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lvia的小區在幾公里外，她經常和我分享這種日常小趣事。我們每天在微信上聯絡，對於現狀儘量保持資訊同步——官方通報、國內外新聞、微博帖子、聊天記錄式的小道訊息，一塊一塊地試圖還原一幅拼不完的拼圖，努力破解明天的模樣。她閃送給我一包茶葉，我閃送給她兩瓶葡萄酒。

認識幾個星期，見了幾次面，我和sylvia突然掉入同樣的沉重。我們的交流不再是普通約會物件相互瞭解的過程，而是帶有保證雙方精神不崩潰的使命。面對著使內心難以承受的社會事件，需要的是能夠和你一起痛苦的人。那兩個月，物理上僅隔著幾分鐘的車程，我們成為彼此的精神陪伴。

有天早上，要給居民發的菜包已經到了sylvia的小區裡，卻沒人去分，一堆菜包擺在地上曬太陽。小區群裡，有居民發了一張意味深長的照片：站在陽臺、默默地望著樓下的菜包的鄰居叔叔。發完照片還附一句：「望眼欲穿。」緊接著，有鄰居多次表示需要保持信心。其他鄰居回答：「相信哈，但是也相信菜會爛掉的。」sylvia說，小區群從來沒那麼精彩過。「我感覺我老了還在這裡，」sylvia說，「就會變成講話陰陽怪氣的老太太。」

有時候，到了晚上還沒有人發過訊息，是兩個人都需要一些解脫的訊號。我們既知道關注現實對自己重要，又意識到它一帖一帖地在消耗我們。深夜打電話，聽sylvia的聲音，發現她情緒到了極限，我會建議她減少刷朋友圈和微博的時間，儘量做點別的。但其實，我自己都做不到。整個4月份，我完全無法工作。我唯一的活動是努力關注自己身邊發生的一切。一天會如此展開：早上下樓排隊；吃完早餐，坐在陽臺煮咖啡；開啟電腦，放音樂，檢視來自微信好友和群的訊息，篩選最感興趣的文章；閱讀，找sylvia吐槽，餓了做飯；無限重複以上的日常。光這些已經可以填滿一天的時間。線上的其他活動不太吸引我。朋友好心送我的瑜伽試課券靜靜地過期了。一直待在家，我們分不了心。

最早，我還抱著一種鎮定，甚至樂觀的態度。當時，我家裡有一大桶水，沒有菜，但是有大米，還有冷凍的幾大塊肉——是前幾個月和72號一起辦山姆會員時買的，買完就沒用。如此衝動的消費竟然成了我的安全網，也給了我不參加那些每分鐘更新幾十條訊息的團購群的奢侈的底氣。

那天，一個名字叫「花園坊(englishspeakers)」的微信群出現在我的螢幕上。我的第一反應是不屑，甚至反感。我不需要這種群。我不想被當作小朋友，聽人用英語跟我講小區的事情。來中國有五年了，我不屬於哪個用來做基礎交流的群：拉我進來是一個無害卻依然錯誤的定位。一些英語好的中國女生在群裡問大家的需求，但我知道她們能有的辦法和我們是一樣的。「這不是翻譯的問題，」群裡有其他外國人說，「只是求食物的人多，實際能下單的卻很少。你參加了一個團購，然後團購失敗了。或者你是第三十一個人，而團購只接受三十個。」群主發來精品超市高價套餐的連結——四百五十元，能喝到義大利氣泡水；八百九十八元，能吃到進口巧克力棒和有機雞蛋。我覺得簡直是在侮辱智商，餓了也不打算上當。

群倒是有起到作用——讓我發現還有哪些在花園坊住的外國人。群裡有二十幾個人，大家都比較沉默。第一次氣氛活躍，是當一個不吃肉的鄰居提出想要分享自己家裡的一整隻雞，大家都真心地發出感謝。「大家好！」其他鄰居說，「如果誰手裡有食用油，願意換別的東西，像雞蛋，衛生紙，可以私信我。」這個群確實改變不了世界。不過，在失序的生活中，小社群的存在給每個人帶來某種更堅固的依靠。不管是用來發洩無力感或不解，表示無奈或迷茫，或只是為了求食用油，它說的是：在花園坊，你不是一座孤島。

可是由於起晚了，我還是錯過了買雞蛋的時機。一個有渠道的花園坊居民買到不少菜，一大早在小區群裡轉賣給大家。一盒雞蛋的價格相當平民，六十元三十個。我9點多醒來才看到群訊息，跑到84號樓的門口，敲敲門，卻全部賣完了。群裡的一個和我同名的義大利男人說他買到了，叫我到66號樓找他。

