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獨立一隅，等待暴雨稍緩再下去上車。但正在這時，一輛汽車疾駛過來，我當時的那位「通天朋友」從車上下來，急匆匆找到我，說來給我「打招呼」。她說在我離開北京的一週內，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傾錯誤是肯定的，喬冠華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她說要我有思想準備，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線一邊還是死心塌地跟喬老爺走。我嘴上說謝謝她趕來打招呼，但心裡亂成一團麻。這時天上打起響雷，我的生活的基礎似乎也被這轟隆隆的雷聲震得來回晃動，找不到平衡！
這天晚上，我非常忙亂，但還是希望能見冠華一面。無奈他也忙，活動完了又去周總理那裡開會。我知道那些會總要開到凌晨。我們只通了一個簡短的電話，互道珍重。我很想給他也打個招呼，應付可能出現的政治危機。但我怕電話中說不清，反而增加他的壓力。再說萬一那是嚇唬我的，虛驚一場呢！
7月2日，懷著傷感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我離京赴廣州。因為父親已病故，原定的直飛香港接他回北京的專機改在香港追悼會和遺體火化之後去廣州迎回骨灰。我們一行人在廣州過夜，7月3日經深圳羅湖去香港。2日傍晚到達廣州後心情壞極了。當時沒有程控直撥長途，我掛了號又接不通北京。晚上躺在床上，種種愁緒湧上心頭。我實在無法入睡，深夜起來給冠華寫信。1973年的上半年，我們之間在難得見面的情況下，雖近在咫尺卻只能靠通訊傳遞感情的資訊。後來遭到浩劫，抄家，連一些紙片的隻字片語都被抄走了，冠華卻把我給他的幾封信以及一張我的兩寸照片小心地貼身珍藏，得以保留下來。可惜的是他的那些才華橫溢的書信卻從此沒有下落。在冠華珍藏的我的信件中，其中一封就是我在1973年7月2日深夜從廣州給他寫的。信中我說：
這次離開你很感不安。也許我把事情看得過重。我不放心你，擔心你的身體，也擔心你處理不好那些複雜的困難。不過我深信你對黨的事業的赤誠之心能使你在複雜的環境中增添智慧和力量。你我之間最大的一致是我們做人都是光明磊落。我想有了這一條，我們就可以永遠問心無愧。不管今後生活道路如何曲折，鬥爭的風暴如何狂烈，風裡雨裡，我們總會在一起，這將是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廣州的夜晚經過一場暴風雨的洗禮現在異常地清新和寧靜。剛才我在院中漫步抬頭看見晴空中明亮的一彎新月，想起你是多麼喜歡皎潔的月亮。我相信我們此刻正懷著同樣的感情望著同一個新月。
生活與鬥爭把我們聯結在一起，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把我們分離。
祝你一切都好。
事隔二十二年，當我今天重讀這封信時，我難以抑制自己萬分的激動。在當年那撲朔迷離的政治變幻中，我對自己堅定的愛的誓言深感自豪。即使這當初的山盟海誓帶來的是無盡的災難，但我對所愛的人的信念，我對承諾的愛情的忠貞始終使我無悔無愧。
撲朔迷離的政治一週後，在我經歷了一場失去父親的深刻感情震動之後，捧著他的骨灰同殷夫人、大哥章可、妹妹章眉和女兒妞妞乘周總理派的專機回到北京。飛機下降時，我從機窗裡一眼就看到了冠華在列候骨灰的領導人行列中。他安然無恙，我頓感心頭的重壓消失了。在機場的忙亂中，冠華抽空對我耳語說晚上一定回家去一趟，有重要情況告訴我。不過並沒有等到我晚上見到冠華，我已經知道這「重要情況」了。在我剛剛把殷夫人、眉妹安頓在北京飯店住下之後，7月1日出發前給我打招呼的「朋友」趕來飯店告訴我，在我離開北京期間，發生了重大事件。外交部已被確定是犯了右傾錯誤，冠華被點名為「喬老爺的賊船」。這是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局面，冠華面臨的是難以預見的命運。在那個年代甚至後來的相當長一段歲月中，誰又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呢？
