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1983年的夏天，陳白露和飛飛表姐不斷在我眼前晃動，召喚著我。我認定那是最完美的告別人世的方法。既然表姐夫上班前都以為飛飛在熟睡，想必她留下的最後形象仍舊是很美的。於是，我緊緊地握住我那兩瓶「速可眠」。心倒反而平靜了，相信冠華先走一步，會在天堂等我的。

最後的日子1983年的8月已盡，暑熱漸退，但冠華的身體已日益明顯地衰弱下去。他的堅強是難以置信的。天天去北京醫院接受放射治療，還堅持天天要散步。病灶發展很快，劉明遠主任想盡辦法也難以控制。冠華是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要求醫生一點都不要向他隱瞞病情。如果那時有人在治療室見到他，親耳聽他與劉大夫和護士談笑風生，誰也無法猜到他是個身患絕症只剩下五十多天生命的人。8月19日，老朋友杜修賢、唐理奎帶了照相機來訪，為我們照了最後一次合影。其中的一張後來製成瓷版，放在客廳裡，沒有人相信那是距他逝世三十四天前的留影。

只有我深知他內心隱藏的痛苦和他與癌症頑強戰鬥的毅力。他因為肺部的病灶經常咳嗽，他因為攝護腺的苦惱，夜間睡不好覺。我每晚至少起來兩次照顧他。而到了白天，我們都想顯得輕鬆，顯得樂觀。我知道我們在互相欺騙，我們都想把最大的痛苦留給自己，把最大的希望留給對方。但有時候，我們又難以把自己的真情完全隱藏。有一天深夜，冠華咳得厲害。我給他倒溫開水，又扶他坐起來。他喘息稍停，要我坐到他身邊。他撫摸著我的手說：「我覺得對不住你，這樣地苦了你。」我心裡很酸，卻假作鎮靜說：「不要這樣想。我們既然走到一起，就要一起奮鬥，把病治好。」冠華點點頭說：「我知道你把我的生命看得比你自己的還重。我心裡都明白，不知如何對你說。我有時自責，是否當初和你結婚是太自私了。你還那麼年輕。現在為了你，我也要治這病。」我的淚水終於禁不住了，我抽泣著說：「還記得嗎？我們結婚那天晚上，對著月亮，我說過我喜歡教堂的婚禮，因為那是一種最神聖的諾言：要與另一個人終生相伴，‘不論富貴或貧賤，不論健康或疾病，我將永遠安慰你，照顧你，忠貞不渝’。」冠華替我抹去淚水，深深地嘆息，他說：「沒有你，這幾年不知是否能過得來。我只是常內疚你為我犧牲太多！」現在回想起來，我和冠華之間，一直到他臨終，我們都從未說過「死」這個字。我們只想談「生」，談生的希望，生的歡樂。因此我們也從不談死前的遺囑或身後的遺願。即便到他彌留之際的那個心碎的中秋夜，在他短暫的清醒時，他也許終於想說點囑咐的話，我卻阻止了他，仍然想給他以中秋夜的溫馨，讓他帶著對生的希冀離開人世。最終的日子終於來臨了！9月2日的晚飯後，我在院子裡忙碌完後，回到書房時，看見冠華神色不對。他正在凝視自己咳在瓷杯中的痰。見我進來，他馬上裝著若無其事地拿著瓷杯進了洗手間。我意識到出了什麼事，問他怎麼回事。他說：「沒事，我上廁所。」我聽見他把瓷杯倒了，換了清水出來，回到沙發裡坐下。我不放心，他卻再三說沒事，不要緊張。過了一會兒，他又咳起來，咳得很猛。他往瓷杯中吐痰，吐一口就捂住蓋子，說什麼也不讓我看。但最後，他已無力，我接過杯子，杯中是一口口帶鮮血的痰！我頓時感到全身血液往頭上衝，癱在他面前的沙發凳上，禁不住全身發抖。冠華反而安慰我說以前也吐血，大概是肺結核犯了。我知道不是，我說馬上去醫院。他不肯，一定要到第二天早上。這一夜，他沒有怎麼睡，咳出了許多血痰。他要我到他大床上陪他靠在身後墊著的枕頭上，他一直握著我的手。我後來一直在想，那個9月2日的晚上，我真是慌亂極了，可是冠華一定是很清醒的。他一定清楚地知道這一次一旦進了醫院恐怕再也回不到他這個萬般眷戀的家了，所以這一夜他是無論如何要在家裡和我相依相伴度過的。自從他病重之後，我在臥室大床邊上搭了一個小床，以便照顧他。但這天夜裡，冠華要我回到大床上，陪伴他坐了大半夜。

