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點多，我告辭了建湖縣委的幾位領導，登車返回鹽城。一路上，同行者勞累一天都閉上眼打起了瞌睡。只有我在茫茫的夜色中心潮起伏，思緒萬千。這一天的經歷對我情感的衝擊如此強烈，此時此刻，在黑沉沉的車廂裡，冠華的早年生活栩栩如生地一幕幕出現在我眼前……
冠華於1913年農曆二月二十一出生在江蘇鹽城建湖縣慶豐鄉東喬莊（都是現用地名）。據說冠華的祖父沒有文化，因為不識字，曾被一個秀才作弄過，因此下決心要兒孫輩讀書識字，冠華的父親和叔父都曾讀過不少書，只是每次考秀才都落第，因而兄弟兩人又決意要在兒輩中培養一個人才「光宗耀祖」。叔父無子嗣，所以傾囊相助冠華三兄弟上學。
冠華的父親名守恆，是當地的一個開明士紳。他喜愛琴棋書畫，並精通詩詞歌賦。冠華出生於鄉村的書香人家，自幼受到薰陶。冠華的生母劉氏生育了三男六女，冠華最幼。三歲時，冠華喪母。父親後來續絃，又生兩女一男。因為家庭人口眾多，蘇北土地貧瘠，因此雖是地主家庭，父親還需教些私塾以維持生活並供三個兒子上學。
冠華自幼好學，五歲開始入叔父喬守清家的私塾。那時冠華是同塾讀書的學生中年紀最小的，但他卻非常用功，從七八歲開始，不僅白天去叔父家讀書，晚上也幾乎天天去夜讀。我在東喬莊見到一位老人，他說當時有位老婆婆家住啟明橋頭，見冠華不論風雨天、下雪日都在黑夜過橋讀書，老婆婆憐他年幼刻苦，只要見到冠華黑夜過橋，她都拿出油燈為他照明。冠華天資聰穎。1927年他在鹽城淮美中學讀初中三年級時因鬧學潮被校方開除後轉入淮安中學。他乘轉學之機竟跳了一級，進了淮安的高中一年級。在淮安不到一年又因帶頭鬧事於1928年被開除，他索性決定轉到南京教學質量很高的鐘南中學。冠華自幼信心極強，他去考鍾南時堅持要跳一級直接上畢業班高三級。校方不同意，因為他在淮安中學連高一都未讀完。但冠華執意跳級，當時有一位同族叔父喬躍漢是鍾南的教員，幫他同校長商量，最後同意他試讀高三課程。一年後，冠華竟以全年級最優異的成績從鍾南中學畢業，同時考取了全國幾所名牌大學，他決定選擇清華。1929年，冠華離開家鄉北上赴清華，由於他連續跳級，所以上清華時他年僅十六歲，還是個少年。1933年他二十歲時就從清華畢業，隨即東渡日本，入東京帝大。兩年後因參加日共外圍組織被日本警方逮捕，三個月後驅逐出境，未能完成學業。於是冠華又於1935年以公費去德國杜賓根大學攻讀哲學。當他1937年在杜賓根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時，才剛剛二十四歲。
冠華的少年時代充滿反叛精神。他從反對舊習俗、舊禮教一直到反封建、反列強。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反叛精神越來越充實，越來越帶有時代進步思潮的氣息。
