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外都是吃肯德基。」

——春節，飯桌上

2022年11月1日，早上8點。我決定去找劉水。一天兩夜，從上海站出發的k282列車即將完成它的使命，到達成都西站。我從10號車廂的16號中鋪爬下去，坐在已經沒有人的下鋪。我估計它的乘客在天還黑的時候就下車了，床單還沒有被乘務員收拾。我靠著床邊的牆坐著，享受中上鋪的居民無法體驗的舒適。在我的對面，有一個身體姿勢幾乎和我一樣的男人。他應該是最近才上車的，面部表情也沒有那種長途火車帶來的疲憊。「我們是做布料的。留一個電話嗎？」唐先生邊說，邊從商務包裡拿出來一張公司營業執照。

我很久沒有跟別人互留電話號碼了。我念完手機號之後，唐先生給我撥了一通電話。我舉著手機給他看。唐先生看一眼我手機上的來電提示，還是沒掛電話，似乎多打一會兒，我更能收到他的號碼。

唐先生希望我給他介紹一些合作伙伴，幫他提升業績。他說，我肯定會認識一些同行。我說沒有的時候，唐先生覺得我只是想謙虛，因此堅持再問一遍。我是真沒有。他們公司總部在成都，工廠在杭州，產品出口到阿根廷。「日韓不做，」唐先生解釋道，「美國也不做。西方國家都不做。」看來，西方國家的布料都不來自唐先生。

快到站的時候，唐先生髮現我行李很多，主動幫我推其中一個大箱子下車。「吃個早餐再走吧，」唐先生對我說，「我們很喜歡交國際朋友。」我說一會兒朋友會來接我。「那我們再聯絡吧。」唐先生有些失望地說。

開啟四川天府健康通，我發現自己無法用護照資訊註冊，因此沒有綠碼。工作人員讓我去「開單子」，一個給沒有手機的人的發明。一群準備上工地的工人排在我前面。一個稍顯不耐煩的防疫工作人員在處理他們的情況。輪到我時，他表情很困惑地翻著我的護照，就像第一次看日漫時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看的樣子。我和站在旁邊的另外一個工作人員幫他弄清楚哪個是姓、哪個是名、哪個是護照號碼。結論是因為該站輸入個人資訊的系統僅支援漢字，我需要去醫院。

「我幫你叫警察嗎？」站在臺邊的工作人員問我。瞬間，我想到的是一系列不妙的情況。其實她只是想問我需不需要讓他們開車送我。我一抬頭，發現唐先生還在。他搞定了，現在站在社會和鐵柵欄的另一面看著我。我心裡覺得應該說一句「不用等我，您先走吧」。但是我正處於和工作人員的交談中，有些忙不過來。

「一個人口兩千萬的城市，火車站怎麼會沒想過遇到外國人的問題？註冊健康碼為什麼不能用護照？」我說著說著，暴露出自己的煩躁情緒。站在我對面的防疫人員讓我開啟支付寶，把手機給她。她操作了幾下，手機上出現四川天府健康通的綠碼。我想說「操」，但最終選擇僅僅用面部表情來表示驚訝。

「我是不是很厲害。」工作人員張開雙臂說。

「是。」我充滿感激，還有些內疚地回答。原來，用微信掃天府健康通只能用身份證註冊。但是隻要用支付寶掃碼，就可以用護照註冊了。

彷彿是臨時的天賜之物。出了站，唐先生不慌不忙地在原地等我。劉水也在。她對唐先生的出現很不解，但我讓她先上計程車再說。我們三個人去吃麵，勉強也聊了會兒天。在回家的路上，我正和劉水解釋唐先生的故事時，收到他的微信訊息。他叫我有機會給他介紹外國客戶，加了兩個齜牙表情。他還說：「以後我們永遠是朋友。」

不要覺得唐先生是一個說漂亮話的人。十幾天後，他給我買了一張到陝西的車票，讓我去他的服裝公司參觀。我在公司的小單間住了十天，度過了三年中最後一段無法隨意流動的時光。

