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與情感冠華訪英回國後，我猜想他向仲曦東同志吐露了他心中的情感，因為冠華第一次到我家來訪是和老仲一起來的。不巧，那晚我有活動不在家。九點多回到家，父親的老管家高升告訴我：「來了兩位客人看你，一個戴眼鏡，瘦高個；一個矮胖，都是五六十歲。」這大約是在11月中下旬。第二天，冠華來電話證實他和老仲來過，想看看我。我們都在客氣中流露出一種拘謹。冠華問我那個大雨之夜我從紐約回來路上可好。我說挺好。三百多個位子的波音747只坐了十多個客人，都退票了。不過大西洋的鯊魚不要我們。他說：「還開玩笑呢！我為你擔心了整整一夜。一早我叫他們打電話去巴黎，知道你們平安到了，我才放心。」我沉默，不知何以作答。他又問我陪同尼泊爾客人去了哪裡。我說長沙、桂林。他問有沒有拍照。我說新華社派了記者，拍了不少。他說是問我個人有沒有。如果有，找幾張給他看看。我答應了。第二天我把在灕江的幾張照片裝在信封裡送給他的秘書請他轉交。
此後，在我正式辦完離婚手續之前，我和冠華一週通幾次電話。我們從不談愛情，也不談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種深深觸動兩顆心的感情已難以抑制。終於有一天，在電話上冠華突然問我離婚手續辦得如何了。我說快了，只需去一次派出所正式拿個證就完了。他停頓了好幾秒鐘，我的心很緊張。最後冠華說：「iloveyoumarryme？」（我愛你，願意嫁給我嗎？）我握著話筒的手禁不住地顫抖，我哭了，但我說：「我知道，謝謝你，但這不可能！」冠華問為什麼。我說我也說不清，但這個社會可能容不得我們的結合。他聽了就激動起來，說了許多，都用的英語，大概是怕他的孩子聽懂。那天晚上我的思緒亂極了。我知道冠華要給我的這份感情是極其珍貴的，也許這就是我從年輕時代開始一直尋而不得的那份純情，捨棄它將是我終生的遺憾。但面對現實，我又極為清醒地意識到，一旦這段愛情公諸於世，它就會被潮水般湧來的世俗偏見所玷汙。無論是冠華或我都可能難以抵擋來自社會習慣勢力的壓力。於是，我深夜起來給冠華寫了一封長信。我說我已無法欺騙自己我對他僅僅是友情，我也相信我們之間來之不易的愛情是極其真摯的，但是此時此刻我們彼此更需要的是清醒和理智。我沒有勇氣面對輿論的譁然，也害怕面對社會各種人懷疑的眼光。我們此生恐怕只能成為朋友，我會永遠視他為我的良師益友。我們最明智的決定是把這段萌芽的戀情深深埋入心底。
我在信中說，我做出這理智的決定不僅僅是我可能經不起流言蜚語的襲擊，我更多的是考慮這種「人言可畏」的浪潮會給他當時蜚聲中外的名譽帶來的損害。我說我自幼孤獨，沒有家庭和親情的溫暖；我的第一次婚姻又是以失敗而告終。我何嘗不珍惜他給我的真情。但世上最偉大的愛情往往意味著自我的犧牲。我從少年時代起把全部的感情都寄託在中外的文學著作中。在我喜歡的作品中有一本是小仲馬的《茶花女》。人們大都熟悉的是改編成歌劇的《茶花女》，而我卻是讀過好幾遍原著的英譯本，有許多撼人心扉的段落在歌劇中都被簡化了。這個作品使我震動的是瑪格麗特為了愛情所付出的以生命為代價的自我犧牲。她在接受亞芒的愛從而得到幸福但卻犧牲亞芒的社會成就，與放棄亞芒的愛讓他因誤會而恨她從而斷絕戀情去獲取事業的成就之間，選擇了後者。為此，她毅然走了一條自我毀滅的道路。我認為這種愛是最無私、最偉大的。試想我們的結合會引起多少對他聲名的詆譭！無數舌頭會在全北京，乃至全中國散佈著同一條花邊新聞，說喬冠華愛上了一個比他年輕二十二歲的章含之只是因為她漂亮，而章含之又為了嫁給有名氣有地位的喬冠華而同丈夫離了婚。誰也不會去認真問一問這是否真實。我們倆縱有千百張嘴也難以解釋。我不能忍受在人們見到他的形象時夾雜在議論中的是這樣的誹謗。我不能像瑪格麗特那樣使他恨我，但我願在這愛情初始之時用理智把它深埋。
信送出去兩天就收到了冠華的回信。他在信中極其憤慨，簡直是發怒！他說他根本不聽我那套小資產階級情調的什麼自我犧牲，那都是一派胡言。如果我們真誠相愛，為什麼要怕別人說三道四？他說我那些託詞根本上說是不敢去衝破世俗的鎖鏈，去得到自己的愛。他說他從來沒有看重他自己的官位有多高，名聲有多大。這些本來就是身外之物。如果為了愛情要捨棄一切，他也完全無所謂。那才是真正無私的愛。他需要的是我的愛，不是什麼折磨他也折磨我自己的自我犧牲。