晚上，冠華和老仲一起來看我。他們，尤其是冠華心情很緊張，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麼厄運。冠華說為了不把我牽連在他的問題中，他儘量少來看我，因為我有著很強硬的「關係」，我只要不受他的牽連，我的事業會很順利。我望著冠華那疲憊和茫然的神情，不知說什麼才好。這種局面，我雖略知原由，但也遠非我力量所能改變。我只得嘆口氣對他說：「有什麼必要講牽連呢！如果你是‘賊船’，我早已上了這隻船，下不來了！」老仲也在一邊嘆息。
此後的一段時間，冠華的處境一直十分困難，而我卻必須周旋於兩種勢力之間，內交真是比外交複雜得多。我和冠華的交往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煩，轉入了「半地下」狀態。每當他晚上來我家，他就同老仲講好，由老仲通知部值班室說冠華在他家，大約×小時後回家，有檔案那時再送他家。如果是電話請示，則由老仲打電話到我家，再由冠華給部裡回電話。實在有急件要批，老仲就只好要冠華立即去他家等檔案，因為我們住同一衚衕，我在西頭，老仲在東頭，相隔二十多家，走過去不消幾分鐘，可以在交通員的檔案到達前先到。如今想起來，這真是何等的荒誕！為了這不可捉摸的政治，我們本來是正大光明的戀愛竟必須用這避人耳目的方式。很多年後，我見到老仲的夫人劉錦琳同志，那時她也已失去老仲。我們看著彼此兩鬢的白髮，說起當年這段荒唐的歷史，都不禁溼了眼眶，無限蒼涼，無限辛酸！
1973年夏天的這場風波到了7月底已達高潮。許多話傳下來說外交部是「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說外交部要「摻沙子」等等，一時部內部、司兩級領導都惶惶然不知所措。自然所有人都只得聽信這些傳達，無從核對！可是後來就像這場「鬥爭」莫名其妙地突然平地捲起千層浪那樣，到了8月初又莫名其妙地逐漸消沉了。當時要準備開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冠華被指定參與起草十大報告的外交政策部分。前兩個月那些政治帽子不再提了，他又全身心投入了起草十大報告和這一年的聯大發言之中。但無論他和我都預感這風波只是為了開好十大而暫停，實際並未結束。開完十大，冠華當選為中央委員，但他心裡並不輕鬆。9月28日，他在啟程赴紐約參加聯大二十八屆大會的前夕給仲曦東同志寫了以下這個便條。多年後，劉錦琳同志給了我這張條子的影印件：
老仲：明天走了，從心底裡祝你好，放寬心。我會記住當前所經歷的一切，嚴於律己，寬於待人；當然，即使如此，也會閒話不少的。但這是必然的，階級鬥爭嗎！？我心坦然，請你放心。熱烈地握手。
老喬
28/9.73
從局外人看，冠華當時正處於事業的光輝頂峰，中國進入聯合國，他是毛主席、周總理親自點將的中國代表團第一任團長。離京時，毛主席指示要全體政治局委員在機場歡送。紅旗招展，鑼鼓齊鳴。數千名群眾擺成方陣，氣氛熱烈。此後，中美會談，他在主席、總理領導下擔任了主要談判，並與基辛格共同起草《上海公報》。黨的十大，他又當選中央委員。在這無比燦爛的光環下，誰又能理解他彼時的困惑心情？誰又能懂得他在1973年9月28日寫給老仲的這個短箋中所飽含的一切情感？冠華對他獻身的事業是如此地忠貞，不論他個人遭受到什麼委屈，人們三天後在聯合國大會上見到的卻依舊是那個精神抖擻、具有獨特外交風度和魅力的中國外交家，他的發言又一次令多少聽眾折服，為國家爭得了榮譽！也許至今還有不少人以為在那光輝成就的年月，我和冠華一同出席聯合國大會也是何等風光，可誰又能看透我內心為冠華的擔憂，誰又能想到我們在那風光的年月想得更多的是不可知的將來的厄運和我們可能有一天要共患難，為一場我們自己並不懂的政治鬥爭作出沉重的犧牲？
