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華回來時極度悲傷，他說了一句「總理去了」，再也無法繼續。歇了好一陣，他才告訴我，中央通知他去開會，成立治喪委員會。他到達大會堂時，在臺階上碰上當時的衛生部長劉湘屏。劉告訴他，從7日開始，總理病情惡化。他自己十分清醒，他說他最後還要見見一些同志，有些話要講講。本來7日下午安排要見冠華，但中午已經很疲乏，醫生勸他下午不要再會客，第二天早上再見。總理點頭同意了。沒想到8日清晨，病情就急劇惡化，未能如願最後見到冠華和另幾位數十年在他領導下工作的同志。冠華哭了，劉湘屏也哭了。我勸慰他，我說：「我知道你最後沒見到總理你難過。不過他最後掛念的幾個人中有你，這是種安慰。」在此之前，冠華利用一次見外賓的機會，對1973年底發生的對總理不公正的批評，當面向總理表示當時在會議最後自己的發言也是錯誤的，對不起總理，請他原諒。總理非常寬容地說：「那怎麼能怪你呢？那是總的形勢，大家都講了嘛，你在我身邊工作幾十年，又管美國這一攤，怎麼能不講呢？再說，我也有失誤，也不能說不能批評我。」冠華當時在總理需要幫助時，他未能做什麼，心裡一直內疚自責。總理說：「不要這樣想。這不是你們能左右的事。」在總理逝世之後，冠華唯有這件事感到自慰，他有機會向總理表示過自己的自責。

圍繞著周總理的喪事，當時的中央內部發生了重大斗爭。由於「四人幫」的勢力，國務院發了一道道禁令不許群眾去天安門廣場悼念總理。全國人民、北京人民激憤異常，置禁令於不顧，從白天到黑夜，成千上萬的群眾擁向天安門。冠華那些日子一面忙著治喪委員會的事，一面為人民的奮起激動不已。總理去世後的一個星期六的晚上，當時在美大司工作的趙稼來看我們，說起天安門的情景，都很激動。冠華站起來說：「走，我們也去天安門。」我和趙稼提醒他「中央」有禁令，老百姓都不讓去，他是高階幹部，如果被人發現要惹麻煩。冠華說：「怕什麼？悼念總理，何罪之有？」於是司機老楊開車，我和趙稼陪同冠華到了天安門。那已是晚上八九點鐘。冬日夜長，天安門周圍已是一片漆黑，好像有關部門故意把一部分燈光熄滅了。但廣場內人聲鼎沸，許多人打著手電在唸悼詞，場外絡繹不絕地往場內送花圈。儘管是黑漆漆的夜，卻是秩序井然，群情激昂。老楊把車子停在人大會堂東門，我們四人就進了廣場。冠華很快被人們認出來了，於是周圍聚集了很多人，歡迎他參加群眾的悼念。老楊怕出事，堅持把冠華拉回車旁去了。我也怕招來政治上的禍事，勸他回家。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上起床后冠華就心情憂鬱。十點多鐘，他坐不住了，一定要叫老楊送他去天安門。我們到達時，聚集的人群幾乎填滿了寬闊的廣場，紀念碑上上下下放滿了花圈。冠華和我走上了紀念碑。因為是白天，冠華被一眼認出來了。人們歡迎他，說了許多感人的話。從紀念碑往下走時，碰上了幾位新聞電影製片廠的記者正在現場採訪。他們驚異地發現了冠華，搶先幾步，倒退著自上而下拍他往下走的鏡頭。我問他：「把你拍進去怕不怕惹麻煩。叫他們不要拍吧！」可他卻說：「拍吧，就拍我喬冠華在天安門和群眾一起悼念總理。」如果「新影」還保留了當年的資料的話，我真想重溫一次當年在重重陰霾下冠華的氣魄。做夢都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年之後那些真正做過對不起總理事情的人竟搖身一變大講如何忠於總理，繼而利用手中的權力把「反總理」的帽子扣在冠華頭上。80年代初，黃鎮同志在談到這段往事時曾氣憤地說：「老喬對總理的感情我知道。總理去世後他去天安門都告訴過我。」然而，當有人決意要把冠華置於死地時，又有誰會尊重歷史事實呢？