冠華最後一次在北京醫院住了20天，9月22日，他終於走了，永遠走了！他是在明媚的秋日陽光中走的。這天清晨，天氣特別晴朗。九點多鐘，冠華突然異常清醒，也許這就是所謂的「迴光返照」吧。他睜開眼睛，竟同平時無大差異，只是講話吃力。他指指窗外的陽光，微笑著輕輕對我說：「好！」我一時興奮得不知說什麼才好。我真以為奇蹟又出現了，慌慌張張地說：「你今天真好！你要好了！」他也笑！這時，何英同志和朱端綬大姐進來看他。他都聽清了他們對他的慰問，還帶著往常的笑容舉起手打招呼，說：「謝謝你們！」這可真是難以想象啊！他們走後，我說：「你累了吧！喝點白蛋白好嗎？」他說：「好！」我去衝了一小壺白蛋白，小心地扶起他的頭，把它枕在我的左臂上，我用右手喂他喝蛋白水。他非常安詳、平和，微帶笑意一口口從我手中喝蛋白水。我問他覺得怎樣，他說：「好！」但就在他喝了六七口之後，他無聲無息地和和平平地突然停止了，他閉上雙眼像突然睡著了，只是沒有呼吸！我慌忙抽出左臂去打緊急鈴。護士小段馬上來了。我急得聲音發顫，我問她這是怎麼回事。小段是冠華最信賴的護士，此時她豐富的經驗已告訴她最後時刻的來臨。後來的事，我怎麼也想不清了，只記得馬上來了一大批醫護人員，又運來了儀器，只記得我趴在冠華身上大哭，只記得我被架出了病房……

再後來，是誰出來通知我，冠華走了，永遠地走了！他們扶我進病房，我似乎在騰雲駕霧，木木地看著祥和的冠華，多想和他再說幾句話啊！但他像熟睡一般……

他們沒有讓我送冠華去太平間。我不記得誰把我送回家的。但進了家門，我就意識到冠華再也回不來了。那真是悲痛欲絕，我連一眼都不能看我們的臥室，就躺倒在東邊空屋的床上，呆呆地抱著我的兩瓶「速可眠」，腦子裡空空地問自己：「什麼時候吃呢？」現在回想當時，我還是一直很感謝老杜（杜修賢），因為他是第一個聞訊趕來看我以及把我從死神那裡往回拉的真正朋友。他看我神情痴呆，躺在床上默默流淚，他沒有說多少勸慰的話卻聲色俱厲地對我說：「你不要這樣躺著，你要起來！你是不是想死？你不能死，也不能這樣不振！陳老總不幸過早死了，張茜一定是沒有挺過那一關不到兩年也去世了。她如果不死，一定有許多話要替老總說。可惜她那麼快死了！」我一驚，但仍說：「老杜，我沒有力氣了，活不下去了！」他卻說：「沒有什麼活不下去的，你要為老喬活下去！」我淚如雨下，但我卻下床站起來了。

