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畢業典禮之後的那幾周，全家人都悶悶不樂的（家裡的幾個小孩可不是默默忍受這一切的）。那幾周我都在兼售雜貨的席勒父子藥店裡打工。

一夜之間，我成了醫藥方面的權威人士。在家時，拉丁短語從我的舌尖滑出。我絕不用英文說「蒸餾水」。我會說印在藥店那些方瓶子上的拉丁文的「蒸餾水」。內爾斯懂一些拉丁文，但是我發現他不知道拉丁文的「薄荷」和「橙花水」怎麼說。

「我的天哪。」我自鳴得意地說，「難以想象你居然不知道它們是薄荷和橙花水的意思。」

我沒理睬內爾斯反感的哼哼聲，大肆吹噓著我對席勒先生是多麼重要，多麼不可或缺。我也常常一吐內心的疑惑，沒有我，席勒先生這一路是怎麼走過來的。

我想這事要是讓席勒太太決定的話，她不會僱用我的，藥店還會照常繼續下去，因為她一開始就反對席勒先生僱用我。即使席勒先生指出，僱用了我，她下午就不用到店裡工作了，也不用再為此抱怨了，她的火氣還是越來越大。於是，席勒太太下令，我必須先工作一個月再拿薪水。

我每天下午在藥店工作三小時，每個星期六上午工作半天。一開始，我只是擦擦櫃檯，撣撣陳列品上的灰塵，欣喜若狂地在糖果櫃檯前晃悠。

後來，他們開始讓我裝膠囊了。是奎寧。裝成二格令、三格令、五格令的劑量。好幾個小時以後，我手上仍然會有奎寧味，甚至吃東西的時候我都會聞到奎寧苦澀的味道。即便如此，我覺得自己是個重要人物的感覺絲毫沒有減弱。

接下來，他們又讓我往鮮黃色的盒子裡裝硼酸或者硫酸鎂，並且貼上相應的標籤。每個星期六上午的任務是攪拌枸櫞酸鎂並且裝瓶。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過程。我把檸檬酸溶液、純糖漿和蒸餾水一一量好倒入量瓶的時候，立刻就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位著名的女化學家。我給量瓶塞上軟木塞，貼上標籤。出售時，我們再加上碳酸氫鉀片，然後用金屬蓋子密封。我們把軟木塞放到一個專門的盒子裡，留到下週六再次使用。

席勒先生對我很耐心，也很和藹，但是對於有些細節卻很挑剔。比如，要節約氧化鎂的軟木塞，標籤要貼得方方正正的，絕不能浪費紙張和繩子。還有，哎呀，他會對年輕店員就選擇糖塊樣品的事嘮叨個不停。我個人認為他有些過分節省。他的櫃檯裡不是滿滿的嗎？有好時巧克力塊，有小腳趾圈巧克力太妃糖，還有香甜可口的百年好福樂巧克力。

很快我就把幾乎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店鋪裡了。我很早就到那裡，很晚才離開。我學到了很多東西。比如，裝氫氰酸的瓶子必須密封起來，因為人只要吸入一小口就會致命。我學會了用奇怪的符號給產品做標記，那些符號顯示的是各種商品的批發價格。我學會了換貨，以及基本的推銷方法。如果有人要買毛巾，你應該立刻再向他們展示一款新肥皂。如果有人買了氯化亞汞，你應該順手就包上一瓶枸櫞酸鎂，這樣才不會導致他們分泌過量的唾液，令他們的牙齒變黑、脫落。

沒過多久，我就確信自己學會了所有的東西。

後來，我一個人留在店裡，席勒先生也能很放心地回家吃頓熱乎乎的午飯了。每天下午從一點到兩點，我都會待在店裡，只有在收到處方藥時，才打電話給席勒先生。

卡梅莉塔養成了在這個時間段來看我的習慣。如果有顧客來，卡梅莉塔就會裝作是來買雜誌的，這已經成為我們習以為常的雕蟲小技。

「小姐，你再看一下襬放雜誌的架子。」我會用做生意的口吻對她說，「也許你會找到一本你更喜歡的雜誌。我招呼完這位客人，馬上就過來。」

一旦只有我們倆的時候，我們便會繼續聊天，懶洋洋地靠在糖果櫃檯上，卡梅莉塔在櫃檯外面，我在裡面。第一週，我們看著那些糖果就感到心滿意足了，想象著如果有五美元的話，我們會買哪些糖果。

有時候，整整一個小時我們就這樣度過。不過，我們總是想象著會買一大堆百年好福樂巧克力，那是我和卡梅莉塔的最愛。那充滿奶油味和朗姆酒香醇的完美巧克力躺在棕色硬紙盒裡。我們承認其他糖果個頭更大，而且用同樣的錢能買到更多，但是，噢，百年好福樂巧克力價格雖然高，卻是精美華貴，無比醇厚，令人心滿意足。

