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平同志領導下1974年的早春是個動盪不安的時期。「批林批孔」的矛頭直指周總理。接著，什麼電影《中國》事件、江青給外交部信件等等層出不窮的風波把個外交部攪得一團糟。那本應是我們度蜜月的佳期，我們卻天天應付這層出不窮的風雲變幻。一天下來真正是筋疲力盡。冠華1971年上半年曾因肺結核吐血住院，出院後瘦得很厲害，身體也虛弱。尤其到冬季，每年都要犯咳嗽氣管炎的舊病。我和他生活在一起以後才明白那主要是因為他可以說一年到頭，天天晚上要被特急件叫起來一兩次。冬天氣溫低，從熱被窩中起來接檔案，批完後再回去接著睡，他虛弱的身體自然是經不起的。我們結婚之後，夜裡都由我替他接檔案，他可以在床上閱批，避免了受風寒，因而這一年他竟沒有犯老毛病。有個安定的家對於冠華來說是艱難日子中最大的安慰。
這時，政治形勢出現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機。在周總理決定住院手術之後，毛主席斷然決定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政府的工作。昏昏然的天際出現了希望的光亮。4月，主席點名建議小平同志率團參加特別聯大會議，並指定冠華協助。主席的決定來得突然，但外交部一片歡欣。壓在人們心頭將近一年的疑雲消失了，在為周總理病情無限焦慮的同時，小平同志的掌政總算給人們一絲希望之光。冠華情緒大振，僅用了三天時間就協助鄧小平同志寫出了特別聯大的報告，其中根據毛主席的精闢分析和小平同志的指示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新觀點，在聯合國大會上激起了會員國強烈的反應。這是一次極其愉快的任務。鄧小平同志在短短的一週內會見了許多國家的與會團長，引起世界的矚目。冠華作為小平同志的助手心情極好。那時鄧小平同志有早起早睡的習慣。可是冠華卻恰恰是晚睡晚起。不過他卻信誓旦旦地保證他七點鐘能起來吃早飯。結果當然常常起不來。有好幾次鄧小平同志到了七點鐘就從十層長走廊他臥室的一頭散步到長廊另一頭我們的臥室外，用濃重的四川口音叫道：「喬老爺，起來吃早飯了！」冠華常大笑說又被堵住了！就在那次開會時，冠華說他那個「喬老爺」的外號是60年代時鄧小平同志開始叫的，後來幾乎變成喬冠華的代名詞。我覺得除了周總理，冠華最為依賴的領導是小平同志。我相信小平同志對他也瞭解。所以當1975年底那場政治災難來臨，小平同志處境困難時，冠華徹底地失去了依靠力量。記得到1976年初，形勢進一步惡化。冠華又去求助小平同志。我和外交部的幾個同志焦急地等他回來。但冠華一回來就神情沮喪，我們急問怎樣。他說：「我看小平同志很疲憊，寫字時手稍有些發抖。以前從來沒有過。我還怎麼能麻煩他，給他增添困難呢！」據說在後來的災難中，有人要置冠華於死地，把他關進牢房，是小平同志阻擋住的。再後來當冠華癌症開刀前，當時外交部的領導要取消他的高幹醫療待遇，又是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保護了冠華。儘管後來冠華始終未能見到小平同志，但他對在他患難之時得到的關懷是一直銘記在心的。
