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結束了。

投影儀關掉，螢幕上的影像也消失了。

放在演講臺上的水，我喝了一半，然後朝著鬧鬨鬨的聽眾走去。主題是「舊城區開發和城市設計」，來了很多人，大概是因為存在著利害關係。負責市政府的民間企劃的科長帶著我，我跟在他身後來到禮堂外的大廳。所有人都背對著我這邊，走向門口。有位年輕女性穿過擁擠的人群，來到我面前。

老師，請稍等。

她穿著牛仔褲和t恤，很普通的打扮，沒有化妝，一頭短髮。我停下腳步，看了看她。

我有東西要轉交給您。

我一頭霧水，看看她，又看了看遞到我面前的紙條。上面寫著大大的人名，還有一串小小的像電話號碼的數字。

這是什麼？

我接過紙條問道。她猶猶豫豫，一邊後退著遠離我，一邊說道：

您很早以前就認識的人……讓您一定要給她打電話。

沒等我繼續追問，那名年輕女性就已經消失在人群中了。

我去靈山邑是因為尹炳九妻子發來的簡訊。他是我的竹馬故友。我在故鄉靈山讀完小學，尹是住在我們家後面的同級生。住在鎮上的人們大都在郡政府、學校、邑事務所等地工作，或者是在中央大馬路擁有自己的臨街店鋪。住在院落寬敞方正的韓屋裡的人們是地主，到處都有自己的農田。父親是邑事務所的秘書，拿著微薄的薪水，養活妻子兒女。

靈山位於洛東江橋頭堡內側，即使戰爭席捲而過，這裡還是和從前沒什麼兩樣。父親從戰場歸來，在邑事務所謀了個職位。聽母親說，這多虧父親在某次高地戰鬥中立下戰功，獲得過勳章，還在日本帝國主義時期的郡政府做過使役。在清一色務農的小鎮年輕人中，父親讀完小學，還學會了日語和漢字的讀寫。父親的小炕桌上整齊地擺放著邊角已經變色發黃的《六法全書》《行政學》等舊書。後來離開農村去了城市，父親在代書所做書記員，也是這個緣故。雖然我們很貧困，不過每個月都有父親的公務員工資，還有外婆家的小塊農田，每年都能產糧食。那五畝水田是母親出嫁時從外公那裡分來的土地。

我們住的房子位於小鎮邊緣山腳那一片的坡頂。房子是一字形，三個房間，中間是廳堂。炳九家地勢更高，跟我們家隔著一道磚牆。兩間房子，再加上廚房，簡直就是個窩棚。最初是土牆草房，後來才更換了石板瓦。炳九是我兒時的好朋友，不過我並不瞭解他。小學畢業後，我們全家離開靈山，搬到了首爾。再次見到他已經是幾十年之後，我們快四十歲了。那是在首爾市中心某酒店的咖啡廳裡。

認出我是誰了嗎？

他用慶尚道方言問我的時候，我想不起來他是誰。當時他穿著藏藍色的西裝，襯衫領子露在外面，很像官署裡的高官。他剛說出尹炳九這個名字和靈山邑，那個早已忘卻的外號就從我嘴裡神奇地溜了出來，像中了魔法似的。

烤地瓜，你是烤地瓜吧？

即便是血肉之親，時隔二十多年再會，也會相對無言。大多隻是問問家庭關係和現狀，自然地一起喝著咖啡，交換名片或聯絡方式，有口無心地相約什麼時候見面喝酒，然後分開。也許一輩子都不再見面，也可能通幾次電話，哪怕以後再見面喝酒，也會覺得沒意思，堅持不了太久。每個人都受困於各自的利害關係，如果這些關係沒有交叉點，即使親戚之間也只能在祭祖的日子見面。尹和我開始延續新的關係，是因為我在賢山建築公司，而他剛剛接手了很有實力的建築公司——嶺南建設。看我還記得他的外號「烤地瓜」，尹炳九的眼角立刻泛起淚光，猛地抓住我的雙手，結結巴巴地說：你還沒忘啊。