冠華為總理的後事投進了全部身心全部感情。那天，他護送總理去八寶山火化，晚上又護送總理去勞動人民文化宮。我一整天沒有見到冠華。傍晚，杜修賢同志來電話，他在八寶山為總理照了最後的相。電話中，老杜的聲音聽起來似乎蒼老了許多，他說：「你這些天要多照顧點喬老爺，我怕他挺不住了。今天在八寶山他太難過了。我還從來沒見他這樣動感情。你知道，當總理的遺體要推進去火化時，大家哭得厲害極了。我的鏡頭一片模糊，什麼都看不清了。喬老爺扶著總理的靈柩哭著說：‘總理，你一生沒有孩子。今天讓我充當你的晚輩送你一程吧！’在場的人聽他這些話哭得更傷心了。我當時真怕老喬頂不住了。」我聽著老杜的電話也落淚了。我深知冠華是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忘情地為總理送行的。就在總理逝世前一個半月的1975年11月下旬，外交部「率先」開始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當時，在外交部的黨組會上，有人指著冠華，聲色俱厲地說：「外交部這次批右傾，外交上的代表就是你喬部長。你在紐約同基辛格談判時抵制毛主席最新指示：‘美蘇在搞慕尼黑陰謀。’你在同日本外相談中日和約時右傾妥協！你的錯誤是1973年總理右傾錯誤的重複和延續！」一個半月後，冠華頂著政治上滅頂之災全身心投入地送總理最後一程。果然，就在喪事完畢後不久，外交部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又一次掀起高潮，有人譏諷地在會上說：「喬部長，聽說你在八寶山說要當總理的兒子給他送終，你可真是個孝子賢孫啊！」然而，此後又過了十個月，當形勢發生鉅變時，同一些人卻又慷慨激昂地批判冠華「反對周總理」。今天，當我的心已平靜下來可以面對無情的歷史時，我已不再激動，留給我的只是苦澀的清醒和心靈的一片空白。

周總理喪事的最後一件事是勞動人民文化宮的三天群眾悼念。各國使領館也前去向總理的骨灰告別。當時「四人幫」控制的中央把守靈規格壓得很低，每天只有一位級別低的政治局委員守靈。給外交部的「指示」是上、下午只需有一名部級領導輪流值班。如果按此執行，每個正、副部長只需守半天靈。當時，冠華很悲憤。他在黨組會上說：「這是最後一次為總理送行了。我們可以排一下班，按中央說的辦。但我本人準備三天全部時間都在場。」他對我說：「各國使節來向總理告別，外交部長怎麼可以不在場呢！這種規定太過分了！」1月中旬的北京，寒風凜冽。在大門洞開的大殿裡，溫度降至零下，冠華已勞累一週，仍堅持在靈堂替總理守了三天靈。各國的使節在向新中國外交的奠基人周總理作最後告別時都見到了中國外交部的部長，世界各國的朋友一起為中國外交事業的這顆巨星的隕落默哀悼念。三天過後，冠華終於心力交瘁，發高燒住進了北京醫院。住院期間，外交部要召開「反擊右傾翻案風」動員大會，要求冠華出來主持會議。冠華因病請假，其他兩位副部長也生病。最後在動員大會上，有人諷刺說：「外交部不景氣，部長們病了好幾個。不過今天早上給北京醫院打電話問喬部長病情，醫院說他今天的體溫是36.5c。」言下之意自然是冠華假裝生病，抵制運動。我參加會議後到醫院告訴他，他長嘆一聲說：「隨他們去吧！總理不在了，一切都不一樣了。」不知為什麼我當時聯想到1957年，冠華幾乎被打成右派，是周總理愛惜人才，把他保下來了。即使這樣，到了1958年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周總理處境困難時，冠華還是被定為犯有右傾錯誤，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以前冠華對我講到那段時期時曾感慨地說：「那時候真是鬼都不上門啊！連帶有親戚關係的也怕沾邊，不來了。」我有一種直覺，現在周總理不在了，能像總理那樣瞭解冠華的又有誰呢？「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正緊鑼密鼓地在外交部展開，等待著冠華的將是怎樣一條鋪滿荊棘的道路！後來的事實證實了我的不祥預感。冠華是個從不設防的人，他能夠在國際舞臺上叱吒風雲，卻無法應付政治生活中的陰謀與陷阱，最後為此付出了寶貴的生命。不過當我今天回顧這段歷史時，一切榮辱都已成為過眼雲煙，永遠留下的是無情的歷史和公正的人民在審視著每一個曾在歷史上留下足跡的人物的功過。我相信周總理和冠華此時都在天堂，他們都已超脫了人間的煩惱，終於可以毫無顧慮地促膝長談了。

