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這篇文章從初春寫到深秋，回憶的線索越拉越長，越拉越遠。多少事都一件件在腦海裡浮現，有生有死，有愛有恨！我的筆似乎應該停下來了，否則它可以永遠地寫下去，寫下去……現實生活越來越淡化，而過去卻越來越清晰。因為是寫冠華，我的精神不自禁地在逝去的歲月中徘徊，我也常常想到在東山之巔的冠華。我曾經說過，時光不可能磨滅過去的傷痕，但會使記憶埋得更深。為了活下去，我曾努力把痛苦從心中抹去，用微笑迎接生活的挑戰。但我知道那一份思念，那一份不了之情永遠時隱時現地在我心中浮沉。前幾日，隨手翻看閒書，突然翻到冠華喜愛的蘇東坡的詞，見到他的一首《江城子》，那記錄下的是一個相愛至深，但已是天上人間的一對情人的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

不思量，自難忘。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

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

小軒窗，正梳妝。

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

料得年年腸斷處，

明月夜，短松崗。

我那埋得深深的情感閘門突然間被這首東坡詞衝開，很久沒有這般激動了，我不禁伏案痛哭。我知道即使冠華已不常在夢中出現，但那十年的生死之戀，以及隨後的十年天上人間將永遠魂牽夢縈陪伴我終生。我突然間失去了往日的平衡，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自己十年的艱辛。我那兩鬢的白髮也許更透露了我能活過來是多麼不易。於是那一場生與死的搏鬥又一次震撼了我自己的心靈。

我的一生經歷過三次驚濤駭浪，每一次都險遭滅頂。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和中期，我先被打成「黑幫爪牙」遭批鬥，後又被打成「裡通外國」、「二月逆流」被半隔離。第二次是1976—1978年，遭遇更加殘酷。這兩次打擊都是毀滅性的，足以使我喪失活下去的信心。我的同窗吳璞就是在我們第一場共同災難中無法忍受屈辱和絕望，投進了外語學院後面的運河。然而無論在哪一次，我都從未想到過死。第一次是我年少氣盛，不甘心步吳璞的後塵，此生就這樣完了。實在沒有活路時，我給毛主席寫了信，求他伸張正義。那一次我不僅活過來了，差不多還是勝利者。第二次痛苦得多，對我的毅力也是無可比擬的艱鉅得多的考驗。但我仍未屈服於命運。每當我精疲力竭，再不想爭鬥時，對冠華的思念鼓勵了我。終於，我也挺過來了。想置冠華與我於死地的人並未得逞，反倒自己的處境也不妙了。這倒也是應了陳毅同志的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報銷。」

我差一點挺不過來的是1983年冠華的離去。當他的癌症終於不可抑制時，我在生與死的邊緣上掙扎了一年多才抗拒住死神對我的誘惑。

1983年夏天，冠華頸部和肺部轉移的病灶再次復發，而且來勢兇猛。北京醫院的會診表明現代先進的醫療手段已經無法抑制他體內癌細胞的侵蝕。放療科的劉明遠主任曾經在一年多前創造奇蹟，在他頸部病灶已穿透咯血的情況下竟然用放射治療硬是把病灶縮小到一個很小的區域性。那時候，我天天推著輪椅送冠華進那間治療室。他需要我的支援，我懂，因此每次治療我都陪他進去，幫他脫去外衣，扶他躺在治療床上。治療結束，我又立即進去扶他坐進輪椅。好心的護士們勸我只送到治療室門口，因為那裡面有殘餘的射線，會影響我的健康。可是我那時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我只覺得冠華和我的生命是緊緊繫在一起的，他如果隨風而去，我的生存將是無盡的空虛。

但終於，這最後的訣別是指日可待了。每當我從檯曆上翻過一頁都禁不住心的戰慄，禁不住對自己說：「又少了一天！」於是，我不住地問自己，我今後的路在哪裡？最後給自己的回答是：「路已到盡頭。」我在世上留下的唯一牽掛是女兒妞妞。但她已在異鄉他邦，這一年她該大學畢業了，而且已找到生活伴侶。對她來說，失去我無疑是痛苦的，但她畢竟已有了自己的生活，我能給予她的已不多了，她會走自己的路。剩下的還有什麼呢？如果前面只有無止境的痛苦，這世界對我又有多少意義？於是，我看到了天國，說不定真有那麼一個極樂世界任我們翱翔，我又為何不拋棄這苦惱重重的人間呢？

