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房的時候，朋友和我說起了706，一個探索共住概念的青年空間，在全國各地開展了所謂的「生活實驗室」。我聯絡他們時，上海的實驗室已經住滿了，但是他們邀請我去參加在「城市客廳」舉辦的線下活動。和生活實驗室不同，城市客廳沒有人住，是一個專門用來辦活動的空間。它在天平路36弄，靠近武康大樓的位置。這也是一套複式住宅，不算大，哪怕人不多，也很容易坐滿。我第一次去是8月的一個週六下午，活動發起人是一個在杭州讀研的女生，講的主題是中國性工作者的現狀。她講完之後，十幾個觀眾有序地舉手，和講者開始問答環節。我喜歡這種安靜、專業、平等的交流：一起觀察社會，共同形成討論，逐漸突破自己的認知。

忙著工作，我9月份只去了三四次706。撐到了10月，我帶完了同事的課，國慶假期也來了。七天的時間，城市客廳一直開放著。每天，每段時間，都有人在，不是辦活動就是做飯、玩桌遊、聊天、喝酒、聽音樂。有的人會直接打地鋪住。從我的新家騎單車過去只要不到十分鐘。我去為大家做一頓金槍魚番茄意麵，不怎麼會出錯，管飽又保面子的一頓飯。氣氛放鬆愉快，上海的秋季很舒適，微醺的青年出來軋馬路，圍著武康大樓流蕩在徐匯的夜。

我覺得也許這裡有我的地方。在北京，我更多的是在被動地接受那座城市。這次到上海，我想試試成為它的一部分。大學時有創意寫作課，人們圍成一個圈子坐著，對彼此的作品提供意見和建議；晚上，有小酒館裡的suddenlyeverywednesday。我想創造這兩種場景的融合：一個不像大學那麼嚴肅，又沒有酒館那麼分散的交流空間。我給準備在706舉辦的活動起名叫「寫作俱樂部」。活動規則只有兩條：必須帶上自己的作品；沒有作品，帶一瓶酒。

我感覺寫作俱樂部挖掘出了點什麼。比起說是表達，它更給人被傾聽的場合。在原子化的日常中，這顯然是大家的一種很強烈的精神需求。我決定繼續辦下去。但是，俱樂部才辦了兩次，城市客廳就因為擾民被鄰居投訴。失去所租下來的空間，剛找到家的寫作俱樂部需要另外想辦法。我決定把它帶到家裡。

201室的樓下是對八十多歲的上海老夫妻。三個做代駕的男生擠在隔壁的小亭子間，我們之間幾乎沒有隔音。為了防止遭遇和天平路的空間一樣的收場，我計劃把參加活動的人數限制在十五人之內。很快，我發現這一點不太現實。活動的名額填滿之後，總會有人私下問我能不能來，能不能帶個朋友。我一邊感覺到活動中有警察來敲門的可能性持續提高，一邊無法拒絕他們。那天晚上，臨近活動的時間，我忙著調酒和切法棍的同時，來得早的人幫我給到場的大家開門。我調了幾杯酒之後轉身，看到二十多個人坐滿了整個出租屋。椅子、沙發、床上、地上都是人，幾乎看不到木地板。我能想到的對大家說的第一句話是：「感謝國家，感謝黨。」

在寫作俱樂部，過著各種不同生活的人通過文字作品發生連線。創造這樣的機會，推動這種交流，是辦俱樂部給我帶來的最真摯的快樂。在現場，有高中生和上班族，有準備去美國讀書的和沒上過大學的社會人士，有寫科幻小說的和寫小鎮往事的，有做金融分析的和做行為藝術的。我只是把他們連線到一起的文字中介。

我注意到煤球，一個來自安徽的男生。他從俱樂部的第一次活動就開始參加了，但是一直保持沉默，坐在角落裡聽著其他人的作品。後來有一次，我試探性地點到了煤球，問他要不要讀自己的東西。他表現得驚訝又糾結，但還是拿出一篇兩年前寫的片段，是講小時候在房頂的一次看星星。他用很輕的聲音讀出來，讀完之後長舒了口氣。我能感覺到他在緊張的同時，是希望分享的。他低著頭，不敢面對現場的目光。有人被煤球的文字打動了，有人好奇，問他更多細節。煤球感覺自己被看懂了，因此，他決定繼續寫。在後面的幾個月裡，他寫到十年前、剛來上海住群租房時被偷電腦的故事，在上海街頭推銷英語課程的同事，家鄉的澡堂，中學班級裡的古惑仔。煤球說，雖然表面上自己的生活沒發生過變化，但他感受到另一種維度：工作日的中午，在外面吃午飯，他聽旁邊桌子的人打電話，想象對方的生活。似乎每一天中有很多可以寫的東西。