我們望著窗外灰濛濛的小城市，喝了點白酒來提起精神。唐先生給我轉了一萬塊錢，讓我媽從義大利買幾件衣服寄過來，好給親戚「送點不一樣的」。聊到我姐姐賣茶葉的事情，唐先生安排了一個國際快遞，給我姐姐寄了他朋友在當地產的茶葉的樣品。我有時候會覺得我們是在閒聊，但實際上，唐先生說的每一句話幾乎都蘊含著某種我還沒有看清楚的行動力。他說下個月一起去他老家農村過年，一樣不是客套話，而是他心裡的一個計劃。1月14日，唐先生到了成都，中午和我吃了一頓美蛙魚頭。他說他花了八千多買了頭豬，過年我們一起吃。我那頓喝了三杯白酒，和唐先生約了第二天的行程：一路向川東，坐大巴到他的老家達州。

但是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得意於中午的酒量，我繼續參加了一場白酒品牌的品嚐會。跟在飯桌上大口吃菜不同，品嚐會只提供一些簡單的下酒菜，很快就把我弄醉了。第二天早上，我無法讓自己從沙發上站起來。我接到唐先生的電話，跟他說我可能趕不上當天的大巴。

「小年了，老家還有很多事，」唐先生說，「你克服一下吧。」誰說pua話術對外國人不起效呢？我說行。劉水從臥室出來，走到沙發旁邊，仔細地觀察我的表情和躺著的姿勢，似乎在確認還有沒有活著的訊號。「你這樣子還能走嗎？」劉水蹲下來和我說。那是一個字面意義上的問題，我也把它理解成對我的身體的判斷，類似：「你這樣子，還能走嘛！」我很同意劉水沒有表達的觀點。我不太能走。

像是在唸遺囑一樣，我對劉水宣佈自己把車票改到第二天的意願。她幫我執行，我來通知唐先生，接著睡到了下午。

第二天，我在車站餐廳吃了頓十六元無限加菜的午飯。像在一個夜店一樣，車站的洗手間全是來抽菸的人。我毅然決然地走進煙霧，去找個地方刷牙。

車上，司機不敢說我們幾點能到。我要問三遍才能獲得一個預計的到達時間，好跟唐先生交代。他要安排兒子小艾從農村開車到達州來接我。氣氛要比在車站剋制一些。沒有人抽菸，也沒有人大聲講話。很多乘客是一個人出行的。路走了一半，我們在南充服務區停車休息，大家有序地下車去買零食和飲料。我一個人走在空曠的服務區，腿部緊縮的肌肉終於得到一些放鬆。我轉身望著我們白色的大巴，記住它在停車場裡的位置。我想，它要是不等我就走了，我會做什麼？高速上能打車嗎？我會需要找個陌生人載我一程嗎？我放下這些雜念，快速去買了個巧克力棒和一罐王老吉。

前半段路比較沉默，坐我旁邊的乘客在回到車上之後和我搭起話來。擱在我大腿上的電腦提供了完美的閒聊素材。「你寫的是英文嗎？螢幕這麼黑能看得清嗎？」他是達州的一名醫生，剛去了趟成都拜訪他的大學老師。車窗外的天已經黑了，一排一排的人都很安靜，楊醫生小聲地和我說話。他說他的老師「很特別」，是一個作家，還曾經加入過重慶地區街頭上的「棒棒軍」，扛著竹棒，做山城中的搬運工。為了體驗生活，這位老師申請到監獄和囚犯同吃同住勞動了一段時間，他叫周嘉。

我們聊起達州。楊醫生說他們那裡很早就有疫情，12月初就有，大家都感染了。晚上9點，我們到達達州車站，下了大巴。楊醫生幫我提行李，陪我去找小艾的車。我祝他新年快樂，準備去農村。

2007年的夏天，一棵樹救了唐先生。他參加完親戚的婚禮，上了車，開上了四川的山路。和唐先生一起在車上的，是他的兒子小艾。開了不久，飯後的睏倦漸漸湧上來了。唐先生打著瞌睡，車失控了。小艾眼看著喜事快要演變成悲劇。他往下看，因為只剩往下了。車開到懸崖末端的時候，一棵樹出現在小艾的視野中。樹橫著倒在路邊。這是一場救生性的碰撞。樹擋住了唐先生的車，終止了它致命的軌線。那棵樹避免了唐先生和小艾從懸崖上掉下去。