那次特別聯大，我擔任鄧小平同志的英語翻譯。出發前，小平同志囑咐我們說他的聽力不好，翻譯時聲音要大一點。我平時說話就較為聲大，所以我說沒有問題，保證小平同志聽得清。但現場翻譯時，我還是有意地提高了音量。終於有一天，我翻到一半時，小平同志回過頭來說：「你聲音放輕一點，太響了！」當時代表團傳為笑談。
從特別聯大回來，形勢完全改觀。因為是毛主席親自點將由小平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所以即使中央內部那些搗亂成性的人也不敢公開反對。外交部終於又出現了安定的局面。這是一段難得的平靜。雖然部內的領導班子的情況極不正常，沒有集體決定的制度，沒有部長的決定權，而是大事小事聽命於「通天人物」的「傳達」，動輒呵斥教訓，但大家相信只要鄧小平同志在領導崗位，大的局面不會亂。
那一段時間，也就是1974年夏至1975年夏末秋初，也是我和冠華家庭生活比較平穩安詳的一段，也許可以說是十年中唯一的一段！冠華的身體日益健康，體重恢復正常，臉色紅潤。他的生活也比較有規律。有一次黃鎮同志回華盛頓，冠華和我去機場送行。我在休息室外與部裡其他同志聊了一會兒，進屋時，黃鎮同志叫道：「飼養員來了！」眾人大笑，我不知何意。朱霖同志笑著說：「我們大家都說老喬現在非常健康，好多年了沒有見他像現在這樣氣色好。老黃說這多虧家裡有個好飼養員，把這頭牛喂得這麼好。」
冠華無比珍惜我們這來之不易的愛情和我們這個家。每當勞累一天，回到家裡，我幫他換上便服後，他總愛躺在他那張心愛的藤椅裡，喝一口他最愛的碧螺春茶，要我靠在他身旁，輕輕拍著我的手，喃喃地自語著：「darling，這多好啊！這是我們兩人的家！」
冠華用他自己的方式無時無刻不在關心著我。記得1974年的6月初，我參加外交部下鄉收麥。那時每年麥收季節，中央各機關的幹部都要下鄉幫助公社收麥。凌晨三點坐大卡車出發，天不亮就下地，要到下午收工。確實是強勞動，一天下來兩條腿要疼好多天。司一級領導幹部都帶頭參加。那一次我回到家天已擦黑，累得抬腿都困難了。匆匆洗了澡就躺在藤椅裡再也動不了了。這時家裡保姆送來一碗冰涼的綠豆湯說：「喬部長晚上有宴會，關照我一定要燒綠豆湯冰起來叫你回來喝。」綠豆湯冰涼爽口，但流入我心頭的卻是一股溫情的暖流！我一生從沒有人這樣心疼過我，父愛、母愛、夫妻之愛都匯入這小小的碗中了。
九點剛過，冠華就回來了。一進院子就聽見他急匆匆的腳步和大聲的呼喚：「回來了？darling，你回來了？累壞了吧？！」我想站起來出去迎他，可是腿實在不聽使喚，只好扶著躺椅的扶手站起來。此時，冠華已快步直奔書房，一手把我按回躺椅說：「不要動，不要動，綠豆湯喝了沒有？」我說喝了，很好。冠華這時帶著一種孩子般的調皮神情說：「我給你帶回來一樣新奇東西，你猜猜叫什麼？」我笑他那麼興奮幹什麼。冠華從他的兩個中山裝口袋裡一手一個變戲法似的拎出兩個淺棕顏色、形狀大小似鴨蛋般的東西，放在我手裡說：「知道這是什麼嗎？」我摸摸軟軟的似果子，但從未見過。我說不知道。冠華得意地對我說：「這叫kiwifruit！我看到什麼地方寫到過這種水果。今晚紐西蘭大使宴會，最後上的水果是這個。我第一次吃到，就帶了兩個回來給你。」我看他手舞足蹈，得意得像個做了件大好事的孩子，不禁好笑，我說：「你這堂堂部長，怎麼人家大使請客，你撿了兩個水果裝在口袋裡，這多不像話！」冠華理直氣壯地說：「那有什麼了不起！中國的好東西外國人沒見過的更多。我對大使說‘今天夫人去割麥，和農民同勞動。我把這兩個果子帶回去慰問她，告訴她這是紐西蘭的kiwifruit，她一定高興’。大使馬上吩咐拿一箱子，我說就要這桌上的兩個才有意思。也不用包，放在我口袋裡才是我的誠意。大使連聲說好。其實這個玩意兒還是從中國去的。中國人不吃不看，倒讓紐西蘭人運到中國來！」說著冠華親手剝開果實，裡面是翠綠的瓤，黑芝麻般的籽，吃起來酸甜，很可口。多年之後，中國市場上才出現這種水果，名為獼猴桃！