「我可以給你八個。」義大利鄰居說。

「確定嗎？你夠不夠用？」

鄰居什麼都沒說，直接將裝著八個雞蛋的紙盒遞給我。

「那謝謝你，grazie。我轉給你多少？」

鄰居又是不出聲，只搖搖頭。我猜可能不是很想講義大利語。這樣拿著東西走，我覺得不太對。「你需不需要別的？咖啡？」我追問他。他這次抬頭，似乎表示出興趣。

「我有拉瓦薩的。」我說。鄰居點了兩次頭。這應該算是溝通成功了。

價值六十塊錢的拉瓦薩咖啡，換來了八個雞蛋，確實不是一筆好生意。但是有一種當了好鄰居的感覺。還有，在突如其來的、陌生的生活中，給鄰居分點咖啡增加了一些熟悉的場景，恢復了我懷念的日常的一部分。

在往回走的路上，有人在群裡艾特我。「雞蛋你還需要嗎？」愛爾蘭鄰居說，「我應該可以給你六個。」我平時不怎麼買雞蛋。但是，突然可以依靠十四個雞蛋，心裡居然比較踏實。我拎著雞蛋經過小區——在弄堂閒聊的阿姨集體朝我走來的方向轉過頭。阿姨們光盯著我，或者說是盯著我手裡的雞蛋，驚訝到幾乎說不出話。感受到她們的反應，我向阿姨們微笑。「多少錢買的呀？」其中一個阿姨終於打破沉默說。我如實回答。獲得了最關鍵的資訊，她們對我不再感興趣，繼續聊自己的：家裡有沒有買到雞蛋，以及花多少錢買的。

群裡，大家也在討論雞蛋。「今天早上有個阿姨想拿三十個雞蛋賣一百塊錢，」香港鄰居說，「iwaslike……」他沒有繼續說他當時是like什麼，不過可以猜到是從驚訝到無語到憤怒。「我這裡有十四個，」4號樓的加州鄰居卡雅說，「我比較擔心。」

「雞蛋可以吃好久，」我回她說，「好像四十五天。」

「不是怕壞掉，是怕我很快會吃完。」卡雅說。顯然我們使用雞蛋的頻率不太一樣。

「我們這裡有七十五個。」其他鄰居說。

「好的，」卡雅說，「知道周圍有雞蛋，感覺好多了。」

和花園坊的大部分外國人一樣，卡雅是一名英語老師。早上卡雅在上課的時候，志願者總是來到她家門口，大力地敲響她的鐵門，催她下樓。卡雅每次都說等下了課會去，但志願者第二天還是會重演令她心煩的情景。她站在各類團購的前線：蔬菜、肉類、豆製品，卡雅應買盡買。作為一個曾經用週末時間來經營自己的外賣生意的人，卡雅很瞭解上海的餐飲行業。她發現，部分無法正常營業的餐廳正在急著出售必然會爛掉的原食材，想辦法減輕巨大的損失。物流通了，供應商不再要求滿起訂量，自己下單就可以了。經過一次又一次配送，卡雅的冰箱滿了。

我們開始合作。在她那裡放不下的食材，她拿給我，我的冰箱有的是空間。做飯前，卡雅發訊息說需要哪些食材，我下樓帶給她。飯好了，她分給我和其他鄰居。我蹭學校給她發的大禮包，家裡多了自熱鍋和巧克力零食。她的廚房有老鼠時，會來我家避難，我去她那裡抓老鼠。她用工資買薩拉米和乳酪，我用儀式感幫她擺盤。一來二去，我們順利形成默契。老小區的結構意味著我們可以下樓，在弄堂走動，偶爾串串門。我們坐在陽臺，聊起花園坊的鐵門外的世界：她的前女友、來中國之前的生活、對未來的期待。這是一段既有深度又很現實的友情。4月23日，我給她發的生日祝福的最後一段是：「雖然身在並不理想的情況下，但是認識你、當你的鄰居是讓我很幸福的事情。肋骨已經解凍了，現在在冰箱裡面。」

我能為花園坊貢獻的是葡萄酒。我試探性地詢問熟悉的進口商，他們的倉庫和辦公室有酒，但封起來了。更難的是需要通行證。協商的結果是，訂單需要滿五千元，他們才願意冒一次險，去倉庫偷偷把酒拿出來，委託別人去送貨。任務大，但需求也大。通過專門建的「goodgooddrink」微信群，花園坊聯合隔壁兩個小區野花園和復興坊，迅速達到起訂量。第二天，配送員開著麵包車停在小區門口，一箱一箱地卸貨——灰皮諾四十瓶，赤霞珠十五瓶，普羅賽克十五瓶，霞多麗四瓶，檸檬酒兩瓶，蒙特內羅、阿瑪卓利口酒各一瓶，總計五千零八十九元。