十五年後的冬天，小艾開車帶我去他們的老家。走出城市、靠近鄉下的第一個訊號是路燈變少了。我們還有七十多公里才能到。我感到有些內疚。原來我不跟唐先生一起坐大巴的後果，是他的兒子要單獨跑兩趟來接我和他。我說了一句抱歉。小艾心情很好，看來他不嫌棄開車。

「義大利春節怎麼過？」小艾轉移話題對我說。我一時覺得這個問題是可以一笑而過的，那是個對方說完就會意識到自己說錯了的場景。但是小艾期待著我的答案，而且在未來七天，不少村民表達了同樣的疑問。小艾等於是在進村之前幫我先排練了。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義大利那邊不過春節，過聖誕，因為聖誕節就是我們那邊的。

小艾說他父親今天去辦了新護照。在陝西的時候，唐先生有提到過我們一起去義大利的事情。我大概是把它和其他那些喝白酒時許下的承諾放在一起，沒想過會再次被提起。我又低估了唐先生。「我也要去辦，」小艾說，「說不定到時候我們都一起。」我表示歡迎。

「可以的話我還想去德國。」小艾接著說。我從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回義大利，又怎麼變成了個歐洲小旅遊團的團長。我問小艾他想去德國的什麼地方。

「那個地方叫啥我忘了。」小艾笑著說。

他說的是特里爾市，位於德國西南部，沿著摩澤爾河而建，曾經屬於羅馬帝國，現在產白葡萄酒。當地人愛吃白蘆筍。但這些都不是小艾想去這裡的理由。1818年5月5日，在特里爾的布呂肯巷664號，荷蘭裔猶太女性亨麗埃塔·普雷斯堡生了她的第三個孩子，名字叫卡爾·馬克思。

「一個小夢想吧，」小艾眼睛發光，「從義大利過去遠不遠？遠就算了。」我說不遠。我們剛仔細比較了義大利奢侈品牌在國內和國外的差價，讓從事服裝行業的小艾有些興奮。我現在能想象他提著阿瑪尼的購物袋走進共產主義之父的故居的樣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算是一種信仰吧。」小艾一口氣總結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是一座用十四個字可以說完的天宮。

聊到過去，小艾會把中國的八十年代定義為一個「開始走偏了」的時期。他對現在的世界的理解，是「哪裡多多少少都有一點資本，這沒辦法」。小艾像是身處某種長久的善惡之爭當中。雖說他不覺得目前的狀態理想，但是可以接受。

深夜的鄉間小道又窄又黑，還到處都是拐彎。透過車窗，我們看到一個獨自走在路邊的村民，讓小艾感慨。「你能想象如果我們現在是在美國嗎？」他笑起來說。問題的語氣意味著我應該能想象得到，但我腦海中沒出現任何畫面。我總為閒聊中就那麼容易聊到美國而感到吃驚，並且有時候缺乏準備。

「得多嚇人，」小艾理所應當地說，「走在那種路上，隨時都有可能被槍擊。美國那邊主要是資產階級，所以老百姓還是比較受苦受累的嘛。」

由於工人已經放假了，我住的是一個裝修到一半的新房子。家裡只有男人：我、唐先生、他父親、他兒子，各住一間。有電、有煤氣、沒有熱水。在客廳，兩個小太陽對著一個沙發——這個簡陋的環境中接待客人最體面的一處。晚上，如果不被唐先生的父親發現，我會把其中一個小太陽帶到我的房間。要取暖的不止我自己。我電腦的電池失靈了，只能通過插座才能正常執行。房間裡的氣溫在七八度左右，低於蘋果公司建議的最低使用氣溫十度。像人一樣，在小太陽邊待了一小會兒，電腦的電池也活過來了。

