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外交部大樓

1971年3月末的一個早晨，北京的春天尚未真正來臨，空氣中仍有絲絲涼意。我揹著那個年代流行的黃色軍用挎包，裡面裝了一個當時大學裡很時髦的當做茶杯用的果醬瓶，外面用五顏六色的透明塑膠繩編織成各種圖案的套子。其他就是我的轉組織關係的材料了。我跨進了位於東四的外交部大院，我是來報到的！

對於從大學教師轉行到外交部，我絲毫不覺得興奮。對於我學習、工作，也可以說戰鬥了十八年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我十分留戀。那裡留下了我的青春歲月，留下了我的朋友，留下了我鍾情的英、美文學研究，也留下了我的象牙塔。外交部對我是如此陌生，我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新的環境、新的人群、新的工作。但因為這是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我只能服從。當然，我最最渾然不知的是，從我跨進這個大樓的一刻起，命運就來了一個急轉彎，從此我步入了一個深不可測、荊棘叢生的人生大森林。那裡有極為壯麗的20世紀70年代中國外交的景觀，有我的愛情絕唱；但也有急流險灘和猛獸陷阱隨時準備吞噬我，也最終吞噬了我。

有不少人以為我的前半生有幸常能有機會在毛澤東主席的身邊，甚至深知當時他作的許多政治決定，其實那是誤傳。我的確有幸多次見過他，但大多數是在他會見外賓的場合和一些我莫名其妙地被點名參加的政治局一級的高層會議上。我和毛澤東主席的個別接觸主要還是60年代初，我還是外語學院一名英語教師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我每個週日到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去幫他學點英文，陪他聊聊天。回想那時我對政治的瞭解幾乎是一無所知。許多年之後的今天，我才意識到那時毛澤東大概是處於低潮的思考時期，他找我去學英語是一種消遣，而他正在醞釀的恰恰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而我卻幼稚地與他大談文學與政治題材在外語教學中的比例！

到了70年代，我已到外交部，也有過不少機會見到他。但那時他的身邊環境比60年代似乎複雜得多了，有不少人在爭寵，也多有勾心鬥角的幫幫派派，我其實都不在其中。70年代我單獨見到毛澤東的僅僅兩次：一次是1970年6月，那一次他找我去談外語教改並決定調我去外交部；另一次是1972年，我向他彙報根據他的指示，我在紐約會見國民黨前外交部長顧維鈞的情況。兩次會見都不涉及黨和國家的政治。

此時此刻，當我面對青島嫵媚平靜的大海動筆追憶這如煙往事時，一幕幕當年的情景又回到眼前，似夢非夢、似醒非醒。一切都如我眼前的海上晨霧，當太陽昇至中天時，它已消失得無影無蹤。我慶幸能劫後餘生，闖過了那重重的生死險關，活至今日，能冷靜地面對歷史。而這歷史正是從1971年3月末那個春寒料峭的早晨開始的。那一年我三十七歲，風華正茂的年齡！

我走進外交部大樓，到了位於二層的幹部司辦理入部手續。幹部司里人很多，都很忙碌，有的幹部剛從國外使、領館回來，有的正要去赴任，好像我是唯一新調入部的。最終有一位大概處級幹部非常公事公辦地為我辦完了手續，通知我分配在亞洲司四處，叫我拿一張條子到亞洲司劉春司長那裡報到。我有點不解。1970年6月14日，毛澤東主席召我到中南海去談外語教改並決定調我到外交部時曾說：「你這位女同志，能說能寫，也敢說。你先去外語學院幹校搞外語教改，編寫新教材，籌備招新生。辦完這些事後你就不要留在學校了，我要調你去外交部。中國需要你這樣的女外交官。」他還說我可以當新聞發言人。我以為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我會去新聞司，卻不知為何把我派到了亞洲司四處的巴基斯坦組。說實話，那時候我對南亞次大陸一無所知，對巴基斯坦這個國家更是如同在另一個星球。後來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當權勢、我當時視為朋友的毛澤東的那位遠房親戚所決定。從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擺佈之中，直至最後在她和她的親密夥伴的手掌中毀滅！

那時的亞洲司在四樓的東側，司長是劉春。劉司長曾是軍人，聽說來部前是少將軍銜。他是個非常認真、敬業的領導，我覺得他特嚴肅。來亞洲司前劉春曾是駐寮國的大使。司裡同志曾傳說關於劉春的一個故事：

當劉春在軍隊服務時，他的級別使他擁有秘書、勤務兵及專車的待遇。但到了外交部，一個司長卻什麼都沒有。秘書是司裡共用的，代步是一輛舊腳踏車。一日，劉春的一個老部下榮升，請老首長一聚。劉春騎了他的腳踏車欣然赴宴。飯後告辭出來，老部下命勤務兵：「把首長的車子開過來！」勤務兵面有難色。劉春急忙解釋：「我是騎腳踏車來的。」老部下大為不解，說：「首長到了中央大機關外交部，怎麼連專車都沒有呢？」劉春說中央司、局級幹部都不配專車。老部下於是命令用他的專車送老首長回去。劉春急了，說：「不行，我明早還要騎腳踏車上班。」老部下想了一下，於是命令勤務兵騎上首長的腳踏車，跟在汽車後面，送首長回家。