冠華的少年時代正值北伐革命席捲中國大地。反封建、反列強、爭民主的進步思想廣泛深入中國廣大民眾，特別是知識階層。冠華所在的蘇北地區也捲入了風起雲湧的革命浪潮。1925—1926年，冠華在亭湖中學上學，時年十二歲。在那裡他開始閱讀魯迅等人的作品。加上兩個哥哥都屬思想激進的青年，對他有重大影響。當時亭湖中學雖然比較開明，但辦學還是舊的一套。學生們對一位姓張的歷史教師的課不滿，因為他照本宣科，索然無味。他們要求校方換教師，校長不允，釀成罷課三天。在這次「鬧事」中，冠華和他二哥冠鰲都是帶頭人，結果二哥遭到校方拒發畢業文憑的處罰，冠華也因此於1926年轉到淮美中學。
淮美就在鹽城縣城內，這使冠華更為直接地處於激烈的革命浪潮之中。當時鹽城地下黨領導進步群眾積極籌備歡迎北伐軍，抵制軍閥孫傳芳部隊從鹽城過境。這年6月，北伐軍進入阜寧，群情激昂，在地下黨的領導下，鹽阜地區的革命運動蓬勃發展，同封建勢力展開了殊死鬥爭。冠華精神異常振奮，他同廣大進步學生一起上街宣傳反對封建迷信，反對列強瓜分中國。他們搗毀了城隍廟中的菩薩，佔廟宇為校舍。這個行動導致了當地頑固封建勢力的反撲，製造了震驚鹽阜地區的火燒城隍廟事件。由於學生們堅守城隍廟，拒不撤出，反動封建勢力放火焚燬了城隍廟，燒死學生一名，打傷多名。這一事件激起了廣大進步知識青年的憤怒。當時冠華由於參與了這些進步活動，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先後被淮美中學、淮安中學開除。
冠華把縣城的革命風潮在1928年初寒假回家時帶回了東喬莊。他把莊上青少年組織起來，掀起了一次震動東喬莊這小小村落的反封建迷信砸土地廟行動。
東喬莊雖是個百餘戶的小村莊，但莊上一些較富裕人家都把男孩子送出去上學。因此每年假期，村子裡都有十多名外出上學的孩子回來度假。這年年初，冠華從鹽城回來，秘密召集了村中青少年集會，號召大家在村子裡掃除迷信，移風易俗。他們在冠華的鼓動下決定採取兩個行動：一是砸土地廟，不讓村民拜神求佛；二是出牆報宣傳反封建、反帝國主義。同時冠華髮起成立了「奮鬥社」組織。青年們選定農曆除夕之夜行動。到了除夕夜，以冠華為首的這批青年學生悄悄在半夜時溜到街上，把家家戶戶貼的紅紙對聯用白紙貼掉，同時把宣傳文章貼在喬氏宗祠的牆上。當年參與這個事件的老人喬運生告訴我，他至今還記得冠華當時提出的口號是：「鬼神不可信，迷信太愚蠢。國家太孱弱，列強動腦筋。」同時他還記得冠華在牆報上發表過一篇千餘字的文章，題目是《洋鬼子已在叩門》，語言慷慨激昂，激發人們的愛國精神，號召鄉村的勞動大眾破除迷信，振興中華。當時冠華僅是個十五歲的少年。冠華的侄子喬宗秀比他僅小一歲，當時也參加了這些活動。他說大年初一清早，東喬莊的慣例是由長者帶隊先去宗祠磕頭拜祖宗，萬沒想到出門首先看到的是一副副白紙書寫的革命口號覆蓋了吉慶的紅紙對聯。長者們氣急敗壞，婦女們驚慌失措。大家都怕得罪了祖宗、神明，將大禍臨頭。村中父老紛紛要求嚴懲冠華等「肇事者」。由於冠華和村上的青年堅持鬥爭，他們並未受到懲處，神明也並未降下災難。許多老人至今回憶說，這件事轟動全村。從那以後雖然燒香叩頭、求神拜佛的風氣並未完全消失，但比起過去卻還真是沖淡了許多。村中未出外讀書的青年也從中有所覺醒。
