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忙碌生活中的空虛。

——蘇格拉底，西元前5世紀，希臘

走出學校，到西土城站坐上地鐵，我感覺自己在北京了。車廂混雜的噪音中，順時針方向的十號線列車到北土城站，再到三元橋、團結湖、呼家樓。我下車走進換乘通道，戴著耳機快步前行，彷彿成了尼克·霍恩比小說裡的人物：迷失在人流中，被城市的齒輪所吞噬，我也能裝作自己有事情幹。

當了研究生，我便獲得了一個比較模糊的身份。每當別人問起，我可以回答自己在讀研，但又似乎不用在日常生活中為此負責。每天的時間很多，像一張充滿可能性的白紙。這並不給我帶來任何空虛的感覺。在機構教書的那段時間，我已經夠忙了。其實，我那會兒又羨慕起利諾。不是因為他的中文，而是因為他手裡的時間。和我的決策不一樣，他早就申請了獎學金。研究生入學前的整整一年，他帶著生活費和租房補貼到學校上漢語班，下午就在家畫畫，約朋友去電影資料館，週末去三里屯給兩個中產階級的孩子教教法語，輕鬆搞定他的零花錢。客觀來講，他贏了。我每天像條鐘擺，隨著慣性在地鐵五號線的兩端來回擺動。利諾過得很滋潤，我活得很累，最後自己手裡的錢也沒有比他多多少。我甚至開始對他心懷怨恨。這就不對了。我決定，不能厭惡利諾。相反，要以他為榜樣，改造自己的生活。承認自己的策略有錯誤，不丟人。像非洲作家丹比薩·莫約所說的：「種一棵樹最好的時間是十年前，其次是現在。」現在也不晚，現在也行。利諾，要閒就一起閒。

我學利諾學得那麼像，他都要開始模仿我了。為了降低生活成本，他放棄北影小區的房子，和我一樣回到學校住。錢不太吸引我們了：非必要，就不工作。只要給我們時間，其他的無所謂。我們像是在學校爭取到了某種經濟庇護，並打算好好珍惜。身在福中，我們一定要知福。從莎士比亞那會兒到現在，時代變了，需求不同。我要當威尼斯的閒人。

我變成一個城市中的過客：不斷地左右漂著，輕易地出入各種場景，滿足於僅當個配角，再轉場到下一個。我經常忘記自己是一名研究生。這個外殼像一本護照一樣便利，它允許我順暢通關，到處被認可。我用它來探索這座城市。北京很平，地鐵線的地圖也平。但我感覺它是有層次的：比起東南西北直線行進，我似乎在不同的平行世界之間切換。知春路是盲人按摩，亮馬橋是西餐，朝陽公園是足球，衚衕是詩歌和電影，三里屯是各國大使館。保持流動，就能繼續穿越。

我喜歡去國貿。出門前，我會仔細挑衣服，儘量為自己打造出一個年輕白領的形象。午飯高峰，我會去一家繁忙喧鬧的日料店。我一點也不趕時間，可是為了符合店裡的氣氛，我還是會快點吃。在這樣的地方，坐在其他桌的人都是好不容易抽出空，暫停下當天的工作，到外面吃一頓。他們馬上就要回公司了。所以我要像他們一樣，專心乾飯，同時思考下午的事情。我努力模仿大家的樣子，偷偷拿出手機查騎車去日壇公園的路線。要說為什麼會喜歡這麼做，我覺得是因為能夠減壓。穿上國貿裝，我可以忘掉海淀的那些破事，什麼作業、勘景、找演員。到這裡表演，像是從平時的生活裡請了個假，體驗一些你沒有選擇要過的人生。

在日料店吃飯的時候，我開始想象自己在國貿生活的細節。我在什麼公司上班？國際貿易公司嗎？而且我做什麼？翻譯嗎？聽起來是我可以做的。或者，這畢竟是想象出來的世界，為什麼不能更偏離自己的實際情況一點呢？為什麼不能是在投行做分析師呢？那樣的話，圈子也不一樣。同事或朋友晚上會約我去喝威士忌嗎？週末打高爾夫嗎？對不起，我對投行分析師真是沒有什麼概念，我也不知道會幹嗎，在哪裡住。在人生的那個版本里，我可能從來沒去過海淀區。立水橋？聽都沒聽過。我的心態會是什麼樣的？我奮鬥的動力是什麼？升職嗎？升職又是為了什麼？面子嗎？還是為了跟上消費慾望？我對這個人感到有些陌生，畢竟我們始終沒見過。但是，有一點我是知道的：那個人肯定不會接受這樣一個連洗手間都沒有的日料店。忙了一上午的投資分析，還要跑一百多米到旁邊的大廈才能洗個手嗎？真實的我都放棄了。

要找到比我更閒的人，要去三里屯。更具體點，要到大使館裡面。這件事情也有利諾的影子。剛到北京，我們去各國大使館聽講座的時候，利諾認識了一個做幕後工作的男生，是個和我們一樣的留學生。那些講座是由一個非營利組織舉辦的，組織成員大多是不同國家的大使們的妻子，因此下面簡稱為「大使老婆團」。過了一段時間，利諾得知那個男生要離開北京，大使老婆團中的活動助理崗位也就空缺了。不知是不是嫌棄我和他一樣閒，也不知算不算惡意推薦工作，利諾列出了助理崗位的一系列好處，建議我投簡歷試試。我也就去了。