第二天，紐西蘭大使到底還是叫人送了兩箱獼猴桃到部裡給「喬副部長及夫人」。冠華叫值班室分給黨組各位部長和領導以及辦公廳值班室的同志。我知道後對冠華說他有時候情緒一上來，做事欠考慮。為我裝這水果回來，人家大使又送兩箱，這多不好，別讓人說閒話。冠華滿不在乎，他說：「這有什麼？誰愛說就叫誰說。還沒工夫去研究每件事誰說什麼。」
喬冠華就是這樣一個風流灑脫、豪放不羈的脫俗之人。記得有一次我們順訪法國，在法國外長於愛麗捨宮舉行的極為優雅的晚宴上，有一道菜是雞腿。大家都溫文爾雅，不出聲響地用鋥亮的銀刀叉一點點地切著雞腿肉，小口地往嘴裡送。冠華從來不喜歡故作姿態，刻意裝扮風雅。他從來都主張自然大方的風格。這一天他吃到一半突然很自然地對法國外長說：「西方人用刀叉吃大塊肉實在不如我們東方人把肉切小了再燒方便。如果閣下允許，我想像你們平時在家一樣用手抓這個雞腿，不知閣下認為如何？」法國外長也頗具外交幽默，他說：「閣下的建議實在太好了！如果您同意，我建議我們大家都下手吧！」一時，那拘謹的晚宴氣氛變得十分活躍，中法雙方都啃起了自己盤中的雞腿。
又有一次聯大開會期間，我們出席巴基斯坦駐聯大代表的晚宴。在宴會前的交談時，冠華與後來任美國國務卿的布熱津斯基教授展開了一場熱烈的辯論。周圍圍了許多聽眾。每當冠華置身於熱烈的討論中時，他往往會完全不看周圍的環境，全神貫注在他的辯論中。這一次也是如此。正當冠華講得極為專注時，一個服務員端著銀盤來到他面前。銀盤上面是一個很大的高腳玻璃杯，杯中是大半碗鮮紅的番茄醬，杯子的外沿上擺著一圈粉紅色的熟蝦。銀盤中有小紙餐巾和帶彩花的竹扦。如果客人喜歡，一般都取一張餐巾紙，一根扦子，插上一隻熟蝦，蘸一下番茄醬，點頭謝過服務員之後優雅地放進口中。此時這位服務員站立在冠華身邊，向他伸過銀盤。但冠華卻視而不見，既不取蝦也不示意不要。服務員見他不置可否不敢移動。我當時任冠華的翻譯，輕輕推了他一下點點那大杯蝦，意思問他要不要。冠華似聽非聽，似懂未懂，看了一眼服務員的銀盤，一邊還在說話，同時卻看都不看地伸手把那偌大一個玻璃杯一把抓在手裡，拿到胸前，接連不斷地吃起蝦來了，一下子吃掉了一小半。周圍不少人都抿嘴含笑看著他一邊吃蝦，一邊爭論。我有點著急了，本來就沒有人會把那一杯蝦全拿在手裡，如果冠華把這十多個蝦全都吃了，豈不鬧笑話？！我趕緊從他手裡拿過蝦杯，放回銀盤，並謝了服務員。冠華卻絲毫沒覺得手裡嘴裡少了什麼還是滔滔不絕在講。後來周圍聽眾中有個外國代表走過來對我說：「請轉告你們的團長先生，我太喜歡他了！他如此雄辯，如此幽默，又如此有他獨特風格！他是世界一流的外交家。他不是個文官，我覺得他是個帶有詩人氣質的政治家！」這位代表只知道我是中國團長的翻譯，不知道我還是他的妻子。而我在聽到這些評論時自然是十分自豪的。
