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2020年1月，快放寒假了，每天能看到提著行李準備回家過年的學生。學校周圍氣氛很寧靜，還開著的店鋪也少了。在去地鐵站的路上，我發現了一家還在營業的臺灣小餐館，決定進去嘗一下。

「老闆，這家店開多久了？三個月？」

「九個月！」

「九個月啊！」

北京是一座沒有時間感的城市。或者說，它只有當下。半年前發生的事情會跟前天的混為一體，形成一片時間的濃霧。節奏緊迫，追憶過去或揣測未來都是不可能的。一切正在發生。餐館老闆的解釋更加通俗。他說外國人喜歡看美女，不會注意到他的小店。

「那說明生意還不錯吧。」我說，努力彌補剛才的失誤。「不不，」老闆回答，「每個月我都賠錢。」看來，今天的對話註定是失敗的。

老闆會用比較好的食材，但保持著蒼蠅館子的價格。這大概可以解釋每個月賠錢的結果。他說開店主要是找點事情幹。他原本在臺灣有工作和收入，後來老婆去北京找工作了，他就跟著一起來了。清晨5點，他會起來給老婆準備便當，再準備早餐，然後把她叫醒。老婆出門了，他會看看電視，看到中午就吃飯，吃完就睡會兒。醒來看見冰箱是空的，他會出去買菜，回家開始準備晚飯。為了逃離這樣重複的生活，他開了這家店，月賠七千。

那幾天，我繼續去他那裡吃飯，支援一下家庭企業。老闆也記住了我的名字。

「你好，亞歷，」老闆說，「你趕時間嗎？」他沒抬頭，忙著操作櫃檯上的外賣訂單小機器。老闆說他連不上wi-fi。

老闆在用隔壁超市的wi-fi。我得知小餐館還用著超市的自來水和營業執照，餐館和超市之間有一堵牆，但是在資料上，餐館是超市的一部分。通過一扇小門，兩個地方是通的，時不時會有人從小門出來問飯好了沒。學生回家了，客人少了，昨天才四個。其中一個就是何東。

就在那一刻，一個穿著黑羽絨服的中年男人進來了。

「來兩份滷肉飯吧，一份這裡吃，一份帶走，」他說，「我跟兒子說讓他嚐嚐正宗的臺灣菜，之前吃的都是假的。」

「沒有雞蛋了。年前用完的食材都不再買了。」

「那你就放點別的。我跟兒子說，下課了就別吃東西，回家有滷肉飯。多放點飯，他能吃。」

老闆背對著客人，邊忙邊淘氣地說：「好，反正我想放什麼就放什麼。」

「多少？一百？」黑羽絨服的男人邊問邊掃碼。

「沒有一百！」老闆連忙回答，但是錢已經轉了。他付的大概是整個餐館昨天的收入。他們關係比較熟，後面就聊家常。他向老闆祝福新年好，接著拿起給兒子的滷肉飯就走。

「你知道那是誰嗎？」餐館老闆說，「是超市的三個老闆之一。他很有錢，想多給點就多給點。」

年後，餐館老闆準備關掉實體店，只做外賣，爭取不再賠錢了。訂單在家裡做，微信群裡有超過兩百個想吃滷肉飯的大學生。老闆還想賣飲料，以臺式奶茶為主打。我注意到餐館櫃檯上的棕色飲料，就問老闆那是什麼。

「瓜茶，」老闆說，「我請你喝。」

味道很甜。太甜了。一口一口，我努力保持著一副滿意的樣子。望著窗外，我看到街上的雪，聽到老闆說：「這特別適合夏天喝。」

何東和本傑準備回國，但這和剛剛開始的疫情無關。何東只是想回趟家，而本傑需要在澳洲處理一些簽證上的問題——他愛上了一個海南航空的飛行員，決定辭職去海口學書法，所以要回國重新辦簽證。他們都計劃2月份左右回來。衣服、相機和白酒，也都放在北京的住處沒帶走。我打算留在學校專心寫東西。