我從未向劉司長詢問過這個故事的真實性，不過我挺相信的。在那個年代，像劉春這樣曾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勝利後卻不計個人名利，服從組織分配，兢兢業業為黨工作的幹部，今天回想起來，更令人起敬。記得大約是今年初，我在程遠行同志撰寫的關於王炳南一生的那本書的首發紀念會上又見到了劉春。他已顯蒼老，卻依然樸實。我沒有打擾他，沒同他打招呼。從感情上，我不想留下任何外交部那一段經歷的陰影。多年來，我儘量避免參加外交部的活動、接觸外交部的熟人。我真的不想讓昔日痛苦的記憶再來擾亂我平靜的生活。

劉春簡單向我介紹了亞洲司及我要去的四處，又介紹我見了幾位副司長，於是就帶我到了四處，由唐葉文處長把我最終接收了。

亞洲司四處在最東頭的一間大房間裡，主管著南亞次大陸的印度、巴基斯坦兩個大國以及尼泊爾、阿富汗、不丹、錫金和斯里蘭卡各國。處長唐葉文是印度問題及中印邊界方面的專家。我在外交部十年，唐葉文大概是我唯一的屬於外交部「老人」中的朋友。她純樸、善良、樂於助人；在一個偌大的名利場中，她是少有的不計個人名利升遷的好人。

小唐熱情接待了我，使我從踏進這座樓以後第一次感到有一絲輕鬆。她介紹了四處的工作，告訴我今後分在主管巴基斯坦的一組裡，由一位邵姓老同志帶領我熟悉業務。

我終於在樓上樓下不斷會見眾多的陌生面孔之後在唐處長早已為我準備好的那張大辦公桌前坐下了，這小小的一平方米將是我在這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間裡的個人角落。我的對面是一位主管阿富汗的姓馬的老同志，他會說普什圖語。我的斜對面是那位邵先生。他那時四十開外，也屬外交部「老人」。短小的身材，深度近視眼，鏡片至少一千度以上。我向他打招呼並說今後要請他幫助。他客客氣氣地答應著，但給我的感覺是他並不喜歡有我這個外來者進入他的領域。我請問他我的工作任務是什麼。邵先生似乎早有準備，從抽屜裡拿出了三件東西——一把很長的尺子、一把很長的剪刀以及一瓶當時文具店裡唯一能買到的裝在一個極為粗糙的小玻璃瓶裡的糨糊。邵先生說：「你把這三件東西收好，你每天要用它們工作。」我莫名其妙！我來參加外交工作，為何要這些做手工用的工具？邵同志是個慢性子，他不緊不慢地解釋說：「你每天的任務是看上、下午各一本的‘參考資料’（當時的內部國際新聞資料，由新華社編髮），凡有關你主管的巴基斯坦的訊息，你就把它們剪下來，交給我作為調研資料。剪刀自然是裁剪新聞所用。尺子是讓你先畫好道，可以裁得整齊。裁下來後用糨糊貼在廢紙上，訂起來再交給我。」我目瞪口呆！「文化大革命」前，我已是外語學院助教講師交叉級的骨幹教師，並且是王佐良教授領導的英美文學教研室成員，我也已參與開設英語系英美文學講座課，主講英國19世紀女作家的代表作。那時我還不滿三十歲。如今，毛澤東主席調我到外交部，我的任務卻是每日剪貼新聞稿！

我初入外交部的沮喪還不僅如此。離開了我熟悉的校園生活，我覺得外交部這個官衙門人情淡薄，對一個新來的人他們似乎沒有多少熱情。我很不適應那種八時上班、五時下班，各掃自家門前雪的人際關係，也不習慣嚴格的上、下級區分。我總是懷念我的校園生活，在那裡我們生活得自在、隨意，也充滿了人情。我們都有自己的好友，興趣相投，談人生，談文學，海闊天空，系裡的領導也都像親近的朋友。我們都住在學校宿舍，閒暇時，三五成群，騎上腳踏車直奔香山。為了追求年輕時代的新奇刺激，有時候我們不買門票，在周圍老鄉的指點下，從一個偏僻的山坡爬到很高處，鑽進一段公園圍牆倒塌的缺口，那裡已近「鬼見愁」，再千辛萬苦地踏著少有人到的小路下山到香山前門，併為這冒險欣喜萬分，一路高唱「我們走在大路上……」騎車回學校。如今，一天八小時我被鎖定在這張辦公桌前剪報、貼報、抄電報，我實在是煩透了，我在尋找機會重返校園！

使我倍感難堪的還有我對外交規矩的不熟悉。我搞不懂這電報怎麼分了那麼多類別：絕密，機密……什麼級別的人能看什麼密級都有嚴格規定，而我當然是最低一檔，只能看我主管國家的普通電報，千萬不可拿錯了別人主管的或別的密級的夾子。邵先生關照我，每天早晨在司辦公室看完電報要記住哪些是要辦的事。在我所能看的密檔中，一般都是些兩國交往中的瑣碎小事。記得我開始工作後不久，一天早晨我帶了一個小筆記本去看電報。當時中、巴關係很好，要辦的事也較多，我因為很多事不熟悉，擔心自己記不住，所以想做一點摘記帶回處裡辦。當時的司辦是間大房間，進門靠窗是兩位秘書，靠門是兩張大桌子拼在一起，放著各處的收報夾，全司幹部除了正、副司長都來此看電報。每個人都自覺地拿自己主管的那個夾子。我剛提筆做摘記，就聽到視窗那位姓路的司辦秘書叫道：

「四處那個新來的，過來一下！」

我想他必是叫我，就走過去問他什麼事。我們之間就有了以下這段對話：

路秘書：「你是四處新來的，姓張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