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村的第二天，我精神比較崩潰。是我沒做好心理準備。出發之前，我知道在農村會有聽不懂方言的時候，會吃不到新鮮的麵包，身邊不會有什麼親人。這些精神上的困難我都有準備。但我沒預測到會有身體上的挑戰。早上是最冷的時候。每要做一件事情，我都先在腦子裡過一遍，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再回到床上蓋兩層被子。我用燒水壺燒水，倒到水盆裡簡單地洗了個澡。這七天會需要極高的抗寒和適應能力。我可以做到，但這不太像是唐先生說的來玩，更像是過冬。我對他的邀請感到有些心情複雜。關於要住的房子的條件，他怎麼沒有早說？
「馬路修得還可以吧？」出門的時候唐先生和我說。他感覺到了我的委屈，並嘗試以一種讓我哭笑不得的方式安慰我。但我還是覺得他挺可愛。我們去親戚家吃午飯。那是一棟舊房子，但這在農村是最好的。在屋裡做飯時，大家能圍著柴火坐下來閒聊取暖。這些天，每次去做客，我怕的就是去新房，又冷又大。作為一棟沒修完的新房子，唐先生的家有可能是村裡最不宜居的地方。
比起以男性為主導的飯桌交談，在柴火邊更容易聽到女人的聲音。我在這裡認識了唐先生的女兒。原來她不是沒有回家，而是住在一棟更暖和的房子裡。我聽到父女之間一次比較令人難忘的對話。
「你工作了之後要發紅包。」唐先生說。
「你先把學費交上。」女兒回答。
唐先生的女兒對我的局外人身份比較有共情能力。他們吃飯的時候用方言聊天，她偶爾會大概把聊的內容用普通話和我交代一下。在一個傳統習俗推動一切的日常裡，她讓我感到一些新鮮的幽默和思維。下午跟著她下田挖芋頭時，我隨便拍了幾張她的照片。她轉身對我說：「你在拍抖音影片嗎？女大學生回家幹活？」
在酒席上遇到年輕人時，我心裡會渴望這種事情發生——一種拋開過節的場合規則、作為同齡人的精神連線，能讓我們聊點彼此的想法和感受。他們有時候會坐我對面，但是一次又一次敬酒的節奏容不下字面意義上的閒聊。
客廳的電視播放著當天的國際新聞：法國人的罷工、緬甸工廠的火災、土美關係的惡化。同時，飯桌上的人在爭取自己的男性尊嚴。倒酒倒滿當，喝酒喝到底，一滴不剩，才算耿直。大家情緒激動，酒壯膽提神。有人說他喝白酒喝二三兩就差不多了。「我能喝半斤，」其他人不服氣地說，「飯都不吃了，就喝酒。」喝不下去的男人試圖用發煙的方式來彌補，但是遭到排斥。「你不喝，我不抽。」唐先生拒絕親戚發的煙時說。
其他適合男人的話題是煙的價格，關稅的問題；事業以及國內外這幾年的狀態；老表的分類，親老表和遠老表；誰算是自己家裡的人，誰嫁出去了就不算。酒喝到位了，會出現一些比較現實的問題，唐先生選擇這樣的場景來委託他人幫忙辦事。果然很順利。「我懂你的意思，」對方終結了這個話題，「相信我的能力。」我雖然沒有事要辦，但是喝了兩杯之後便不覺得冷了。白酒是村裡的暖氣。我融不太進大家聊的話題，特別是因為方言的障礙。唐先生確保我有臘腸吃，有酒喝。有人問我吃不吃得慣，飯菜是不是比在城市好吃。「在城市也覺得好吃，」唐先生的某個親戚插嘴說，「在國外都是吃肯德基。」這也許是我在整個春節期間聽到的最刺耳的一句話。忍住了反駁的衝動是我在情緒管理上值得標記的成就。
坐我旁邊的八十二歲的大爺藉著酒精和我聊起來。他一直重複兩句話：「年輕人多吃點菜，要吃飽。」還有：「大學研究生前途好得很，有能力，也要吃得苦。」他回想起和生產隊一起過的年，說那時候「感情好」。現在大家都隔得遠，「不容易湊齊一家子人」。大爺以前是當兵的，不停地變換地方。他說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國外，都要學會語言。「在美國就說美國話，在中國就說中國話，」大爺用四川話告訴我，「大家才好交流。」
唐先生說話喜歡把一句分成上下兩部分，中途停頓一下，增強戲劇效果。「上」說得慢，一般是我已經知道的資訊；「下」說得快，經常搭配一個手勢來拉滿情緒。
「早餐想吃什麼自己吃啊，」他會說，彷彿在對於負責的事務劃分界限，「中午我們喝酒！」
「他們送一兩百，」唐先生說起別人發的紅包，「我送……」這時他的表情會嚴肅起來，並且會舉起食指，等我的反應。
「一千？」我表現得比較驚訝。唐先生放下食指，無奈地點點頭，彷彿在講一次痛苦的經歷。