1月27日，大年初三，我們約了最後一次飯。當時，湖北省共計有兩千七百一十四例新冠病例，北京才八十例。北京部分餐廳不營業，主要是因為春節假期。三里屯一家墨西哥餐廳在微信上發通知，放假期間正常營業。海報上寫著一系列承諾：及時消毒桌子和打掃衛生間、讓員工戴口罩和測體溫。對於到店的客人，沒有任何要求。科羅娜啤酒二十五元一瓶，一百二十元一桶。

但本傑還是覺得眼前的情況不太妙。在我們三個人的群裡，他勸我們在外面的時候「戴口罩，勤洗手」。他說，通往北京方向的公交都停運了。他建議我們吃飯不要跑太遠，還是留在學校附近好一些。那天上午，我在五道口的一家咖啡廳辦公，順便騎車遛了一圈，找找還開著的店。

我們決定去汗巴巴。我給店裡打電話，而這被何東形容為「歷史上最無用的預訂」。

確實我們是店裡唯一一桌客人。那會兒還沒有健康碼，也不用出示核酸證明。巴基斯坦老闆親自走到我們桌，給每個人測體溫，再讓我們點一盤瑪莎拉烤雞塊咖哩。本傑從公司帶了包口罩，在餐桌上分給我們。何東第二天就飛英國，他說沒事，讓我多拿幾個。當時，全世界只有中國出現過新冠導致的死亡病例。

疫情依然是比較新鮮的話題，大家對此也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意見。我們只有個別的案例可以拿來下飯閒聊。一個波蘭留學生去武漢找女朋友，不知何時能出城。本傑說上海的一個學校通知了家長，2月18日前不會開學。

到倫敦之後，何東在群裡跟我們報平安。他說首都機場都很正常，「除了戴口罩和填一個小表格，沒有什麼特別的」。敢不敢在飛機上摘口罩吃飯也是讓大家糾結的問題，特別是在長途航班上。「最後我還是把一切都吃光了，」何東說，「除了那份沙拉，看起來很噁心。」

在倫敦機場排隊入境，何東說自己的心情相當複雜。是要繼續戴著口罩保持安全，還是摘下來，融入來自全世界的乘客？這一句在2020年說的話，事後看來如此意味深長。

羅馬時間1月30日晚，總理孔特宣佈義大利首次確診了兩例新冠病例，是兩名中國遊客。義大利選擇關閉所有往返中國的航班，成為歐盟第一個採取防疫措施的國家。

那兩名中國遊客是一對六十多歲的夫妻，1月23日跟團從武漢飛米蘭，到達幾天之後開始出現症狀。他們酒店的經理接受媒體採訪說，當時是太太聯絡了前臺，說丈夫發了高燒。酒店叫了救護車，夫妻二人被送往傳染病研究所接受隔離治療。同行的十九名遊客一起在醫院進行醫學觀察。

這對於在義大利生活的華人不是一件好事。我2018年在北京教過的學生現在在米蘭讀書。她說，商場的櫃姐和中國人講話都戴上了口罩。地鐵上，很多乘客看到中國人就會遠離，把圍脖豎起來遮住嘴巴和鼻子。中國人需要和朋友、老師解釋，他們不吃蝙蝠。當時，世界衛生組織還沒有選擇全球后來會使用的名稱「covid-19」。不管是媒體還是普通人，大家都叫它「中國病毒」。

「怎麼著，你回來嗎？」遠在義大利的舅舅給我發訊息說，「再這樣下去，機場會不會關掉？」

我對於那些在義大利生活的中國人的遭遇感到心痛。至於我的安全，要不要離開疫情重災區？我覺得沒有必要。我猜測，這個問題過幾個月怎麼也會被解決。反正三月份要開學，對嗎？

選擇留在學校的留學生也不多。氣氛很沉靜。何東走了，房間變大了。我正在看《馬男波傑克》的第六季時，聽到有人敲門。是樓下的前臺女士，她挨門挨戶地通知學生：從今天起，原則上不能出學校。出學校需要說明理由、提交申請、等待批准。去機場和其他國家不受影響。就是說，你隨時都可以走，能否回來就另說。

