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好浪漫！」

——中國的很多計程車司機

「你們義大利人多嗎？」

「大概六千萬人。」

「那挺多的。」

「還行。」

「房子一平方米要多少錢？」

「我不瞭解。」

「買個別墅多少錢？」

「沒研究過。」

「你覺得東西方有什麼區別呢？」

「一兩句說不清。」

「你們義大利講什麼語？英語？」

「義大利語。」

「哦。用什麼錢？」

「歐元。」

「一歐元值多少人民幣呢？」

「八塊錢左右。」

「特呂弗和戈達爾也是義大利人嗎？」

「法國的吧。」

「哦。義大利……是一個什麼國家？」

「資本國家。」

「自由嗎？」

「大概吧。」

「吃辣嗎？」

「不多。」

這個對話的不同版本會一直伴隨著我在中國的生活——以至於讓我懷疑，自己是不是不瞭解義大利的房地產，以後就沒有朋友了？我發現，外國人的身份有點太重了，會很難讓對方自然、自在地和你交流，涉及的話題範圍也非常有限。坐計程車被司機問到自己是哪國人的時候，我都開始考慮要不要說點別的國家，像德國，好歹能聊點足球之外的。我每次出門彷彿舉著一張寫著「我是外國人」的牌子，持續吸引著一堆跟我個人沒什麼關係的刻板印象。

也許最能體現出我的心境的是在南方某個二線城市發生的事情。我是因為轉機而路過。停留的時間比較長，要等第二天才能有航班，我就在機場附近的小區租了個小房間住一晚。安頓了下來，我準備下樓去吃點東西。電梯下到一層開門時，我面前是幾個閒聊的年輕男女。

我想起來這不是北京，對方可能會對我的出現有一些反應。他們一下子暫停了對話，仔細地把我打量了一遍。這都算是在我的意料範圍之內。

我走到單元門口時，他們終於又說起了話。「我就是很怕外國人。」其中一個女生對朋友說。樓道極其安靜，聲音特別清晰。

我選擇裝作什麼都沒發生，照常出門，到街道的路邊攤吃炒粉。攤主和居民都很友好，這使我的內心更為複雜。新奇的面孔一貫能保證你到全國各地都會有特殊的招待、熱情的問候。在他們眼裡，你來這個國家有十天還是十年，其實都一樣。這是多麼讓人沮喪的事實：你付出了時間和精力來熟悉這裡的語言、社會、文化，調節了各種不適應，甚至有了歸屬感，最後別人看到的還是一張外國人的臉。而諷刺的是，那樣的相處又意味著一種安全距離。一旦走得太近，你會聽到一些你不該聽到的話。

表面上的好客對臉不對人，意味著某種交流上的分裂。你要拿自己的老外身份來迎合對方，同時在內心做出真實的反應。回到小區時，我又在電梯裡遇到了那幾個年輕人。我的情緒已經很冷靜了，決定打破我們之間的僵局。我等到和剛才發言的女生對視時說：「不用怕嘛。」她震驚了，一時說不出話來。然後她拼命地道歉，直到只能誇我的頭髮好看。

在外地找住宿也如此。一是想省錢，二是想住得低調一些，不去什麼國際大飯店。可是這樣單純的想法在現實中竟也如此艱難。偏高檔的酒店一般沒問題，但是中等以下的酒店會不會接待你是一個旅行中常年存在的未知。我會提前做功課，在攜程上篩選「接待外賓」的酒店，可這也不是很準，有時候充滿自信地到了前臺才被拒絕入住。因此我會先打電話確認。

有一次逛南方的小城市時我心情還不錯，路過一家有些破舊的賓館，規模比較小，能接待外國人的可能性不大。我直接進去了。在前臺值班的阿姨顯然感到驚訝，但沒有拒絕我。她說這是第一次要幫外國人辦理入住——這就是我希望會遇到的情況。趁她對業務不熟，我成功入住了。到房間裡開啟電視，有英超的比賽。走了一天，我躺下來看球，感覺很踏實。然後，有人敲門。前臺的阿姨發現了他們賓館接待不了外國人。我雖然已經在穿著內褲看球賽了，還是得走。

這樣的事會摧毀那些關於融入當地社會的幻想，提醒你，你始終只是一個沒有身份證的外國人。有一次和幾個同學去南京拍攝，我是劇組裡唯一的外國人，劇組也沒想到要因為我而做特殊的準備。深夜到南京時，同學們陸續入住，酒店拒絕了我。我感到熟悉的無奈。邀請我進組的同學從沒見過這樣的場景，他又吃驚，又對我感到抱歉。他拿著我的校園卡給酒店前臺的工作人員看：「他在中國讀書，他和我們一樣，他，他不是外國人！」我在旁邊觀看這一幕，心裡很清楚說這些都沒什麼用，不過還是對同學為我做的辯解感到很榮幸。他的意思其實是，我不是一個外人。只不過他歪曲了事實來表達這一點，笨拙、可愛，還有些精準。

我花了很久才學會不把這些往心裡去，讓入住酒店的焦慮轉化成佛系的態度，坦然地面對路途上的不便利，彷彿被拒的是護照上的那個名字，而不是我這個人。甚至你遲早會認定這根本不是你配得上的東西，就像你無法在網購平臺下單跨境進口商品一樣。外國人的生活體驗相當分裂：一會兒享受超國民政策的優待，一會兒連普通消費者都不如，購物出行都有阻礙。精神上更是如此。在北京出生、長大、讀書、生活、工作的美國人參加朋友聚會時還是會被說「老外不懂」，並以此為由被阻止參與一些話題。為中國經濟貢獻了整個職業生涯的德國人滿六十五歲時無法延續工作簽證，因此不得不離開自己幾十年的家，定居在新加坡。這些真實經歷都在告訴你，可以來這裡學習、工作、生活，但你不是，也可能永遠都不會是「自己人」。