世上還有真情在我想凡是絕望已極，想要結束自己生命的人大概都是想到死的念頭就即刻去擁抱死神的。因為只要是在生與死之間猶豫不決，生的呼喚總會戰勝死的誘惑。我在冠華逝世後的一年中踉踉蹌蹌在一條冷峻的生活道路上跋涉，很少溫暖，很少關懷，幾乎全憑著自己的理智和毅力掙扎著活下去。但我對生的希望逐漸地增加，我想到了我未盡之責，冠華有多少話要我來講，我曾經對他作過許諾；我想到女兒妞妞，她仍是我生活的親情所在。我也從朋友們的關懷中得到寬慰，儘管真正的朋友極少，但世上畢竟還有真情在！在這極少數的朋友中，我首先想到了李顥。當我在悽風苦雨中徘徊在黃浦江邊時，冠華的老友李顥夫婦多次來信邀我去蘇州。我去了，那是我絕望的轉機。李顥夫婦的熱情和照顧在我冰冷的心田裡灑進一絲溫暖。他們鼓勵我在風景秀麗的東山之巔為冠華找一塊安息之地。我沒有告訴他們我想把我的骨灰與冠華的合在一起，但我說，我想把他的骨灰盒留在北京的臥室裡陪伴我。李顥和慰情堅決反對，他們說我應當開始自己新的生活，在東山安葬冠華，他會喜歡因為那裡山明水秀。我被他們的真誠所感動，於是去吳縣尋找墓地。我所找到的遠遠超過一塊冠華的安息之地，而是人們對冠華和我的理解和尊敬。吳縣當時的書記管正同志以及東山鄉的楊其林等許多同志聽說我要在東山為冠華修墓都熱情相助，使我不止一次感動得流淚。東山鄉的同志陪我跑遍公墓上上下下，最後選中一塊山頂十六平方米的墓地。我當時經濟上也拮据。冠華病中，我靠早起晚睡為百科全書翻譯詞條，得到一些稿費來為冠華購買營養品。那時，北京醫院北樓一層的護士們都會看到清晨和深夜，我借用護士會議室埋頭翻譯，中午冠華午睡時，我把小藤桌搬到過道還在拼命工作。也就靠了我這些艱辛的勞動換取的稿酬，冠華才得以保證一切營養需要，使生命延續五年之久。此時要修墓，我小心地問大約需要多少費用。而東山鄉的領導竟回答說：「你能選擇東山安葬喬冠華同志，這是我們的光榮！喬部長活在人民心裡，他的墓將來肯定會是使東山揚名的一個景點。至於費用，你是自己出錢修，我們決定只收材料費和人工費。這塊地就算是我們東山人民對他的一點貢獻，感謝他為國增光。」我感動極了，冠華臨終念念不忘的「留取丹心照汗青」這樣快就得到驗證。

從蘇州回到上海不久，又接到冠華另一位老友馮亦代的電報，要我速回北京商量去深圳蛇口工作的事。無論是李顥，還是亦代、徐遲這些老友，在冠華輝煌年月，從未來錦上添花，因此我那時竟與他們從不相識。但是當冠華處於逆境時，他們都回到他生活中，在他去世之後又給了我許許多多的關懷和鼓勵，我對他們永誌不忘。

3月底我回到北京，急忙找到亦代。他立即把我介紹給黃宗英同志。我和宗英過去並不相識，但第一次見面，我們就談了四五個小時，她的堅強深深感染了我。是她，聽了亦代的介紹建議我去蛇口工作一段時間醫治心頭的創傷。當時她正在蛇口乾一番事業，她和袁庚同志談了，同樣是素不相識的袁庚同志向我伸出了熱情的手，歡迎我去蛇口。他還專程派了一位年輕幹部來北京陪伴我去那裡。雖然，後來由於意想不到的干預，第一次去蛇口我僅停留了一週就被叫回了北京。但那短短七天中，從袁庚到宗英，到許許多多其他蛇口工業區的朋友都由衷地歡迎我參加特區建設者的行列。我在南海之濱感受到了一種衝破長期壓抑的解脫。那裡的人們以新的眼光去理解人的價值。我當時並不想紮根蛇口，我只是想在那裡工作半年左右，以使我恢復平靜，找到重新生活的起點。在蛇口時，我的情緒也仍然很不穩定，冠華的影子魂牽夢縈地無處不在。記得有一天晚上，幾位朋友邀我去「海上世界」玩玩。我在酒吧裡待了一會兒，總有一種坐立不安的感覺，於是就到甲板上散步。那是一個漆黑的夜晚，沒有月光，也很少星光。我遙望黑沉沉的大海，一股深刻的憂傷重又湧向心頭。命運使我飄落到這南海之濱，前面的路就像這黑漆漆的大海一般看不見亮光，望不見盡頭。我記得我站在橫杆邊，任淚水往下流，直到朋友們出來找我。那一夜我難以入睡，後來睡著時，冠華在夢中時隱時現。

