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一切都在黑暗中發生。這可能嗎？白晝只出現了短暫的片刻，那時，白晝像一件粗糙的亞麻內衣，像硌人肌膚的宿舍床品，像穿了整整一個秋天的、用地毯上抽出來的紗線編織的毛衣。太陽彷彿一盞巨大的六十瓦燈泡。離開學校時，天色已暗，然後越來越黑。空無一人的商店透出的昏暗光線在潮溼的人行道上映出了斑斑黃色汙漬。乘電車一路穿過暮色，直到那間位於諾沃特基大街上的公寓，房間的窗簾將黃昏拒之門外。十二月初的華沙。
我一直感到冷。在公交車站，我夢想著穿上一件羽絨服，然而在這個維度上它並不存在。此類東西都來自外太空，來自某道邊界之外，來自甚至無法想象的異世界。在大學旁那家被所有人稱為「蟑螂吧」的乳品店裡，我點了半份蔬菜和一張薄煎餅。然後我感到吃得太撐，有些頭昏腦漲。要不要再吃一個甜甜圈？等我參加工作了，我夢想著，那時候我就會成為一個懂生活的成熟女人了，我要買一整盤甜甜圈，就買馬爾赫萊夫斯基大街上的那家店裡的，因為他們做得最好吃。我會安安靜靜、慢條斯理地吃，從金字塔頂上的那一個開始。
禮堂裡開了大會，在會上，志願者們都獲得了「大罷工特別通行證」，因此我可以外出了，我成了一個「特權人士」。我滿懷自豪地從睡覺的長桌上收拾好自己的東西，走下樓去。樓下的執勤人員在名單上核對了我的名字，便拿鑰匙開門放行。我站在冰冷的空氣中，站在突然降臨的沉寂中，站在隱藏著學院公園秘密的暗淡光線中。談話的嗡嗡聲、乒乓球打在臺面上發出的單調碰撞聲、牆後不知何處傳來的沉悶吉他聲統統消失了。那一團嗆住了我們每個人咽喉的、滿是灰塵的乾燥空氣也消失了。現在的我呼吸吐納著冰霜。我的病人真是我的救星，他們將我放出了樊籠。他們從遠處，從布拉格區給了我一個特赦，就像天使的傳信一樣，飛過維斯瓦河畔的整座城市，降落在斯塔夫卡，降落在我的頭頂。它如聖靈之火，我是天選之人。
我步行到111路公交車站，在紀念碑旁，我已經快要凍僵了。公交車到達時，終於坐上車的我感覺就像在家裡一樣舒服，我雙腳踩在座位下的橫杆上，用外套緊緊地包裹住大腿和臀部，又豎起衣領，舒緩的呼吸使自己感到一陣溫暖。我像眼睛，像澄澈的深色瞳孔般掠過這座城市。
就在公交車駛離劇院廣場站開往克拉科夫郊區大街站方向時，大學也宣佈罷課了，紅色橫幅懸掛在學校大門口和哲學系大樓上。人潮湧動，熱血沸騰，帶著不可名狀的狂熱。放眼看去是層層疊疊的黑色人影，還有擺著地下出版物的攤位。哲學樓前一直有兩個小夥兒，他們抱著一個盒子，路人紛紛把香菸投入盒中，偶爾也有整包的，但大多隻有一根兩根。我們那兒，在斯塔夫卡，我們與這種激情、這種騷動、這種光和熱隔絕開來。我們在一座座陰暗的建築物裡沸騰、腐爛。我們是全省大罷工的參與者。鮑勃·馬利的歌在一遍一遍地播放，也沒什麼用，就像一臺革命的手搖風琴，像一個轉經輪。整部歷史在這裡發生，在克拉科夫郊區大街。
透過公交車窗，我看到了下午在新世界大街上的洶湧人潮——他們總有事情要做，總有東西要看，在這個歷史時刻，人的群居本能得到了極大強化。我要麼在新世界大街車站下車，要麼多坐幾站，穿過黑暗而冷漠的維斯瓦河前往薩斯卡·肯帕站。那裡的街景十分靜謐，腳踩在厚厚積雪上發出的嘎吱聲格外響，彷彿置身鄉下。當你走進這條街，就好像投入了溫情脈脈的女子懷抱中。