我們家院子的左側圍牆邊有棵兩人合抱粗的櫸樹，他家就在這道圍牆的後面。每天早晨他隔著圍牆探過頭來，喊我去上學。他家附近是村莊盡頭的國有土地，也是小松林起始處的斜坡。戰爭結束，附近佃戶因為自己耕種的土地被收走而陸續聚集起來，湊合著用泥土和石頭砌牆，搭建起了小窩棚，慢慢地就有了十幾戶人家。他們包攬了鎮上的零活，做泥瓦匠、木工，幫著郡政府幹雜事，每到秋收時節就去周圍農村做幫工。我也出生在那些房子裡，炳九搬到我們家後面應該是在小學三年級，不過我不是很確定。搬來那天，他主動跟我打招呼，我們在後山玩了一下午。炳九的媽媽為人很溫和。我還記得她幫著農家挖地瓜，帶回許多散落的地瓜，還送來一瓢讓我們也嚐嚐。尹炳九經常帶上兩三個地瓜到學校當午飯。他的父親不知道去了哪裡，很長時間都見不到人影。每次回家都酩酊大醉，吵吵嚷嚷或者對妻子大打出手。聽說他父親在附近城市的建築工地當工頭。

我之所以忘不了尹炳九，是因為我們曾在後山燒火烤地瓜，結果引發了山火。我們忙著給滾燙的地瓜剝皮，稍不留神，火花引燃了乾草。我們手忙腳亂地追趕火苗，又是用腳踩，又是脫下上衣抽打，試圖滅火，然而轉瞬之間火勢就蔓延到四周。我慌忙跑下去，大喊山上失火了。幾十個大人從家裡跑出來，擁到後山，亂糟糟地忙到天黑，總算撲滅了山火。

混亂之際，我和炳九藏到了郡政府前的公共禮堂。公共禮堂是日本侵略時期的神社所在地，後來用作禮堂或跆拳道場。我們在黑漆漆的公共禮堂裡背靠背睡著了。家人和村裡人在後山找我們到深夜。第二天到了學校，我們才知道自己在鎮上出了名。我們在教務室門前舉著寫有「注意用火」的畫板罰站。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炳九得到了「烤地瓜」的外號，不記得是誰先叫的。胖墩墩的身材，黑黝黝的圓臉，忽閃又機靈的眼睛，這個外號挺合適。

無論是我學建築，並以此為業過生活，還是尹成為建築公司代表，這些都只是偶然，後來我們臭味相投是因為相互需要。我們家離開靈山邑之後他過得怎麼樣，還是幾十年之後重逢，我在日本餐廳裡才聽說了詳情。對任何人來說，自己走過的艱難過往都是血淚史，但是不能說出來當作炫耀的資本。這就像對年輕人感嘆說，你們沒嘗過青黃不接的滋味，你們不知道中午餓著肚子的孩子去學校操場邊找水龍頭。毫無意義。

炳九成績糟糕墊底，家裡幾乎交不上學費，五年級就輟學了。遊手好閒了挺長時間，後來他送過報紙，也去過車站擺攤，年紀輕輕就做了貨車助手。他的父親進了城，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就再也沒有回來，他那溫和的母親去鎮上的飯店工作，妹妹也離開家去學美容技術。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尹炳九和我先後去了部隊。我在大學期間參軍，好像比他稍晚點兒。尹被分到空軍部隊，接受重灌備教育，這成為他日後人生的轉機。剛剛退伍，他就取得了重灌備技術資格證，投身到當時漸趨活躍的農村現代化事業。

他的第一份事業是租賃挖掘機，進行農田改良。所謂農田改良事業，就是佃戶走了，農田不足十畝的小農也因為無法忍受而離開農村之後，中農取得他們的土地，然後以中農以上為中心改造農村，這在新村運動時期尤為繁盛。其實就是重新規劃農田和整修水渠。這項事業本來是各地神通廣大的有識之士出面，配合郡政府共同促進，然而炳九主動要求打下手加入。最初幾年，他只是添置了幾臺重灌備，後來負責地方主幹道工程，便離開鎮子，以道為單位開展業務。從那以後，他的交際範圍逐漸擴大到了國會議員、法官和檢察官。他的名片有很多種，密密麻麻地羅列著他的頭銜。首先是建築公司代表，其次是某黨顧問委員、青少年教導委員、獎學會理事、青年會議所、扶輪社、獅子會，等等。見面的時候，他剛剛收購了破產的建築公司，準備在大城市建造公寓。我們不約而同地根據各自的需要頻繁通話、見面，還合作了幾個專案。

他妻子在發來的簡訊中這樣說道：「他病倒了。生病之前就總是找您，希望您能來一趟。」

雖然並不情願，不過我還是決定去靈山邑。為什麼？也許是因為前幾天金基榮跟我說過的話。「空間、時間、人？我們的建築裡有人嗎？如果有人，臨死之前肯定會後悔。賢山先生和你們都應該反省。」