災難的前夜總理逝世之後，外交部的政治形勢急轉直下。在中央各部委中，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在外交部大概是發難最早的。如今，周總理已不在人世，冠華一生中足以信賴支援的力量失去了，我們在急風驟雨中飄蕩、掙扎，試圖度過又一次的政治危機。身為一部之長，冠華還想竭力保護老幹部不至於再次受衝擊。但是，冠華和我都缺乏參與當時那種複雜的政治鬥爭和角逐所需的深謀遠慮，更不懂得爾虞我詐的手段。我們又極容易感情激動，為情緒所支配做錯事情。因而當一場巨大的政治陰謀和陷阱鋪設在我們面前時，我們身不由己地陷了進去，這也許是冠華所說的「性格就是命運」吧！這一段往事雖已成歷史，但它永遠沉甸甸地壓在我的心頭。

1976年5月下旬開始，一個矛頭針對冠華的計謀就一步緊似一步地展開了。當時「四人幫」正是囂張一時，大權在握。5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江青、張春橋等人指責冠華在外交部不認真「批鄧」，應當對部內「不團結」負責並作檢查。我們對這突然的襲擊迷惑不解，因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援過冠華和我，說外交部的問題是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幹部。雖然，這與當時「批鄧」整老幹部的全國總形勢恰恰背道而馳，但我們以及部內的許多老同志卻興奮不已，天真地以為外交部這一方土地在那場鋪天蓋地而來的「批鄧」、「反右」的運動中可以奇蹟般地把「造反派」的威風壓下去，保住老幹部不受迫害。此時此刻，在迷惑不解的同時，我們意識到，這種奇蹟正如海市蜃樓般地突然消失了，外交部終究不是世外桃源。

從這時開始，冠華的壓力與日俱增。6月1日的「成都之行」成為對他發起總攻的一個訊號。這年的6月2日，尼泊爾國王訪問成都、西藏。我們政府方面的主要負責人以及外交部的冠華和韓念龍副部長都去成都同國王會談。這時，周總理已去世，鄧小平同志蒙難去職，政府有了一位新的領導。出發之前，我們感到不解的第一件事是一反過去周總理、小平同志的習慣，新的領導人不願意與外交部領導同機赴成都。6月1日凌晨，禮賓司接到通知要外交部人員早上先赴成都。而當我們清晨出發飛抵成都，剛剛到達住所時，省裡有關部門來電話通知說領導人的專機也即將到達，相差僅兩三個小時。當時，四川省的主要領導是趙紫陽、段君毅同志，電話是通知段君毅同志立即返回機場。我們外交部一行路途勞頓剛剛到達金牛壩賓館，還未來得及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飯，因此四川省的領導與冠華、韓念龍等同志商量後決定剛剛到達的外交部領導就不必立即再折回機場迎接領導人了。本來這是情理之中的安排，而且也並非冠華一人所決定，沒想到幾天之後，有人利用此事掀起軒然大波，成為冠華對抗「中央」的第一個罪狀。偏偏又因為午飯後，外交部的許多同志第一次到成都，想去看看杜甫草堂。而當時這些歷史古蹟都已關閉，不允許參觀。因此大家央求冠華、韓念龍同志出面要求省裡關照為我們開放幾個小時。冠華其實很疲勞很想休息，他自己多次去過草堂；但看到那麼多年輕同志想去他還是答應了大家的要求。冠華計算了一下時間，按我們上午的經驗，領導人大約要到下午五點左右到達賓館，因此他關照說四點半之前必須趕回，在賓館迎候北京來的領導人。誰又能料到領導人到達後汽車走的是一條戰備公路，比我們穿過充滿遊行隊伍的市區要快了一個多小時。因此他在我們回賓館前半小時已到達。於是，冠華的另一大罪狀是「蔑視中央領導」，不僅不去機場迎接，也不在賓館迎候，而是「帶了身邊人」（指我）去逛杜甫草堂。6月5日，當我們回到北京時，這些訊息顯然已先行傳到部裡。外交部院內貼滿了大字報，指責冠華在成都的這些「嚴重錯誤」。在這些惡意的歪曲中傷之中還捏造了一條「花邊新聞」，說冠華去杜甫草堂後在那裡由「中國第一攝影師」（指杜修賢同志）為他和「身邊人」照「黃色照片」。一時部內譁然，紛紛好奇地猜測冠華和我在杜甫聖像前照了什麼見不得人的照片。而實際上，只是我們面對面地坐在一張一米多直徑的石桌兩旁說笑休息。當然全無「黃色」可言。「謊言重複千遍即成真理」，處於冠華的位置，我們又不能把照片去貼在大字報上讓大家來鑑別。有一點是明確的，我們知道這都是搞垮冠華的前奏。