我不知往下該如何辦。冠華仍舊隔一兩天就來電話。我說讓我冷靜地好好想想再回答你。正在這時，大約是1973年的3月上旬，我最終辦完了離婚手續。當時，我情緒很不穩定。為這過去生活的結束既覺得輕鬆，又覺得惆悵。對於今後的事又實在舉棋不定。我辦完離婚的當天只告訴了一個人，就是我在外交部的好友唐葉文。關於小唐，我忍不住要多寫幾句，因為她是我在外交部十年認識的眾多人中最誠摯、最善良也最不幸的一個。我欠了她很多的情，恐怕今生也難還清。特別是後來她因為受我牽連捱了不少整，我無法償還這筆債。1984年她的丈夫，當時也在外交部工作的老方又不幸患癌症去世，她那一段的日子是悽苦的，而我又無法給她以安慰。在我1971年入部時，儘管我在外語學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但到了外交部卻是從科員做起。小唐當時是我的副處長。後來我升了副處長，小唐升了處長，仍是我的上級。再後來，我升了副司長，小唐卻還是處長，變成了我的下級。在外交部的環境中，這種升遷變化往往會形成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何況小唐是1952年就入部了，比我早二十年！然而，她卻絲毫不在意，不是虛假的，是真誠的。在名單尚未宣佈時，她就說：「你可能要升到司裡去做領導了。開會徵求意見時，我很贊成。你好好幹吧，我會配合你的！」我說你在部裡資格比我老多了，這樣安排對你恐怕不合適。她說你能力強，外語好，這沒有什麼不合適的。以後，我們的合作極其融洽，從未發生過矛盾。我也從來都把她當做知己，任何個人的事和想法都和她談。萬萬沒有想到這種真誠的友誼後來竟使她蒙不白之冤，一直受到株連。因為她後來還留在部裡，為了不使她的處境困難，我們雖在同一城市，我都幾乎從不與她聯絡。凡是遇到熟朋友時，我必定要打聽小唐近況。現在小唐也近六十，快退休了。我想今天我插了這一段回憶已不會再給她增添麻煩。
正因為我和小唐的友誼，因此從紐約回來後不久，我就把發生在冠華和我之間的一切都告訴了她。小唐和老方從一開始就極力支援我們。他們認為冠華和我是難得相配的一對，年齡的差異不會是我們的障礙。就在我告訴小唐我已辦完離婚手續的第二天，我剛從食堂吃完飯出來，小唐神秘地拉我到辦公室走廊，對我說：「你們那位老爺知道你辦完手續，高興得快瘋了！」我說我誰都沒有說，是誰去告訴他的。小唐說那天上午，老方陪冠華見外賓，是在當時外交部樓梯上那間最大的部長會客室。送走外賓後，老方走到冠華身邊，悄悄地把這訊息告訴了他。老方中午在食堂和小唐一起午餐時告訴小唐，冠華聽後先是一愣，問為什麼我不告訴他。老方說我可能要等情緒穩定一些就會告訴他的。接下去，冠華突然從沙發裡站起來，快步走到窗前。那天外面正在下著一場春雪，紛紛揚揚的雪花從天而降，在窗外形成了一片白色的霧。冠華猛地推開窗戶，用他那詩人的激情大聲呼喚：「多美啊！這雪，多純潔啊！」春寒料峭，一股寒氣夾帶著片片雪花衝進溫暖的會客室。當時還留在屋裡陪見的同志驚異地看著冠華，莫名其妙地縮起頸脖陪他在寒風中站著。只有老方懂得冠華此時此刻心中洋溢的感情波瀾。
當天晚上，冠華突然在一個宴會之後來看我。我不想驚動父親，請他進了南房父親的小書房。冠華什麼都沒有說就把我摟在他懷中，這是我們第一次那樣親近。我默默地流淚，他輕輕地說：「什麼也別說了，我們現在只要想未來。」就在這同一天深夜，實際是第二天凌晨，急促的門鈴聲把我驚醒。毛主席也聽到了我辦完離婚手續的訊息，派人送來了一筐紅蘋果，是金日成首相送給毛主席的。來人說主席祝賀我自己解放自己了。我激動得不能自已，那天晚上我真正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有著毛主席慈父般的關懷，又有著冠華給我的真情，過去那一切少年時代的孤獨，青年時代的彷徨以及感情的失落此時此刻都得到了補償。我把主席送來的大紅蘋果抱在懷裡，蘋果不僅碩大而且紅得特別紫豔光亮，發出一種誘人的香味。我撫摸著那蘋果猶如撫摸著我對未來的夢想。很久很久，我才帶著那個甜美的夢睡著。第二天早上，我挑了十個蘋果，附了一封簡訊，請人送到冠華的住處，我說願他與我共享主席對我的祝福。