一週後我被莫名其妙地從蛇口叫回北京，我氣憤至極，也絕望至極。在冠華逝世半年中，我艱難地在生與死的邊緣上掙扎，朋友們要我堅強地活下去，卻也有人不僅為冠華的死高興，也不喜歡我活得好些。他們酒足飯飽之後還在注視著我，不是為了幫助，而是為了堵截我重新生活的道路。遺憾的是，在這些人中不乏昔日與冠華稱兄道弟的「戰友」！我不由得想起曹植的詩：「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冠華青年時代參加革命，在轟轟烈烈的革命洪流中，無私地貢獻了畢生精力。他怎能料到在晚年時遇到如此坎坷，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他死後連他的妻子他也無法庇護。而這一切都發生在自己的革命行列中！那是我第二次被壓得精疲力竭，第二次視死如歸。我鎖上臥室的門，抱著冠華的骨灰盒，旁邊放著我的那兩瓶「速可眠」和一瓶冠華喜愛的茅臺酒，聽說酒可以助長藥力。我在這世界孤獨跋涉已經太累，太累了，我該休息了……

這一次拯救我闖過死亡關的大概首先是我那不甘失敗的性格。我把自己關在我們過去的臥室（當時的冠華靈堂）中足足八個多小時。當我從絕望中冷靜下來時，我想到東山的墓還未修成，但我更想到有人一定會舉杯慶幸我的死，因為從此之後，人們將無法得知冠華和我的悲劇。歷史將永遠被扭曲，公正將永遠被掩埋。我不能死！

我終於開啟了房門，又走進了生活，開始了新的搏鬥。這一次，我得到了黃鎮、宋之光等這些冠華老友的同情和幫助。最後，胡耀邦同志在我的信上作了重要批示，中組部的有關負責同志終於妥善處理了矛盾。當這場風波平息之後，已是1984年的秋天，冠華逝世的週年之際了。我的情緒經歷了這一年的生生死死考驗，終於逐漸穩定下來。不論前面的路多麼充滿荊棘，我決心走下去，為了冠華，為了我自己，也為了我們所愛的大好江山和人民！那時候，女兒妞妞已長大成人，開始工作了。她擔心我一人孤獨無援，邀我去美國探親。也有朋友勸我索性一走了之，不要再為過去的痛苦付出更多的代價。然而我卻堅持留在了這一塊土地上。這也許是我們這一代人不可改變的一種執著和追求。不論這片黃土地如何把我青年時代的夢、中年時代的追求揉得粉碎，不論它溶進了我多少痛苦的淚水，我卻總是難以割捨！記得1981年的時候，當時的年輕人有一個時髦的話題叫「信仰危機」。有一次，一群年輕人來訪，其中一位問冠華：「喬伯伯，你一生廉潔，忠心耿耿，卻被整得這麼慘，你不對自己的信仰動搖嗎？」冠華激動起來，認真地說：「我不是工農出身，參加革命、參加共產黨不是因為自身受壓迫，而是因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十六歲離家，尋求真理，在清華園裡，我就開始讀馬克思的書。後來在德國，我研究康德、黑格爾，研究馬克思的學說，最終決定信仰馬克思主義。如果我現在對自己的信仰動搖，豈不是我自己把一生的追求都否定了？」