從成都回京的第三天，6月7日晚，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有關外交部問題會議，會上江青、張春橋、毛遠新等人嚴厲地批評冠華不抓外交部的「批鄧」運動，而是「打內戰」，責令他回去開會，作檢查。回家后冠華百思不得其解，給當時任毛主席聯絡員的毛遠新打了個電話，問他為什麼一切都變了。毛遠新用十分冷淡而犀利的口氣對他說：「你自己想想，現在中央要集中批鄧，你在外交部幹什麼了？你從來沒有聯絡外交實際批右，批鄧，你自己跟著鄧小平有沒有錯誤？為什麼不揭發，不作檢討？你組織外交部轉移‘批鄧’方向，打內戰，還想利用中央來幫你打內戰。」儘管我至今仍不明白這究竟是怎樣的一齣戲，誰是這出戲的真正導演，但戲要以喬冠華的悲劇性垮臺為結局這一點是明確的。正在批喬浪潮一步步升級時，緊接著來的一場暴風雨是8月初在通知外國駐華使館地震期間安排留守人員，其他人員、家屬由中國方面提供方便暫時離開北京的問題上，當時的「中央」終於把冠華放到了被打倒的位置上。

這年的7月28日，唐山發生大地震，波及北京。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開始兩天，北京的居民只得露宿街頭。外國駐華使館也不例外，因為我們無法向他們提供足夠的帳篷，他們都露宿在使館室外空地上。冠華此時正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但對外他仍是外交部長，代表中國政府對外國使館人員的安全負責。地震發生後部內的幾位副部長遷入了四十二號賓館在大草坪上搭起的紅絲絨帳篷居住。冠華卻堅持住在家裡。司機老楊勸他也暫時住到賓館草坪去，他卻說：「此刻是中央隨時要找我的時候。一百多個外國使、領館的安全尚無保障，我怎麼能只顧自己安全搬到賓館草坪上去？只要有一個外國使館人員傷亡，我如何向世界交代？」7月30日晚，紀登奎同志在釣魚臺國賓館宴請柬埔寨客人英薩利。當時，有兩個高階代表團正在北京訪問，一個是英薩利，另一個是伊朗公主阿什拉芙。由於突發地震，中央決定立即派專機送他們提前去外地訪問。這天晚上，紀登奎同志宴請英薩利為他送行，冠華參加。宴會中途，工作人員送進一張紙條。紀登奎看後神色緊張，隨即遞給冠華。紙條是中辦主任汪東興傳來的，內容說根據震情預告，未來二十四小時內以通縣大廠回族自治縣為震中，可能發生七級以上大地震。看了這個通報，紀、喬都無心應酬客人，匆匆結束宴會後叮囑禮賓司次日一早一定要送走釣魚臺的兩批外賓。冠華回到家裡把那份震情通報告訴我後，就立即在地圖上找到大廠回族自治縣並測量了它和北京的距離。他十分焦急，他說北京可能在第一衝擊波上，如果真是有大地震，後果比唐山更嚴重，必須立即採取措施保護各國使領館。於是，他通知值班室半小時後在四十二號賓館草坪上召開緊急黨組會議。我陪他去賓館，黨組在草坪上開會，我也已疲憊不堪，從家裡搬了個躺椅在主樓邊的便道上休息等候。會議開了一個多小時就散了。回家路上，冠華說，黨組決定連夜通知各國使館留下留守人員，其他人，尤其是婦女兒童，由中國民航提供專機暫時撤往廣州、上海，待震情穩定後再回北京。有願意提前休假的，中國方面也將協助解決機票。冠華說他打電話未找到當時的政府主要領導，只好告訴秘書了。由於時間緊迫，因此黨組決定一面通知使館及民航，一面呈文給中央，一定要趕在可能的大地震發生前儘可能撤出大部分外國使、領館人員。他說震情通報不一定準確，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切不可掉以輕心。要盡一切可能不使一個在華外國人在地震中受傷。

