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過後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會有彩虹。

——王菲，《人間》

第一個重啟的早上，街上很忙碌：有騎電動車送外賣的，有走路去上班的，有開出租的。城市的機器似乎一下就啟動起來了。過馬路時，我嘗試找回之前的慣性，卻難以找到。我在寫作俱樂部的群裡問大家應該怎麼形容這種感覺。收到的答案是：「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6月上旬，我幾乎天天待在濱江，就像上下班，臨走前會告訴大家：「我今天早點回去，明天還有個野餐。」有時只是約一兩個朋友，到了再遇到其他熟人，不同的圈子自然合併起來。在那第一個夜晚，人們壓根不會在意認不認識，都是手拉著手，在草坪上唱歌跳舞。酒讓我們忘記，酒讓我們記得。

我和sylvia再也沒見過面。我要去北京續簽證，她要回廣東準備出國。和卡雅以及花園坊其他鄰居的關係也是一樣的——偶爾會在微信上聊彼此的近況，但不會像以前那樣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現在，大家都有更好的事情做：騎電動車吹夏風，去見許久沒見過的戀人，推進各種停滯了兩個月的人生計劃。我對此並不感到失望。我們當了一個春天的朋友，之後繼續生活。

在濱江參加朋友的生日野餐時，我認識了小e。坐在草坪上吃著比薩，我聽小e說，她準備回安徽老家。不是要幹嗎，只是需要離開上海一段時間。我發覺，自己有一樣的想法，只不過我在安徽沒有老家。我們決定一起去。離開有一定的阻礙，去哪裡都會面臨不同時長和價格。現即時刻在變動，動身前充滿著不確定性，有一種將自己的命運交出去的感覺。小e坐在高鐵上，彷彿踏上了自殺的路。不過要想去北京，要想去其他地方接活，這也是唯一的路。

到了鳳陽，我們進入運轉中的機器：下了高鐵登記出站，統一坐大巴。車開到高速出口處的服務站，全體乘客下車，在停車場原地待命。像世界末日即將到來，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了，只能接受最後的審判。人們有序地排隊，挨個走到工作人員面前，等待一個結果。你在此徹底失去對自己生活的掌控。伴隨著恐懼的，是一種由於如此被動的情景而形成的坦然。就像歐冠決賽的點球大戰，緊張讓位給疲憊，你只是想知道老天的安排罷了。

我們那天交了好運，獲得最短時間的待遇。可以離開住處，只是不能坐公共交通，不能去像商場那樣人多的地方。我和小e在家看電影，出門到河邊散步，逛逛小縣城。我從上海帶來了一瓶白酒和一條絲巾，當作送給小e父母的禮物，對於在關鍵時刻接待我表示發自內心的感激。阿姨對鳳陽的安全顯得很驕傲，並絲毫不隱瞞對隔壁大上海的遭遇的得意。叔叔熱衷於指責遠方的美國、歌頌當地的白酒——曾獲洪武帝喜愛的龍興御液。

在鳳陽的夜，我們路過一家燒烤。坐在室外抽菸的常客看到我就興奮起來，叫我們一起坐。對外國人的好奇心讓他們克服了恐懼。老闆娘是一個烏克蘭女生，但是她話不太多，因此大家期望的外國人之間的相遇停留在尬聊的環節。我吃了桌上所有的菜，直到所有人開始笑，因為成功地讓我吃到了牛鞭。

「你覺得國外跟這裡有什麼不一樣？」老闆認真地問我，他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當地人。我總是不懂要從哪裡開始回答如此龐大的問題。想來想去，他替我回答了。

「這裡安全啊！」老闆說，「你看，現在都凌晨了，還可以安心地在外面吃燒烤。你在國外哪敢這樣啊？」但是，另一個燒烤攤的新聞才過去十多天。

一名警察喝得聊得極其開心，多次找我自拍。第二天，我上了鳳陽的抖音。小e的母親發現後，強烈建議我接下來保持低調。

七天後，我在鳳陽算是自由人了，但去北京的計劃仍難以實現。我決定和小e分別，到阜陽度過後七天。我住在火車站旁邊的招待所。按理來講，這是那種外國人無法入住的便宜住宿。但是，站在火車站對面，一個個子很矮的阿姨路過，沒和我對視就嘀咕：「住宿，需要住宿嗎。」我確實需要，又不趕時間，因此決定碰碰運氣。我跟著阿姨走進某個小區，上了二樓，進了招待所。付了三十塊，我拿到了單人間的鑰匙。房間沒有窗戶，沒有空調，有電風扇、電視機和涼蓆。我才剛躺下，阿姨就來敲門，要我的身份證。阿姨年紀比較大，沒反應過來我是外國人。我給她看護照，她卻不懂怎麼登記，便帶我一起到前臺，拿了招待所的住客登記本，直接讓我用筆填個人資訊。