心的承諾然而，我在幸福之時卻全然沒有想到複雜的政治因素會滲透到我生活的每個細胞中。此時，我和冠華的感情逐漸在外交部領導層中有所透露。很快地，我受到了極大的壓力，我的「朋友」、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向我發出了警告，說毛主席鼓勵我、祝賀我解放自己，是希望我此後能為他好好工作，沒有讓我馬上跳上喬老爺的船和他談情說愛，同他結婚。言下之意是我如此放縱感情使主席很失望和生氣。我被這意料不到的傳話驚呆了，短暫的幸福又被這突然的襲擊衝得蕩然無存。我重新陷入深刻的惶惑，不明白我為什麼必須以犧牲我自己的生活為代價來換取所謂事業上的成就。我無法弄明白這是否真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時的主席已步入晚年，許多話都是別人「傳達」的，誰都無法去核對真偽。我也再不可能像60年代那樣與毛主席圍著一個火鍋敞開思想地向他請教。70年代我每次見主席都是經他人安排。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也有人事先囑咐。我又怎能向主席傾吐我內心的情感呢？我不想把這些話告訴冠華，我只得又開始迴避疏遠他。這又給冠華造成了痛苦。許多年之後，當我們兩人劫後餘生，被官場冷落遺棄之後，冠華已身患絕症，但我們卻用這高昂的代價換到了將近五年的時光，朝夕相處，形影不離，情深意篤。我曾感慨地對冠華說我們的悲劇是我們兩人都不懂政治，但卻在荒唐的歲月捲入了荒唐的政治。假若當年我們是一介平民，我們可以有至少二十年，甚至更多的幸福時光。
就在我再次彷徨時，發生了一件事才最後促使我痛下決心，不論前面有多少阻力，我將把自己的命運與冠華聯結在一起。那大約是3月下旬，我參加了一位亞洲國家元首來訪的工作。那天傍晚，毛主席會見。會見結束後，我們去大會堂整理記錄並等待看毛主席會見的電影樣片。當時毛主席會見的一切文字、攝影記錄都是不過夜的。不論主席多麼晚會見，都是連夜趕出記錄。記得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來訪時，毛主席是晚上會見的。會見後我們通宵工作把記錄整理完後已是第二天清晨。那天正是星期日，馬科斯夫婦篤信天主，我們在他居住的國賓館總統樓的草坪上臨時佈置了星期日彌撒的場地。當我們整夜未眠整理完毛主席會見記錄後帶著疲憊的身軀推開窗戶時，正好俯視總統一行在草坪上祈禱。當時我突然覺得人都是靠著各自的信仰在奮力拼搏。
這一次待到一切工作結束時大約是凌晨三點。我先回到部裡把記錄稿交值班室影印。剛上到三樓，就見值班秘書焦急地在門口探望。他一見我上樓似乎見到救星一般急匆匆迎上來說：「啊呀，章含之同志，你可來了。我們到處找你！」我忙問出什麼事了。黎秘書說冠華從十二點左右開始打了無數次電話找我，說他到處找不到我，問值班室我到哪裡去了。後來幾次顯然是喝醉了，說話都不清楚。最後一次講了一半聽筒就掉了。值班室只有他一個人，他不能走開，到處打電話又找不到我，急得他沒有辦法，他說：「怕喬部長喝多酒出事。」我一下子也慌了，要值班室幫我叫輛值班車去報房衚衕冠華家裡看看。我匆匆趕到時，冠華家的保姆開的門。她先指給我看書房桌上那個空空的茅臺酒瓶，她說冠華開會回來後打電話找不到我就開始喝酒，最後全醉了，聽筒掉在地上。保姆說她嚇壞了，費好大力氣把他扶回了臥室。我急忙去臥室看，冠華仰臥床上，一隻手臂上套著他那件由抗美援朝時發的軍用毯改制的晨袍袖。袍子隨意搭在身上。他似睡非睡，嘴裡還在嘟嘟囔囔。我心裡一陣說不出的難過，我真沒有想到像他這樣一個經歷了那麼多風雨的人會在感情上如此脆弱，就因為一個晚上找不到我他就借酒澆愁，醉成這個樣子。我輕輕地喚醒他，我說：「我來了，今晚主席會見。我後來一直在大會堂，不知道你找我。快起來，換了衣服睡覺吧！」冠華矇矇矓矓地睜開眼睛，看著我。突然他抓住我的手口齒不很清楚地說：「你不要離開我！你不要躲著我！」我心很酸，眼眶又溼了。我知道他醉了，但他正是醉了就更是酒後吐真情。我說：「你喝醉了，真不該喝這麼多，對身體不好。我扶你起來。」當扶他站起來時才發現他是把右臂伸進了晨衣的左袖中了，我幫他穿好衣服，他此時似乎清醒多了。我叫保姆拿杯熱水給他喝，再用熱毛巾給他擦臉。冠華仍是十分動情地抓住我的手說：「找不到你，我心裡慌。現在見到你了，我沒事了。你也快回去休息吧！以後到哪裡去都跟我說一聲。」
