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場看起來本應是這樣：我提著手提箱，走在一條碎石鋪就的車道上。按響了門鈴後，一個身穿黑衣的女僕為我開啟了大門。就像電影和小說開篇時司空見慣的場景，我在飛機上，腦海中浮現的就是這一幕。我正是靠電影和書籍來認識這個世界的，但是我能說，我就真正瞭解這個世界嗎？
出於某些原因，事物從來不會像你之前憑空想象的那樣發展。究其原因，我想，是因為世界上有太多的變數，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那麼想象還有什麼用？或許可給人以啟迪，或許能描繪出願景，僅此而已。但是，可能還有另外一種解釋：想象是上帝和我們玩的一場遊戲，祂賜予人幻想和靈感，但絕不允許人去預測哪怕最平常的事件。祂給人的，好比鏽蝕的刀子、紙糊的錘子、玻璃的釘子，徒有其表，卻難堪其用。還有可能，想象以我們未知的某種方式耗盡了其降臨於現實的力量，我們想象到的，註定無法實現。反之亦然，現實中發生的，都是我們所無法想象的事。這可能意味著想象與現實都出自同一個源頭，一個被稱為「實現等候區」的地方，就像底部連通的兩根試管。
抑或，只有我自己的想象力如此低能。或許存在一些人，他們可以立即預測未來，洞若觀火，退一步說，至少也能勾勒出未發生事情的大致輪廓。譬如先知或是紙牌算命大師的靈光一現。
某位女士，我們姑且稱呼她為「蘇格蘭女士」吧，通過在倫敦的朋友們發了一份啟事，希望招攬一位作家，以改善本地作家圈子過於沉悶的局面（作家們本就很沉悶），她將為應邀者提供保障寫作工作的各類便利條件。她希望來的是位女性，是個波蘭女作家。
以上就是我去那兒的前因後果。但是一切都和我想象的不一樣。
「我一生中從未見過這麼反覆無常的天氣。」壁爐上擺放的一臺小型收音機裡，英國廣播公司三臺的天氣預報播音員以不確定的語氣小聲嘀咕著，聲音怯怯的，似乎自己都不相信播報的內容有什麼說服力。在每次出門散步之前，我的手都會條件反射地向那把熟悉的傘柄伸過去。整整一個月，我都沒有見過晴朗的藍天，哪怕是一次。剛才還在樹梢後密佈的烏雲須臾之間佔領了整個天幕，滂沱大雨不期而至。
「園丁斷了腿，所以咱們用電爐取暖。」這是我聽到她說的第一句話。當時我不明白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什麼神秘的關聯，但僅僅幾分鐘，爐子就給我的房間帶來融融暖意。我當前所在的這個國家，到了六月還要給房屋供暖。
房間的佈置由來已久，沒有任何空間可供即興發揮，所有物件從一開始就各就其位，從來沒有挪動過地方。如果是在我的國家，這麼多年來，室內的佈局早不知道翻來覆去更換了多少遍，而在這裡，這些東西似乎曾耐心地尋找過屬於自己的地盤，一旦找到就築下巢穴，雷打不動。那件中國玉龍雕塑，需要多少年才找到了自己該待的位置，一百年，還是兩百年？鋼琴上的小裝飾擺件，彷彿已經在樂器表面的黑色烤漆上紮了根。牆上的畫掛得似乎與牆壁合為一體，讓人幾乎注意不到那裡還有一幅畫。地毯完美地與木質地板融合，迴歸到腳下純粹柔軟的本質。維多利亞時代的黃銅燈具，隱在自身散發的光芒之中。
我很快意識到，我們兩人在這兒都以某種方式陷入了對往昔的回溯。我是因為突發了想寫點什麼的衝動：「我六歲，於明媚的陽光下漫步在廣闊的奧得河平原，第一次從收音機中聽到甲殼蟲樂隊的那首著名的《女孩》，驚豔於這美妙絕倫的天籟。」她，恐怕是感慨自己的年齡，當人活了這麼大歲數的時候，已經不太來得及響應此時此地的日常呼喚。
畢竟，我們倆的年齡相差半個世紀。這間古樸莊嚴的客廳似乎嘗試著在我們之間建立起一座相互理解的平臺。她的過往是我所難以想象的。她微微顫抖起來，就像海市蜃樓一樣飄忽。