冠華當時那種虔誠的信念給我的印象極深。他由此而相信一切的不公正都可以在自我的調整中解決。我不願與他爭執，因此我從來沒有和他談過我對理想破滅的感受。我相信我們至少有一個共同點是永存的，那就是對這方土地和生息於此的人民的摯愛。至於對不公正的糾正，1984年蛇口風波之後，我有了自己的想法。這年底，我拜訪亦代、安娜。他們是我在北京最可信賴的朋友。我告訴他們，在冠華逝世之時，我曾經下過決心，也在他遺體告別時向他默許過：假若我決定活下去，容我兩年時間求得心靈的平衡，然後我將為求得公正而奮鬥。一年後的此時，我卻對亦代說，我想改變這當初所許的願。作為冠華生前老友，我想聽聽他的意見。我說我不想為求得一紙公正去耗費我未來幾年的精力，因為即使求得一紙又有何用？冠華1958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但是後來當他馳騁在國際風雲的舞臺上，為中國的外交史增添精彩的一筆時，有誰還會記得這當年的「嚴重警告」？而當1980年冠華忍受著一生最大的屈辱時，外交部卻發來一紙「改正」通知，說1958年的處分是錯誤的，予以撤銷。這是多麼大的諷刺！冠華如果還在世，也許爭取這一紙公正還有用，因為他渴求有機會施展他的才華。然而，他人已去，一切已成遺恨，這一張紙已不再是他和我所需要的了。冠華一生，無愧無憾，我應當相信歷史和人民。我問亦代，我這樣對不對，有沒有辜負冠華對我的寄託？亦代和安娜對我表示了極深的理解。

迴歸大地自此，我的心平靜下來，專心為冠華修東山的墓。我在《故鄉行》裡提到過，這墓的每個細節都是我親自設計的。那平放在地、呈三十度角傾斜的墓碑象徵著迴歸大地與人民，在大地母親的懷抱裡仰望長空和錦繡河山。那黑色的大理石墓碑是我1972年訪問斯里蘭卡時，參謁前總理班達拉奈克墓時受到的啟發。那個墓身是一塊巨大的不規則的黑色大理石，周圍五根巍然屹立的柱子象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當時我很受震動，覺得有一種浩然正氣在空中迴盪。我在冠華的墓上用黑色大理石的用意是體現他一生的堅定和剛直。墓身周圍的鵝卵石是在見到他在鹽城上小學時的那條天天踩過的鵝卵石小巷後想到的，象徵著他從這鋪滿鵝卵石的小巷走向世界。墓後的塔松是冠華告訴我他兩次陪同總理、陳老總出席日內瓦會議時最最喜愛的是日內瓦的塔松，他說陳老總也很喜歡。墓前臺階旁的兩棵桂花也是他生前鍾愛的。他特別讚美桂花那不起眼的小花朵能散發出如此沁人心脾的幽香。他一直希望在我們的院子裡栽幾棵桂花和一方青竹。可惜那都是江南植物，耐不住北方的嚴寒。現在我在他墓前栽下了一棵金桂、一棵銀桂。每年入秋，冠華在塔松的婆娑聲中可以聞到陣陣的桂花的芬芳！

1985年秋，冠華的墓修好了。11月15日我帶著他的骨灰啟程去蘇州安葬。行前，我已逐漸平靜的心裡又掀起了巨大的波瀾。這遺骨陪伴了我兩年，如今要離我而去，留在那清冷的東山之巔。我突然後悔不該修那墓，不該讓冠華離我而去。我也突然意識到這兩年的時間中，冠華無形的存在依然是我賴以生存的一個夢！如今，魂已去，難道夢就從此斷了？我久久撫摸著黑色大理石的骨灰盒，難以割捨。最後我斷然決定留下一小份骨灰伴我身邊。如果我今後飄零到天涯海角，也有他在身邊，這個夢將隨我遠行，給我祝福。

11月17日我在李顥夫婦的陪同下把冠華的骨灰安葬在東山墓地。吳縣和東山的領導親自照料一切，使我感激涕零。我把帶去的一張放大的我和冠華的最後合影放入他的墓穴，緊靠著他的骨灰盒。在他墓穴的旁邊是個空穴，那裡將是我最終的歸宿……一切儀式結束後，我謝謝大家，請大家先下山，我想獨自最後同冠華在一起待一會兒。那是江南的深秋，中午時分，陽光和煦，我靜靜地坐在冠華的墓石旁。一切都已消逝，墓穴已被填平，多少昔日的榮耀，多少難平的冤屈都隨著一鍬鍬的泥土埋入了地下。又是那種無邊無際的空虛充滿了我全部的身心。眼前似乎又出現了十四年前我們的初識，出現了拉瓦爾品第淡藍色的夜晚和紐約深秋之夜的蕭邦鋼琴旋律。這本應是人間一段多麼美好的愛情，但命運卻使它以悲劇告終！