我從冠華住處出來直接回釣魚臺國賓館。第二天上午還要繼續談判。此時已快拂曉，我也精疲力竭了，很想趕快回去睡上幾個小時。誰知到達賓館房間時，與我同屋的小唐在她床上睜著眼睛等我。我驚異地問她怎麼這麼早就醒了。她一副疲憊的神色，可還風趣地說：「你們喬老爺把我整了一晚上，差點要了我的命。我要找你算賬！不過，這可以等一等，你趕快去給他打個電話吧，我怕喬老爺再找不到你要跳樓了！」我把剛發生的事情告訴小唐，我問她怎麼把她也折騰進去了。小唐忍不住一邊笑一邊給我講她被折騰的故事。她說頭天晚上因為主席會見外賓，小唐他們沒有任務，比較輕鬆。她已累了多日，想美美地睡個好覺，十點多鐘就服了安眠藥。可是剛睡了一個小時就被值班的叫醒說「喬部長找你說話」。小唐接電話時，冠華還是清醒的，他問小唐我在哪裡。小唐說主席會見，估計快回來了。接完電話小唐回去接著睡。沒想到冠華找了我多次找不到就開始喝酒了。帶著酒意，他又讓值班的同志找小唐。如此折騰了兩三個來回，小唐不僅再也睡不著，而且因為服了安眠藥又不能睡覺，她本來就有胃病，此時胃部特別不適，嘔吐了好一陣才平靜下來，就只好眼睜睜等我回去。
我很不好意思，再三向小唐道歉。她說：「算了，算了，將來你們結婚多請我吃點糖就行了。不過，你不要再這樣折磨喬老爺了。他每天有多少工作要做。你再這樣折磨他怎麼受得了？他對你可真正是動感情的。這份情很珍貴，你不要再多想什麼了。」我很感激小唐，我說如果我們不在外交部這個環境也許一切都簡單得多。小唐很樂觀，她說外交部的大多數人都很欽佩喬老爺，都會為他高興的。
這件事發生之後，我深知我已無法改變我和冠華之間的愛情了。無論他在外交舞臺上如何嫻熟地駕馭外交技巧和手段，他在感情世界裡卻純真得像個初戀的少年，也脆弱得像是在暖房中培養出來的小花。我不能再傷害他那顆真誠善良的心。那幾天，我對自己充滿自責。在幾乎所有人的眼光中，我和冠華的婚姻是我高攀了蜚聲中外的中國一流外交家，從而戴上了他的「夫人」的桂冠。很少人知道我當時的矛盾恰恰相反，是我能不能捨棄自己面臨的政治機遇而甘心與冠華榮辱與共。我從來不是個有政治野心的人，但我也並不能擺脫許許多多個人的雜念。自進入外交部之日起，我就帶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身份，因為我是毛主席親自點名調進部裡的，這自然在我頭上有了一個耀眼的光環。後來出席第一次聯大會議又是主席親自定的；我來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如果我不同冠華結合，等待我的機遇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我也自信有此能力。我之所以在對冠華感情上的退卻正是我無法做出這樣的抉擇。但在冠華為我深夜醉酒之後，我醒悟到人生最為珍貴的是真情。我終於下決心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韙，我也將陪伴冠華終生。
冠華得到我這最後的承諾後，他的喜悅是巨大的。他猶如變了一個人。他對所有人微笑，他寬容所有的差錯，他的臉上出現了紅潤。我們戀愛的訊息此時如決堤的洪水般迅速傳遍了外交部，傳遍了北京。自然，正如我們所料，一時間什麼樣的花邊新聞都出來了。也許正因為那是個文化枯竭生活無味的時代，所以冠華和我的戀愛新聞成了一味難得的調味品，使人們在枯燥的工作之餘津津樂道。不過直接傳到我們耳中的卻是眾多友好的祝願。外交部內上上下下許多同志都表達了這種情感。儘管三年多之後，在那些當年向我們熱烈祝賀的人們中並不乏跳上臺去詛咒我們的結合是什麼「政治上的同流合汙」的例子，但我仍願意相信他們當時的祝願還是真誠的。70年代政治生活孕育出的怪胎是人的虛偽和背叛。我在後來幾年的經歷中見得太多了，使我至今感到仕途可畏。我只希望這一切永遠成為過去的噩夢。我和冠華已是這種政治的犧牲品，但願我們的下一代永遠擺脫這個陰影。