我的第一反應是否定現實。「怎麼可能？」我對前臺女士說，「我還是得出去。」

她一副不關心的樣子，沒有回答。她還要去通知其他學生。她期待的是趕快忙完回前臺刷影片，而不是和一堆外國人進行出入政策探討。

但不管你是否接受，現實還是會來的。離開校區變得比較複雜。即使申請通過，也頂多會批准兩小時的外出。像北京這樣的城市，出門經常會在路上花一小時。來回一趟，朋友還沒見，時間就用完了。加上疫情初期的保守心態，2月份校區就變成了我全部的世界。

食堂還開著。早餐的供應時間是7點半到8點半。為了趕上飯點，我定鬧鐘，隨便穿點什麼下樓，順便解決每天小程式打卡的任務。迷迷糊糊地弄這一切時，我曾經勾了「最近十五日內接觸過新冠肺炎感染者」的選項，並迅速接到班主任的關心電話。我從此養成了喝完咖啡再打卡的習慣。

身邊沒有幾個熟悉的同學，我開始和校工交流。買完早餐，我坐在長凳上，對著春天8點多的陽光，吃個韭菜餅。目光往下一移，是已經關門超過兩個月的學校超市。往右一看，是學校食堂。正在上樓梯的是個穿休閒衣服的男生。他轉身看我一眼，接著往食堂走。

過了一會兒，他出現在我的右邊，在離我三四米的地方蹲下來，我這才認出他是在學校食堂打菜的小哥。在如今冷清的食堂裡，他依然熱情高漲。就算你敷衍地指出你想要的那些菜，他也會及時地向你報菜名，似乎能讓它們變得更好吃。

剛買的韭菜餅不是他幫我裝的。我還在想，熟悉的打菜小哥到哪去了？不穿工作服的他讓我體驗到一種認知反差。就像當你在劇組習慣了看到某個演員演某個角色，等殺青之後，這個人終於又變回了自己，跟你聊他或她真實的生活，你就有點不適應了。

打菜小哥要走了，不再打菜了。他要去山西做艾灸的生意。我說，我還蠻喜歡去做艾灸。說這句話讓我彷彿回到疫情前的時候。週一晚上去朝陽公園踢球，週二晚上去亮馬橋吃比薩。說起各種疫情前的習慣，好像說的不是自己，而是曾經活著的某個人。

小哥向我報道美國和義大利最新的新冠肺炎確診人數，他比我都清楚。他是年前來學校食堂打工的。時機不妙，一進校就出不來了。我問他這段時間都吃些什麼，是不是一直吃食堂。人只要夠無聊，就會變得比較好奇。他說想吃啥都行，還可以下樓到清真餐廳烤燒烤。喝點二鍋頭、啤酒，吃燒烤。

小哥的家是河北的，但他說村裡管得嚴，比大城市嚴。至於他為什麼想去山西，我就覺得不用問了。當宇宙的邊界變成學校的鐵柵欄，誰不想去山西呢？不去山西才要問。他所說的「去轉一轉」，已經是充分的理由。我們繼續聊。

「食堂主要是速凍食物嗎？」

「是，速凍的多。樓下有個很大的速凍庫。前幾天領導過來說，就算外面斷貨了，我們自己還可以吃大概三個月的飯。」

「那是要吃啥呢？」

「大米、饅頭，再加點鹹菜。」

「就是保證餓不死了吧。」

「哈哈，是。」

「每天浪費的東西多嗎？」

「很多。已經做好的菜，過了兩三天就要扔了。」

「買的菜是新鮮的嗎？多久買一次？」

「至少每個星期會買一次。」

我們加了微信，小哥說到時候給我介紹艾灸的操作。

當時，我和艾灸小哥一樣想離開，但不敢對自己承認這個事實。離開復雜，離開有風險，離開有經濟成本。還是學生、沒有收入的我鼓不起勇氣邁出這一步。因此，我心裡預設留下來是唯一的選擇，不去探討其他的可能性。我給自己設定的遊戲規則是隻能想辦法在這裡面生活。

