妥，黑格是來準備尼克松總統訪華的，這是中央的大局，不可因一些具體細節影響大局。中央沒有指示，上海方面最好不要採取行動。但是，當時的上海市領導十分狂妄，根本聽不進去。他們隨即將黑格叫出展廳，向他表示嚴正抗議。黑格似乎並不明白華盛頓究竟發表了一個什麼樣的宣告，顯得有些茫然。他表示將瞭解發生了什麼事。後一半的參觀氣氛自然更為冷淡，只能草草結束。我們北京陪同人員中的年輕人對上海領導的擅自行為很氣憤，要求帶隊的領導向中央反映。但是當時上海的權力為威震四方的一些造反派掌握，他們中的主要人物張春橋、姚文元已調到北京任要職，帶隊的部長級領導與我們這些普通年輕幹部不同，他們顧慮對自己政治地位的影響，不敢輕易得罪這些造反派。我們與黑格一行就這樣在當天中午帶著陰沉的心情離開上海赴杭州。到達杭州時我記得已近下午二時。1月份的杭州氣候陰冷、潮溼。飛機降落後，開啟機艙門，我陪黑格首先下飛機。杭州方面來了一些領導，在飛機前站成一排。但他們每個人都表情極為嚴肅，毫無笑容。他們不像是在歡迎客人，倒像是在參加葬禮。在所有人下機後，杭州方面說要立即去西湖乘船。黑格的任務是提前走一遍2月底尼克松總統可能要走的路線，並作出最後的選擇，其中就有乘船遊覽西湖。

雖然我們一路勞頓，尚未用午餐，但為了尊重當地領導的決定，還是放下行裝就上了船。1月上旬的西湖上寒風徹骨，船艙內沒有暖氣裝置，所有人都緊裹大衣。杭州的陪同領導一個個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偶爾說一下西湖景點。船艙內的桌子上只有每人清茶一杯，常見的中國人好客表現的糖果、點心、水果毫無蹤影。不用說黑格和美方人員，就是我們中方陪同也搞不懂這是為什麼。我們在「飢寒交迫」中游湖，那西子湖此時此刻一點不顯得嫵媚動人，唯一的感覺是冷。

我實在忍耐不住，就跑到船艙口問一位杭州接待處的處長，為什麼對客人這樣不客氣、這樣冷淡。他們明知我們還沒有吃午餐，為什麼船內連一點水果、點心都不備。那個處長嘆了口氣，說：「我們也沒有辦法。原來的安排絕不是這樣的。我們在船裡準備了非常豐盛的食品。但昨天晚上接到上海方面的電話，說黑格一行對中國極不友好，要求我們對他們的接待‘降溫’。我們不得不連夜撤走船上的東西。」

當天晚上，我們北京來的陪同人員開會至深夜，會上爭論十分激烈。很多同志認為上海方面的行為已嚴重干擾了毛主席、中央的對美工作方針。第二天中午黑格一行就要經上海機場轉乘美方專機回美，如果不設法挽回上海造成的負面影響，必將不利於我們對尼克松訪問的既定方針。北京來的領導開始時有些顧慮，但最後，同意打電話回外交部報告這兩天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