雖然可能不太婉轉，但我還是開門見山地把話挑明瞭，不要太指望我能成為參與深度溝通的合作伙伴。如您所見，我的英語水平很差，我沒有語言天賦。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她似乎並不失望，還笑了起來。
早上，我去餐廳吃早飯，收到了前一天寫在小紙條上預訂的餐食——最尋常的煮雞蛋、吐司、果汁和咖啡。她應該已經吃完了，也沒準根本就不吃早餐，她就這樣在旁邊坐著，饒有興趣地看著我吃。也許只是我自作多情，但我確實從她觀察我晨起食慾的目光中感受到些許溫柔。早上的我總是最健談，話題從最新的報紙上信手拈來，科索沃戰爭的結果、倫敦的騷亂、愛德華王子的婚禮，海闊天空地聊。我只是儘量不在嘴裡塞滿食物的時候去闡述自己的世界觀。
她個子不高，身材嬌小，我認為她的頭髮也染過，這種明快的天然亞麻色對於她這個年齡的人來說可一點也不常見。她愛穿長裙和羊絨毛衣，顏色非黑即灰。傍晚時，還在肩上披了一條蘇格蘭方格羊毛圍巾。
我幾乎從早到晚都在寫作，時間在我面前飛逝，除了自己的飢餓感之外，沒有任何外力可以打斷我的工作。只有我的手腕因長期敲擊鍵盤而痠痛不已時，我才會躺到地板上小憩片刻，回想寫過的每個細節，構思起新的內容，探索如何盡一切可能利用時間。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寫關於自己的作品，但是我十分驚訝地發現，寫自己卻會創造出別人。你不可能在同一時刻，既是觀察者，又是被觀察的物件；既是探尋者，又是探尋的結果。恐怕正是這個原因，才讓每一部自傳、每一本回憶錄裡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虛假成分。
文學就是一種擁有豁免權的謊言，這種謊言可以不受道德譴責，還能被社會所認可，甚至收穫崇敬。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我總被寫作所吸引，一直筆耕不輟。還存在什麼不一樣的嗎，比如給人以不同的機會去思考，以不同的方式撒謊來改善現實，還能為文學想出其他可能性？作家是什麼？廣義的無政府主義者、天生的相對論者、真理的試驗者、替代品的發明者。以上，就是她溫柔地問我正在做什麼時，我試圖告訴她的。
我覺得，她的過去是黑白的，就像那些老電影，片中人們的動作看起來緊張兮兮，比實際速度快得多，一切都很粗糙，缺乏深度。
她本人看起來十分不真實，總像個無聲無息出現，又消失在地下迷宮裡的幽靈一樣。
早餐後，我在自己房間裡點燃了一支菸，然後開啟窗戶，因為她不喜歡煙味。我擔心煙會飄到她那間很難找到的臥室裡嗆到她。我想象著她身穿睡衣，頂著一頭燙髮卷的樣子，這讓我心裡得到了安慰，似乎和她貼近了不少。房間裡很安靜，幾乎聽不到公園裡割草機發出的聲音。中午時分，一隻裝著午餐的籃子出現在我的門前：一個保溫杯灌滿了茶水，另一個裝著湯，還有一份三明治，以及用餐巾包裹的餐具。我一邊閱讀，一邊吃了午餐。
最初的日子過得很彆扭，我在機場發現自己的托執行李丟了，所以來到這裡時，帶著的只有隨身的小包，沒有旅行箱。好在筆記型電腦平安無恙，不幸中的萬幸。瑪格麗特，她是女僕吧，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叫，畢竟我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長大的，她給我帶來了浴袍、牙膏和牙刷，以及女主人支援的黑色羊絨毛衣和一件雨衣。這些天裡，我自己的唯一財產就是這臺電腦了，它就像一個便攜神龕一樣在小桌上熱切地閃著光。