寫作俱樂部活動的時間是週三，我們開玩笑說這是「週中的週末」。一杯酒、一盤乳酪和火腿，大家上完三天班的心情能獲得一些舒緩。每週都會有人把酒灑到木地板上，但我慢慢學會放下緊張，不那麼在乎那些小事故。走進這裡，就像在羅馬的小巷，白天的社會身份會成為一種慢慢遠離自己的記憶。經常會有新的面孔來參加，但他們不一定會自我介紹，會直接分享作品。哪怕每週都見面，有的人也會不清楚彼此的工作是什麼。如果真的暴露了自己的正式職業，可能說完了會笑笑，彷彿說的不是自己，而是白天活著的一個人。脫離了社會身份的重擔，人和人的相處變得更自然、簡單、放鬆。

對我而言，寫作俱樂部幫我恢復了一種失去已久的正常：和一群朋友聚在一起，有酒有美食，在信任的環境裡將自己的內心生活和他人分享。我找到了自己在這座城市的位置：在一個客廳，給一些可愛的人倒酒，聽他們講一些自己的事情。此刻，所有關於未來的焦慮都消失了。和這片土地上的人交流，是我生活在這裡的價值所在。辦寫作俱樂部，是我到中國以來感覺最像在家裡的時候。這是我在後疫情時代，在新的城市，從零開始和陌生人一起重建的世界。

72號是我搬到上海的一個理由，但自從我們離得真的只有幾公里，反而沒有很頻繁地見面。他公司的業務受到了打擊，基本解散了，他和員工一樣也忙著找新工作，想一些增加收入的方法。我們策劃了一個少年足球訓練營，在中山公園發傳單，但報名的人太少，做不起來。他說服我一起辦山姆超市的會員卡，平攤一下費用。我在瑞金二路開生日派對，他帶來一瓶白葡萄酒。他在游泳館給小朋友開潛水課程，我過去拍活動照。偶爾會收到他的訊息說：「ale，你還好嗎？最近需要什麼嗎？」我總是搞不懂他這個問題，彷彿我們講的不是同一種母語。

經紀人也走出了我的生活。10月份她叫我去青島拍幾天的戲，但我一方面要每天去機構代課，另一方面覺得在上海有了自己的節奏，包括週三的寫作俱樂部，不想因為隨便一個活兒而打亂這種久違的生活秩序。當初讓我想來上海的事情，一旦到了上海似乎不再那麼重要了，彷彿已經起到了它的作用。就跟來中國一樣，出發前的期待和後面遇到的現實之間的關係不一定大。吸引你和讓你留在一個地方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而它們通常不會重疊。

在將近三年沒回過義大利的情況下，上海給我的是物質上的熟悉感：不怎麼起眼但貨很齊全的禪林食品店離我的住處騎車只要幾分鐘，我能隨時買到薩拉米、火腿，或者一瓶普羅賽克葡萄酒。整個城市的比薩店似乎比羅馬的還多。我在廚房備著乳酪和各種草本植物。夜裡12點53分，我還在擇這他媽的羅勒葉，一張一張地擺得很整齊再冷凍。

一個人買了這麼多羅勒葉，我開始上網找辦法儲存它們。有個美國女人在自己的部落格上說，她那裡的氣候不允許一年四季種迷迭香，因此寫了一篇關於怎麼儲存迷迭香的文章。在上海的深夜，我仔細地閱讀了她的建議，再給未來的自己一個提醒：羅勒葉用完了是可以再買的。不過，這些實際的道理是無法說服我自己的。雖然不瞭解怎麼用，我還買了一盒百里香。冰箱中看似多餘的草本植物會營造一種家的感覺。在這一點上，我已經脫離了現實。我需要的不是草本植物，而是它們的氛圍。我用實實在在的金錢去買感覺。也許只有當下的自己才會懂，一個沒有羅勒葉的家有多麼莫名其妙。

通過星期天早上的踢球圈子，我瞭解到一個在上海的ac米蘭球迷會，他們叫我一起看球賽。由於時差，我這些年的球賽看得少，對米蘭的熱情也有些降低了。我不確定自己何時還能到現場用喉嚨發出對球隊的支援，遠在上海和其他球迷約看球賽，大概是最接近的體驗。