不久之後，冠華又率二十多名青少年效仿鹽城學生砸城隍廟的榜樣砸了當地的土地廟，把廟中供奉的土地爺偶像、香爐、燭臺統統拋入河中。他們不僅砸了本村的土地廟，而且還一路進到湖垛鎮（現在的建湖縣城）把沿途的十多個土地廟全都砸了。冠華提出「不靠神明土地爺，全靠自己去奮鬥」的口號。老人們告訴我，去湖垛鎮沿途中有個張王莊，本來就與東喬莊有宿怨。冠華帶領一群青年砸了張王莊的土地廟後，莊上糾集了一幫壯年，手持棍棒，準備在冠華他們歸途路經張王莊時攔截痛打。幸而當冠華等人回程時看天色已晚，決定乘船從水路回村，才倖免這一頓棍棒……
汽車在空曠的公路上疾馳。我沉浸在對冠華少年時代的回憶中。這些事對我都不陌生，其中大部分我都聽他自己講過。如今，我從他家鄉回來，似乎找到了一根細柔的絲線，他昔日對我講的那些故事猶如顆顆明珠，穿在這絲線上彙整合了他少年時代的一幅幅完整動人的畫面。
12月10日我回到上海。24日那天晚上八點左右，從朋友家告辭出來，在濛濛細雨中乘車到南京西路換20路汽車。車站正設在一家極大的電器行門口。這家電器行很會做生意，晚上在鐵柵欄後的大玻璃櫥窗中總有兩三臺電視機開著，供行人看當天節目。由於它就在電車站背後，候車人都愛擁在櫥窗前，邊等車邊看電視。我並無興趣擠在人群中看電視，一個人在站牌下等車。突然從電視機中傳出講解員的聲音，大意說1972年美國尼克松總統訪華，毛主席接見了他，從此開啟了中美關係的大門。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節目，竟提到了這段我十分熟悉卻又感到十分遙遠的激動人心的歷史。我不由得轉過身去走到櫥窗前。就在我的目光投向電視機的那一瞬間，如同奇蹟一般，冠華的形象出現在電視螢幕上！那是他1974年陪同鄧小平同志出席聯合國特別會議。冠華帶著我如此熟悉的笑容和灑脫的神態正在招呼前來向鄧小平同志祝賀的各國代表。啊，我竟又見到冠華了，他在笑，他在說話，他沒有死，他活著……他在對我說：「看看我吧，我活著！」一時，我心頭翻騰起感情的萬丈巨浪，洶湧澎湃，使我頭暈目眩；亢奮，喜悅，激動，辛酸，苦澀，悲痛……人生的各種滋味全都攪在一起。
「你看，喬冠華！」
「真格，是喬冠華！」
我帶著滿臉的淚水轉身看，身旁是兩個三十歲還不到的年輕人！這一代的青年也記得冠華啊！我心頭又霎時間增添了欣慰的暖流！
我默默地想起冠華病危時最後吟誦的文天祥的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更加理解了冠華為什麼把這兩句人所共知的詩句作為他最後的話語留在人間。是啊！人的生命，縱然百歲，也終有一死。但每個人一生的足跡卻留在世上，由歷史和人民去作公正的評論。冠華離開人世時就像熟睡一般，枕在我左臂上，輕閉雙目，嘴角還掛著一絲笑意。他是安心地離去的，因為他把一片丹心留在了世上……
回到住處，意外地看到床頭小桌上有一份北京來的電報，是一位朋友發來的。拆開看，電文是：「看今晚電視片《毛澤東》。」電報到時，我已去朋友家。是冠華在天之靈引導我準確地在那短短的一瞬間到達電視機前與他相見的。這天夜裡，我覺得生活似乎不那麼冷漠無情了，我心裡裝了千千萬萬人對冠華的懷念！