我一直在寫。從早上開始，思湧如泉，鍵敲如飛，吃午飯時幾乎也不休息。我寫作也不總是伏案，時不時會在房間裡來回踱步，時不時看看窗外，觀察蘇格蘭變幻莫測的天空，時不時還抽支菸。我還開發了屬於自己的門戶空間，並把時間調回到某些自己的起點，將其命名為「難以記憶的畫」。修道院，我想，這就和在修道院差不多，現實的意味變得濃厚了。事實證明，現實的唯一來源就是我自身，除了我自身之外，再無其他世界；描述世界的本質就是描述我自己，除了那句老生常談的「去認識你自己吧」之外，別無他法，去寫你自己吧，就寫你看起來的那個樣子。
下午兩三點鐘，我帶了把雨傘出去散一會步。住的時間長了，我也漸漸習慣了下雨。一路來到鬱鬱蔥蔥的公園，行走在雨後溼滑的小徑上，一側是奔流的河水，一側是險峻的山崖，小徑居於其間形成了某種微妙的平衡。沿途隨處可見濃密的杜鵑灌木叢和陰鬱的金鐘柏，老樹幹上纏繞著茂盛的常春藤。時而有野兔跳到我腳下，有時停在我腳前一米遠的地方，用一隻眼偷瞄我，似乎十分確信我看不到它。偶爾有飛往愛丁堡的飛機從頭頂掠過，飛得很低，我甚至能通過五顏六色的機尾塗裝將它們分清。
回來後，喝下午茶。瑪格麗特用托盤端著茶，放在我門前的玄關上，還總不忘配一塊小蛋糕。
直到晚餐時間，我們才再見面。餐桌是為兩個人準備的，我坐一邊，她坐一邊。
「女士，您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要邀請一個陌生人回家？」我問。
她直接回答了問題中隱藏的後一句。
「我一點也不孤獨。」她說，「我這裡平靜恬淡，而你們需要平靜，所以我就把它當作禮物送給你們，僅此而已。」
所以說，我從禮物中得到了漫長的傍晚，無盡的傍晚。因為那裡地處北方，六月天的白晝明顯比波蘭長得多，不論我起床還是就寢時，天都是亮著的。有時候我清晨醒來，天色已是大亮，讓我誤以為睡過了頭，焦急地看過手錶上的時間之後才知尚早，驚訝之餘倒頭再睡。
唯有浴室讓我很崩潰，獨立分開的冷熱水龍頭實在是個令人費解的發明，我感到十分無助。所以每次洗頭我都不敢用淋浴，只能盆浴。躺身泡在浴缸中，抬眼看著牆紙上單調的圖案，讓我很容易進入一種近乎於冥想的狀態。
在這裡，時間不再帶有任何屬性，被一日三餐均勻而完美地分割成了幾個部分，纏繞著自我。沒什麼其他可做的，沒有突發的新鮮事，沒有電話鈴聲的呼喚，也沒收到任何信件，沒有什麼能打破我這種奇妙沉思的平衡。一切都週而復始，迴圈往復，帶著不可阻擋的必然性。糖罐裡從來不會缺糖，但絕不會冒出鹽，也絕對灑不出葡萄酒。這座房子本身就是一個完美的機制，就像不知何時上了發條的古舊八音盒，它日復一日，按部就班地固執演奏著，總是卡在同一個地方——冷熱水龍頭，直到這個微小的瑕疵被我當作整個秩序的一部分，開始慢慢被接受。每個小時都有相同的長度，每分鐘亦如是。我是否應該覺得奇怪？似乎每條訊息抵達這裡時都受到了遙遠距離的遮蓋而改變了顏色，顯得虛幻不實。它們聽起來就像來自另外一個遙遠世界的聲音，某種並不真實存在的子虛烏有。房子自然地一天天變得老舊，閣樓上的物件越積越多，在防塵罩的覆蓋下沉睡。端莊古樸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傢俱、中世紀的箱子默默靜置，絲毫沒有做出什麼特別的提示來彰顯自己的存在。蘇格蘭真可稱得上是上帝工廠的完美傑作。
我們心無旁騖地吃晚餐，古董餐具發出叮咚的聲響。她審視著自己，謹慎地發問，柔緩地開啟坦誠的空間，從不直奔主題，從不強人所難。這讓我對她由衷欽佩。這就是他們從小受到的家庭教育嗎，從本質上說這就是著名的英國式冷靜嗎？給對方一個存在的空間、自我的空間，讓人循序漸進地意識到，自己是在處理一件多麼微妙的事情。於是，我有些驚喜地發現，我也能做到，能夠同等地呼應她。當我想向她發問時，首先會在自己心裡將問題翻譯成英語，經過這個小手術，問題會變得離波蘭語原版遠了一英里。因此可以說，英文翻譯就像一架反轉了的望遠鏡，使用它，就能讓問題看起來推遠，而不是拉近。這便是彼此之間的交談給我帶來莫大樂趣的原因。譬如，每一句回答都以「那麼……」兩個字來開頭，這個詞能夠把你後續想說的話都置於一個神奇的問號下，讓每一個你意圖表達的想法都變得相對化。一句「那麼……」，能讓每一場激烈的革命都消弭於無形，每一個宣言的理念都煙消雲散。