我想如果一個平庸之輩做出冠華的那些有趣的事，人們也許會嘲笑他。但因為冠華洋溢的才華、出眾的機智和淵博的知識，他的這些漫不經心的笑話卻形成了他的風格。每年出席聯大，美國報紙都跟蹤著冠華的身影作各種報道。這些報道與照片由於冠華不同一般的氣質因而也更為豐富多彩。例如那張冠華率代表團第一次就座中國席位時在回答記者問他有何感想時他仰頭大笑的照片就得了世界新聞攝影大獎。它顯示了新中國的氣勢，自信與自豪。紐約時報曾有一篇專題文章寫冠華，題目就是「喬的大笑」。另一張有趣的照片是冠華遊覽公園時懷抱一隻小孟加拉虎。當他看到記者拍照時，他大笑著說：「你們記者先生看，老虎有什麼可怕？！它像只紙老虎！」這是一語雙關，因為當時在聯合國的發言中，我們把美國比喻為「紙老虎」（papertiger）。冠華以其嫻熟的外交手段以及他的性格魅力征服了國際社會。新中國在被隔絕二十多年之後首次進入聯合國時，她的代表喬冠華以世界一流外交家的形象為祖國贏得了榮耀。我深信將來有一天當強加在冠華身上的灰塵洗淨之後，共和國將為在她的歷史上有喬冠華這樣的戰士而驕傲！
直至今日，每當我在院中望著那悠悠白雲時總不免還會浮想聯翩。假如不是那複雜的政治環境，假如沒有當時外交部那「得天獨厚」的「通天」處境，也許冠華和我無論在事業上還是生活上都會十分美滿。可是那畢竟只是一種幻想，現實是嚴酷的，答案也只能是嘆息！1974年夏到1975年夏這一年也就是我們唯一比較輕鬆的一段日子了。在那一段短短的日子裡，冠華有時還能得到一些生活的樂趣。還記得1974年冬天的一個下午，我們從人大會堂活動後出來。在車裡，我忽發奇想，提議在這難得的我們兩人都有空閒的晚上在外面飯館吃頓飯。冠華立即響應說好。於是我們決定就車中三人——冠華、我和司機楊爾純同志。冠華說去吃涮羊肉，我們就去了東來順，老楊停車，我和冠華先上樓。東來順的經理見到冠華吃了一驚說沒有接到通知有他的宴請。冠華笑著說今天是個私人朋友。經理問哪個國家的，冠華說坦尚尼亞。我笑出聲來了，冠華捏了一下我的手還在開玩笑說總共三人，隨便找個桌子來兩三斤羊肉就行了，不必擺冷菜、熱菜。我知道冠華說的坦尚尼亞外賓是老楊，因為他身體壯實，臉色黝黑，大概在坦桑使館工作過。經理為難地說那天晚上所有包房都滿了，只有宴會廳。冠華連聲說可以可以，擺個小桌子就行了。於是在可以擺二十桌宴席的大廳裡，經理在前面放了一張小方桌。此時，老楊停好車上樓來。冠華拍拍老楊肩膀說：「這就是我的坦尚尼亞老朋友。」大家都笑了。這頓涮羊肉吃得非常開心。一切焦慮和煩惱都暫時放在一邊，東來順的老經理一直留在那裡和冠華聊天，他講到東來順的歷史，羊肉片的精選，也講到1945年軍調處時代葉劍英同志等共產黨在北平的代表來這裡聚餐的情景。冠華說那時他也短時間來過北平，果然記起在這裡吃過涮羊肉。回家路上冠華還是那樣興高采烈，說以後再去。可惜這是我們倆絕無僅有的一次。以後再也沒有機會這樣輕鬆過。
冠華十分戀家。一週五六次的宴會對他來說只是工作而已。他往往基本不吃什麼，寧願回家後吃一碗雞湯麵。他愛吃我做的南方菜，只要有時間我就親自給他做。他說哪裡都沒有家裡好。原來他孤身一人，保健藥品從來不記得吃。我們結婚後，我從北京醫院要來了十幾個小小的粉劑針藥瓶，把冠華每頓要吃的藥——保護心臟的、血壓的加上維生素，都分好放入小瓶，每頓飯後倒一瓶就都有了。即使我不在家也很方便。有一次，他的一個朋友看他倒出一瓶各種顏色的藥片一下子往口裡倒很奇怪，問他吃的是什麼藥。冠華指指我說：「不知道，含之裝的。她給我吃毒藥，我也吞！」