毛主席的佳句經過了這場感情的暴風雨之後，我和冠華迎來了春暖花開的1973年4月。這過去的一年，在毛主席、周總理的親自指揮下外交戰線也是碩果累累。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後，中美雙方決定互建聯絡處。當年9月日本田中首相訪華，中日建立邦交。美、日外交關係的開啟改變了當時整個世界戰略格局。中國外交出現了空前繁花似錦的時期，與東南亞各國紛紛開始建交談判。在這一連串的外交成果中，這年4月廖承志同志應邀率龐大友好代表團訪問日本，同時韓敘同志奉命赴華盛頓組建中國駐美聯絡處。相應地，美國政府於同時派助理國務卿詹金斯來北京商談建立美國駐華聯絡處。冠華為他獻身的外交事業的成就興奮不已，也十分忙碌。我們見面時間雖很少，但心中都有一曲美好的歌。他真是個極重感情的人，因為忙，他見不到我，他會在中午幹部下班時站在他辦公室那臨街的窗戶前等我下班取腳踏車回家吃飯那一瞬間看看我的背影。有一次正值春雨連綿，晚上他打電話來說：「今天中午看見你穿的雨衣太短了，騎車擋不住雨，要著涼。再說也很不好看。買一件長的吧。真討厭我這個人沒有自由，不然我陪你去買。」我笑他太不瞭解民情，那是當時品種少得可憐的商品市場推出的新產品，雨衣分上衣和雨褲。我離家近，雨又不大，不需要穿雨褲。冠華說那叫什麼新發明？穿上雨褲一定很臃腫，更難看，千萬不可穿！這些電話給他給我都增添了許多生活的樂趣。那時正值冠華與美方詹金斯談判比較順利，他高興之餘，寫了一首打油詩的前三句，念給我和其他參加談判的同志聽，說他徵求第四句。當時中日已經建交，廖承志同志正率領建交後最大的代表團訪問日本，而日本的4月又正值八重櫻盛開的季節；在地球的另一端，韓敘同志恰好正在華盛頓商談建立聯絡處的事情，他下榻的旅館名為「五月花」（mayflower1620年，英國約一百餘名受宗教迫害的教徒乘名為「五月花」的船漂洋過海，來到北美大陸，在普茨茅斯登陸，成為最早的英國在北美新英格蘭地區的殖民者），所以冠華的頭三句打油詩是這樣的：
八重櫻下廖公子，
五月花中韓大哥。
歡歡喜喜詹金斯，
他問誰能想出佳句填最後一行。當時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說「喜上眉梢喬老爺」，有的又說是「洋洋得意喬老爺」，冠華都說不好。一時就擱下了。沒想到過了一日，毛主席召開會議彙報中美談判情況。那天，毛主席興致很高，大家也很放鬆。有人說外交形勢大好，喬老爺詩興大發，寫了三句打油詩，可惜還缺第四句。毛主席立即說：「我來給喬老爺填後兩句！」大家齊聲說好。主席笑著說：「喬老爺，你的前兩句是：‘八重櫻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韓大哥。’我現在給你填後兩句：‘莫道敝人功業小，北京賣報賺錢多！’你看如何？」
在場的都懂得這段故事，於是大家開懷大笑，說主席這兩句真高明！原來毛主席講的是冠華「文化大革命」高潮時的一段遭遇。1967年，外事口造反派掀起了「打倒陳、姬、喬」的高潮。他們逼迫姬鵬飛同志和冠華到熱鬧的市中心去賣造反派的小報，內容是打倒自己。冠華分配的賣報地點是王府井百貨大樓前。開頭兩天有造反派押著去賣。後來「造反戰士」嫌麻煩，就把一摞小報分配給冠華，命令他賣完後回去報告並交款。開始時，冠華曾好言與造反派相商說他還是個代表中國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長，這樣拋頭露面在王府井叫賣打倒自己的小報有失國體。造反派當然不會接受。因此當「造反戰士」不再監督時，冠華馬上想出了好辦法。他點了一下小報的份數，並按兩分錢一張算出總價，即他應當交付的錢數。待到押送他的造反派剛剛走出視線，他就找了一個街角落，把整摞小報往地上一放，他自己也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靜的小酒館喝酒去了。兩個小時之後他慢慢踱回部裡，把他從小酒館用整票子換來的零錢上交造反派說是賣報所得，而且每次都要多交幾角錢。於是，造反派諷刺地說：「你這個修正主義分子倒會賣報賺錢！」