有時候我意識到自己不太能控制住身體，總是情不自禁地做出誇張的表情和激烈的手勢。
「已經明明白白寫在你的臉上了。」她不動聲色地說道，平靜地把杯子舉到嘴邊淺飲一口。
我沒覺得她是在恭維，但第一次感覺到自己似乎對她有那麼一點同情——她的臉上什麼也沒寫。
她問我關於波蘭的情況。有一次，我們在客廳裡彬彬有禮地喝過咖啡後，我在地圖上把我的故鄉指給她看。她禮節性地做出了感興趣的樣子，揚起了眉毛。當我介紹這個地區的歷史情況時，她只是平靜地重複「是的，是的」。我突然意識到，這對她來講無關緊要。她說自己覺得特別累，想早點睡了。
在我的托執行李——我用慣了的那些好東西——失而復得之前，她帶我參觀了書房。書房獨立於整座房子的其他部分，需要穿過一個小庭院才能進入。其內收藏有1956年版的《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包裹著華美的深綠色皮革封套的精裝版《世界散文集》，以及不少藝術類畫冊、拍賣目錄、字典辭典，還有一些隨機選擇的哲學類書籍、幾本世界歷史和神話故事。因此，在我自己寫的書問世之前，我就坐在書房的梯子上，一本一本地瀏覽翻閱。讓我喜出望外的是，居然有整整一個書架都擺滿了有關波蘭的書籍，我在其中發現了不少能讓我提起興致的。例如這本《波蘭是個時不時從歐洲地圖上彈出，但從未在同一地點出現過兩次的國家》。還有這本：格雷夫斯於1958年撰寫的大部頭作品《神話》——作者在書中信心滿滿地用英語寫道，西里西亞是德國的。當我在其中一本美國雜誌上讀到「波蘭集中營」這個說法時，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天晚上，我跑到鎮上的一個電話亭給家裡打了個國際長途電話，以此來提醒自己：
我這個人還是真實存在的。大約在抵達蘇格蘭一個星期之後，我第一次踏上了外出旅遊的征程。搭乘雙層巴士僅需二十分鐘，便可到達羅斯林。我的自助遊指南里推薦這個小鎮，是因為有座非同一般的教堂坐落於此。教堂的牆上懸掛的美洲植物圖畫，比哥倫布整整早了一百年，這標誌著，蘇格蘭人更早發現了新大陸。我對此無動於衷，因為歷史對我而言似乎無關緊要。我想去參觀的原因是前段時間聽到這座教堂裡可能隱藏著聖盃的傳聞——可能至今尚在，也許是曾經收藏，如果聖盃真存在過。我在自己孤寂的房間中激動莫名，腦海中突然冒出一句「就像爆炸」，這是借用了前一天晚上女主人對我說過的話。在羅斯林還有一家成功克隆了多莉羊的研究所。綿羊，羔羊，基督，基督的寶血、神軀、基因、染色體，永生不朽。所以，我發現自己竟不經意間處在了世界的中心，秘密的中心，一個小小的、蘇格蘭風格的、多雨的耶路撒冷。它是另一個維度的世界中心，外圍的中央；是隱藏在人們熟視無睹之處的寶藏，是繡著蕾絲、鑲著寶石的宇宙終點。我坐在雙層巴士的上層，一路行駛在綠油油的地表，潮溼、平坦、對稱而又單調。教堂的門票花了兩個半英鎊。
然後，我在一間小旅館的酒吧坐下，點了一大杯健力士啤酒。教堂美輪美奐，我加入一群遊客中，身穿傳統蘇格蘭裙的導遊聲情並茂地解說，將遊客們熱切的目光引導到金庫的方向。但是聖盃肯定不在那裡，如果在，我必能感覺到。綿羊多莉是另一項科學實驗，它神聖的身體沒有帶來任何結果，永生的奢望依舊渺茫。苦澀的啤酒有點上頭，我冒雨返回了。
一直到午飯時，我都因那本寫波蘭的書而憤憤不平。
作者「奧爾加·託卡爾丘克」的其他小說
《糜骨之壤》《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