70年代，我和冠華最高興的時候是在國外開會或訪問。那高興不是為了去買「大件」或其他洋貨。當時我們一個人只有十美元的零用錢，上下平等，從部長到廚師都一樣。除此之外，一點額外補貼都沒有。可以想見，這十美元只能到紐約廉價超級市場買點針頭線腦的小玩意兒。冠華要我替他買的永遠是地圖，他酷愛收集地圖。新的地圖很貴，我就到伯恩斯·諾貝爾斯書店的舊書部去買舊的，舊書可以便宜很多。剩下的那幾塊錢幾乎都被我用在冰淇淋和炸土豆片、玉米片上了。但無論是買地圖還是吃冰淇淋，都不足以使我和冠華在國外流連忘返。我們真正想在國外多待些日子的原因是出了國，住在使館內像是個自由自在的天地，不必像在北京那樣提心吊膽怕上面又出什麼風波，怕部裡有人打小報告，怕得罪了「通天人物」。在國外，我們不必扮演我們並不情願的角色，冠華可以比較放手地施展他的外交才華。記得1974年，那次出席聯大後我們途經巴黎回國，住在大使官邸。中午曾濤大使和駐法使館的外交官同冠華聚餐，冠華喝酒過量了，飯後回到房間倒頭就睡。我睡不著，跑去找曾大使的夫人朱黎青同志玩牌。這在那時是極為難得的空閒。我一邊玩牌一邊說我和老喬真希望能有機會外派一任大使。出國工作，至少還有勞有逸。可是老喬想去華盛頓當聯絡處主任，主席不同意，說他要留在國內，每年的聯大是他的事。我們玩了還不到半小時，冠華突然闖了進來，他酒意未消，帶著滿臉的不悅衝我說：「你玩什麼牌嘛？！這種事很無聊。你應該休息！」曾大使夫婦很尷尬，他們和冠華是老友，只覺得他是醉了。我很窘，只好道歉，拉冠華回房間。回到房裡，我非常生氣，嚷嚷說他太無理，憑什麼這樣粗暴！此時，冠華似乎清醒了一些，坐在床上突然落淚了。我還是以為他是酒瘋，我說不跟醉漢打交道，說完就往外走。冠華下床拉住我，傷感地說：「我的酒醒了，剛才的事對不起。我也不知為什麼很怕你離開我。我醒來，屋子裡黑極了，找不到你。我很怕孤獨。我真怕有一天，所有人都離開我，你也離開我！」我愣住了。許久，我嘆息地說：「你胡思亂想什麼，我怎麼會離開你呢？！」他說他也說不清，但總有一種預感他遲早會倒霉。他說好不容易在國外可以不去想國內那些複雜的事，他不願我離開他。我被他說得也感慨起來。這場小小的風波過去了，但我知道他和我心裡都不輕鬆。
1973年的10月，我們就是懷著這種心情去紐約參加聯大。我們儘量地不去想在北京剛剛經歷過的一切。這年中東發生戰爭，安理會會議很緊張。冠華最喜歡這種國際風雲的大風大浪。凡是聯大平靜的年會，他都覺得這些會很無聊，凡是碰上國際上出大事，安理會激烈辯論的年頭，冠華就精神百倍，真是「鬥志昂揚」。我看他對鬥爭那樣投入，儘管緊張繁忙卻心情激奮，真希望他能永遠不受干擾地投身他傾心的外交事業。我們預定10月中旬回國，因為基辛格11月上旬要到北京與冠華會談。一想到回北京可能又要捲入複雜的環境，我真是不寒而慄。於是我給冠華出了個主意要他發個電報回北京，就說今年安理會辯論激烈，他有必要多停留一段時間，請示國內是否同意他不參加基辛格訪華的談判。冠華很猶豫，說總理會不高興。中美會談的事總理是交給他承擔的。我當時的確私心很重，我說：「我總有點不祥之感，不知基辛格訪華又會闖出什麼錯誤。我們還是為自己想想吧，反正你是副部長，從名義上也可以不參加。躲開中美會談這種風險大的事也許可以保個平安！」在我反覆勸說下，冠華髮了這個電報。不出他所料，回電傳達了周總理嚴厲的批評，說冠華不應把安理會辯論放在中美會談之上，令他必須按原計劃回國。冠華說都是我出的餿主意，惹得總理發火了。我說我猜周總理懂得冠華不想回去參加中美談判的真實原因，但願他能諒解。
冠華和我按時回到了北京，按原計劃參加了中美會談。但被我不幸而言中的是，就在基辛格離開北京之後，一場真正的政治災難終於發生了，一直延伸到第三年的春天的「批林批孔」運動，整個中國大地又一次動盪不安；它也最終導致了周總理癌症惡性發作，住院手術後再也沒有回到西花廳會議室召開那我們熟悉和懷念的長夜工作會議。
