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學院轉了一圈之後，袁羽約我第二天在中關村的一家咖啡館辦公。他邊忙工作邊翻著成功學的書，到點帶我去附近的店裡吃燒烤。他說當下的形勢沒以前好了。這個表面上比較模糊的判斷其實有很客觀的衡量標準：兩年前，袁羽家裡有三個司機，現在只剩一個。說「三個」的時候，袁羽的眼神發光。他是90後獨生子，等於說家裡一人配一個司機。這樣的奢侈，如今只有他父親才能擁有。「回家的時候，我基本上沒有司機。」袁羽說。

週末他帶我去參加了一場關於人工智慧的活動，我們在會展上和姜明碰了面。他們一人手裡一杯奶茶，在高科技的展館中間走馬觀花。我和袁羽是坐十號線地鐵來的，而他真正期待的是逛完會展去坐姜明的瑪莎拉蒂。「參加會展」只是擺個樣子給彼此看。北京的南六環上，袁羽舒適地躺倒在瑪莎拉蒂的副駕駛座椅上，接著對姜明說自己最近的煩惱。他正糾結於四個女生之間。

「你最喜歡哪個？」姜明說，專注的目光不離開前方的道路，雙手緊緊地握著方向盤。

「都差不多。」袁羽望了眼路邊的樹說。姜明沉默了一下，接著說到他們兩人都認識的第五個女生。「你為什麼不和她在一起？」姜明說，語氣帶著提出瞭解決方案的驕傲。袁羽直接笑出聲來，這大概是他收到的最不可能的建議。「她不是有一千萬的車嗎？」袁羽直截了當地反駁。

「我爸的車才有一千萬，好嗎？」姜明帶著貶低的笑容說，「她的車就四五百萬，放心。」

袁羽所說的四個女生都是他爸介紹的——分別是市長的女兒、省長的女兒、警察局長的女兒、某個商人的女兒。那天早上，袁羽收到父親的訊息，又是給他介紹女生的。袁羽編了個藉口，變相拒絕了。「我爸急了，」袁羽帶著煩躁說，「他覺得一旦工作了，沒那麼容易找。」

「他說得對。」姜明連忙回答。她語氣裡有那種深諳生活智慧的過來人的得意。「你在工作上會遇到很多女生，但她們主要是圖你的錢。」姜明又補充說。袁羽保持沉默。路上很堵，像他自己腦中的想法。他的目光流落到車窗外的南六環，彷彿試圖在車流中尋找答案。

「找個喜歡的。」姜明說。她終於擺脫了那種說教的語氣，聽起來還稍微親切些，大概也像一個朋友吧。袁羽的注意力被成功地拉回到車內。

「但是，」姜明嚴肅地說，像講到了課堂上的知識重點，「你要找個和你差不多水平的。經濟條件不一樣總會很麻煩。」

晚上，我們去吃了一頓名店的烤鴨。姜明一開始就說清楚了她會買單，還多次鼓勵我「點一些貴的，沒事」。誰都清楚，這是一次以證明經濟實力為目的的飯局，但我不介意。除了自己成了她炫耀財富的物件，那天的場面算挺順利——他們沒有因為我而調整話題的方向。一會兒是八卦，一會兒是職業疏導，一會兒是人生大道理。他們聊得很投入，根本顧不上我。這就是最好的結果。

成都一夜，青旅門口站著一群藏族人。青旅的管家於琴起身，走過去看一眼。

「怎麼了？」於琴問，彷彿有人深夜敲她家的門。

「我們找地方住一晚。」帶頭的穿著橘黃色袈裟的僧人說。

「你們幾個人呢？」於琴問。黑暗中，幾米遠的身影顯得模糊不清。

僧人轉身算了一下後面的孩子和婦女，再面向於琴說：「七八個吧。」

「那不行。」於琴說完，僧人點點頭，重新回到了他的隊伍中。於琴關了門，回到青旅大廳的桌子前坐下。除了於琴和我，和我們坐在一起閒聊的還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媽媽。「住不下他們所有人嗎？」她問於琴。

「我們只剩四個床位。」於琴說。

「藏族人喜歡睡地上。」

於琴沒有接話。

我們在一家以太空艙形狀的迷你房間為主打的青旅。艙位的高度只夠你坐在床上不會把頭撞到塑膠天花板。躺下來，兩邊是塑膠牆，其中一邊帶著圓形的鏡子和電源插座。眼前的窗簾保證著一絲微弱的隱私。辦入住時，前臺問我要不要樓上更大點的太空艙，但是我想過，如果真追求舒適的話，也不會來太空艙青旅，還是算了吧。

夜裡又傳來敲門聲，這次出現了一對情侶。於琴迅速去接待，帶了男生看房間，女生留在門口等候。再回到大廳時，他們一言不發，男生走出青旅大門，於琴又回來坐下。「他們在找一個房間正常點的地方。」於琴向我們交代那對不情願在太空艙裡過夜的情侶的情況。

青旅的未眠夜，沒過多久再次被打斷了。聽到樓梯間傳來的清晰的腳步聲後，年輕的媽媽驚慌失措地捧起正在吃的一桶泡麵，跑向青旅門外，幾下的工夫就離開了我的視野。於琴沒有做出任何反應。只有我不懂發生了什麼。