在農村的第一天，臘月二十六，我中午去參加酒席。是一個村民的七十大壽。現場很熱鬧，有小孩、家長、老人。在外面擺的一個小桌用來處理隨份子、寫禮賬單的事務，像公司前臺，大家需要經過這一關才能進去。一樓的氣氛很好，小朋友們到處玩耍，五六個圓桌相互離得很近，剩餘的空間勉強夠讓阿姨們走過去上菜，菜很香，熱乎乎的，是在院子裡剛用柴火蒸出來的。作為一個來體驗鄉下生活的城市人，我的農村幻想已經被滿足了。但唐先生把我拉回到現實，他的現實。「我們弄幾個菜，一點酒，就上去吧，」唐先生說，接著找阿姨們來協助實現他的想法，「樓下太亂了。」

我們上了露臺，臨時安排了一個小桌，總共六個男人。回到農村過年，唐先生追求這種vip待遇。更何況，他覺得把我帶到安安靜靜的露臺上吃菜喝酒才是對我好。他無法想象我會更喜歡待在有煙火氣的一樓。我嘗試說一樓也挺好的，唐先生可能覺得我在客氣。

離我在成都喝醉才過了兩天，我面前又是一杯倒滿的白酒，我一聞就感到噁心。出門之前，唐先生和我說過，到飯桌上他會勸我不要喝多了。「不是不讓你喝，」唐先生當時說，彷彿在道歉，「是我需要這麼說，這樣顯得我對你好。」但是也不能不喝。我不斷給自己盛豌豆尖豆腐湯，喝一口白酒，就來一口湯。

唐先生下樓去社交的時候，我趁著機會悄悄地溜了出去。我已經懂了，我在農村這段時間會一直被安排在中老年男性的喝酒桌，因此下樓看看年輕人和各年齡的女效能讓我鬆一口氣，似乎回到了個正常的世界。我和一個小朋友以及她的媽媽一起玩，聊她們平時在廣東的生活。下午，小艾開車帶我去鎮上的超市。在車上，我問他會怎麼形容他和父親的關係。

「也就那樣。」

「怎麼講？」

「世界觀不一樣。」

「比如？」

「格局不一樣。」

小艾沉浸於抽象的詞彙，我怕很快就又聊回到列寧，就選擇放下這個問題。

我們經過村裡的稻田、養鴨池、柚子樹。幾乎每戶都會在家門外種菜。小艾說村裡的一些人在外面掙了錢，花一兩百萬在村裡修了個別墅，像是為自己的成功提供標誌性的證據。開了沒多久，我們停在一個房子的外面，等一個男生出來。他坐進車的後排和小艾打招呼。他叫小磊。

在鎮上，我們先在「好又來」買餅乾，再到超市。我們買了薯片、核桃、地瓜幹、土耳其乾梅子、牛肉顆粒、巧克力棒。小艾還拿了個零食大禮包，但是把它落在了收銀臺上，等開回家的時候才意識到，並開始糾結是否被算在了賬上。我們看到水果店，就靠在路邊，小磊下車買了幾大包夠吃到明年春節的橘子。我們準備去朋友家割白蘿蔔。

「你對中國的年輕人有了解嗎？」小磊問我。我說我應該算是對中國大城市的年輕人有些瞭解。「其實很多中國年輕人有夢想，但會為父母選擇放棄。」小磊沒聽完我的回答就說。

他的意思是放棄一個沒有經濟保障但是自己喜歡的職業道路，而選擇一份收入更高、性質更穩定的工作。小磊喜歡美術和攝影。他現在在蘇州一家做新能源汽車線路的工廠上班。剛上班那幾年，小磊買了張站票，坐了三十小時的綠皮車回家過年。車票三百多，機票一千八百多，他覺得省的這一千五可以給父母花。

我相信誰都無法概括中國年輕人如此龐大的群體是如何想、如何生活的。比起做一個社會觀察，小磊更像是在形容他做的選擇，甚至在說服自己這樣選擇是對的。那天下午，小磊很熱切地跟我分享了他心目中孝敬父母的方式。在接下來的七天裡，我們經常會在各種酒席上碰到。他忙著切菜、倒酒、招待客人。我們時不時會偶然對視，可什麼都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