辦完這件事已是凌晨時分，冠華已精疲力竭。自從地震發生後，他白天奔走於外交部幾個宿舍區的臨時地震棚看望部內人員，視察生活安排。晚上還要處理繁忙的外交檔案及防震事宜，一晚睡不上三四小時。由於他拒絕遷往賓館草坪上舒適的大帳篷，我只好像北京所有老百姓一樣，想方設法弄來塑膠布，用幾根竹竿在院子中央搭了一個地震棚，裡面放入兩張躺椅權且作為床鋪。誰知一下雨，粘上的塑膠布都開膠了，雨水從棚外滲進來，根本無法休息。這天午夜天晴，我催他抓緊時間休息，他倒在躺椅中就睡著了。

第二天一早，冠華又親自督促外國人撤離的工作。當時駐華使領館的官員、家屬都對中國方面如此為他們安危著想，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內協助上千人員撤離地震危險區十分感動。一切進行得井井有條，到中午時已大部分完成。冠華終於鬆了口氣，對我說：「這件大事辦好了，我肩上的擔子鬆了許多。這幾天真怕外國使館出事啊！」我說：「外國人倒安全了。我們這個院子可很危險。萬一真有大地震，四面房子塌下來，尤其是那個高大的煙囪倒下來就全完了。」冠華說：「想不了那麼多了。誰叫我肩上責任重啊！」

本來，在正常的情況下，一個外交部長置個人安危於不顧，為了全體在華外交人員的安全，如此負責，如此果斷，難道不是一個優秀中國共產黨領導幹部的楷模嗎？然而，誰又能想到，當那個預報的大地震並未出現後，冠華的這一片心竟被利用，遭人指責成了他的「嚴重錯誤」。31日晚上八九點鐘時，那個可怕的震情通報所預測的二十四小時已安然過去，北京並未發生大地震。我們都感到無比的輕鬆。此時保密機響了，冠華接過電話後，我發現他的神情越來越嚴肅，只聽他說：「我確實沒有想到……好吧，我們明天就開會……這是我的錯誤……我向中央作檢討……」我緊張起來，問他出什麼事了。他帶著困惑的神情說是國務院的那位主要領導來電話，批評他未經中央批准，擅自撤離外國駐華使、領館人員，這是「嚴重無組織、無紀律」，是「在地震面前驚慌失措的表現」，是「有失國家尊嚴」。我感到同樣困惑。震情通報是中央辦公廳發的，當然不能不信。那麼面對北京二十四小時內可能發生七級以上大地震的預報，一個外交部長難道應當不聞不問，或者坐等檔案層層報批，喪失時機，這才是維護國家尊嚴嗎？而如果要採取措施，北京又有什麼地方可庇護上千的外國人員和他們的婦幼家屬使其免受傷害呢？中央不是在此之前已決定把國家的貴賓也立即轉移去廣州、上海嗎？再說，假如那個預報是準確的，那麼使館人員不撤，後果又該是多麼可怕？！