我需要照顧三個成年人。我的老闆m把他們稱為「客戶」。我也用「客戶」這個詞。以「病人」來稱呼是一種背叛，這意味著你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站在墨守成規的一邊，站在偽君子的一邊，站在體制的一邊。m還說過，我們最喜歡使用的「瘋子」「神經病」這些詞，是因為聽起來質樸而直白，就好像回到了詞彙本身的源頭，就像亞麻、棉花和再普通不過的黑麵包一樣。這些詞童叟無欺，也絕非言之無物，不似「躁狂憂鬱症」「偏執型精神分裂症」或「邊緣型精神分裂症」這些術語那樣晦澀拗口、不知所云。越是簡單的詞彙，就越是可信。這就是事實，人會發瘋，一直都這樣，m說。可是，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就是我們要進行研究的原因了，在課程講座中，我們將探討造成它的原因是基因、教養、分子的微妙轉化，還是酶、惡魔，或者某種永恆的儀式。人會發瘋，毫無疑問，自古如此。人總是處於發瘋和正常兩種狀態之一，而介於兩者之間的就是我們，耐心十足的陪護志願者。
m從坦姆卡一座廉價公寓的三樓對我們發號施令，但我很少親眼見到他。我只與那些負責分管我們的老志願者進行溝通。我們這兒是分層管理的，我屬於層級網路中的一員。每天下午，我們都在四處奔波，就像得到了密令的幹事，就像在執行神秘的緊急救援任務，就像心理健康旅行的推銷員一樣。有時，當我迷失了方向，我就會設想，他處在我的位置上會怎麼做呢？m鬍鬚濃密，身材高大，總是穿著一件法蘭絨格子襯衫，常倚靠在窗臺上，俯瞰整座城市。一想到他，我就放心了。他給出的指令清晰明確，儘管從不直截了當地表達出來，即使會議之後我們在他的公寓裡喝酒時也是如此。人都在承受痛苦，因為這就是世界的運轉方式。但有時候，他們的受罪毫無意義，純屬自找苦吃，儘管沒有人要求他們這麼做，也不理解他們為何會這麼做。我們的工作就是與他們待在一起。我們相信自己可以幫助他們。其實我們也不知道具體該怎麼做。
我負責兩個點，一處位於綠樹成蔭的薩斯卡肯帕街區，另一處在新世界，大道旁的那間阿瑪托爾斯卡咖啡館中。這是一家終日煙熏火燎的小館子，即使在冬日正午短暫的高光時刻，室內也是黑漆漆的。我坐在靠角落的一張桌子邊，抽著煙，喝著茶，等著切·格瓦拉到來。我常常坐在窗邊的一張咖啡桌旁，透過窗子可以看到一段街景，那裡有服裝店的一隅，店裡總是亮著燈，卻一直門可羅雀，只有穿著鬆鬆垮垮的格子外套的女店員們帶著網兜，隨時準備送貨上門。我的病人走了進來，他腳步響亮，目光四射，完全是一副準備登臺演出的架勢。他身上掛著行軍飯盒，腰裡綁著模仿子彈帶的皮帶，穿著拖到地面的長大衣，頭上扣著個鋼盔，鋼盔下還戴了一頂暖和的羊毛帽。「嗨——希特勒！」他從門口一路大喊，要麼是「你好，工人們，同胞們」，要麼是諸如此類的胡言亂語。人們會慢慢地把頭轉向他，笑起來，半是打趣，半是縱容，笑容或多或少流露出親切的意味。有時還會有人喊他：「你好，切·格瓦拉！」然後，咖啡館裡又恢復了之前的喧囂。
他走到我這裡之前，還會和其他客人搭訕幾句，給他們背首詩，接著又和女服務員調笑起來，喝起那杯給他沏的不加檸檬的淡茶，也像是在飲用糖漿一樣香甜。