大年初一的上午，唐先生問我有沒有對公賬戶。他想安排公司把一筆錢轉給我，我再用微信轉給他用來發紅包。他說今年紅包要花三萬。我沒有對公賬戶，所以幫不上忙。他跑去其他地方找辦法。應該是找到了，因為初二他和我彙報，已經發了一萬三的紅包。
初一中午，我們去鎮上，在唐先生「條件好」的姐夫家吃飯。姐夫當過兵，現在做殯儀館生意。「所有人都要請他，」唐先生說，「他很調皮，以前從部隊拿走了一把槍。」在姐夫家，一個花圈掛在牆上，盯著我們吃飯。條件確實好，洗手的時候有熱自來水。
對唐先生來講，回家過年是一個維持關係和處理問題的時機。老人需要做手術，就跟堂弟協商怎麼在家庭內部分擔支出。初三天還沒亮，他去參加了縣委主任的兒子的婚禮。晚上，我們到村主任家裡吃飯，發現我住的房子是村主任的公司蓋的。我理解了唐先生當初說的「老家還有很多事」。他的春節挺忙的。
除夕祭祖，12點後放鞭炮，初一早餐吃豬蹄，這些事情唐先生都做。但你能感覺到他和這些習俗之間的一種距離。「我不相信這些東西，」他邊點蠟燭、燒紙，邊和我說，「這都是迷信。」這是一個不得不走的流程，跟發紅包一樣。當他點燃鞭炮、快速從墳墓走開的時候，邊跑邊笑，像是找回了一顆童年的心。
正月初三，唐先生用上了他買的豬。去年他母親去世了。初三這天，親戚、村民、朋友來參加他舉辦的酒席，紀念他去年過世的母親。來的人很多，甚至無法同時坐下，需要分兩輪來。
在村裡的小賣部打麻將、打牌是唐先生固定的娛樂活動。他會向我彙報自己的手氣：昨天贏了四百，今天輸了一千。「小事小事。幾百塊，千把塊。很正常。就是為了高興才玩嘛。」麻將桌的氣氛平時安靜，但容易爆發衝突。一兩個人會站起來大喊大叫地指責對方。像一場猛烈的夏雨，爭論很快就會平息，一直到下一場。不吃飯的時候，村裡的男人很少離開這裡。春晚播出的時候，他們同樣留在沒有電視的小賣部。「給我看兩個你老家的美女。」站在麻將桌旁邊的一個男人對我說。場面比較尷尬，我一時不知所措。正在打麻將的唐先生轉身掃了一眼想看美女的男人，和他對視說：「你看不懂。」
打牌的男人們的兒女偶爾會出現在小賣部。一個高三生說他平時在縣裡上學。他是村裡唯一想了解我學習中文的過程的人。他個子高、說話快、態度禮貌，看起來成績很好的樣子。他說他每週只在家裡待「oneafternoonandoneevening」。他明年想去國防科大讀化學專業。
兩個初中生是為數不多不對我感到奇怪的人。她們站在我旁邊，繼續聊自己的。
「我昨天給他發了一個新紅包，兩角錢。結果他竟然領不到，因為他沒有實名認證，我已經實名認證過了。一分也是愛，嘻嘻。」
「我昨天也給我老孃發了個紅包，因為看春晚嘛，有那個直播領紅包皮膚的活動，還有很多款式，樣子沒變，但是多一些圖畫。」
「好多？」
「一分，因為我就想試一哈發出來的樣子是什麼，就發了個一分，哈哈。」
「你老孃沒回來？」
「回了回了，走了昨晚。」
「我昨天給了四個人發紅包，結果……」
「你沒給我發！」
「好，我回去給你發。」
「發個一角吧。」
「大哥，我上次才領二角三嘞，別個在群裡頭髮的那次。」
「發個一角吧。」
「一分，嘿嘿。」
「哈哈只有一分嗎？！」
「一分也是愛，嘿嘿。」
「這個愛太滿了。」
「我昨天發了四個人，結果兩個人都領不了。還有一個是網友。」
「你還有網友？你給網友發都沒想著給我發。」
「哎呀沒有，我只是看好久沒給你發訊息了。」
「哎呀我給你發一個吧。」
「找得到我吧？」
「一角嘛？」
「行吧。」
唐先生一直把我當客人，而不是外國人。這是很寶貴的。他的世界很複雜，又很簡單。村民問「我們那邊」吃什麼菜的時候，他就會說「西餐」，省下我一個沒頭沒尾的解釋，「他們吃西餐，我們就是中餐」。初四，整個村還沒醒的時候，唐先生開車送我去火車站。「哎，他媽的。沒招待好。」唐先生邊開邊對自己說話，「農村裡面就這樣。」
到了火車站，時間不早不晚。進站口對面的廣場像在舉行一個大型送別儀式：車輛來、停、走，留下的人們拎著大包小包準備返回到他們平時的生活。在車裡，唐先生又說了那句讓我們成為永遠的朋友的話：「吃完早餐再走吧？」我抬頭望著摩肩接踵的人群，心裡有些怕被堵了趕不上車。但是，不出意料，我們還是下了車，坐到了店裡，叫了兩碗麵。「快點，」點完單，唐先生對服務員說，照顧了我的情緒，又完美地轉移了所有的責任，「他趕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