我在此之前的三十多年中從來沒有照料過別人，也沒有被別人悉心照料過。直到和冠華戀愛，我才突然產生了要無微不至地去關懷照顧另一個人的強烈慾望。直至今日，我都難以置信冠華大我二十二歲，因為我從來把冠華置於我的庇護下，而冠華對我的依賴也越來越強。一切生活上的事都聽我的。我從照顧冠華的瑣瑣碎碎的小事中得到愛的滿足。我覺得被所愛的人需要就是一種最大的幸福。有時候我覺得他簡直像個大孩子。後來冠華病後就更是如此了。為了讓他午睡後喝上新鮮的西瓜水，我可以在炎熱的夏季整個中午一粒粒地從半個西瓜中取出瓜子後攪成西瓜汁。連香蕉都由我剝去皮，切成一小段後插上牙籤給冠華。我的朋友海鷹有一次看著冠華吃香蕉，開玩笑說：「章老師再這樣照顧喬伯伯，將來喬伯伯會像《大林與小林》裡的大林一樣肉都快從指甲里長出來了！」然而，這是我的一種巨大的滿足！我們初結婚時，冠華不習慣也有點過意不去，但後來他懂得這是我的一種心願，也就坦然了。再後來，他幾乎是一種依賴了。我沒有研究過心理學，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個深深愛著一個人的女人，都是這樣地願意獻出自己一切悉心地照料、庇護她所愛的人，不論他比她年長或年少。至少我是這樣的，我那十年就是這樣度過的。
山雨欲來我和冠華那種忙中偷閒苦中作樂的日子最終到了1975年也結束了，接下去的是一場滅頂之災。這年10月，又是基辛格來訪。10月12日晚主席會見後，我參與整理記錄直至凌晨。當時困得無法繼續。在場那位「通天朋友」突然對我說：「你別打瞌睡了。我告訴你一個訊息，你一定就醒了。」我問什麼訊息，她說：「要批判鄧小平了！」我確實給嚇醒了，問怎麼可能？她告訴我毛主席對他們批評了清華大學的劉冰信件，並說鄧小平同志是後臺，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
事態急轉直下。在全國還未有動靜之時，外交部率先掀起了批右傾高潮。10月25日，部黨核心組開會學習毛主席談話，會上有人聲色俱厲批判冠華月初在紐約會見基辛格和日本外相的談話都犯了右的錯誤。與基辛格的談話錯誤是遲遲不指出美蘇搞新慕尼黑陰謀，是大使先講了。與日本外相會談的錯誤是急於與日本籤和平條約，在原定會談之外又加了一次會晤。據說這都是毛主席批評的。與此同時，宣佈要擴大範圍，把使、領館的老、中、青代表都召回學習。
我們完全被這突如其來的形勢變化打蒙了。誰也弄不清這究竟是不是來自毛主席，卻又不敢頂撞，於是10月27日冠華開始作檢查，違心地檢查根本不存在的所謂對美、對日的右傾錯誤，從此沒完沒了！正在那時我要陪同一個尼泊爾的皇室團去外地，十分放心不下冠華。記得我出發前的晚上與冠華相依相偎呆坐在沙發裡很久很久。我們都為國家的前途、自己的命運感到無限迷茫。我說不管多大的風浪，我們都必須頂住。冠華嘆氣說周總理病得那麼重，誰也不再忍心去和他講這些事。他打過幾次電話請示小平同志，但他對這局勢已無能為力，我不好再去請他出面制止外交部的事情，這一次只好聽天由命了！我沉默，冠華又說：「反正我早已有準備罷官。只要我們在一起，罷了官就‘回家賣紅薯’！」我突然情緒激憤說：「不行！憑什麼就這樣捱整！我們可以向主席告嘛！」
後來的一切錯誤都是這情緒的激憤引起的，也是我們對當時真正的政治形勢根本不瞭解。外交部的批判已經從冠華的外交政策延伸到何英同志的所謂「對待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以及黃鎮同志的所謂「在使館執行錯誤路線，打擊青年幹部」。一大批老幹部又面臨四伏的危機。