後來，這個「喬老爺王府井賣報賺錢」的笑話在外交部流傳甚廣，連毛主席都知道了。主席幽默地把它填進了冠華的打油詩，使之堪稱一絕。
1973年4月的那幾個星期大概是我記憶中最快樂的一段日子。我和冠華的結合雖然還有阻力，但那已主要是他子女的反對。當時冠華希望耐心和時間會取得他們的理解，可惜沒有能實現。其實，子女反對父母再婚在中國不論在老百姓家庭，還是在高階幹部家庭都是很普遍的屢見不鮮的事。這中間有對逝去的父親或母親的懷念之情，但不可否認的是也存在經濟利益的問題。尤其是在高幹家庭，那實際存在的特權是一種極大的誘惑。遺憾的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因為是發生在喬冠華家裡，就也變成了社會輿論。一時間，冠華家裡鬧得天翻地覆的故事以及9月底他的孩子不經與他商量就把家裡搬空的新聞，紛紛揚揚幾乎傳遍京城。本來，到此也就結束了，但後來冠華和我身陷逆境時，多年前的家庭糾紛一夜之間又被人為地新增了政治色彩，變成了「兒子反對父親結婚是看清了他要犯政治錯誤」，因此那次為經濟利益的搬家也變成了大義凜然，斷然離家而去，劃清界限了。沒有人去認真地查實一下在1973年上半年那段時間，冠華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有什麼政治界限可劃呢？這一切現在都已成悠悠往事。可告慰冠華的是他最鍾愛的女兒有了幸福的家庭，而且由於她不帶政治目的去看待家庭問題，因此我相信她對那些往事正在得出一個公正的判斷。我們雖然沒有多少往來，但我相信我們會相互理解，我已把她視為我的朋友和我家庭的一員。
1973年春天，我和冠華對未來充滿希望。我是1971年3月入外交部的。當時外交部的政治環境大概是全國最好的。「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動亂與災難此時基本都已得到糾正，黨組和部領導基本都是具有豐富外交經驗的老幹部。駐外大使也如此。周總理親自領導外交部的對內對外事務。在這樣優越的政治氣氛下，自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後迅速開啟了中美、中日關係，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部內上上下下很團結，也很愉快。我和冠華企盼著美滿的家庭生活會給我們以新的動力，為這蓬勃發展的外交事業貢獻畢生的精力。
父親長逝但是，就在我們對未來充滿憧憬的時候，一場政治風波正悄悄向我們襲來。它也許是醞釀有時的，但對我和冠華來說卻被這突然而至的風雲變幻搞得不知所措。開始是一份很普通的外交形勢分析報告據說有錯誤，接著似乎在很多重大問題上都發現了「右」的傾向和錯誤。矛頭所指是周總理，但冠華是屬部內的代表人物，他似乎是要對這些「錯誤」負責。冠華毫無思想準備，情緒很緊張。此時，命運似乎為我設計了一個很好的解脫。6月中旬，我隨團出訪南亞歸來就病倒了，在家休息。父親已在一個月前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以九十二歲的高齡去了香港，最後一次為臺灣與祖國大陸的統一而努力。房修部門趁父親不在京，大修房屋，我暫時住在門口傳達室。一天中午，冠華沒有打電話通知我就在下班時急匆匆來看我。我猜是出了什麼大事，因為一般情況他中午都要回家午休片刻。沒有等我問他，冠華就帶著迷茫的神色對我說：「今天上午開黨組會傳達了一件事，和你有關，要你自己決定。主席昨晚指示，我們要培養女外交家，女大使。他點名說他的章老師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國的女大使，可以派到加拿大這些英語國家。這對你自然是個難得的機會。你會很成功。我就是不知道我們的事怎麼辦。」我頓時愣住了，怎麼也不相信這是真的，而且當時這類大事通常我都會由「通天人物」先打招呼，而這一次我卻一無所知。我面對冠華，他似乎沒有什麼表情，但我知道這時他的內心正翻騰著波瀾。他多麼希望我們很快有自己的家，但由於他的地位，假若我被派往國外，他自然不可能和我一起前往。三年五載我們將長期分離，而冠華那年已是整六十歲了。