回首往事，在70年代的沉浮中，我犯過兩次大的錯誤。那錯誤都是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蕭瑟落葉的時節，人民大會堂的某個廳堂裡進行著一場無情的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惡的一小撮之外，捲入其中的每個人都在經受著一場嚴峻的考驗，是挺身而出維護正義與公正，還是為了自己的生存妥協退讓，隨波逐流。幾年後，當有人不顧當年的事實企圖把不切實際的罪名強加在我們頭上時，我曾經為自己和冠華辯護說那是時代造成的悲劇，我們既沒有參與策劃，也沒有陷害他人。然而，二十年後的今天，在回顧自己走過的路時，我願按冠華說的「嚴於律己，寬於待人」去剖析自己。儘管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沒有一個被捲入的人能夠蔑視權威，主張公道，但畢竟作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為了自身的生存與「前程」，隨著那洶湧而至的濁浪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傷害過好人。尤其是在周總理蒙受屈辱時，我們並未能為他做一點事減輕他的壓力。這一點在冠華的心頭尤為沉重，一直到兩年後的1975年秋天，當他有機會當面向周總理痛切剖析自己當年的懦弱並得到周總理的諒解時，他的心才略為平靜。也許正因為有了1973年沉痛的教訓，我們在1975年底面臨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風浪時決心拼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樣軟弱，以一大批老幹部再次受壓為代價來換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誰能料想本意要為公正一搏換取至少是外交部一個良好政治環境的意圖卻又導致了另一次錯誤。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們只能與虎謀皮，火中取栗。雖知這是孤注一擲，但為了部內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幹部，我和冠華貿然決定拼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與外交部造反人物決裂，制止在部裡又一次興風作浪，換取真正的安定團結。但我們過於幼稚，過於天真。我們得到過部內大多數幹部的支援，我們相信奇蹟會出現。其結果是我們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終的結局是我們被扣上了「借刀殺人」的帽子，殺害的恰恰是自己。這是何等慘烈的悲劇！這無疑是一次大錯，但今天的我只對1973年的錯誤常常自責，而對1975—1976年的錯誤卻處之泰然，因為我和冠華是為了一個良好的願望決心冒此風險的。我說過我們並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備參與政治鬥爭的種種手段，其結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別人玩弄於股掌之間，使冠華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所有這一切，我並不想去論說是非。歷史和人民永遠是最公正的。總有一天會有人在研究共和國的歷史時對70年代撲朔迷離的政治生活作出客觀公正的評說。對於我來說，今天我所到之處都聽到人們對冠華深切的懷念。有此足矣！人民不僅記得他為共和國的外交事業作出的卓越貢獻，人們也相信這樣一個對自己的事業一片丹心的好人絕不會是在陰暗的角落裡策劃陰謀的鼠輩！人民永遠是公正的，偉大的！