「她在等我呢！」他用手指著我，向所有人宣佈。
當他終於摘掉鋼盔在我身邊坐下時，露出了滿頭灰白色頭髮，髮型像個刺蝟。我產生了這樣一種印象：他終於回到了自己在劇院的更衣室，離開了舞臺，熄掉了聚光燈，鬆了一口氣。「真冷。」他用平靜的語調說，捧著茶杯暖手。
他微笑，一張光潔而蒼白、充滿孩子氣的臉上沒有任何奇怪的表情。
「嗯，怎麼樣？」我會問。他會回答「好」或者「不好」，但這個問題可能毫無意義，什麼叫好，什麼叫不好？在他的生活中，所有判斷都是遵循自己的邏輯、按照個人模式建立的。勸說他服用處方藥也同樣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他不想這麼做。
「我吃藥的時候，我就不是我自己了。」他會如是說。
m說：「發瘋是一種對世界的奇特而怪異的適應，這不是什麼壞事。——只是為了避免遭受沒有意義的痛苦。」他新增了自己最喜歡的這句，然後我們想知道，人何時遭受過有意義的痛苦？「只要不放棄緩解，」這也是他最喜歡的詞句，「緩解焦慮。」
其實，我們想找個恰當的時機把切·格瓦拉騙去醫院。所謂的恰當時機，就是他的痛苦溢位安全閾值，變得危及生命，變得完全無法忍受時；就是世界突然咧開嘴，齜出獠牙，露出自己真實的猙獰面目時——要知道世界總是在與人類作對。我們打算鎖上公寓，收起鑰匙，然後去病房探視，等他出院後，再把他重新放回原本的生活裡。這時，我也就會再次成為一個切·格瓦拉的觀眾，觀察他如何在街上跟人搭訕，如何穿著那身行頭跳出來攔住一家人，如何讓戴著帽子和編織手套的老太太驚得呆若木雞，如何嚇得在首都出差的外地人拎著公文包做出防禦姿態，從他身邊倉皇逃走。有時候，我跟他道別之後還繼續跟蹤他來到新世界和魯特科夫斯基大街，他掛在皮帶上的行軍飯盒咣咣作響，驚飛了一群困惑的鴿子。有人把他當成了乞丐，在他手裡塞幾個硬幣，他竟然收下了，看上去一點也不尷尬。我還看到了他混進了遊行隊伍裡胡鬧，一路走一路大喊著「舉起手來！」或者「蓋世太保！」——他就一直在重複這些塞滿了他整個腦袋的戰爭年代的聲音。他的記憶從未離開過1945年，對之後發生的事恍若不知。他無視當下，也許這就是他獲得安全感的原因吧——他已經過時了。即使這樣，我還是很擔心他會出事。革命不喜歡瘋子，因為革命本身嚴肅得要命。
「我們可以去俱樂部。」我建議。我指的是那間由洗衣房改成的公共娛樂室，我曾經帶著被監護人去那裡喝茶、玩跳棋、打乒乓球。
「我不喜歡去那兒。」
「為什麼？」
「因為那兒的人覺得我瘋了。」
「看看你乾的那些事，被人當成瘋子是你自找的。」
「我知道。」
「你還裝扮成游擊隊員，在街上大喊大叫，跟別人瞎扯，胡言亂語。」
「我知道。」
「那你告訴我，為什麼，為什麼你要這麼做？」
「我也不知道，也許我就是瘋了。」
「也許你就是瘋了。」
罷工期間的晚上，兩部公用電話都被圍得水洩不通，要打電話的人排起了長龍。媽媽只會像著了魔似的一遍一遍重複道：「回家吧，坐火車回家吧！」爸爸會從她手上搶過話筒，說：「給我帶點東西回來。」我爬進暖氣旁桌子上的睡袋裡躺下看書。緊鄰我的那張桌子上睡著一對老夫妻，但我不知道該怎麼和他們交談，他們正忙著卿卿我我。