從第二天開始，外交部黨組天天開會批判冠華「在地震問題上的嚴重錯誤」。黨組個別幾個人顯然事先已知道內情，一上來就「上綱上線」批喬。但開始時黨組大多數同志認為把責任推給冠華一人是不公正的。大家說30日晚上的決定是黨組全體的決定，也電話報了中央領導的秘書，這麼緊急的事不可能按常規一道道批示，不能說無組織無紀律；既然是集體的決定，如果要寫檢討，應當以黨組名義寫，也不應由冠華一人承擔。由於大多數成員持此觀點，給中央的第一個「檢討」是以外交部黨組名義寫的。但過了一兩天，顯然有人給黨組成員「吹風」了，許多人開始沉默，逐漸地把「罪責」推到了冠華一個人頭上。張春橋更是氣勢洶洶地在冠華的「檢討」上「批示」說他的「錯誤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要和‘批鄧’聯絡起來」。過了幾天，國務院的主要領導突然蒞臨外交部，名義上仍是一把手的外交部長的冠華事先竟一無所知。至此，外交部大字報中已提出了把喬冠華拉下馬的口號。一切都很明白，冠華是「四人幫」大權在握時被推到被批判的位子上的。但是，兩個多月之後，當冠華在巴黎聽到粉碎「四人幫」的訊息後，飲酒慶賀時，他又怎能想到此時在國內那些不久之前還同「四人幫」一起整他的人們已經乘冠華在國外的時機把他掛到了「四人幫」的線上去了。10月17日，冠華回到北京，我去機場接他。我告訴他由於中央的表態，部內已形成打倒他的形勢。我至今仍難以忘卻他那忠貞不渝的天真態度。他說：「打倒‘四人幫’是大事。我個人受點審查不要緊。我們也有錯誤嘛！我們沒有想到這麼快可以打倒‘四人幫’。三四月份想利用他們內部矛盾保住外交部，這至少是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表現。我應該向中央檢查。其他的事都是可以說得清楚的。有人可能要利用形勢向中央誣告，我回來了就好了。該我檢查的錯誤我會檢查的，該說清楚的也會說清楚的。」

虔誠與毀滅然而，現實卻與冠華的願望完全是背道而馳的。沒有人願意聽他的解釋，也沒有人想真正瞭解真相。當他打電話、寫報告要求過去幾乎天天或經常見面的領導至少能聽一次他的陳述時，竟也被拒絕了。任何調查還未開始，向冠華甩過來的一句話已是：「你已經陷到只剩下兩隻耳朵聽一聽群眾的批判了！」冠華的絕望是深刻的，他意識到這一次沒有人會像過去周總理那樣關懷他、幫助他了。他困惑為什麼他一生的虔誠換來了如此無情的毀滅？！

後來整整兩年半內發生的事不堪回首。那是一段慘烈的回顧，那些出於不同目的都想消滅冠華和我的人使用的手段無比殘忍。在那亂世年月，冠華沒有學會四面逢源、八面玲瓏的手段；他永遠是個不設防的人，處處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在窺伺機會要搞垮他的人的射程之內。既然連聽一聽他的陳述的機會都不願意給他，可想而知的是先設定罪名，再去尋找材料，上綱上線；更有甚者是編織罪名。其中最突出的一條是所謂將「按既定方針辦」寫進聯大報告。

還在冠華從訪問歐洲回到北京之前，從上面已經丟擲了所謂「喬冠華秉承‘四人幫’旨意，把他們炮製的‘按既定方針辦’寫進聯大報告，替‘四人幫’篡黨奪權制造輿論」。當寫著這個內容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潮水般湧來時，我不懂怎麼會是這樣的。事情的經過我太清楚了。毛主席逝世後，從9月16日起，《人民日報》以及一切宣傳工具都連篇累牘地宣傳主席遺言「按既定方針辦」。實際上在8月份的一次計劃工作會議上已經傳達了這句話。但是在冠華起草聯大報告時，並沒有寫進檔案。9月26日，冠華第一次發生心絞痛緊急住院。28日，政治局通知晚上開會討論聯大發言稿。冠華從醫院請假去大會堂參加會議。將近午夜，冠華散會後匆匆回家，要我幫他立即通知國際司的有關人員到家裡來。他們很快到了。冠華說政治局剛開完會，對報告提了些意見。醫院在他30日出發前不准他在外面過夜，他必須趕回醫院，不能和他們一起改稿。冠華說他傳達一下會上各人的意見，因為誰也沒有反對別人意見，都是政治局委員，我們也只好每條意見都寫進去，免得添麻煩。於是冠華逐條講了會上的意見，總共大約十多條，其中就有一條說主席逝世，全國都在學習主席遺言「按既定方針辦」，聯大報告中怎麼沒有寫？應當加進去。講完他就急匆匆回醫院了。