清明，我帶病去蘇州為冠華掃墓。動身前，醫生看了我體檢的x光片，警告說我雙肺的結核病灶可能是活動性的，應待確診後決定是否立即治療。然而，我卻執意要先去蘇州。我的心告訴我：清明時，冠華會在太湖之濱、東山之巔等待我……我不能讓他失望。
今年的江南，真是「清明時節雨紛紛」，淅淅瀝瀝的陰雨斷斷續續下了近一個月。我從上海去蘇州的那天清晨，因為送站的汽車遲到了，致使我誤了六點鐘的火車，等趕到冠華墓地時，已是下午兩點。上午原是一個難得的晴天，我站在上海的馬路旁等送站的汽車時，心情很好，覺得這多日不見的晴天是冠華知道我要去看他，特意請老天爺放晴的。我甚至微笑起來，想象著冠華雄辯的外交才華和風度一定使老天爺也被說服了。但是因為誤了火車，等我午後趕到墓地時，雨又開始下起來了。我難過極了，覺得那是冠華苦苦等我一上午，他落淚了。我撫摸著墓碑上「喬冠華」三個字，也許是痛苦的思念壓抑太久，此時反覺得心中一片空白，一片茫然。太湖旁的東山滿坡青綠，微雨中，如同一幅水墨畫卷，透著虛緲的秀麗和淡淡的憂傷。周圍一片寂靜，我獨立在煙雨朦朧中，潸然淚下。良久，我拿出了司機老張同志送給我的汽車用蠟，仔細地為黑色大理石墓碑上蠟打光。一邊搽，一邊又被打溼。那落在碑石上的紛紛雨點夾雜著我的淚，也似乎夾雜著冠華的淚……
掃墓後回到蘇州，只覺得心力交瘁。第二天獨自一人關在飯店房間裡，兩頓飯都沒有吃。說不出為什麼這次來看冠華，心裡特別難過，也許和下雨有關係吧？原先我並不是個多愁善感的女性，可是，自從冠華離去之後，這幾年，我的感情變得非常脆弱，對天氣、草木、景物，非常敏感。任何舊日的聯想都會引起情緒的波動。
記得過去我很喜歡夏日的陰雨。有一年，是夏天的一個星期日吧，早飯後下起了細雨。我躺在廊簷下的藤榻上——那是冠華最喜愛的藤榻。一本書、一杯茶，聽著沙沙的雨聲，真覺得愜意極了。我在廊下叫了幾次冠華，要他也出來享受享受。他幾次答應著「就來了！」可總也不出來。我跑進屋，見他還在書桌前埋頭看那些永無休止的檔案，就開玩笑說：「你再不出來，我可霸佔你的地盤不還了。」他說：「看完這堆材料，批完這些檔案就來。」我說：「大星期天的，總該歇口氣了。晚上又有活動，白天還不休息一會兒。」冠華停下筆，深情地撫摸著我的手，嘆口氣說：「我沒這福氣啊，我屬牛，大概命裡註定要勞累一輩子的。你也搞外交，你懂得國際風雲的變幻往往來得突然。如果忽略了一些潛在的矛盾、危機，可能貽誤大事。我的責任大啊！」我一時沉默了，過了一會兒，才說：「你啊，真是魯迅說的那種‘牛’，吃了一輩子草，可是付出了一輩子的奶。我懂了，怪不得你那樣喜歡魯迅。」
於是我一人回到廊下。不久雨越下越大，還夾著悶雷。突然，一道閃電，一聲霹靂。我從小怕雷，跳起來往屋裡跑，抓住冠華說：「哎呀，這聲雷把我嚇壞了！」冠華仰起頭哈哈大笑。他的笑是我永生難忘的。記得有一年冠華去出席聯合國大會時，《紐約時報》曾寫過一篇關於冠華的專題文章，橫幅大標題就是《喬的笑》。冠華笑著說：「你不是號稱最喜歡下雨天嗎？還說這雨最有詩意。你啊，‘葉公好龍’，一聲雷就把你嚇回來了。我倒愛聽這雷聲，走吧，我保護你！」這下子，他倒真和我回到廊下了。我清楚地記得他當時伸展雙臂像要擁抱整個世界，又扭動腰肢，在雷雨聲中活動著疲勞的肢體……