禮堂裡的會開得沒完沒了，需要進行投票表決了，委員會主席用木屐敲打著水泥地板，這東西還是當年蓋世太保佔據心理學大樓時遺留下來的。此時此刻，每一分每一秒，崇高的革命氣氛都在感染著我。彷彿我只是機器中的一個小齒輪、沙海中的一粒細沙、一個微小的分形，哪怕是一片雪花，也明確地昭示了自己是屬於暴風雪的一部分，這種歸屬於某個集體的存在感使我倍感歡欣。多麼讓人寬慰啊！成為一個集體性的存在，不再屬於自己，取消了隔閡的邊界，哪怕只是一瞬間。通向禮堂的走廊裡有個塞滿了菸蒂的菸灰缸，我們站在旁邊抽菸。吸菸的人圍成了一個不穩定的圈子，不時有人加入，有人離開。突然間，我感到十分疲累，對獨處片刻的渴望變得空前強烈，於是我把自己鎖在二樓的洗手間裡，坐在馬桶上盯著牆面片片剝落的油漆。忽然有人拉隔間門把手，我忙屏住呼吸，直到那人在隔壁的馬桶上坐了下來。我悻悻地回到桌子邊，又一次重讀《跳房子》，這次是換了個角度，根據不同的關鍵線索去讀。我發現，書中事件發生的順序未必是一成不變的，也許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一件件事浮現在我眼前洗牌，又以隨機的形式重新排列——我被這個想法打動了。我走下樓，排在等待打電話的隊伍裡，然後立即出隊，跑去自助餐廳，接著再回來排隊，如此迴圈往復。之後上桌子，去洗手間，回禮堂，排隊打電話，桌子，自助餐廳……最終我有了一絲明悟，原來別人也是這麼做的。他們在秩序與混亂中試探著，因此大樓裡總是動盪不安，路上總是人潮洶湧，旗幟四處飄揚，還有正午時分突如其來的不可穿透的黑暗。
玻璃窗外的城市變暗了，閃著微光。在暖氣片上方，從我放在桌子上的睡袋開始，這似乎不再是一個能容納人類的友善空間，彷彿此時此刻的世界已經撕裂了外表包裹的柔軟裝飾，露出了它鋒利而醜陋的骨架。還記得那幾只實驗中的幼猴嗎？給了它們兩個假母親供選擇：一個可愛又柔軟，但是沒有奶；另一個是用冷冰冰的金屬線纜製作而成，但可以從它們的人造乳頭中隨心所欲地吸吮乳汁。小猴子寧可選擇在愉悅的柔軟中餓死，它們虛弱地在人造毛皮上擠成一團，任生機流失殆盡。睡覺之前，我會為做實驗中的所有生靈祈禱。當然也為人祈禱。
那時，我也需要柔軟。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掛著豪華窗簾的電影院和飯店方向，渴望那些不可觸及的雪尼爾和天鵝絨，我不斷摩挲著自己的燈芯絨褲子，直到絨毛幾乎被磨禿，又把一條褪了色的絲巾揉得皺皺巴巴。我渴望柔軟，比如春天溫和而溼潤的空氣、陽光、沙灘，還有一杯純咖啡，哪怕是一塊香皂也好。硬邦邦的桌板睡得我骨頭痠痛，粗糙刺人的毛衣高領在我脖子上勒出一圈紅印。
伊戈爾是我的另一個照料物件，他與我年齡相仿，和父母一起住在紹斯克羅街一間滿是裝飾品的公寓裡。他謙遜而冷靜，總是保持著不錯的心情。但問題是他總離家出走，搭上火車不停轉乘流浪，而且從不買票。他的「逃亡生涯」混得還算不錯，總有人請他吃三明治、蘋果和糖果。他知道該如何給人留下好印象。他往往一消失就是幾個月，回家時已是一副蓬頭垢面、精疲力竭的樣子。他的母親一氣之下會把他送到醫院，但很快他又會被放出來。一旦郵遞員送來他的養老金，伊戈爾就會再次踏上自己的蹭車之旅。他在旅途中經常喝得酩酊大醉，旅行漫無目的，完全無跡可尋，直到一段時間之後警察或救護車從埃爾克、蘇沃基之類的偏遠山溝把他遣送回來，才知道他都去過哪裡。