7月的夏夜，阜陽人沿著公園走飯後的三千步。比較意外的是，在人行道上出現了一排一排的按摩床，床和床之間的距離比較小，一直延伸到你能看到的地方。等待客人的技師坐在凳子上刷抖音，手寫的價格表擺在地上。走完了三千步，當地人也許會遇到一百張這樣的摺疊床。玲玲是其中一名技師，大概四十多歲。跟同行一樣，她下班後會來這裡夜間營業。這是他們這行對於收入降低的解決辦法：降價，加班。玲玲說，這三年讓大家在開支上變得沒有那麼隨意了。像按摩這樣的次要消費被放在可要可不要的名單上。白天，玲玲的按摩店裡非常安靜。她和其他技師只能想辦法：上街擺床。因為沒有經營一家店的成本，在玲玲的路邊攤按摩半小時只要二十塊。雖然那意味著降低利潤並延長工作時間，但目前是最接近雙贏的方案——技師又迎來了顧客，阜陽人也不用放棄推拿的習慣。玲玲以前在上海打工，給一家電影公司做飯，離瑞金二路不遠。她後來跟著丈夫回了老家，才做起了技師。我趴在人行道上的摺疊床上，閉著眼睛聽周邊的人聲嘈雜，有一種私人和公共交叉的感覺，彷彿自己的生活被放在了電視上給別人看。我和玲玲一樣，隨著人生的波動最終到了這裡。

我在阜陽找不到普通單車，每天掃個共享助力車，從火車站騎五六公里到市區找咖啡廳。天熱、路寬、車多——戴上頭盔，我就是阜陽早高峰當中的小螞蟻。在這個三線城市，大家都去上班，自由職業者和大學生不多，白天的咖啡廳空空的。接近中午，冒牌連鎖咖啡廳會成為一些商務男談工作的場所。非常難找但值得一去的，是年輕咖啡愛好者開在小區內的店鋪。地方小，不過舒適、乾淨。店裡空調比較足，音樂是老闆的歌單。咖啡機是義大利的，咖啡豆有好幾個國家的。網路順暢，插座近。你忙你的，老闆忙他的，這樣過完一天。不知道全國這樣的老闆是否建立了聯盟，保持聯絡，互相打氣。我認為他們稱得上咖啡國駐三線的大使。

寧靜的日常又起波瀾，小e母親的得意來得過早。我爸留意著新華社的義大利語訊息，及時和我溝通，怕我被困在當地。離去北京還有兩天。阜陽暫時安全。悶熱的夜，我躺在火車站招待所裡睡不著，用電腦放著《沉默的真相》。彷彿為了配合懸疑劇情，外面下起大雨。我下樓買了聽啤酒，希望阜陽能再堅持兩天。

我大晚上在阜陽火車站等候，坐上到北京的綠皮車。要到早上8點多，經過一夜的路，那顆亮了十四天的星才終於熄滅。我順利進入首都，住在東四二條的一家青旅。我本來打算迅速辦簽證，一週後回上海，不過過程比我預想的慢，只好在京城多待一陣子。

偶然的一次短居，竟成了我在北京玩得最好的一個月。我在青旅的八人間認識了一個剛做外賣騎手兩天的男生，他一早醒來用英文對我說「idon'twanttowork」；一個喜歡聽宋冬野，來北京卻發現安和橋塌了的女孩；還有和我一樣等待簽證的南非人。我成為一個衚衕居民，晚上去以青年文化為標誌的精釀啤酒館「跳海」，參加誇誇活動誇一個自稱美人魚的陌生人，還認識了我曾經用來練中文的播客《故事fm》的創始人寇愛哲。沾和跳海老闆是熟人的朋友的光，我們享受著特殊待遇，在跳海正式開業之前獨享天台，點燒烤，從日落聊到深夜，用一把帶星空圖案的雨傘望星星。為了讓我體驗更多的鼓樓特色，朋友帶我在深夜1點去市第六醫院，排了四十分鐘的隊，之後去吃夜宵。