愛情的歸宿當1973年12月，那場冷酷無情的鬥爭告一段落時，我和冠華十分期望早日成個家。經過了這大半年的折騰，愛情玫瑰色的浪漫已被磨去了許多。1973年初我們對未來的憧憬已變得很苦澀。我們只覺得精疲力竭，像一隻在狂風巨浪中掙扎漂浮的小船，此時已被風浪打得遍體傷痕，只盼有一個風平浪靜的港灣可以歇息片刻。我和冠華決定儘快結婚，使我們互有依靠。冠華決定搬到我家來，放棄外交部為他修的房子。這是幾個月前周總理親自定的。在我們這一年風風雨雨的戀愛中，周總理給了冠華和我最堅定的支援。早在1973年初，在一次西花廳會議休息大家吃夜宵時，周總理說：「××當個大新聞，告訴我老喬和含之在談戀愛，我說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我早有預感了。」後來周總理又告訴冠華他批評了他的子女，對他們說應當支援父親得到幸福。父親的喪事料理完之後在一次會議休息時，周總理問我們結婚後住在哪裡。我說外交部正在給冠華修理一所部裡的房子，我準備搬進去。總理聽了皺起他那兩道濃眉說：「章可（我大哥）結婚單獨搬出去住了，你結婚又要搬走，行老的房子交給誰管？」我說我恐怕管不了，部裡工作太忙。我看得出總理有些不快，心裡有點不踏實。
於是我便小心翼翼地試探說：「我想當初這房子是國家給父親的，我搬走以後是不是就把它還給國家？」周總理似乎料到了我的回答，他嚴肅地說：「你倒想得簡單。行老和共產黨合作幾十年。他是主席的老朋友。這個房子當初是主席同意為行老修的。行老去世時，在追悼會前，我對殷夫人和你妹妹親口說這房子是政府為行老修的，今後你們海外親屬任何時候回來看看，這都是你們的家。你是共產黨，說還給國家就還了，以後行老這麼多海外親屬知道了怎麼說？他們會說共產黨說話不算數！我周恩來說話不算數！」我不吭聲了。周總理接著直視冠華問：「為什麼一定要含之搬到你那裡，你不能搬到她那裡？」我搶先回答說：「這倒是我的意見。喬老爺官比我大，我嫁給他按習慣就只好搬到他家去。」周總理還是逼視著冠華問：「你也是這樣主張嗎？為什麼你不可以搬到含之那裡？男尊女卑？」冠華悠然地笑著回答說：「我哪裡有這種想法？！我願意搬到含之那裡。行老的房子比我的亮堂，是她一定要搬出來。」周總理果斷地說：「那好，就這樣定了！冠華你搬到含之那裡去！」後來毛主席聽到了，說這樣好，還風趣地對冠華說：「這一次啊，喬老爺，你可真是上轎了啊！」
就這樣，1973年的12月11日，冠華搬入了史家衚衕我的家裡，從此它成為我們的新家。我深信父親地下有靈是萬分欣慰的。在他去香港的前夕，冠華同我一起去北京醫院看望他。父親已經知道我們準備結婚，為此他很高興。他對冠華說1949年開國大典之前，他從香港同其他許多黨外民主人士一起乘船回北京定居，正是冠華代表黨中央同船回來的。他說他一直認為周恩來之下冠華是最出色的外交家。最後，父親說我們結婚時他可能還在香港，如果趕不上我們的婚禮，他要送我們一點禮物。但是他太老了，不能去買禮物了。說著，父親從衣袋中摸出他唯一的那張一萬元定期存摺。這是1971年他的《柳文指要》出版之後，因為當時取消了稿酬，周總理指示送父親一萬元作為酬金。父親囑我為他辦了一個定期存摺。此時，父親很動情地說：「這張存摺送給你們，含之去買你們喜歡的禮物。」冠華當時顯得很窘，連聲說不必。我也說我們一切都有了，這錢是周總理送的，父親留著回北京用。但父親執意要我們收下。我當時想我先收下代父親保管，等他從香港回來還是用在父親所需的事上。沒有料到兩個月後他在香港去世，也沒有料到這筆錢後來在冠華身陷逆境、患著絕症而經濟拮据時成了我保證他營養所需的主要財源。