我果真被我這該死的性格衝動所驅，狀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裡，並且得到了支援。12月12日，毛主席會見美國總統福特之後對矛盾的雙方說：「老傢伙還是有點用處的。我就是最老的！不要輕視老傢伙！」「你們是造反派，原諒原諒老傢伙，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叫滾蛋！」從主席那裡回家，我們精神振奮認為形勢並不那樣緊張，只是打打招呼，作點檢討，小平同志也無事，外交部經過毛主席批評也無大事，只是今後關係複雜難處！
但是，這告狀的事終於使我陷進了一個深不可測的黑黑的無底洞。至今我也弄不明白這陷阱是從何時何人開始的。總之，我們被一些虛假的現象所迷惑以為公道可以戰勝邪惡，誰能料到最後卻是我們自己被定罪為「借刀殺人」！
一個人真正的成熟是多麼不易！我至今仍容易情緒激動而感情用事，這招禍的性格給我自己和冠華導致了殺身之禍。隨著歲月的流逝，冠華那充滿哲理的感慨：「性格即命運」，越來越深地鐫刻在我的心上。我和冠華性格太相近，脾氣太相同，因而在一個人情緒衝動時，另一個不能用理智來抑制這種衝動可能造成的惡果，尤其是在政治遊戲之中！1976年的悲劇中這種性格因素是鑄成大錯的不可否認的因素。多年後，冠華的一位老朋友對他說：「你那時只要再忍一忍，幾個月後就大不同了！」冠華說：「我忍了兩年，實在忍不下去了！」我嘆息著說：「也許都怪我闖的禍！」冠華動情地說：「不要這樣想，你是我的支柱！人家矛頭是針對我的！」
送總理最後一程1975年剛剛結束，巨大的不幸降臨了。元旦過後的一週，這年的1月8日，周總理逝世！多年來，我看到冠華與周總理的關係是一種十分親切默契的上下級配合，但又是非常含蓄沉穩。我幾乎沒有見到過他們之間有過任何私人來往，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冠華的許多處世原則似乎默默地受到周總理很深的影響。例如他從不愛在高階領導幹部之間串門聚餐。有一次一位部隊高階領導幹部打了多次電話請冠華和我去吃狗肉，還要介紹他們幾位領導幹部的夫人與我認識。冠華那些天實在忙，另外他也不習慣這種社交活動，所以婉言推辭了。後來，因為這位領導再三邀請，而且直接打電話到我辦公室，冠華對我說：「不好意思不去了，那就我一個人去，你不要去了！」我說：「人家直接請了我，為什麼你認為我不去為好？」他說：「我們最好不要多串門，現在那麼忙，你去了一次，碰見那麼多人，下次第二、第三個人請你，你去不去？去吧，時間可惜，不去又得罪人。然後你還要回請。人家說我六親不認，我看還是這樣好。應酬多了沒有什麼好處。以後再互相送東西，事情越鬧越多。你不要捲進去為好。」後來，冠華處於逆境，他的一位老友來看他，埋怨他說：「當初你在臺上，那麼多領導都願意同你來往，你總是除了工作，從不去走動走動。我過去勸你要多來往，你不聽，現在你有困難了，平時不走動，也不好有事幫忙才找人啊！」冠華說：「我不後悔。我現在也沒有必要到處去找人。我求的是公正，相信黨中央會清楚的。」