我們試影像栽種灌木一樣讓他在某個地方紮下根來，試圖把他羈絆住。我曾和他一起去俱樂部，打牌、下中國井字棋，或者玩填字遊戲，但是實在單調乏味，無聊到極點。我們把有可能喚起他激情的各種愛好都和盤托出：集郵、航模、養神仙魚、收集礦石等等。他報以和煦的微笑，隨即又把話題扯回到火車。他會問我能不能散步去火車站——先過橋，然後沿著耶路撒冷大街一路走下去。於是，我們倆就在站臺上轉悠起來，看著電子公告板上的目的地變來變去。他會緊貼紅線站著，以便在火車進站時能看得清楚。他會數車廂，對哪節是臥鋪，哪節只有硬座瞭如指掌。
「嘿，有一輛餐車。」他驚歎道。
「你不能在波蘭到處流浪。」我會對他重複這句話，彷彿他是個孩子，而我是抽象的、普世意義上的母親。
「我知道。」他會像個大人一樣回答。
「這很危險，你不能這樣生活。要不然會再次把你送進醫院的。」
「難道不能安排我當一名鐵路工人嗎？」
「當然可以，但你得去上學啊。」
「不上學就不行嗎？」他失望地問。
他稱我為「波蘭女王」。
幾年後，他突然拜訪了我的父母，我想他一定是從我們以前的談話裡回憶起了這座小鎮的名字。那天一大早他就登門了，穿著得體，彬彬有禮。他自稱是我的朋友。我媽媽給他做了早餐，他們三個人聊了起來。伊戈爾一旦覺得安全了，就開始在他們面前勾勒出由縱橫交錯的鐵路和無數火車頭、車站、鐵路工人所構成的宇宙圖景：這個宇宙運動不息，匆忙是永恆的基調，在不斷轉移中被蒸汽噴湧的雲層所包圍，世界中充斥著開關的碰撞聲、汽笛聲、叮噹聲和單調的隆隆聲。活塞在出力，旅行的人群在沿著玻璃牆圍成的中央廣場漫步，他們走到月臺上，走到售票處的祭壇前，那裡有教區牧師般的站長正在舉行祭禮，穿著制服的指揮人員凜然而立，收取他們手中的車票供品。神聖的終點站，奇幻的目的地，一次又一次出行都是救贖之旅。
「還有您的女兒，波蘭女王，心理學女沙皇，德魯尼卡女神，願她的名受到讚美，願她生前身後、生生世世都有好運常伴，我以四境之名祈求。」
五月的陽光照耀著小鎮，落葉松的枝丫透過窗戶窺視著廚房。一位鄰居正在清掃他屋前的人行道。媽媽剛嚥下的食物卡在了喉嚨裡，父親嘴上叼的香菸也凝在了唇間。
西里爾參加了罷工。他是一個奇怪的男孩，身材高挑，臉上長滿了粉刺和不均勻的汗毛。他雖然患有自閉症，但因天賦過人，還是被學校破例接收了。他悶悶不樂地沿著走廊走著，那些和他擦肩而過的人會突然收聲，面帶困惑，似乎為自己的喋喋不休感到尷尬，他們會轉過頭去看塗有油漆的牆壁，把煙掐滅，或者突然開始對張貼的廣告產生了興趣。在禮堂裡疾風暴雨般的會議上，他會站在角落裡，盯著地板上離他鞋尖只有幾米遠的某個點。我們也不由自主地隨他的目光尋找，難道地板上有什麼東西？一道劃痕、一張紙，還是一枚硬幣？但他看的地方空無一物。在學生中人氣很高的b從遠處照看著他。她總是提醒我們寬容的必要性，說什麼我們與眾不同，我們要醫治那些在外面的人，我們要改變世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值得被愛，精神疾病的概念屬於一種系統性的歧視云云。當西里爾開始發言時，他總會說得條理分明、邏輯清晰，儘管語速很慢。我們會緊張地聽他說話，等待著從他口中冒出某個訊號、標記或者什麼奇談怪論。他講完時，四周會陷入片刻沉寂。我們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回過神來。然後喧鬧的聲浪會逐漸回升到原本的強度。