如果我或卡梅莉塔有五美分的話，我們就會買一塊巧克力一起分享。我會很負責地把這筆錢放進收銀機裡。但我們沒有那些錢，只能眼巴巴地看一看。

問題是，我們沒能堅持多久。有一天，我們從盒子裡拿出了兩大塊百年好福樂，把它們全部吃掉了！然後我們為自己的內疚找了一個很蹩腳的藉口。

首先，沒人會注意到那麼多糖果中的兩塊陳舊的小巧克力條，不是嗎？其次，我難道不是幾乎每天都加班嗎？我要加班費了嗎？卡梅莉塔難道不是犧牲了自己的時間來陪我嗎？

當然，席勒先生是老派生意人，他可能不會允許員工的朋友上班時間待在店裡。但是，席勒太太一直都很擔心打劫的事情，難道不是嗎？我們互相安慰，認為兩個人在店裡當然會安全很多。如果有劫匪進來，卡梅莉塔可以跑去叫警察，而我則可以假裝不知道怎麼開啟收銀機。

於是，我們心安理得地得出結論，卡梅莉塔來店裡等於為席勒先生的店多上了一重保險。我和她每天得到一塊——或者兩塊——百年好福樂也是應該的。

但是，如何處理我們自作主張獲取報酬的證據成了一個問題。我們不能把空盒子扔到廢紙簍裡，因為席勒太太有個奇怪的習慣，只要有機會她就會檢查廢紙簍。我們也不能把盒子扔到街道上，因為席勒先生每天都要把店門口的人行道打掃好幾遍。我們不希望他對突然賣掉這麼多糖果產生懷疑。

最終，我們總算把問題解決了。我們把空盒子扔在一扇臨街的大窗戶上面隱蔽的壁龕裡，那兒還放著一些彩色的大罐子。我們相互安慰著，認為那是一個絕佳的藏匿之地。

完美之極。直到有一個星期六，櫥窗設計師來更換櫥窗飾品。他爬到那個小角落去取他一個月前放在那裡的粉紅色皺紋紙。

我聽到他大聲叫著說「：嘿，席勒，你收集這些好福樂空盒子幹什麼？」

他把那些盒子一個接一個地扔下來。有的盒子上佈滿了灰塵，有的被壓扁了，有的依然完好。空糖果盒像雪片一樣，在我驚恐的眼前飄落。

我輕聲抱怨著。哦，我和卡梅莉塔肯定沒吃過這麼多！看著眼前越來越多的犯罪證據，時間彷彿凝固了，我的心臟彷彿停止了跳動。

我看了一眼席勒先生甚是驚訝但慈祥依舊的面孔。我大聲地吸著氣，他好像要開口講話，但是不知道哪陣妖風把席勒太太吹來了。她走進大門，從那時起，再沒別人開口的機會了。

她那雙犀利的小眼睛立刻明白了眼前的情況。她提高了嗓音，開始了尖酸刻薄的訓斥，那些可怕的詞句嚇得我瑟瑟發抖。沒有人——從沒有人——像她那樣跟我說過話。接下來的幾分鐘成了我人生中最不幸的時刻。

她的舌頭上彷彿蘸了席勒先生放在架子後面的橡皮頭瓶裡的酸性溶液一般，因為她說的每一句話就像那酸性溶液一樣能灼燒你的皮膚。

席勒太太說的最多的、也是最客氣的一個字是——賊。一個巨大的、衝著我尖叫的「賊」字！

我不但成了應該被送到青少年犯罪法庭的骯髒、惡劣、猥瑣、低賤的賊，而且還成了這個世界上再也不被人相信的壞人，永遠都是壞人。

席勒太太是這麼說的。她說了一遍又一遍，而且聲音越來越大，直到席勒先生可憐我們兩個，讓她到藥店後面去。

最後他讓我走了。我飛奔回家，對著媽媽失聲痛哭起來。我拿著報紙包著的百年好福樂空盒子，那是席勒太太命令我帶回家交給媽媽的。

過了好一會兒，媽媽才明白我要和她說什麼。即便如此，她似乎仍然沒明白我已經墮落了，因為她只說了一句「：我的凱特琳，你先別哭啊。」

她的話是如此親切，我忍不住又哭了起來。可憐的媽媽，她居然有我這樣一個丟臉的孩子。一個賊！

媽媽把毛巾放到水池裡弄溼，給我擦了把臉，把清涼的毛巾敷在我疼痛的頭上。

「好了，好了。」媽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