雨夜中，我拿著酒箱挨家挨戶送。在花園坊的團友中，一個女生無法下樓拿東西，我順便幫著取她買的牛奶，和酒一起放在門外。三個小區曾經是互通的，可是中間的鐵門現在都被鎖了。人不通，貨卻通：走到花園坊和復興坊的交接點，我通過鐵門下狹窄的間隙成功地把酒一瓶一瓶遞過去。我們無法看到彼此的臉，復興坊的人在對面接，說句感謝就趕緊跑回家。通往野花園的鐵門中有一處之前被用來餵貓的圓洞，剛好放得下一瓶酒。酒送完了，淋了雨的手機失靈了。群裡的朋友建議我用吹風機把手機吹乾，我試過後還真管用。大家陸陸續續地開瓶，將自己的酒杯和寵物和伴侶的合照發到群裡，並說好以後聚一聚。那天，以規範團購為目的，社群發了一份《必需品清單》。基於我難以理解的標準，水果是被允許購買的貨品，但僅限於蘋果和橘子。

忙著解決生活上最緊迫的需求，4月份過得比較快。但進入第二個月，隨之而來的是厭戰情緒的加重。彷彿活在《土撥鼠之日》或《楚門的世界》，一天一天之間彷彿沒有區別，也看不到頭。我想到有朋友的伴侶住進了精神醫院。在家，她整晚對看不見的人尖叫，並威脅要跳樓。一大早，朋友把她帶到上海精神衛生中心，但床位都滿了。回家有自殺的風險，只好帶她去國際醫院住，三天花了九萬。國際醫院終於空出一個床位，她在那裡仍處於偏執妄想的狀態，朋友通過微信眾籌，分攤國際醫院的鉅額開支。

很多人在離開或計劃離開。做youtube博主的義大利朋友住在浦東，計劃搬到東南亞。做電影的同學準備考託福，去美國讀研。亭子間的鄰居拖著行李走去虹橋，回了老家。香港鄰居要飛泰國了。遠近好友不約而同地發微信，問我怎麼還沒走。sylvia出國的時間也臨近，卻因不能出門而耽誤了手續的進度。她護照過期了，需要辦新的，但負責相關業務的機構跟著整個城市一起停擺了。網上流傳的帖子更是放大了sylvia的焦慮。她邊研究簽發護照的政策，邊問我考不考慮假結婚。在義大利的高中同學發訊息說：「快點回來吧，這下米蘭可能真的要拿冠軍了。」

確實如此。2022年5月22日，時隔十一年，ac米蘭再次奪得義大利足球甲級聯賽的冠軍。上次是2011年5月7日。我那時在上高中，坐了五百公里的大巴到羅馬的奧林匹克體育場，看了一場無聊又決定性的零比零。我當時忙著躲開羅馬球迷向我們扔的玻璃啤酒瓶，沒想到下一次米蘭奪冠，我只會在上海的一個陽臺從遠處給球隊敬一杯。

「二樓！下來做核酸了！」

「什麼？」

「下來做核酸！只差你們幾個呢！」

「好！我在洗澡！」

「快下來！」

「好！馬上！」

我在花園坊住的半年裡，跟樓下老秦夫婦的關係總有些距離，比較客氣。雖然住同一棟樓，我們彷彿過著平行的生活：我上午準備煮咖啡的時候，他們開始做午飯。唯一一次真正的交流是10月底的一個週末。我準備出門卻找不到鑰匙，便在腦中快速盤點了一下家裡的東西，好像沒什麼值錢的，不關門也行。我拿了個還沒開封的快遞包裹擋在門口，直接走了。鑰匙回來再慢慢找。但樓底下的門還是一個問題。我出去的這段時間，肯定會有人把門關了。週六晚上，要是深更半夜敲大門，的確不是維持鄰里關係的好策略。我決定在外面睡一晚，第二天一早再回家。

上海老房子的居民們在樓梯間共享爐灶。我回到樓門口的時候，就從視窗看到秦先生正在煮四個蛋。他一看到我就開了門。我解釋了我的身份，並且表明發生了什麼。「youforgotthekeys.」秦先生微笑著用英語重複了我剛說的話。我不太喜歡別人主動將對話的語言從中文改成英文，似乎是在否定你的溝通能力。但那次，驚喜大於自尊，我感受到秦先生的親切。我謝謝他後就上樓了。在之後的幾個月，我出門時也只是和他禮貌地點點頭，說聲「早」，沒有更復雜的交流。直到現在。

秦家住11號樓的底樓，我和另外兩個男生住在二樓，三樓住了一家四口。每次例行公事，我們都等九個人在樓下齊了，再像一幫小學生一樣一起前往。4月初的一天，我下樓時感覺更加煩躁，秦先生卻帶著笑容安慰我：「最後一次了，如果沒問題，明天就放出來了。」我無法被說服。秦先生不可能知道，沒有人知道。但他輕鬆樂觀的態度讓我感到一些安慰。我努力嘗試讓自己相信他的話。