我似乎返回了宇宙的中心，來彙報自己的經歷。上海是大家關注的話題。坐在衚衕的露臺，我無法否認有某種回家了的感覺。原來，我在花園坊抓卡雅家的老鼠的時候，首都的人都從遠處望著，試圖理解。他們畢竟只知道一些大概，我補充的細節對他們來說都非常新鮮。2022年，我將一千公里外的遭遇口頭傳遞到首都，當一名最原始的記者。

三年沒見，我第一次和朋友團聚。yj從韓國回來了。我們約了晚上6點半在三里屯見面。28分時，我透過gungho比薩的玻璃窗向店內一瞥，發現他已經到了。yj的目光似乎在空中走失了，暫時也不打算回到人間。在桌子上，一杯喝到一半的啤酒像是他最好的朋友。這個畫面有種很私人的氛圍，進到店裡面找他甚至像是一種冒犯。

他見我的第一眼也不算特別興奮。本以為前幾分鐘會有數不清的話題要聊，什麼共同朋友，以前在學校的事情，他什麼時候回了北京。但是相反，我們很快就陷入沉默，拿起選單開始聊要點什麼比薩。「現在到處都是黑松露呢。」yj翻著選單說。這不像是什麼對黑松露的好評價。我們點了兩個比薩，一個辣的，一個不辣的，都不帶黑松露。在不辣的比薩上，yj大氣地放著辣椒油。

原本，yj的全家都在北京生活、工作、學習。不過最近，除了yj之外，他的爸爸媽媽和兩個妹妹都準備回韓國了。過幾天，yj即將在順義的一套八十多平方米的房子裡開始獨居。「是我告訴他們，你們走吧，」yj說，這次他回到了點菜時的嚴肅表情，「兩個妹妹高中畢業了，媽媽不用盯著她們了。現在的情況也不適合兩個女孩留下來。我和我爸留下一個就行。」

yj講的是高語境的話。我其實有很多問題：為什麼現在的情況不適合兩個女孩？為什麼他和他爸留下一個就行？但是yj喜歡講話講得模糊一點，求一個解釋會破壞他在我們之間所感到的默契。吃完比薩，我們走到地鐵站，yj提出買兩份臭豆腐，加辣。我努力不把這一幕理解為對剛才那頓比薩不滿的表現。

過了幾天，yj拉我進了個名為「fridaychillin'partyatyj's」的微信群。群成員全是男性，yj的群暱稱是「masterofthehouse」。還沒來得及發出正式的邀請，yj卻用群公告宣佈：「週五的派對取消了。我們要確保我的家人先走，今天就走。」

「你打算讓他們去住酒店嗎？」有人問，「他們的航班是不是還有幾天？」

「不，」yj說，似乎在等待這樣的疑問，「我們韓國人有一個應對這種情況的安全屋。他們會搬到那裡住。」

其實，就在當天，yj的小區另發了通知說，暫時安全。不過他的家人已經收拾東西走了，因此週五的派對可以照常進行。我那天下午在望京，路邊排著長隊，我因此提前前往順義。果然yj家附近不用排隊，我從地鐵站走幾步就迅速延長了我的保質期。到小區門口，yj下樓接我。黑寸頭、黑背心、黑短褲，yj和那些出來溜達的大爺融為一體，甚至走路的節奏都有些相似。他帶我去街道的飯館買一些下酒菜。他如果開始講北京話，我也會覺得很正常。家裡人都走了，他是留在北京的唯一的男人。

簽證拿到手了，我還不太想回上海。好不容易出來了，不如多在外面轉轉。我買了一件寫著「十四天裡哪兒都沒去過」的t恤，準備去海南，想度一次不由其他因素決定的假期。但到了櫃檯辦理登機手續時發現，我看錯了航班的時間，提前七天到了大興機場——那是在yj家喝完酒後訂機票的後果。我坐上地鐵原路返回，再等了一週。7月31日，我終於飛往海南。

