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淡交會過，各不留下印。

——陳奕迅，《落花流水》

到了校外住，一切像是變得更輕鬆。做飯、扔垃圾、過馬路、坐地鐵、騎單車時，我的內心一直播放著令人愉悅的歌曲。只要我能夠在空曠的城市流動，就不會有讓我煩躁的事情。如果生活是一個電子遊戲的話，那麼我就是調到了新手模式，偶爾會給我一些挑戰，但跟我之前所習慣的難度比起來，真的不算什麼。

那些以前會讓我比較緊張的問題，我現在基本可以一笑而過，甚至成為一種日常的小樂趣。住了前同事的房子，算是換了個住址，我需要去辦著名的「外國人住宿登記」。每次辦住宿登記的體驗都不太一樣，因此缺乏對未來的參考價值。總會有新的要交的檔案，新的對原規定的理解，新的解決方案。這次，我需要在半天之內搞定一個物業證明。光線暗淡的物業辦公室裡，我對著表情糊塗的工作人員坐著。

「什麼證明？」他問我。在我無法提供更詳細的細節的情況下，他拿著辦公室的電話把社群站的人叫過來。那是一個個子比較矮、態度很熱情的大叔。他把我叫到辦公室門外，點了一根菸，問我多大年紀。在辦事的過程中，這是個你完全不懂眼前在發生什麼的環節。但是，由於沒有其他策略，你也只能跟著走。好在大叔看起來是個會辦事的人。

整個案子的難度在於，我住的房子是前同事租的，租房合同上只有他的名字，沒有我的。那怎麼證明是我住的呢？大叔打了幾個電話，又叫了一個同事過來。他們問我是幹什麼的。我說是學生。一個在國貿租房的學生，他們說那肯定是我家裡有錢。我懶得解釋我是怎麼經過六個月的掙扎走到了這一步，就乾脆地接受了他們給我下的結論。

大叔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說是房子的管家的。「你跟他說，你們需要去社群備案。」大叔有一種完成了任務的語氣。說完，他和同事一起走了。我感到情緒有些失控。我不抱太多希望，拿起手機，準備給管家打電話。

「你哪個小區的啊？」管家說，聽著就比較疑惑。

「光輝裡小區。」

「你應該是打錯了，我都不是北京的。」他說自己不是房子管家，我也不會驚訝。

我趕緊和他道歉，把電話掛了。我往四周望，已經看不到大叔的影子了。我回到物業的辦公室裡，問裡面的人知不知道他往哪裡走了。工作人員說往小區門口走了。我在北京夏天的陽光下追著跑。

到了小區門口，我兩邊一看，發現社群站的大叔和同事在一起，出小區往左拐了。我小跑跟上，和他說新的情況。

「啊？他都不是北京的！跟我們走吧。」大叔說。

我們走了幾百米，上了三樓。大上午，辦公室一片安靜，大叔走進去就向整個社群站說：「有個難題。」說完大叔就走了，這算是又完成了一次工作交接。我在門外等候，坐在一張白色桌子旁邊。我很難想象這個走廊裡的桌子的作用。我對著白桌子的表面，彷彿從那片白色裡能出來一份已經辦好的住宿登記。

「會說中國話嗎？」我聽到有人說話，抬頭看到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

「會。」我說，說完站起來。

「準備在這裡住多久？」

這個問題沒有上一個簡單。我沒做過仔細的計劃，也不知道前同事何時從義大利回來。我給了個比較複雜的答案，社群的人聽到一半就點點頭。我便不繼續說了。

「你去派出所登記吧，我已經跟他們說了。」我心裡感到解脫，急著想走，怕對方再改主意。我謝謝他後，下樓掃了個單車去建國門派出所。到了第一個紅綠燈，我想起社群站的大叔。我想象他已經回到小區，抽著煙跟同事講他今天碰到了什麼難題。

跟我的前同事一樣，何東和本傑沒有能夠回中國。他們先是天天盯著疫情的進展，期待政策有所放鬆。時間久了，他們意識到身邊的人都有工作，而他們正處於一種尷尬的等待狀態。能走出去的日子遙遙無期，他們在原地找了工作。很多留學生都如此。國內的同學，學校要求留在外地等返校通知。結果是我在北京沒有那麼多朋友了。