「是她的孩子，」於琴小聲地和我說，「他生病了，不能吃垃圾食品。如果看到媽媽吃泡麵，他也會想要吃。」於琴話音未落，小男孩已經走到了我的面前，圍著桌子不安地踱著步。

擺脫了那桶危險的泡麵後，媽媽又回到了青旅大廳，像沒事人一樣靜靜地坐在孩子的旁邊。做出判決之前，孩子審視了他媽媽一小會兒。

「你吃了泡麵！」小男孩尖叫。

「我沒有。」媽媽試圖平靜地回答，但立即被他打斷了。

「你剛吃過！我能聞到！」

媽媽乾脆不理他說的話，把兩個裝著藥的小瓶子放在桌子上。小男孩撿起兩個瓶子，將它們移到房間的另一個角落，再和我們一起坐下來。母子倆貌似在下棋，彼此都無法攻破對方的策略。他們只好暫停衝突，但比賽並沒有結束。

「現在很多人去歐洲的一些地方買奢侈品，」於琴告訴我，一點也沒有被周圍的鬧劇所影響，「在中國買要花雙倍的價格。我朋友從德國給我帶了一個lv的包。」小男孩對奢侈品的價格不感興趣，臉色漸漸陰沉。

「我生氣了！」他站在沙發上喊，「我想打人了！」在他媽媽嘗試讓他平靜下來的同時，於琴像一個畫外音一樣和我解釋，小男孩在吃藥期間容易生氣。

「你明天出門出得早嗎？」於琴問我。

「早，什麼叫早？」我幾乎被問住了。

「7點前青旅的門關著，」於琴說，「你要是想出門需要打電話叫人開門。」

我告訴於琴我不會那麼早出門。媽媽抱著孩子上樓睡覺了。第二天一早，他們要去醫院做檢查。我有點想知道那七八個藏族人今晚有沒有住處，以及那對情侶是否住到了適合他們的正常房間。已經大半夜了，但大家還有很多事情待解決。

夏天，我到廣東惠州閒幾天時，發現了一個人點海鮮的難題。「能來個小份嗎？」研究了半天選單之後，我懇求服務員。「不可以。」服務員說。他是一個十五六歲的男孩。過了會兒，他又回來說：「晚上要不要和我們去唱k？朋友過生日。」海鮮飯館裡坐著幾個和他差不多年齡的男孩——該玩手機玩手機，該上菜上菜，像是暑假期間來幫忙的。我答應一起去。

過生日的朋友叫煙雲。他整晚忙著唱歌和社交，但抽出了點時間來和我自拍了兩張，拍完就發了個朋友圈：「和ale一起過我的生日。義大利的朋友。真正的義大利人。」朋友圈的文案讓我對煙雲曾經遇到過什麼假義大利人而感到困惑，但我決定不接著追問。

「你可以叫他猴子。」大家向我介紹包間裡的一個男孩。

猴子以驚人的速度給我遞煙。他幾乎只講廣東話，因此遞煙成了我們之間最有效的語言。不管我是否聽得懂，他都堅持和我講。我偶爾會聽懂零散的詞，剩下的就靠想象力和酒精帶來的自信。因為我自己其實不抽菸，便把猴子遞的煙藏在耳朵和頭髮之間，好在我頭髮比較多。我點了一首《小幸運》。

第二天下午，煙雲給我發微信，叫我一起去喝冰茶。點完單，他嚴肅地盯著自己的手機螢幕。「猴子去抓螃蟹了。」他終於隆重地宣佈，順便打破了我們之間的沉默。我們接著聊抓螃蟹難不難，煙雲說不難，一直聊到服務員來給我們上冰茶和椰子餅。喝完茶我對煙雲說，我要回到海邊繼續看點書。

「是跟大海有關的嗎？」煙雲若有所思地問。我一時跟不上他的邏輯。我說書和電影有關，海邊只是看書的地方。煙雲不做出評論，但陪我去了海邊。我們在路上遇到了猴子。

這次，猴子沒和我說任何話。他表情匆忙，從遠處向我們跑來，手裡緊握著一隻螃蟹。「店裡有客人了。」他快速經過的時候對煙雲說。

猴子消失在我們身後，跑進海鮮飯館旁的小巷。

凌晨的大興機場比我想象的要熱鬧，可能是我上次來的時候機場還沒有全部運營起來。一家日式拉麵店還開著，裡面還有客人。剛下飛機的人自然地打著電話，講話的聲音比較大，機場裡像白天。到北京市裡的大巴也是坐滿的。坐我旁邊的女人邊用膝蓋撐住前面的手提箱，邊用手機看工作招聘，投簡歷。簡歷上的照片容光煥發，是一個自信的職場人士，幾乎難以和眼前這個凌晨坐大巴去城裡的疲憊乘客對上。

下了機場大巴，我再騎小單車回家。2點半了，腳上還有沙子粒，我經過空無一人的北京。從離開深圳的海邊開始，也就過了八個小時。到了，哈囉單車卻說我不能停在那裡（它每天的心情都不一樣），我只好接著騎，騎到地鐵站附近。停車往回走，我路過一家幾乎被水蒸氣蓋住的路邊攤，被它吸引了。精神抖擻的老闆正在給兩個白領男人炒麵。一個代駕師傅在路邊攤旁邊看著，在自己的小單車上耐心等候。老闆注意到來湊熱鬧的我，問我吃什麼，我說來個炒粉。

老闆送上了那兩份炒麵，但是其中一個男人不滿意，說他不要菜。老闆像是打空門沒進球一樣對自己失望，馬上道歉。代駕師傅說他願意吃，這份就給他了。老闆又給那個男人炒了一份，邊炒邊自言自語地說著，像是一種懲罰：「客人說過不要菜，是我忘了。」

「天天熬夜，」老闆面色緊繃地笑著說，「記性不好。」他注意到馬路對面的一個保安，朝他猛地一喊，問他今晚來不來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