我落地三亞，再坐高鐵到萬寧。我住在神州半島的衝浪俱樂部，一家建在樹林中的青旅。這裡有各種各樣的人：開日料店的北京大叔、辦公談夢想的上海老闆、懺悔拍過放縱自我的文藝片的青年導演，這座島都能容得下，還給你椰子水喝。它成為一個不分年齡、不分階層的精神寄託。在衝浪俱樂部，有一批以義工為名四處流蕩的年輕人。有天晚上，他們在公共區域集合，觀看佩洛西新聞的直播。我從海邊打車回來，走到原本熙熙攘攘的院子，發現一片像球隊輸了決賽一般的安靜。

白天，衝浪俱樂部的人忙著下海，拿著衝浪板來回於沙灘。我會留在院子裡，衝一杯咖啡，拿出電腦辦公——這也就是我數字遊民的初體驗。到飯點，義工會準備一些菜，並邀請我交二十五元拼餐費加入。青旅老闆、四川和廣東的義工、湖北的衝浪學員都對我的生活好奇，我對他們的也是。我們是彼此在島上的相遇，一個回到城市可以講的故事。我們一起去燒烤，去ktv，輪著在陌生飯友面前展示自己不出色的唱功。

可是三亞傳來的訊息終結了這一切。那些熟悉的詞語又回來了。因為前幾天路過三亞的緣故，我暫時離不開海南，只好退掉回上海的機票。有電腦，有網路，我做好了長期住在島上的準備，迎來一個限定版的海南夏天。我們去不了海邊。衝浪俱樂部的拼餐費變成四十五元，老闆鎖上了大鐵門。六十多天後，我感到重回黑暗的恐慌。我要走了。

當地交通已停運，我揹著行李走向車站。頭頂有太陽，眼前是三十公里的路。幸虧我左邊出現一輛黑車：一百五十元，司機大叔繞開被封的高速，走小路送我到目的地。我下了車才開始思考接下來要去哪裡的問題。前幾天，豆瓣上有人看到我在海南，留言說她在文昌待了一個月，很悠閒，歡迎我去玩。我本來沒多想過。可是，站在萬寧火車站入口處、實在不知道去哪裡的時候，那條留言看起來像個切實可行的計劃。「我一會兒就去。」我回網友說。

那是離開萬寧的最後一次機會：第二天，全島的鐵路交通都停運了。在高鐵上，我聯絡那個網友。她自稱劉水，是一個在成都讀研的女生，在海南度暑假。劉水嫌棄文昌市裡沒什麼可玩的，所以選擇住二十多公里外、因火箭發射而成名的龍樓鎮：有石頭公園和老爸茶店，並且劉水感覺會相對安全一點。我們約了晚上在鎮上喝清補涼。「我有半截紅頭髮，很好認。」劉水說。到了文昌站，下起了雨，我開啟傘在路邊等公交。烏雲靠近，我趕上倒數第二趟遊1路，坐到了龍樓鎮。

我在飛天客棧安頓下來。像龍樓的大部分樓房一樣，飛天客棧的業務包括賣供遊客觀看火箭發射的天台觀眾席位。近期沒有火箭發射，再加上疫情，飛天客棧相當冷清。在前臺工作的本地女孩認真執行著政策，在各種檢查後幫我辦入住。這個過程中，劉水走進客棧大堂。

「女朋友？」前臺女孩立刻問我。

「朋友。」

「剛來龍樓已經有朋友？」

「我們剛認識。」

「在哪裡認識的？」

「就在……附近的飯店。」

「這麼巧？」本不想解釋太多，模糊的答案卻增強了前臺女孩的好奇心，使我陷入一段似乎無盡頭的對話。還沒有和劉水打過招呼，她已經見識了我不令人印象深刻的編劇能力。

美泉茶園成為我們固定的見面場所。這是一家受當地人歡迎、有室內室外兩大空間的老爸茶店。下午2點點心出爐時是一天中最熱鬧的時段。賬單是一張分三型別的數字表，算賬的方式是在對應價格欄裡畫「正」字：