三月份，隨著疫情的好轉，學校外面的世界逐漸恢復原樣，但學校裡面的情況沒發生任何變化。學校的行政人員可以自由出入，上下班回家，但針對留宿生的限制絲毫沒變。一個學生這樣總結過：「外面的人郊遊，廣場舞就在我院子外面跳，朋友圈在吃海底撈。」整個北京都正常了，為何學校還不解除限制？

我能接觸到的是負責留學生管理的老師。至於出入校的規定，他們沒有決定權，因此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回應我和其他學生的不滿。最常用的是喊大家開個會，求求理解，送點薯片和可樂。在一對一的溝通下，有老師和我講道理：這都是為了安全，沒有人，就沒有人權。班主任打電話說，歡迎我到系裡用教室看電影。他還出席了一次學校專門為我安排的心理諮詢。聊完最近在學校的事情，心理老師說我狀態「還挺好的」。

心理老師大概的意思，是隻能接受周邊的現實，並儘量在其中生存。雖說她無法改變學校政策，但我和她還比較聊得來。我需要的不是情感安撫，而是有人來說我的感受是正常的。

情緒不好的時候，我就點一個比薩和六聽啤酒。那是大躍公司出的精釀，能讓我的心回到亮馬橋的夜，想起和本傑的微醺閒聊。一套六聽啤酒剛好喝一週，等下次想吃比薩時再進一次貨。下樓散散步，不會遇到本傑，遇到的是留學生宿舍樓的維修大叔。

大叔的甘肅口音比較重，我經常聽不懂他說的，就「嗯嗯」點頭微笑。他標誌性的道具是一輛黑色的電動車，要在宿舍樓值夜班的時候，他會騎著電動穿過宿舍樓的玻璃門停在樓裡。疫情前晚歸的時候，會看到他躺在前臺後面睡覺，旁邊的電視播放著cctv6的戰爭片。他喜歡提到打仗的事情，還有鄧小平。這些似乎會讓他很興奮，像是喝醉了。說完，大叔會笑著來一句：「我說的對不對？」

早上下樓，電梯開門的時候，我就能聽到大叔刷抖音聽疫情新聞的聲音。「亞歷，亞歷，」大叔舉著手機對我說，「看到了嗎，美國新冠死了五十萬人！」可能我是在那時候學會了聽到讓自己難受的話裝作沒事的生存技能。

「是嗎？」我平靜地說，跟大叔的心情形成鮮明的對比。我彷彿在演一個不想演的劇本。

「義大利那邊怎麼樣？」維修大叔接著問我，情緒這下平穩了很多。

「還行，」我說，聊的話題迅速從抽象的美國轉移到了具體的義大利，「現在好些了。」

比起聊這些，任何話題都更好。某天中午在五樓的廚房，我和保潔阿姨同時在做飯。我切油菜，她來糾正我。阿姨說，需要先把油菜一個一個切開，土都去掉了，才能保證洗菜的時候你真的把它洗乾淨了。我要重新來。

準確洗菜的時候，阿姨問我買的菜貴不貴。我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問題。油菜，多貴才算貴？就算我知道，我買的油菜多少錢來著，誰記得呢？

我裝作自信地說，不貴。

「八塊錢吧？」

「差不多。」

「做什麼菜你？」

「炒菜和米飯。」

「那不行。加點別的什麼，炒雞蛋吧。」我回房間裡拿兩個雞蛋。

我到宿舍樓樓下的長凳上吃飯，吃完就躺下來睡一覺。一小時後，保潔阿姨的聲音把我叫醒。

「學生睡覺了。」她對同事說。

我睜開眼睛坐起來，看到保潔阿姨拿著把水果刀，低頭在院子裡走來走去。她和另一個阿姨在一起拔草。阿姨說那種草是可以泡水喝的。

「你怎麼不學習？」阿姨問我。她叫我不要在外面睡，會感冒的。我說沒關係，現在天氣不冷。她說還是會感冒的。

幾分鐘的事，阿姨問清楚了我的學業進度、感情狀態以及未來的生活規劃。我想了想該怎麼樣對她表現出同等的好奇心，想來想去，就問她老家是哪的。

「河南鄭州。」

「哦，我去年去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