好像什麼都沒變。似乎現在的一切都可以一直持續下去，包括緊急狀態下的生活。也許罷工才是世界的正常狀態，很明顯，恐怕罷工比僵化的、令人窒息的舊秩序更接近人性。然而在內心深處，一切都變得越來越難以忍受。
一天晚上，西里爾發瘋了。他在走廊裡跑來跑去，不停地撞在牆上，發出恐怖的、不似人類的嘶吼聲。在突然到來的寂靜中，他那可怕的聲音在這座曾經的蓋世太保總部大樓的牆壁上，在燈光昏暗的夾層中反射出不祥的回聲，殘忍地把我們從投票表決的美夢、種種假設、輪流罷工的想法中喚醒。我們嚇得緊緊地貼著牆。
b跑去追他，試圖讓他平靜下來，把他攬進懷裡緊緊抱著。他掙扎著想要擺脫。「西里爾，西里爾。」她單調地重複著，似乎想哄他入睡。最後他恢復了冷靜，她和臨床科室的另外幾個人把他帶到了一個房間。一位人文主義心理學教授命令我們全部解散。於是我們試圖在長長的走廊和一間間教室裡分散開來，但不論在哪兒仍然可以聽到可怕的吼叫聲。「砰！」我又聽到一聲悶響，那是西里爾在用頭撞牆。
最後，他們叫了一輛救護車。片刻之後，我們看到緊身衣束縛著的西里爾被帶了出去。
一直關在這裡，誰都說不準會發瘋，我們對此事議論紛紛。在塵土飛揚的走廊裡，汙濁的空氣嗆得人喘不上氣來，透過窗戶所能看到的唯有一座灰色公寓樓，矗立在葉子落盡的禿樹間。大地彷彿披上了軍事偽裝，那種由棕白兩色不規則斑塊交織成的冬季迷彩。但願這一切早點結束吧。讓我們回家吧。
離我最近的病人是安娜女士，她的住處在新世界大街布里克糕點店後的第一扇門。那裡是一片頗大的庭院，幾座聯排公寓圍成一個歪歪扭扭的方塊。其間散佈著一個沙箱、兩條長凳、幾處水泥垃圾箱，還有幾棵植物——楓樹和雪莓。安娜女士的公寓在五樓，樓層太高，因此她很不願意出門。公寓不大，小門廊，一間臥室和一個小廚房而已，透過陽臺的窗戶可以俯瞰街道。安娜女士總是隔著窗紗望向新世界大街——這麼看起來，街道一定是模糊而朦朧的，與窗紗的幾何圖案重疊交錯。她每星期只會下樓兩次，先去空蕩蕩的熟食店裡胡亂買點東西，然後到阿瑪托爾斯卡咖啡館喝一杯白蘭地。很久以前她就已經不喝咖啡了。有時我約她在這間咖啡館見面。有那麼幾次，我們和切·格瓦拉坐在同一張桌子，她對此頗為不喜，看著他的面孔和滑稽動作的眼神中充滿了鄙夷。
「先生，請您控制一下自己！」她偶爾從牙縫裡擠出一句。
她會把酒杯一直舉到嘴邊。只有當格瓦拉帶著他叮噹亂響的行軍飯盒和子彈帶離開時，她才會說：
「情況真是越來越糟了。我喝熱牛奶，用熱水瓶暖腳，還是無濟於事。我徹夜難眠，頂多能有一刻鐘迷迷糊糊的淺睡，整個漫漫長夜都毫無意義，實在是折磨人啊！哎，我的孩子，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呀？」她纖細的手指緊握著我的手，提出了這個帶著悲劇色彩的問題。
作者「奧爾加·託卡爾丘克」的其他小說
《糜骨之壤》《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