秦先生是30後。他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上過中學，那是法國人辦的學校。他會講英語、法語、俄語。他還說，可惜不能用義大利語和我交流。1929年建設的花園坊——秦先生在這裡出生，直到今天。以前，11號樓整棟都歸他家。後來，這種獨棟住宅被分成了幾戶，就變得擠了點。在九十年的人生裡，他該見的都見過，不該見的也見過，難道能被一波疫情所困擾嗎？我越是這樣想，就越能理解他的坦然。

這段時間，老秦夫婦的日常還是保持著跟平時差不多的狀態。秦先生在家中切菜，餘太太坐在門外跟鄰居們閒聊。我在陽臺俯瞰著弄堂工作時，這就是我的白噪音。他們聊天用的是上海話夾雜著普通話，我大概只能聽懂一半。雖然我們小區有的是微信群，但是重要的通知還是通過餘太太傳到我們這裡：二三樓的住戶要下樓的時候，全靠她的叫聲。如果需要，她甚至會上樓到各戶敲門。

此前，我隔壁的亭子間裡住了三個男生，他們白天睡覺，晚上出去做代駕，戴著頭盔，騎著摺疊腳踏車，到燒烤店和ktv的門口接單。排隊時閒聊，我才得知他們其中一個前段時間回了趟老家。運氣使然，他因此留在了城外。借用餘太太的叫法，現在只剩下了「兩個小朋友」，狹小的亭子間倒稍微寬敞了些。為了分享一頓肯德基，我跟亭子間的一個住戶加了微信，看到他發的一條朋友圈：「當初為了不吃泡麵來的上海，現在泡麵都要沒得吃了。」

亭子間沒有廚房，他們以前都是叫外賣或出去吃。餘太太多次關心他們吃飯的問題，說他們可以把居委送的菜給她，她幫他們燒好。據我的觀察，鄰居倆從來沒有真的這麼做過。他們只是把菜洗一下，生著吃。後來，餘太太給了他們一個電飯鍋。一天夜裡，亭子間的鄰居來敲我家的門，喝得有點多的樣子，想借點油。他再敲門時，遞給我一包大米，只說了四個字：「國家送的。」

這天早上，聽到餘太太喊我時，我洗澡剛洗到一半。我快速洗完，穿了衣服下了樓。走到時發現已經沒人排隊。工作人員正在收拾東西準備走，叫我快點。回到11號樓時，我碰見正在燒午飯的秦先生。他跟我打招呼，又說：「今天我們去看病了。」我本來準備上樓，意識到這是對我說的話，就停下腳步，再次轉身。「所以我們沒能叫你們下來。」秦先生繼續說。

雖然弄堂裡整天都能聽到喇叭聲，但廣播裡叫到的樓棟實在太多了，很容易聽漏自己的門牌號。所以在11號樓，我們只聽餘太太的叫聲，其他的一概不聽。那天清晨核酸開始的時候，秦家夫婦已經在醫院了，所以我就沒下樓。

「去配點藥，是需要出門條的。」秦先生說，似乎那些煩瑣的程式才是重點，而不是他的身體。最近，我明顯察覺到秦先生整個人都變得更衰弱了。

「您身體，還好嗎？」我小心翼翼地問。我幾乎把問題分成兩半，儘量推遲說完問題的時間，這樣就不用太快聽到回答。

「馬馬虎虎。」秦先生背對著我說。他用他以往的語氣，不過這次，他表現的熱情似乎是在掩蓋心理上的擔憂。

我意識到這段時間帶來了怎樣的改變：從在淋浴房回應餘太太的命令，又跟秦先生認真地確認了他的身體狀況，我們之間的距離已經消失了。這是我第一次不考慮要對他們表現得客氣一點，而是直接說事情。就像在家裡和爸媽講話，不會想太多，因為知道後面還會有無數次、出於各種原因需要講話的機會。每次交流的氣氛因此變得更平淡。藉著慣性，它成為生活。

「蟑螂出來了沒？」餘太太興奮地問我。前幾天，她送了我一小包蟑螂粉，即使我們以前從未聊到過這個話題，我也始終沒對她暗示過家裡有蟑螂問題。

「哦，」我說，一下子沒反應過來餘太太在說什麼，「出來了！」

「唉你看，這個藥很好用，」餘太太自豪地說，「放一點點，可以用好幾年。」

「是啊，」我邊上樓邊說，「很有效呢！」

回到家中，換完拖鞋，我的目光落到櫃子上那包還沒有開啟的蟑螂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