當外交部總務司在1973年12月11日派車把冠華報房衚衕的家搬來我家時，除了那幾箱子書籍之外，幾乎全部都是公家的東西。傢俱是每個月付租金從外交部租的，連那幾套中山裝和大衣都是出國時公費做的。沒有彩色電視機，沒有像樣的任何家用電器！這就是冠華！他總使我想起魯迅的話，他像一頭牛，吃的是草，擠出的卻是牛奶！而冠華正好屬牛！當年他遷來我家的那套綠色尼龍絨面的沙發是60年代中期緬甸使館替換下來運回國的。這套沙發至今仍在我的客廳裡。它們已經過幾次修理，我卻仍不捨得替換掉。女兒去年為我修繕房屋，她懂得我不願捨棄這套大約已經使用了三十年的舊沙發，就給它們做了幾個大套子。
冠華遷入我家的幾天之後，我們在家裡舉行了一個簡單的酒會，招待冠華的同事，算是婚禮吧！來參加的自然都是顯貴的部長們。賓士車在大門口停了一長溜兒，真正是車水馬龍！但是就在這個本來值得歡慶的婚禮之夜，我卻產生了一種不祥的預感和一種對未來的惶惑。
第一件發生的意外是當我為每位貴客斟上茅臺酒，請大家乾杯時，冠華和我忙著招呼客人沒有立即喝杯中茅臺。此時一位部長喝了一口後遲疑地問冠華：「老喬，你這倒的是酒嗎？」其他部長們也同聲說：「老喬，你開的什麼玩笑？這是白水吧？！」我和冠華趕緊嚐了一口杯中物，果然是白水。我忙問冠華從哪裡拿的茅臺。冠華說是從飯廳拿的。我忙去查問，原來當時有一位照顧我父親的女孩子還住在我家。她用一個茅臺酒空瓶裝涼開水。這天晚上她裝了水放在飯廳桌上，被冠華當做新酒拿去待客了。大家自然把這插曲當個笑話，說冠華捨不得請客人喝茅臺，用白開水充數，冠華也哈哈大笑。只有我心裡蒙上一層陰影。我從來都有點迷信好兆、噩兆。在婚禮上濃烈的茅臺變成了淡而無味的白水，難道這會是一種不祥的預示嗎？
客人散盡之後，冠華很興奮，說出去看看月亮。我說那麼冷，別出去了。他卻非要去，說今晚一定要賞月。我只好給他取大衣圍巾，陪他到院子裡散步。冠華說：「多好啊，多美啊，我們能在一起了！」我說：「是啊，不過今晚的招待會實在像次外交活動不像婚禮！」冠華嘆口氣說：「沒有辦法，這也是應酬！」我忽然非常激動地對他說：「你知道我最想要的是什麼樣的婚禮嗎？」他說不知道。我嘆口氣說：「教堂的婚禮！」冠華捏了捏我挽著他手臂的手說：「別瞎說了！」我說：「真的，我一直幻想著這樣一種婚禮，在神聖的主的面前，兩個人面對面，心對心，說出莊嚴的誓言：‘我章含之願意與喬冠華結為夫妻，不論富貴或貧賤，不論健康或疾病，我將永遠安慰你，照顧你，忠貞不渝。’這種誓言是發自內心的，是最聖潔的，一生一世不能背叛的。」冠華說：「你真是小資產階級情調。共產黨是無神論，我們用不著對天主起誓。還是對著月亮吧！那是最美的。‘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我早知道冠華酷愛月亮，他對著月色特別動情。但我卻隱隱地覺得那月光太冷漠太清淡，幾乎使人感到淒涼。我不禁想起那些寫月光的詩句中很多都是寫別離情的。我想起了《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那無比哀怨的愛情誓言不也是在月光下發出的嗎？我努力想趕走那些不祥的聯想，此時冠華突然又說：「我們不用什麼誓言，只要信任就夠了。將來有一天，假若我眼睛瞎了，我相信你就是我的眼睛，我可以扶著你，你拉著我。假如那時我們一貧如洗，你就這樣拉著我去要飯，我們還是在一起。」我頓時心頭一驚，一陣寒流穿過全身。這婚禮之夜我們怎麼會說了這麼多不吉利的話！我不敢再往下想，急匆匆地說：「太冷了，快進屋吧！都是這月亮，我們說了這麼多不該說的話！」
在後來的歲月中，不知怎麼，這婚禮之夜的月下對話總是頑固地在我心裡忽隱忽現，驅之不散。冠華逝世之後，我就更為經常地想起那個夜晚，也更相信命運。冠華和我不論在性格上有什麼缺陷，或者在世俗的現實政治生涯中有過什麼錯誤，但我們兩人都心地善良，光明磊落。我們又如此真誠地相愛，彼此肝膽相照，禍福與共，為什麼我們的結局會這樣悲愴？！這不是命運又是什麼呢？！
帶著對幸福的夢幻和對未來忐忑不安的茫然，在那1973年寒冷的冬季，我和冠華開始了共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