而我離開羅馬到中國已經有三年了。我在北京幾乎沒有什麼義大利朋友。回老家的時候，高中同學說我講的是中式義大利語，帶音調的。發語音給我媽時，我經常停頓下來，想不起來詞，最後說的是有中文翻譯腔的語句。可以說，不是義大利人，也不是中國人——我被夾在中間的一處灰色地帶，似乎摸不清自己是誰了。

不過，基於坦誠——以及身邊人的犀利提問——我必須要回答一個既現實又比較哲學的問題：如果真的能融入社會，我會想要嗎？有沒有其實不想脫下外國人這個身份的時候？有沒有想退後一步的情況？融入了，不就沒有夢幻島了嗎？我想了一下，一次在八寶山的下午茶給我提供了一些線索。

我去見了一個不太熟的朋友。他是中國人，他老婆是義大利人。因為他老婆在北京朋友比較少，他叫我到他們家附近一起吃個飯，聊聊天。我們在地鐵站附近的商場吃烤魚，在場的還有他們三歲的小女兒。那天，我內心認為自己是某個被他們請來的社會觀察者。我平時不會在週末擠商場，聊聊孩子的問題。考慮到客體的陌生程度，比起普通社交，這更像是一次田野調查。我告訴自己，這絕對是一次全新的、和我的生活毫無關聯的體驗，這樣才能夠放鬆地享用那條烤魚。

我們聊的大部分是他們的事，特別是他老婆的事，關於同時帶孩子和工作的事。我認真地傾聽，並提出建議，讓她和我另一個像她一樣教義大利語且有孩子的朋友認識認識。我想過，這大概是我今天最大的貢獻，連線了兩個應該會聊得來的外國人。加上我從市區跑了一趟，他們來買這個單也不過分吧。我得意地猜測後面就沒有我的事情了。

「對了，亞歷，」朋友說，聊天的方向盤突然對著我，「你多大了？」

我感到有點奇怪，但也還行，這些不是不能說的。我如實回答，期待著對方的某種對自己已經流逝的青春的感慨。

「那也差不多了。」朋友自信地說，似乎手裡有方案。我一時不懂他想說什麼。「可以想一想穩定下來的問題。」朋友接著說，解決了我的困惑。他想說的其實很清楚，甚至擺在我面前：一對結了婚、生了娃、在商場吃烤魚的夫妻。我緊張地笑出聲來，但朋友講的不是段子，是真的提問，所以他等著我接話。「差不多，差不多。」我邊說邊用筷子挖掘鍋裡的魚肉，順便看看能否挖掘到一些能讓我走出這次演變成尷尬局面的午飯的話語。回去以後，我們誰都沒有再找對方。

無法在異國成為自己人的失落是真的。想要保證大家在日常中對你說話禮貌不越界，不干涉你的個人生活，不強迫你陷入年齡、婚姻、生育焦慮，這也是真的。在工作上，我也感受到了對外國人身份的懷念。在東莞進劇組那次，我接了一個為本地人設定的崗位（不報車票，工資極低），經歷了上級的那種非常不客氣的對待，也只堅持了兩天。在拍攝現場，那些剛從海外飛過來的演員享有全劇組的照顧，而作為幕後工作者的我已經失去了那些待遇。作為老老外，我只能羨慕他們。

在探索異國社會的過程中，我陷入了典型的局外人的悖論：我嘗試主動地去了解他人，卻不斷地吸引注意力到自己身上。或許，比起高調地出面，和周圍的環境直接相處，我更適合坐在車後座，靜靜地聽聽前排的人說話，讓他們說著說著就忘記我的存在。

2019年那年，彷彿已經預知接下來幾年會什麼樣，我幾乎沒停下過，不斷地東西南北來回跑。我有次甚至接了一個自己覺得很好玩的活：從北京特地坐高鐵去深圳，在公園看看夕陽，再把一些攝影器材帶回北京（由於不同地區的器材租金不同，有時會有人請人把器材送回租金最低的城市，這是最划算的方案）。我喜歡這個國家的大，大到能夠讓自己在其中消失，在上千裡的鐵路上漂泊。我不帶任何目的或需求，迎接路上所有的偶遇。度過了主要在學校活動的前兩年，我現在很渴望看到更廣闊的中國。我終於能聽懂人們在說些什麼。他們像有著不竭的活力，我被這樣的力量吸引了、打動了。在我比較缺乏方向的時候，他們向我展示了生活不同的可能性，雖然他們和我的生活無關。在路上，每一次的交集都讓我覺得我屬於這個混雜、不完美、讓人又愛又恨的世界。

姜明個子不高，一頭金色短髮，二十多歲。她是我一個有錢朋友的更有錢的朋友。其實，可以說我和他們半毛錢關係都沒有。某個夏夜，在美國留學的袁羽走到了北京電影學院的門口，偶遇下樓取外賣的我，問我能不能進學校看看。他得有一米八，身體很瘦，戴一個耳環，愛打籃球，老家在廣東，在加州學程式設計，微信名開頭是就讀的學校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