東四十一條六十四號的咖啡廳酒吧「攝影筆」成為我的社交基地。我去那邊看電影，看完電影上露臺喝酒，還認識了在屋頂上種花的女人。

她的酒杯裡面只剩下一個辣椒和一片羅勒葉。我問她那是什麼雞尾酒。她說不知道，就是酒單左下角，四個字的那個。她向酒杯裡看一眼，像是在思考點什麼。「很辣很辣。」她說自己平時不喝酒，來這裡就會點一杯牛奶和一杯水。不過昨天喝了一杯這個辣酒，今天過得很好，所以今晚又來了一杯。

種花的女人在農村長大，在山上上了大學。她總是難以習慣城市生活，主要是對城市沒興趣。她為了找機會來到北京，又覺得和大自然隔了一層，很不舒服。為了緩解這種不適，她在北京會翻過河邊的鐵柵欄，到泥土上走走。看到身邊的水，她在二環內就能達到天人合一的狀態。我問這麼做會不會有人管，她說根本沒人想過會有人這麼做，所以也沒有人管。

她想到可以做中文老師，就在網上搜尋北京外國人最多的地方，最終定了使館區作為發名片的地點。她很快在兩個非洲大使館找到了首批客戶。要給大使上課，她說，教語言是不夠的。大使們想要一種「體驗」，希望感覺到你對他們的生活有好奇心。她慢慢懂了，雖然有時根本不好奇。她不喜歡塞內加爾的某個向她求學的官員：在一次公開活動上，官員對除了她之外的所有人都很友好。從此，她不再當他的中文老師。她說這是北京最好的一面——有這麼多各種各樣的人，你就可以直接不搭理那些不喜歡的人。哪怕是他國的政府官員。

在北京，她養一隻名字叫小雪的黑狗。她說在世界最聰明的狗的品種排名當中，小雪排第十二。我們聊天的時候，小雪跑到了旁邊的桌子，跟兩個喝啤酒的英國男生一起玩。以前，小雪在家裡就有陪它玩的大狗。後來因為北京五環內的養犬規定，大狗被送到五環外的村子。送走大狗那天，種花的女人捨不得，跟著公安到村子裡送行。

她走路時看著腳下的混凝土，表情不適，跟衚衕的夜一樣沉靜。她望著旁邊的樓房說，假設市政府讓大家在自己的陽臺和屋頂上種植物就會好很多。她說北京人很聽話，有了這樣的命令，他們一定會行動起來。在衚衕裡，已經有那麼一個屋頂，那就是種花的女人租的房子的屋頂。

她的計劃原本是在屋頂上種草。不過，房東說還是不要種。房子比較舊，種草需要的泥土可能會造成過重的壓力，給屋頂帶來危險。所以她決定種花，種植物，目的就是讓它們長得很高，高到建立一個四面封閉的空間，從外面看著就不知道里面在發生什麼。她說可能會需要一年時間才能實現。有的花和植物實在無法習慣北方的氣候，除了她自己認為好看之外，需要找的都是「比較好活著」的、能過冬的種類。在房子內部，她為了騰出空間，扔掉了床和衣櫃。地板挺舒服。有時候工作累，她就上屋頂看花。

在攝影筆，我參加了一次即興寫作活動。在活動上認識的一個女生邀請我去參加幾天之後的居家派對。在場有很多不做電影的同齡人，這對我已經夠新鮮了。有雜誌主編、媒體記者、在ngo上班的，還有三個瑞士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一個帶了一袋鴨頭的四川人說他是搞非洲工作的，他和我聊起《隱秘的角落》。我羨慕他們的客廳、他們的故事、他們的喬治亞紅酒。最重要的是，我羨慕他們那些有明確方向感的生活。我可以回答自己在讀研究生，但說白了那就是在說你還沒想好要幹什麼。我曾經迷戀這種充滿著可能性的狀態，在其中能找到安全感。現在，我開始感受到它的侷限。這些人都做了一些選擇，因此能來這裡聊天。我像一個群眾演員，雖然在他們旁邊站著，但心裡知道這並不是我的主場。