我的一生無論是正確的或錯誤的決定永遠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此時此刻，當我弄明白這不是玩笑的時候，我幾乎沒有要考慮一下權衡一下得失的想法，脫口而出就對冠華說：「我不可能去國外工作。我既然對你做出了承諾，我會遵守我自己感情的選擇。你已不年輕，我不會離開你。如果在我們兩個人之間需要有一個為愛情做出在事業上的犧牲，那當然是我。儘管我對自己的能力很有自信，但無論如何也不會接近你的成就。所以我會心甘情願把你的事業放在第一位。我知道你需要我，我留在國內也同樣有許多事可做。」冠華的眼眶潮溼了，他激動地承認：「我今天上午思想混亂極了，不知道該怎麼辦。你的心太純了！我怕我太自私！」我說：「我從小生活裡缺少溫情，總是求而不得。我很珍惜你給我的這份愛。有此足矣！」冠華默默地看著我，取下眼鏡，要擦眼中滾動的淚水。我接過他的手帕，替他擦乾淚水，我說：「你不是說為了這份愛，你可以不當這個部長，這都是身外之物嗎？既然你說服了我，我也可以不當這女大使。」
後來，冠華說這是主席的指示和對我的關懷，怎麼能不接受呢？我說這事只能由我自己向主席報告。我的前半生得到毛主席許多關懷，這是我唯一的一次沒有按主席的指示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和事業。毛主席一定是不高興的，可能是應了他批評我的，我這個人就是「沒有出息」。很多年過去了，當二十年前的一切都已成歷史的陳跡，當我已失去了冠華，失去了當年盛極一時的事業，只剩下我孤單單的獨自一人時，我也曾飽含辛酸地回首當年，不知道如果二十年前，我做了另一種抉擇，今天又會如何？殘酷的命運似乎從我降生之日起就開始捉弄我！
1973年的夏天是個「多事之夏」。正當我面臨種種壓力時，7月1日凌晨父親又在香港逝世。在此前兩天的6月29日，周總理通知我，香港方面報告父親病危。總理立即指示組成醫療小組，並派專機護送父親立即回北京，要我們7月2日啟程。但是7月1日的凌晨三點左右，冠華給我來電話，外交部值班室先通知了他父親的噩耗。我從睡夢中被電話鈴驚醒，馬上直覺到出了大事。我抓起電話，傳來了冠華沉重的聲音。至今我都清晰地記得他說：「我告訴你個不幸的訊息，你一定要頂得住。行老剛剛在香港去世。我現在在叫司機，馬上過來陪你。」這是我預料之中的，但我仍然接受不了這現實。我顫抖著哭了起來，我說：「就差一天了，為什麼沒有等到我和妞妞去！他最愛妞妞！」冠華說：「你千萬別太激動，老人家畢竟九十二歲高齡了。我馬上來！」此時，我清醒了一些，我堅持說他不必來看我，我會冷靜的。那時冠華政治壓力極大，要作「檢討」，工作又忙，凌晨跑到我這裡陪我到天明，難免又出閒言碎語，我們那時還未結婚。冠華拗不過我，嘆氣說：「你這個人有些事那麼勇敢果斷，偏偏有些事又那麼顧慮重重！」掛上冠華電話後，馬上就接到了值班室電話，說周總理指示由連貫同志做代表同家屬一起赴香港料理父親後事。香港先開追悼會，骨灰由專機迎回北京再開正式追悼會。值班室並通知我當天下午在政協禮堂開治喪委員會籌備會。