茶點（1—6元）

湯粉炒粥（7—10元）

大點（11—17元）

兩人一頓，加咖啡，放在上海必然是上百，這裡才三十多。不管男女老少，比起去海邊，來這裡喝冰茶、打遊戲、見朋友是龍樓人更喜歡的活動。飛天客棧的前臺甚至不會游泳。大海似乎是留給容易興奮的外地人的。我們騎著共享電動車去看夕陽，坐在石頭上看雲，猜測幾點會下雨。離島等於去隔離，我們不著急走。

在當時的海南，龍樓是一個完美的避風港。只要你不想離開，在這裡可以正常地生活，幾乎不受任何影響。我和劉水重度依賴選擇不算多的當地餐飲，經常約在核酸亭路口的飯店吃文昌雞和炒空心菜。我的臉曬黑了，當地的兩個小朋友把我定義為「非洲的外國人」。他們一路跟著我走到飛天客棧，堅持說想看我的房間。我坐在床上，他們不斷髮出疑問：「你見過非洲的青蛙嗎？你開什麼車？你是首富嗎？」一串回答不上來的問題之後，他們帶我看青蛙，我帶他們買奧特曼卡片。

原計劃只待十天，但現在我在海南快一個月了，已經瞭解龍樓每家飯店的選單，可能是時候走了。離開上海六十天，走了五個城市，我大概彌補了憋在花園坊的兩個月。離開的這段時間，我把房子轉租了出去。現在租客搬走了，租房合同也快到期了。我去和劉水道別。「記得來成都找我，」她說，「不來也行。但最好是來。」

浦東機場，深夜過了12點。飛機內的語音播報有序地叫出每一位乘客的名字。大家認真地傾聽，看誰有幸先下。從登機梯下來之後，左右兩邊是我們已經被消毒的行李，理得井然有序。它們自然形成一條通向轉運大巴的道路。大巴的目的地不是去航站樓，是直接出機場。在我的記憶中，享受這種下飛機就有車等著走的待遇的，是間諜劇裡的特務、訪問他國的政治人物，或者好不容易被球隊簽下的球星。由於近期的生活似乎不會涉及以上三種情景，我確實沒想過會輪到自己。穿越空無一車的浦東高架的時候，我一時忘記後面的七天，允許自己感到一些興奮。

我坐右邊靠窗的前排，望著眼前的市景，彷彿在腦海中多積累一些真實的畫面，就可以用來抵消接下來一週的酒店生活的單調。我拿出手機並開啟高德地圖，對照我們的實際位置，感受流動中的快感。靠邊停車的時候，我才感覺到其他人的存在。前面有輛警車，而我們在路邊已經原地不動地待了半個小時。有人開始不耐煩了，站起來走到司機師傅的位置，問他要個說法。司機也不知道怎麼說。深夜2點了，人人筋疲力盡。

窗外是一排準備做核酸的隊伍。他們捅完就得是我們了。終於有人叫我們下車。坐我旁邊的小男孩睡著了。他的母親坐在大巴的中間排，現在已經下車了，想回也回不去，麻煩還沒下車的我們叫醒她兒子。由於離小男孩近，叫醒他的任務落在我身上。我拍了小男孩幾下，沒有反應。「我們到了，」我小聲地跟他說，又拍了他兩下，「要下車啦。」我腦子裡的下一句是「要下去做核酸啦」，但我及時地制止了自己。我實在不想成為通知要做核酸的那個人。一個男生站在大巴的走道，近距離地觀察我在叫醒小男孩方面的失敗。「我來吧。」他自信地說，向我們走過來。

「嘿，小朋友！」他用比我稍微大點的聲音跟小男孩說，「小朋友！」小男孩依舊沉浸於夢中。男生滿臉困惑，無可奈何。後面一排的一個大爺站起來向前靠近，大聲喊著一句：「好了，下車了！下車了！走了！」車下的母親向上望，等著結果。這下，小男孩真的醒了。

先上三個臺階，猶如為某個神聖的儀式做出精神上的準備。鼻子喉嚨被捅了兩下，我接著罵了老天兩句。靈魂已淨化，我便有資格進門辦理入住事務。在透明的玻璃大門上，刻著「格林豪泰酒店greentreeinn」白色的字型。我瞬間想著，真的是有人敢玩諧音梗，特意把「格林」酒店設為隔離酒店嗎？這到底算是覺悟高，還是褻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