像是命運的安排，8月中的一通電話為我的焦慮提供了某種出路。青島的一所高中在緊急找義大利語老師。原本的外教像何東和本傑一樣被困在國外了，我可以住他的房子，看他的電視，拿他的工資。掛完電話，我思考了大概五分鐘，然後答應了。

對陷入僵局、邁不出第一步的我，那通電話簡直是天賜之物。發了幾條微信之後，我收到了北京飛青島航班的出票通知。機場接送和住宿已經安排好了。你如果只是懶得想，這個地方會幫你想清楚所有的細節，再把事情打包好了交給你。除了我需要工作，去青島的體驗很像是個全包式假期套餐。你所選擇的是不做選擇帶來的輕鬆。

跟假期套餐一樣，其中存在一些誇大推銷的成分。學校說我住的是海景房。我到了才發現，確實是海景房，但這個景有點遠。你需要放眼望去，讓目光跨越一家醫院、幾家超市、二十來個小區，才能看到大海。你可以在腦子裡放大畫面，加個濾鏡，去掉幾棟建築，海景就差不多有了。是需要一些努力的，但是確實有。

我住二十一層，往下看是一個足球場，場上踢球的人顯得很遠很小，跟以前去米蘭的球場看比賽的體驗有些相似。房子是兩室一廳的，原本住兩個義大利外教。我觀察家裡的物品，依然很多，明顯他們離開的時候沒想到不會按時回來。冰箱裡有一瓶青島啤酒，我開啟喝了一口，跟醋一樣酸。房間裡有一個拳擊沙袋，一張足球遊戲的cd，義大利餐廳daromano的外賣袋。廚房裡有一個尤文足球隊的杯子，一本里面只寫了三個菜譜的手冊。都是一些真實的東西，一種有人在這裡生活過的直接的證據。我感受到，學校給我的不是個假期套餐，而是上個外教的整個生活。除了尤文的杯子，我全都拿了。

跟我同一天到的是一個從重慶飛過來的女生eva，也是臨時來代替別的老師教義大利語的。eva住在我正對面的小區，我可以從我的房間用肉眼看到她住的樓，但需要走個地下通道才能到馬路的對面。她帶了自己的母親過來。我們在機場認識了，後來約在我家樓下的一家麵館吃午飯。我和eva講普通話，她和她母親講重慶話。我和阿姨需要經過eva的翻譯才能交流。除了說面好吃，我跟阿姨聊不上更多。

eva的頭髮很長很黑，只有一根沿著腦袋下來的白頭髮。飯後我們去散步，走了一會兒就找不到阿姨的身影了。路很直，不太能走丟。eva很鎮靜，看了一眼我們右邊的櫥窗。她停下來，搖了搖頭。

「怎麼了？」我問她。

「她去買東西了，」eva說，聽著不太開心，「一些她不需要的東西。上次她買了一個按摩棒。」

「那可能她需要？」

「不。她說東西便宜，就買，然後放在家裡不用，過了兩天又找我要錢。她不理解錢的價值。」我一下子懷疑，說這句話的人到底是女兒還是母親。

「也許可以試試給她設定每個星期的預算？」說完這句話，我就問自己，怎麼才認識了三小時，就已經進入了對方家庭的內務。eva同意我說的。如果真的這麼做，我想，希望eva不會用我的名字來介紹這套新的政策，否則下次和阿姨見面會略有些尷尬。「我買多少個按摩棒影響你正常睡覺嗎？」我想象阿姨對我說。反正，我大概理解了eva那根白頭髮的存在。

開始工作之前的星期日，我們三個人去吃海鮮燒烤，在老城區散步，到海邊躺了一下午。阿姨被一艘不斷從海岸來回的小船吸引了，像小朋友一般和eva鬧著，說她想去。小船的老闆到處走著招客，到我們那邊，他和阿姨聯合向eva推銷。eva無法抵抗，我們就付了六十塊錢的船票出發。果然是騙遊客的水專案。老闆開了幾百米，我們才稍微有了點感覺，小船就掉頭帶我們返岸了。老闆賺了錢，阿姨坐了船，eva嘆了口氣。晚上，我們在eva家用她們從重慶帶過來的底料吃火鍋，看電影。