我不禁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1971年11月，我們參加第一個中國代表團赴紐約參加聯大二十六屆會議。當時，中美關係還是對峙階段，沒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或民間往來。初到美國，出奇地新鮮。我們代表團中的年輕人聚在一起說，要給周總理帶點美國東西回去，中國外交的突破，進入聯合國，他是奠基人。於是，我們買了一盒巧克力，一盒餅乾，這在當時的國內是從來見不到的外國貨。回到北京，我們把這些東西送給總理身邊的小高，並且謊稱「這是喬部長送給總理的」。我們當時不瞭解總理與冠華之間三十年形成的相知，以為說是喬部長送的，總理就會留下。誰知事情適得其反。東西送給總理後不久，有一次總理召集外交部許多幹部開會。記得是在人大會堂的西大廳。會開完後，總理突然轉向冠華，很嚴肅地問他：「你為什麼要給我送禮？」冠華被問得莫名其妙，說：「我哪裡給總理送過禮？」總理說：「你從聯合國回來送了我餅乾和糖。你應當知道我的規矩，為什麼要送東西？我要當著大家問你，你把東西拿回去。」冠華更是糊塗，說他從未給總理送過這些東西。這時，我們與此事有關的幾個只好承認是我們乾的，用了喬部長的名，沒跟他打招呼。總理口氣溫和多了，說：「是你們的好意，那就算了，送給工作人員大家嚐嚐，美國來的嘛！不過以後不要這樣做了，我從來不收禮物。」
然而，在這冷靜的背後，總理與冠華之間又是如此深情地關懷著彼此。1974年春天，總理手術之後，開始恢復得很好，但過了幾個月病情不幸又復發了。第二年秋天當我隨冠華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又來到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時，總理的病情惡化了，冠華心情十分沉重。快回國時，冠華同我商量想帶點東西給總理。我說：「你不是從來不給總理送禮的嗎？」冠華神色黯淡地說：「可是總理現在是病人啊！我想他會懂我的意思。」
於是，我們從自己當時的十美元零用錢中買了一盒蘇打餅乾，一大盒夏威夷果。冠華說總理平時最愛吃花生米，他一定會喜歡這夏威夷果。他說路過巴黎時再讓曾濤同志準備點總理和鄧小平同志最喜歡的法國新月形麵包。
回到北京，由於當時的政治氣氛，我們只能秘密地讓司機把這些東西送到總理醫院。那時，除了見外賓，我們包括冠華都見不到總理了。他一直住在305醫院。過了些時候，總理在醫院見外賓，恰巧陪見是冠華，我是翻譯。見完外賓後，總理招呼我和冠華留一下，他談了些其他事情，冠華請總理多多保重。最後總理頗為動情地對我們說：「你們送來的餅乾、果仁、麵包我都收到了。冠華是知道我從不收禮的。不過這一次我懂得你們是送給病人的慰問，所以我收下了。難得你們想得周到，我很愛吃。」我見到冠華鏡片後眼中閃動的淚光，他有點哽咽地說：「總理，你千萬要把身體養好！」這一天，當我們離開醫院時，總理和冠華緊緊握了手，時間很短，但從他們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最真摯的深情。回家途中，冠華沉默了一路，我知道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終於，這不可避免的不幸降臨了。1月8日上午，李先念同志突然取消了一起我們亞洲司負責的客人會見。我打電話問冠華出什麼事了。他只說了一句：「可能總理情況不好。」中午，他被中央叫到人大會堂開會。我知道有大事發生了，下午沒去上班等他回來，因為他走時還沒來得及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