我定了一個深夜2點的鬧鐘，迅速穿衣服下樓，從瑞金二路打車到閔行——八公里，二十分鐘，四十塊錢。這成了我日常的一部分。深夜2點的上海倒是不堵車，但是到虹梅路需要經過十一個紅綠燈。米蘭的歐冠球賽是3點鐘開始的，義大利的晚上9點。我在後座半睡半醒著，如果在哪個紅綠燈等的時間比較長，就會睜開眼拿出手機，確認自己沒遲到。凌晨2點56分，我下了車走進lasosta。

這是一家彷彿沒有意識到自己開在上海的義大利小飯館。老闆沒有選擇一箇中國人會覺得有異國風情但義大利人會覺得很奇怪的名字。它不是「forno」（烤箱）、「bottega」（店鋪），或者「lavitaèbella」（美麗人生）。它是「lasosta」，休息。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常客包括經過虹橋機場的各國飛行員，這個名字會讓你覺得這家店是做三明治賣給高中生的。整個空間一下就暴露在眼前，這裡沒有什麼追求。簡單的小木桌，牆上幾幅沒花過太多心思選擇的畫，在我的記憶中，這種風格會跟無數個默默存在的小飯館混在一起。中等的價格、中等的三明治、中等的咖啡，不過你還是會再來。

老闆對休息區的感情有些淡了。消耗他熱情的是那些客人的質問：「隔壁的蘭州拉麵只要二十塊錢一碗，意麵為什麼要四十？」「那你去隔壁啊！」老闆感慨地說。

「要是自己買面，」客人又繼續，「買肉醬，在家裡做，花四十塊錢能吃好幾頓。」

「那你去買啊！」老闆說。

還有那些預訂了一份「那不勒斯晚餐」的客人。雖說選單已經提前溝通好了，吃飯時客人又找老闆問：「牛排啥時候上？」「牛排？」老闆無法理解，「那不勒斯吃什麼牛排啊？」照客人的意願，老闆做了一份牛排，哪怕跟那不勒斯菜半毛錢關係都沒有。第二天，他還是收到了客人的差評。

比賽開始了。咖啡剛喝完，老闆又上了一瓶威士忌。其實，是半瓶——那是老闆一次不太如意的夜晚的遺蹟。上週末，老闆臨時被朋友邀請到她的店裡去。他的想象力走得比較快，以為那是意外出現的驚喜約會，就帶著這瓶威士忌過去了。結果到店裡才發現，還有朋友的好幾個同事，並不是他設想的場面。威士忌被大家喝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被老闆帶回去了。

也許這瓶威士忌就是不太吉利，因為米蘭的對手波爾圖剛進了球，一比零。四五個球迷的聚會，我們沉默地盯著電視機，無緣看到米蘭的逆轉。我們聊別的。有人成功回了趟義大利。怕得新冠回不來中國，他要求自己的朋友持陰性核酸證明來參加聚會。他們都配合了，但是一個在聚會上遇到的女生沒做過，這使他猶豫不決、進退兩難。比賽到了尾聲，米蘭還是沒進球，大家的希望消散在空無一人的虹梅路。5點了，天還沒亮，我們在休息區的門外分別。有人說晚安，雖然很快要上班了。我騎單車到地鐵站等著首班車，上了車就睡覺了。我坐的是通過輕軌道的三號線。再醒過來的時候，我已經能看到天亮，也能發現自己坐過站了。

我進一家老豐義吃早餐，氣氛已經很熱鬧了。一個阿姨自帶著鍋，排著隊，裝好餛飩就走了。一個大爺在喝酒，他多倒了一杯想讓朋友一起，但是朋友不是很願意。等蘇式湯包上來了的時候，一股濃濃的白酒味兒填滿了整個飯堂，似乎帶走了球賽的苦味。

執著於進球的前鋒怎麼都無法進，直到他放下心態，進球的機會才會到來。同樣，當我幾乎忘了拍戲的事情，一系列的拍攝就陸續出現在我面前。先是11月在上海拍的vivo手機廣告，拍攝比較順利，客戶當場約了我下週去廣州再拍一個。我拿著被計程車司機懷疑是否還能用的破舊華為10plus，去當一款新手機廣告的男主角。我連夜殺青，天亮趕回上海，一落地就有新的劇組找我拍華為的耳機廣告，地點還是廣州。幾天之後，我又到虹橋機場，坐同樣的航班飛到南方。機構的課只能臨時停了，突然沒事幹的學生有些不開心。我也感到對不起他們，不過這下確實有大魚需要炸。