從蘇州回來，我在憂傷之中夾帶著對新的生活的期望。經過了兩年痛苦的徘徊，我終於知道我該怎樣活下去了。那年我整五十，是一個重新開始的很好的里程碑。我不會忘記過去，但正因為這過去，我要再度證實我可以是生活的強者。我需要更換環境。那時我雖然有一個單位，但仍在原來的系統。那裡的許多年輕人對我也不無同情，但在權勢與偏見的壓制下，我連工作的機會都沒有。這時我得到了另一位我永不忘記的長者的幫助。那就是杜老，杜潤生同志。和袁庚同志一樣，我與杜老素不相識。但他們這兩位老共產黨員同樣地珍惜人的才華，同樣地對黨內發生的許多事情用歷史的、唯物辯證的眼光看待，同樣地寬厚待人。在我一生最艱難的時期，他們兩位都曾慷慨地給予我寶貴的理解和真切的幫助。當杜老的夫人馬素芳大姐介紹我認識杜老，我對他說我想換個單位做點工作時，他毫不猶豫地歡迎我到他領導的國務院農研中心去協助國際交往工作。那時候，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正在改革的初期，幹部的流動還主要是組織分配和調動。因此，杜潤生同志的幫助使我脫離困境，開始了並不容易的新的探索。

冠華的墓修成之後，每年的清明，我都去掃墓。為了能安安靜靜陪伴冠華，我都避開清明的正日，避開蜂擁而至的掃墓人流。每年我去時，公墓的負責人都告訴我，清明節時，來掃墓的人中很多人都要打聽「喬冠華的墓在哪裡」，許多人上去默哀，還有一次一位上海的文藝界人士在冠華的墓前落淚。我的朋友們逢上去蘇州，也有不少專程去東山看冠華。北京醫院吳蔚然院長是冠華數十年的摯友良醫。1987年他在清明之後去蘇州開會也抽空去了東山。回京後他給我寄來兩張照片，一張是吳院長在墓前默哀，另一張是照的墓前三束已經枯萎的野花。蔚然同志貼了張條說：「哪位來探視冠華，留下野花三束？」

時光又過了幾年。1991年春我照例去東山。公墓已換了新的負責人，他陪我上山，就如他的上一位負責人一樣，還是告訴我那些動人的故事。使我十分感動的是他還告訴我很多人為了對冠華表示懷念之情，決定也在東山為他們的親人仿照我設計的冠華墓地修了墓。僅在那一面山坡就總共有二十八個一模一樣的墓了。他領我去看了其中三個。同去的朋友開玩笑說我應當申請專利了。我卻無限感慨，熱淚盈眶。我說：「不，這不是我的專利。老喬的一切都是屬於人民的。我感謝人民記得他。」那天我實在很激動，我請大家下去在公墓辦公室等我。我一人長久長久地坐在冠華墓前的臺階上。上午剛下過雨，此時的午後陽光從雲層後透出萬道柔和的光束照耀在滿山碧綠的橘樹葉上，照耀在山腳下一望無際波光瀲灩的太湖上。微風拂來，周圍寂無一人，只有我陪伴著冠華。我坐在那裡，一切感覺似乎都已凝固。大自然似乎也停在了永恆點上。我望著開始西斜的太陽，想著那太陽幾個小時後將從西方地平線上沉沒，但再過幾個小時，它卻又會從東方地平線上冉冉升起。就這樣，週而復始，人的生命有限，而大自然是永恆的。庸庸碌碌的人生也許隨著西沉的太陽從此了無蹤跡，但壯麗的人生會化成陽光的光束迴圈不止永存於宇宙之間。我慢慢地回頭看冠華的墓碑，我剛剛為之上過蠟的金字在陽光照射下熠熠生輝。我似乎有一種大徹大悟，冠華早已不在那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之下了。他的英魂已融化在這偉大的宇宙間，化作清風，化作細雨，化作陽光。他就這樣永恆地存在，無所不在，與我在一起直至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