飛飛與陳白露我想到了曹禺先生的名著《日出》。在我少女時代，我最迷戀的是舞臺戲劇。當時離我家很近的蘭心大戲院只要有話劇上演，我是必定要看的。每天放學回來，我從不間斷的是從收音機裡聽連續廣播劇。即使旁邊是母親的兩桌麻將在噼噼啪啪打得熱鬧，我也能專心致志地聽我的廣播劇。使我最受感動的是從英國作家勃朗特名著《簡·愛》改寫的《水仙花》。記得當時我反覆想到的是《日出》中的陳白露。她最後決定告別人生離開這充滿欺詐的人間。我總記得劇的最後，陳白露倚在窗前，推開窗子，一縷陽光伴隨著晨霧透進屋裡。此時陳白露只有一句獨白：「天亮了，我也該睡了！」她平靜地在長沙發中躺下，她生活的帷幕同舞臺的帷幕一起徐徐降落。不知為什麼，《日出》的這最後一幕在我一生中總是反覆出現。而當我一天天數著冠華留在世上的時間時，陳白露的最後一幕更加頻繁地在我眼前晃動。

我開始默默地收集冠華的安眠藥，最厲害的，那叫做「速可眠」的那一種。我裝著隨隨便便的樣子問護士小殷：「這安眠藥吃多少就會死？」她笑著說：「你瓶裡那些可夠死兩次了！」我選擇服安眠藥是為了使一切都仍完美。記得我的表姐飛飛就是用安眠藥結束她年輕的生命的。飛飛長得很美。她自幼在法國長大受教育。抗日戰爭期間，隨父母到了重慶，二十歲剛出頭就擔任當時重慶國際廣播臺的英語廣播員。由於她的美貌和嫻熟的英、法兩種外語，飛飛招來了數不清的追求者。此時她的父母為了榮華富貴，卻逼迫她嫁給一個有權有勢家庭的兒子。西方的教育培育了飛飛自由戀愛的反叛性格。她離家出走，與一位大她十多歲的教授私奔了。悲劇在於這一倉促的婚姻並未給她帶來幸福。抗戰勝利後，他們回到天津，住在一幢極漂亮舒適的花園洋房裡。但不幸的是，飛飛發現她的丈夫在去美國留學之前在家鄉已有結髮妻子和一個兒子。由於大後方與淪陷區音訊不通，他得以把實情瞞過了飛飛。表姐夫確實是深深地愛著飛飛的，因而嫉妒心也特別重，他受不了飛飛在天津社交圈中的活躍和男人們對飛飛的殷勤。他們那時已有兩個女兒，但飛飛表姐生活得很不幸福，總是和丈夫吵架。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像她這樣開通的人竟沒有提出離婚。1951年，飛飛來北京休息，住在我家。那年她才二十九歲，非常美麗，非常瀟灑。我家當時住在東四八條，離我家不遠的一個大院住的是兩航起義時從香港迴歸的一批原中央航空公司的英俊飛行員。每當飛飛出門都會引來這些青年向她投來愛慕的眼光和幾句問好的話。不幾天，他們給飛飛起了一個雅號：「八條之花」。記得當時我跟她開玩笑說：「飛飛一來我們家，這衚衕裡沒有人再看我一眼了。」她說：「你還小，過兩年你才是真正的‘八條之花’呢！」記得也就在那次，飛飛有一天又和丈夫在我家西房爭吵起來。後來她很憂鬱，對我母親說：「在重慶時，我曾經算過一次命。那瞎子說我三十歲時有一道坎，很可能過不去。今年我二十九了，誰曉得明年是否過得去？」母親安慰她說算命的話不可真信。誰知第二年正當她三十歲生日剛過，飛飛就自殺了！那時她在津沽大學教書，學校批判她用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學生。生活中她有一個十分關心她的男性朋友，表姐夫為此整日與她吵架。飛飛一定覺得生活已沒有任何值得留戀了，才拋下兩個年幼的女兒去尋找極樂世界。

後來，表姐夫痛不欲生，用漢白玉為飛飛修了墓碑。落葬時，他幾乎精神失常，跳進墓穴要同妻子同赴九泉。他泣不成聲地告訴我父親和母親，在飛飛自殺前的晚上，她異常平靜，比平常更早就上床休息了。表姐夫竟什麼變化也沒有覺察到。第二天早晨，表姐夫要去上班，見飛飛仍睡得很熟，他想讓她好好休息，於是關照家中女傭不要驚動太太。待他中午回來，飛飛仍未起床，臥室門緊閉著，他才發現不對。但一切都晚了。美麗的飛飛已脫離塵世的種種煩惱，飛向她的自由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