金是我的大學前輩。我一笑而過，避免和他爭論，並不是因為他患了癌症，而且已經是晚期。我喜歡他。我並不嘲笑他愚蠢的純真和對人、對世界的單戀，只是喜歡。周圍有人說他的理想主義是因為他沒有實力，而我認為這恰恰就是金基榮的實力。我對他的寬容就像決定不再單戀這個世界之後，遠遠地注視著他的那種從容。早在很久以前，我就得出了人和世界都不可信的結論。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的慾望只會從這些價值中過濾出值得留存的東西，或者將大部分改造成以自我為主，或者作廢。即便是稍微留下的東西，也會像很久以前用過的舊物，封存於其他記憶的閣樓。你問我樓房用什麼建成？歸根結底是由金錢和權力決定。它們決定的記憶被形象化，得以長久保留。

翻過山岡就是靈山邑。我想起我們全家離開這裡的夜晚。父親和母親坐在貨車駕駛席旁邊，我和弟弟蹲在貨車廂的行李中間。貨車顛簸著駛過土路，盛滿餐具的木盆搖搖晃晃，發出刺耳的聲響。瓷器還是碎了大半。天亮了，走上通往首爾的國道，我們才下車吃了碗湯泡飯。出發前沒吃晚飯，面對著熱乎乎的湯泡飯，我們吃得狼吞虎嚥。母親說，人都說敗家子才會連夜逃跑……說著說著，母親失聲痛哭。

十五年前，我曾回過靈山。那時尹炳九正馬不停蹄地四處奔走，說要在老家買房子。尹很認真地說，人不能忘了自己的根。我尷尬地笑著隨聲附和，不過他說這話時還是很害羞。他拆掉了曾經是靈山大地主的趙氏家族的老宅，買下能清楚看見水庫的整片松林。當時就已經看不到昔日靈山邑的風貌了。常聽人說，鄉下的時間要比城市過得慢，然而對於離開的人來說，感覺就像是迅速流轉的影片。機緣巧合偶爾路過兩次，幾十年的歲月恍如昨日，熟悉的面孔卻通通消失不見，首爾街頭常見的建築和風景佔領了中央馬路兩側，隨後便像車窗外的風景般轉瞬即逝。

尹炳九的妻子見到我就用手帕抹眼淚。她是小學教師，在炳九發展勢頭最好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和炳九結了婚。我覺得他的婚禮並不浮誇，很實際。尹的妻子在病房門前看到我，自言自語地說：

他說過不要捲入政治風波。

尹炳九已經做完手術，處於昏迷狀態。這或許是好事。距離接受檢察院調查還有一週時間。也許相關人士聽到這個訊息會感覺心裡的石頭落了地。尹像死了一樣躺在各種醫療器械之間，我在他的床頭坐了很久。他的半邊臉都被呼吸機遮住了。他的兒子建議換到道立醫院，不過尹的妻子說要是路上出事怎麼辦，還是住在這裡吧。他的長子陪我吃晚飯，我問他為什麼找我。他認真地說，前不久尹想在老家房子的位置上建紀念館。

父親這樣說的。您家的房子和附近加起來大概有五百坪，您來設計蓋房，成立文化財團。

我忍不住撲哧笑了，但還是很認真地說：

這種事要等你父親身體好了再考慮。

尹的兒子在首爾負責經營父親的公司，似乎也覺得這個話題不合適。吃飯時他好幾次看手機，還到外面大聲指示著什麼。他說現在像靈山邑這樣的農村人口越來越少，令人擔憂。有的人家只留下老人，有的人家已經空了，這樣的村莊比比皆是，年輕人早就絕跡了。他裝出一副很懂鄉下人情世故的樣子。這話的確沒錯。他和我差不多，一年也回不了一兩次。

周圍已經黑了，我去了他預訂的汽車旅館。走廊兩側安裝了攝像頭，裝置都是最新的，從照明、電視到空調都可以用遙控器調節。躺在陌生的地方，我難以入睡。偏僻的農村為什麼到處都是路燈呢？我發著牢騷，仔細拉好窗簾，試圖遮住從玻璃窗透進來的燈光。

我早早地醒來，看了看桌子上在黑暗中發光的電子錶，已經七點十分了。我從年輕時就愛睡懶覺。建築事務所和普通單位不同，每個人只要做好自己事先計劃好的部分就可以了，創意之類不必被雜務所束縛。我自己經營建築事務所的時候，每週上班兩三次，而且都是上午十點多才去。如果沒什麼事，下午就早早離開了。我這輩子都是在深夜工作，等別人都下班了我才慢慢地起身活動。這已經是我多年的習慣。