前天晚上的寫作俱樂部搞到比較晚，睡了幾個小時的我早起去趕航班。到了虹橋機場的出發廳，我鬆了口氣，感覺工作最難的地方已經過了。我和寫作俱樂部的朋友們分享自己的行程，他們給我推薦足夠在廣州吃喝玩樂半年的餐廳。「下週見！」大家說。我發覺那才是我拍完廣告真正要回的家。

12月的廣州不用穿外套。室外的感覺很像國慶時的上海，或者9月的北京。這麼一說，從北方的首都一路向南，似乎是可以穿越時空的。藉著前一週的經驗，我腦海中已經有那天要發生的事情的畫面：在白雲機場落地，粵康碼，機場核酸，打車去公司（記得要發票），定妝，晚飯，酒店入住，到房間等通告。除了最後一點，我都做到了。晚上8點，通告還沒出來，我在開著燈的房間裡睡了過去。前臺打來的電話把我叫醒了。「劇組說聯絡不上您。」前臺說。

經紀人發了六條微信，打了兩次電話，又微信拍一拍我。她要我的房間號、手機號和粵康碼截圖。第一條微信包含最關鍵的資訊：凌晨4點半在房間做妝發，5點跟隨服化車一起出發到現場。「你就4點起床刷牙洗臉，在房間等，」經紀人又說，「她們開始給你化妝時拍個照片，把自己拍進去，我好留證據。然後計時器開啟。」

清晨，我們坐麵包車離開廣州到周邊的鄉下，劇組的人都在利用通勤時間補覺，只有我一個人醒著，有些興奮。上了高速，我收到交警的早安：「清遠交警提醒您：安全帶，生命帶，前排後排都要帶！不酒後駕駛，不疲勞駕駛，不佔用應急車道。安全出行，平安回家。」一小時後，我們到了一個小村。車靠在路邊，我們趁天還沒亮吃了個早餐，有兩種粉和熱咖啡。

劇組給了我一輛腳踏車，要在堤上騎。廣告的劇情，是我戴上了耳機，感到很幸福，接著騎車去海邊。那輛車子還不錯，跟平時在上海騎的哈囉單車比有明顯的升級，我騎得很自在。劇組把對講機塞進我的口袋裡面，我騎車逐漸遠離他們。周邊的農村很安靜，只有導演的聲音斷斷續續地陪著我。

「蜿蜒蛇形，蜿蜒蛇形。你很幸福，想象你是準備去見你喜歡的女孩。想象你喜歡的女孩。別隻往右邊看。往左邊看下。看天空。放鬆。放鬆。」

「剛才還行嗎？」我回到了原位之後面對面問導演。

「很好。我們換機位。」導演在對劇組說話，但我又想跟她講話。

「我來一會兒雙手，一會兒單手，再放手怎麼樣？」我問。她說行。

我從沒想過會有某天，在堤上騎腳踏車會成為我的工作。拍下一條的時候，我騎車時遇到一個過堤去上學的小男孩。他跟我說了點什麼，但我的目光要跟著鏡頭，沒法轉身看他。在遠處，我看到他表情疑惑地往前走，也許在想著我為什麼忽略了他，又想著為什麼要在霧濛濛的清晨笑著騎車，一會兒看左邊，一會兒看右邊，一會兒看天空。

「好的，好的，」我聽到導演在對講機裡說，「現在回來。」

連續拍的三條廣告使我安心，算是消除了短期內的經濟煩惱。差不多也該過聖誕了。跟以前在北京不同，這次有人問我有什麼過節的安排。我很疑惑：這是在過去的五年裡從未考慮過的問題。復興中路的小店鋪在門口煮著熱紅酒。我聯絡我媽，借鑑她招牌的聖誕甜品，做好了帶到寫作俱樂部分享。平安夜，我在瑞金二路辦了場接待十個朋友的聚會。我提前做了準備。機構的同事向我介紹進口商，讓我以批發價格買到那不勒斯檸檬酒。我預訂好威尼斯老鄉在陝西南路上賣的意式點心。我自己來做飯，在給朋友們發的選單上寫著：紫葉菊苣核桃芝士千層麵、聖誕香腸煮土豆、維羅納黃金面包。在上海幾個月，我也學會網紅店的這一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