我知道這些週末、這些人、這一切都是暫時的。我和學校說好了做兩個月，到時候我回北京，他們讓外教從義大利回來。但是和過一天算一天的日常相比，有兩個月的計劃已經不錯了。有同事，有該做的事情，有早出和晚歸，這些都給了我的生活一些結構。這變得比工作本身更加重要。

我熟悉附近的小店鋪，早上去吃鍋貼，趕時間就買煎餅帶走。我不太做飯，但是喜歡去逛菜市場湊熱鬧，逛完了去吃鍋盔和熱乾麵。習慣於北京的密碼鎖，我有天出門忘記帶鑰匙，走路手機還摔了，於是就有機會認識了街道的開鎖師傅和修手機店的老闆。店裡面還有很多衣服，老闆說是朋友的工廠為國外做的，後來因為疫情訂單取消了。青島的秋天比我預測的冷，我藉著緣分買了件沒出成國的黑色外衣。

早晨，太陽曬亮了eva住的小區。那些高樓擋住了後面幾棟舊樓房，彷彿想讓那些居民多睡一會兒。天色溫柔，遠眺是青島的天主教堂，再遠是平靜的黃海。這一下，房子的海景算是被驗證了。

因為學校建在一所女子監獄旁邊，加上它整個建築的色調偏灰，導致學生會把週日下午返校的時間稱為「回監獄」。我從住處去學校要坐一小時的班車，班車會跨越整個城市接其他的同事，再通過隧道到達黃島區。這裡類似上海的浦東，你會不知不覺地從繁華大城市走到一個又一個村。房地產開發商看著地圖有了想法，給這裡起名「青島的西海岸」。

學校很新，是最近幾年從老城區搬過來的。理性主義的建築風格，加上教學樓外牆上刻的宣傳標語，一下使我有些不適，似乎回到了墨索里尼時代的羅馬。視覺上，青綠的足球場讓人欣慰。我問高二的學生他們什麼時候踢球，答案是還沒踢過。還是那句話：別來和我說中國足球的問題是缺乏足球場。

這是所美術類的學校，之所以會需要我，是因為學校開了一個「中意班」，目的是讓高中生學義大利語，畢業了就去義大利學藝術。我帶兩個班級，都是高二。我心裡既想和學生連線，又怕讓他們失望。我怕自己像個不負責任的父親，建立了關係之後又忽然離開。跟市場上的教育機構不同，這次有配合我工作的「中教」。他教複雜的語法，盯著學生的進步，承受著家長的不滿。我扮演的角色顯然輕鬆多了。在口語課上，我和學生聊聊天，聽聽他們最近的生活。如果我們的狀態是一場婚姻，我和中教的家務分配嚴重不平等，對孩子的付出主要來自一方。他是不討喜歡但有助於成長的家長。我只是偶爾帶點零食出現。

每週的第一節課放在週日下午2點。上午，我會在天主教堂附近散步，可是教堂的大門關了，要從一個小門用微信小程式買票入場。很多遊客不是去參加彌撒，而是打卡拍照。青島老城區保留了一個歐洲小城的外殼，每天有專業的攝影師跟著年輕的夫妻去找一個最像歐洲的街角。不少舊建築成為網紅咖啡廳，咖啡像是道具，賣的是一個拍攝檔期。幾乎沒有人在那邊辦公。

吃完午飯，我會到老火車站旁邊的停車場，和學生一起坐大巴到學校。在車上，是接下來一週最後一段真的屬於學生自己的時間。會有人聊天，但大部分學生很安靜，戴上耳機望著窗外，待在自己的世界裡。為了延長這段時間，到了學校我會讓他們寫作。我經常會在車上想到題目。我很好奇學生平時的煩惱和夢想是什麼。那些義大利語作文成為我理解他們的心靈最直接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