時間還早，可我不能就這樣躺在旅館房間裡。走出旅館，上了公路就是長途汽車站。鄉下的人們果然勤勞。汽車站門前已經擠滿了人和計程車。我一邊嘟噥著鄉下小鎮怎麼有這麼多車，一邊沿著中央馬路往前走。以前屋頂低矮的店鋪不見了，兩邊都是兩三層的建築。路的方向沒變，只是比以前寬了許多。

從十字路口右轉，經過郡政府旁的小路和文化會館，我在上坡路左右張望，原來的松樹林不見了，衚衕消失了，雙車道的土路打通了，兩側長長的石牆也不見了。路邊同樣排列著整齊方正的兩三層建築。我估計著後山的模樣，向左轉，發現了蓋著水泥蓋子的下水道。我知道自己找對了方向。從前這裡還有小河。有一次父親喝醉酒回來，掉了進去。我也曾在這裡抓過青蛙。

農田之間有一兩棟房子。看不到我們家。十五年前來的時候，房子雖然衰落，不過還有人住，後來房子空了，最後被拆除。我還記得站在炳九家的院子裡，抬頭就能看到拐角處那棵兩人合抱粗的櫸樹。那棵樹也沒有了，不，有還是有的，樹被砍了，只剩下樹樁。很多地方都長出了大大小小的蘑菇。遼闊的辣椒地斜斜地延伸到炳九家，每塊地都罩著黑色的塑膠膜。後山上的樹比前面更綠，也更茂密了。

對於這個離開的人比留下來的人更多的地方，我無法理解它文明開化的模樣。從旅館到商街和住宅區，路邊都是兩三層的盒子似的水泥建築。這樣的小鎮比從前更荒涼。飄在低矮屋頂上的炊煙再也無處可尋。站在山坡上，我只看到和其他小城市相似的風景，甚至和首爾郊區也差不多。我和烤地瓜，還有早早離開人世的父親母親，彷彿從來就不曾來過這個小鎮。

週末上午，我接到了從美國打來的電話。女兒平靜地講述過去一個月裡發生的事情。她是我唯一的孩子，現在在美國生活。從醫科大學畢業後，她成了一所綜合醫院的醫生，跟美國教授結了婚。留學期間在當地結婚，自然成了那邊的人。女兒定居美國之後，妻子經常穿梭於美國和韓國之間。現在好像是想徹底留在那邊，已經好幾年沒有回來了。她的孃家人幾乎都住在美國，我們的婚姻早在十幾年前就問題重重，最近好像徹底脫軌，很難緩和了。女兒說起媽媽新搬的公寓，說起自己家人和姨媽們舉行的喬遷宴。您身體好吧？媽媽讓您按時吃降壓藥。既然已經在女兒住處附近找到了新的公寓，看來妻子是不打算回來了。

難得地想起香菸，於是我四處翻找。偶爾在捕捉靈感的時候感到鬱悶，我就會尋找紅色萬寶路煙盒。應該在某個地方。我從書桌上的檯燈旁找到打火機，開啟抽屜，然後翻找衣櫃裡的西裝。我在衣服上面摸到了煙盒。我摸索著拿起煙盒，忽然有什麼東西啪嗒掉了下來。兩張名片和一張紙條落在腳下。一張名片是市府公務員，另一張是某雜誌社記者。還有一個……我把這些東西放在桌子上，叼起一支菸。我茫然地注視著寫在電話號碼上面的大大的名字，在心裡默唸。車、順、雅。塵封在記憶裡幾十年的名字，早已被我遺忘了。我想起上週演講會上從年輕女人手中接過紙條的場面。演講結束後，我接受了建築雜誌的採訪，接著和幾個人喝酒。連續幾天消化這樣那樣的繁忙日程，我把紙條忘到了腦後。

猶豫片刻，我拉過了書桌上的有線電話，按順序撥打紙條上的數字。鈴聲響過很久，連線語音信箱。我本想說點兒什麼，卻又急忙放下了話筒。我拿出手機，留了簡訊。

我是樸敏宇，方便的時候請給我打電話。

我去辦公室的時候，建築公司的宋說：

今天金基榮老師有聚會，您去嗎？

金前輩的什麼聚會？

醫生說沒多少時間了。幾個人陪著出去放放風。

好，去哪裡呢？

說是要去江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