這一切如今是那樣地遙遠了。自從冠華逝去之後，我忽然變得最怕雨。雨讓我想起向遺體告別的那一天；想起三天後從八寶山迎回他骨灰的那一天。雨再也引不起詩情畫意了，它在我心底勾起的只是生離死別的眼淚和思念。
掃墓後第三天，我匆匆趕回了上海，立即買機票回北京。親友們勸我留幾天，休息一下，我卻執意返回，說要回去看病。其實我的心又告訴我，離開北京一週了，春天一定已來到小院。冠華此時是會在春意盎然的小院中等待我歸去，我不能讓他失望。
我從北到南，又從南到北，追蹤著冠華。我所到之處，他無處不在，可又處處不見。冠華永遠在我心裡啊！然而，畢竟是不在我眼前了，畢竟是永遠不在我眼前，不在我身邊了。
我獨自回到北京，走出機艙，外面是一片明亮的陽光。空氣中還摻著一絲早春的寒意，更加感到清新舒暢。心情頓覺開朗。江南一週的雨折磨得我痛苦不已。如今見到遍地的陽光才又喘過氣來。
一小時後到家，剛拐進小院，一陣驚喜，真想不到今年的春天來得這樣早！一週前離家時，院中還看不到綠色，如今卻是滿院春光。北屋書房前的梨樹開滿白色小花，它旁邊的老海棠也點綴著無數朵粉色的花蕾，千姿百態，美極了。南邊的丁香和另一株梨樹都含苞欲放，三兩天內這院子就將是花的世界了。驚喜之餘，我最關心的卻是在旁邊小院極不起眼的角落裡那另外的兩棵樹。我放下提包，趕緊去那裡，看南屋房簷下的老梨樹，它卻仍是半邊吐葉，半邊毫無生氣。我又去小跨院中，看我們臥室外的柿子樹，不覺驚呆了！這棵當年冠華最心愛的也是最茂盛的柿子樹，自他離去之後逐漸枯萎，而今年，它伸展到臥室的屋簷下的全部枝幹竟都枯死了！那是冠華當年撫弄的枝幹，那上面的柿子每年都由他親手採摘。我望著這枯死的樹幹，剛進家門時的好心情變成了一片惆悵。這柿樹對冠華如此多情，他走了，它也逐漸失去了生命。但我不知道這老柿樹的一半枯死是對我有情呢，還是無情？每年我盼著它開花結果，又怕它開花結果。前年它開花時，我對著它又笑又哭，內心兩種激情猛烈地撞擊著。我想看見柿花，它們讓我覺得冠華還在身邊；我又怕看見柿花，冠華已經永遠不能回來了。如今，他走後的第四個春天，柿花終於沒有了。我連當年冠華撫摸過的枝葉也看不見了，它不再給我安慰，也不再給我悲哀，這是對我有情還是無情呢？
午飯後，獨自坐在院中。和煦的陽光下，思緒在回憶和現實中跳躍著。也許上午到家後情緒太激動了，此刻只覺得麻木。在我的大門前，文物單位在去年嵌上了一塊石牌說明此房屋屬四合院文物保護單位。我此時的感覺彷彿是我也變成了這個四合院內的一件文物。我經歷了這院中的幾度興衰，如今當年的主人一個又一個地去了另一個世界：1970年是我母親，1973年我的父親行嚴先生在香港病故。此後冠華遷進來，1983年他又走了。留下的只剩下我一人，唯一的女兒也早在七年前遠離家鄉，定居在大洋彼岸了。
從中午到黃昏，我坐在院子裡，溫暖的春日陽光使我緊張了一週的神經和肢體都放鬆下來。坐在小藤椅裡，時而微睡；時而又醒來。微睡時似乎見到的是過去的景象；醒來時又看到一院春色。然而不論怎樣，思緒卻總是離不開那兩棵伴隨了冠華十年，被他稱為老朋友的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