放下電話之後，我不知道該做什麼，心裡一片慌亂。我一直認為父親在我的生活中並不牽連多少感情。如今他真的離去了，我才突然感到我是他的女兒，他的逝去使我心中的世界塌陷了一塊。我睜著眼睛躺在床上，等待天明，我和父親的種種往事都浮現出來。我們之間從沒有父女深情，因為在我童年時代他就去了大後方重慶；抗戰勝利後，他回到上海，住在殷夫人那邊，我只在下午放學回來偶然見到他。我的少年時代是極其孤寂的。父親忙於他的律師公務和應酬，母親忙於社交，幾乎天天打麻將到天亮。我早上去上學，她剛剛睡覺。我下午放學，她又在麻將桌上，或出門赴宴。孤獨的我常常幾個小時地坐在樓頂平臺上看小說，看天空，看自由飛翔的小鳥。星期天上午我最大的愉快是去長樂路天主教堂做禮拜。家庭對我來說只是個嘈雜的房子，只有神父的佈道和唱詩班的歌聲才帶給我寧靜和夢幻。1949年我隨母親遷來北京後，與父親才天天在一個家庭中生活。但我已培養不出那種父女、母女的舐犢之情了。我很快捲入了革命的洪流，想去朝鮮打仗，想去三門峽造水電站。只要為了革命，我毫不留戀這沒有多少溫情的家。到了60年代初，是毛主席教育我要正確對待父親，他說血緣關係並非人與人之間決定親疏的唯一依據，我不應忘記父親對我的養育之恩。此刻當我意識到再也見不到父親時，他對我的那些點滴關懷都記起來了。在我上大學時，周總理有一次去看望父親，父親把我的一張照片送給總理，請總理關照我。後來，總理的秘書打電話到學校詢問我的情況。我知道後反而對父親很生氣，我說我不想當民主人士的女兒，受照顧，我要成為共產黨的一員，走自己的路。父親到了晚年很想彌補我們之間的感情，但卻不知道為我做些什麼才好。1972年，父親有一次病重，住在北京醫院，有一段時間，神志不清，我天天去看他。以後他病情好轉了，有一天，我送家裡做的餃子給他。父親吃完後叫我坐在他床邊，非常動情地對我說：「這次我病得很重，有些話我要對你說。我覺得對不住你。你的三個哥哥中，二哥你沒有見過，他死得太早，他是很聰明的，可惜了！三哥和你們住在一起，你知道他精神有病，也早死了。你大哥是我花的心血最多的。他一直在我身邊，但他一輩子沒有做成一件事。章眉從小隨她母親去了香港，我也顧不上。章家到最後有出息的只有你。可是我一點都沒有為你做點什麼，你是靠自己奮鬥成才的。我到這個年紀，最有安慰的只有你了，總算我章門有幸。以後你大哥，你眉妹還要你照應。」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父親動情，一時不知何以作答。我和父親之間從來沒有這樣開誠佈公地談過話，我只是要他好好休息。他那時耳朵已經完全聾了，我寫下來給他看，要他放心，我不會辜負他的期望。他寬慰地點頭。這一切在當時是些生活中的瑣事，而如今父親離開人間二十年了，我才覺得幸虧有那次談話使他得到些許安慰。
清晨，冠華又來電話，問我睡一點覺沒有。我謊說睡了。他不信，又說要來。我說我有許多事情要做，不必了。我第二天就要去香港，說不定晚上也見不到他了，我還要去學校把妞妞接回來。我說我一星期就回來，要他保重。
這天下午，我去政協禮堂開治喪委員會的會議。天下起雨來，下得很大。下午四時左右，會議結束時，外面已是瓢潑大雨，天陰沉得厲害。我想父親畢竟是中國近代史上有過一番不尋常成就的人物，所以老天也為他的逝世而悲慟！父親本質上是個很善良的人。他一生曾有多少錢財經過他的手，但他自己卻兩袖清風。有一次他對周總理說：「我這個人一輩子，既無動產，也無不動產，也是你們無產階級哩！」而他一生又盡其所能幫助過多少需要幫助的人！記得解放後，靠工資過日子了，母親限制他接濟別人。父親卻總有什麼辦法從其他闊朋友那裡弄點「私房錢」放在寫字檯抽屜裡，有生活拮据的老朋友或要求幫助的年輕人來求助，他總是慷慨解囊。記得報上刊登了父親去世訊息後，有一天來了一位中年人，進門就朝父親遺像跪下痛哭說：「恩師，我來晚了，沒有見您最後一面！」後來，他告訴我，50年代中期，他是個不滿二十歲的年輕人。為了尋求深造機會，他從家鄉湖南長沙的一個縣城不遠千里到北京找到父親。那是三九天氣，北京十分寒冷，他卻還穿著南方的薄棉衣。父親不僅見了他，還與他長談，認為他很有培養前途。最後，父親不僅資助他的住宿生活費，還把自己的棉袍贈他禦寒。後來父親又寫信給當時的教育部長楊秀峰同志推薦這個年輕人上大學。幾年後，他學成分配到一個省的社科院從事研究工作。從報上看到父親逝世的訊息後就立即趕來北京，但追悼會已過。
想到這一件件往事，我站在政協禮堂外的臺階上，望著那傾盆大雨，心頭說不出的惆悵。我自出生不久就被生身父母拋棄，士釗（行嚴）先生抱我回到他的家，從此賦予我這多彩的人生。為什麼一直要到他離開人世，我才悔悟到我欠了他許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