第二天，9月29日，國際司的同志把連夜修改的稿子送到冠華病房。冠華未作修改就叫部值班室送中央，他附了一張給那位主要領導人的便條說：報告根據28日晚政治局會議意見修改了，現呈上。因他30日啟程，可能來不及等中央批覆。他隨身帶走一份修改稿。如中央沒有修改意見，就以此定稿。如果中央還有修改意見，請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知他，因為他的發言定於這天上午。

修改稿送上去多日並無迴音，大家以為就這樣定稿了。10月4日上午，新任命的那位掌管政治工作和運動的副部長找我談話，他似乎順口似的告訴我凌晨時，當時的主要領導打電話指示說聯大報告刪去「按既定方針辦」一句。我問給冠華髮電報沒有。他說已經告訴值班室了。我也就沒有再想這事。

10月6日粉碎「四人幫」之後不幾日，外交部的大字報就出現了。當時我無法與冠華聯絡，也不相信國內電報去了而冠華竟沒有刪去這句話。10月17日，冠華回到北京後，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問他接到電報沒有，「按既定方針辦」刪去沒有。冠華說電報是在他發言的頭天晚上收到的，第二天他發言時已經刪去。我心上一塊石頭放下了。冠華樂觀地說這種事很容易說清楚。

然而，卻沒有人願意讓冠華說清楚。上面的領導拒絕見他，黨的核心小組會上群起攻之，根本不聽冠華解釋。知情者也都守口如瓶。冠華說電報到代表團時，不少人知道，他還和當時的代表團主要領導議論過這句話不過是套話，不知為何要刪掉。這件事如果公正地調查，證人可以有幾十個，但沒有進行任何調查就「定罪」了，理由是《人民日報》的報道全文中有這句話。而《人民日報》全文發表時冠華在紐約，又是誰把這未修改的稿子向新華社提供的呢？是故意的陷害還是無意的疏忽？

這天大的冤枉就這樣「定性」了。到處都引用這個罪狀，甚至那位口口聲聲是冠華老朋友的著名英籍女作家也在她的書裡大講特講喬冠華是「秉承‘四人幫’旨意把‘按既定方針辦’塞進聯大報告」。後來，在我們上百萬字的申訴材料中再三呈述也毫無結果。這冤情似石沉大海，無人再去為此費心。

然而，我卻總不甘心。1992年夏天我終於有機會到紐約聯合國總部的檔案庫中查對1976年10月5日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的原始自然段發言記錄。白紙黑字，那天上午發言的第二十段到第四十二段是冠華的發言，我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千真萬確沒有這句「按既定方針辦」。英文翻譯也如此。我請聯合國工作人員為我影印了這中、英文發言全文，小心地放進我的資料夾，把它緊貼在我的胸口，走出了聯合國大門。

夏日的東河之畔陽光燦爛。我望著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聯合國大廈，那門前飄揚的會員國國旗，不禁無限感慨，無限傷感。二十年前，冠華曾在這國際論壇上叱吒風雲，如今景物依舊，人面全非。更難想象的是一樁奇冤竟也和這幢大廈有牽連！我信步走向聯合國後院的玫瑰園，這是冠華最喜歡散步的地方。成片的玫瑰花正在盛開，滔滔的東河水依然默默地流向遠方。我望著這舊日景象，熱淚盈眶。我仰望蒼天，我問那藍天白雲，我如今手握著如山鐵證，又去哪裡找我的冠華，讓他親眼見一見這無可爭辯的檔案，驗證他晚年無數遍抄錄的劉禹錫詩句：

莫道讒言如海深，

莫言遷客似沙沉。

千淘萬漉雖辛苦，

淘盡黃沙始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