每月一兩次，不同國家的駐華大使館會提供場地舉辦講座：荷蘭、土耳其、紐西蘭、冰島、德國、阿富汗。大使老婆團就忙著構思講座，聯絡嘉賓，做活動宣傳。作為助理，我會參加她們每月一次的會議，負責做記錄。我還會參加每次的講座，並寫出活動報告發到她們的網站上。薪資只有一千二，而真正的收穫是美食福利。到冰島的大使官邸吃早餐，能讓我一早起來就興奮地出門坐上地鐵。印度大使館的自助餐，讓我至今都無法忘記。

講座本身的內容範圍很廣，從中國的天文研究和經濟轉型，再到實驗水墨的藝術和白塔寺的街區更新。在大使館裡，我認識了艾傑西，一個在衚衕裡開了劇場、舉辦中英雙語即興喜劇工作坊和演出的美國人；會武術的呂克·本扎和會北京話的安地，他們是國內影視作品中常出現的那種老外。在這些安靜的夜晚，我和中國的距離逐步拉近：面對這些活生生的人，歷史事件和文化產業不再抽象了。

至於活動背後的大使老婆團，只能說利諾也會羨慕她們。她們最閒。歸根到底，她們成立的是一個貴族般的俱樂部。白天，丈夫處理正事的時候，她們由私人司機送去赴麻將約。丈夫給她們唯一的任務是不把事情搞砸，因此講座需要注意避開過於政治敏感的內容，特別是對外宣傳的活動標題。一個堅持想要舉辦女權方面講座的成員後來離開了大使老婆團。據我瞭解，她現在在賣有機果醬。

「親近自然，迴歸傳統。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和老許的相處大幅度滋養了我的疑病症。在北京的夏天，我躺在床上，聽徐文兵和梁冬聊《黃帝內經》。他們談論古人的習慣，批評現代人的毛病。透過徐文兵老師的濾鏡，周邊的生活簡直充滿對我們身體的威脅：辦公吹冷空調、下樓吃冰淇淋、運動完喝冷飲、回家吃冰西瓜。出個門看見街上的人，感覺他們都在自殺。我開始擔心自己身體裡的寒氣。它是從哪裡來的？已經在我這裡待了多久？在餐廳，服務員拿著冰水壺走過來時，我只好拒絕，問有沒有開水。我感覺自己是一名到處抵抗邪惡寒氣的孤獨的戰士。我沒有明顯的疾病，卻陷入了深深的危機感。

我去知春路的盲人按摩店辦了一張卡，在那裡認識了三號老師。他三十多歲，來自甘肅，是店裡的資深技師。他手法比較重，疼點找得很準。彷彿是在贖罪，我努力忍受。「痛嗎？」三號老師問。「還行。」我試圖騙自己說。「痛！」撐不住的時候，我還是會承認，且預設這意味著認輸以及痛苦的結束。「那就對了。」三號老師說，並以同樣的力度繼續按。

「酸嗎？」

「酸。」

「酸還是痛？」

「痛。」

「不酸嗎？」

「也酸。」

「痠痛？」

「痠痛。」

這是我們之間很典型的一段對話。「你很瘦。」每次開始做按摩的時候三號老師會說。「嗯，」我會回答，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我一直都是。」他會問我多久回一次老家，老傢什麼天氣，老家吃什麼，有沒有兄弟姐妹。他很會讀氣氛，一般剛上來聊得比較活躍，隨著按摩的節奏，我會漸漸犯困，他的話也慢慢變少，直到我徹底睡著。半小時後醒來，時間就差不多了。三號老師拍我後背三下，叫我過會兒結賬，喝點水。按了那麼多次，三號老師一直保持著邊界感，從沒讓我感到聊得不愉快或隱私被冒犯。約不上他的時候，我幾乎不會去。

三號老師說我脾胃不好，溼氣很重。「你趕時間嗎？」按摩做完，他會問我。我經常會留下來做個刮痧、拔罐，或者艾灸。至於怎麼解決我的問題，三號老師的建議比較有限：不要長時間保持同一個姿勢，不要熬夜，要吃早餐。我決定到北京南四環外，去看中醫。

我躺下來，醫生問我談過幾次戀愛。「你有三次受了比較重的傷。」他摸著我肚子說。我用一個比較萬能的說法來回答：「差不多吧。」

醫生在給我做針灸。我躺在非常簡易的、類似盲人按摩店裡的那種床上。我身後和右邊是牆，前面和左側是窗簾。上午10點多，陽光透過窗簾照進來。房間裡還有很多其他的患者，都和我一樣被用窗簾隔了起來。給我紮了好幾根針後，醫生走了。過了十分鐘還是十個小時，我也不好說。我只知道現在痛死了。這就是我的臨終床嗎？我還沒做好準備。

出於尊嚴，我想自己忍著，但後面實在是忍不了了。我發出絕望的呻吟，希望醫生能儘快回來。不知道他是對這樣的反應已經習慣了、麻木了，還是走遠了根本聽不到。過了挺久，他才終於回來了。醫生的判斷就是，我的胃病來源於焦慮。去治的話，他說要幾個月到半年。我找的其他中醫說我沒什麼大問題，一兩週就可以了。可能是這兩個醫生對戀愛的看法不同。「你的洋氣可以抵消寒氣。」同學葉星宇讓我放心。

按摩完回學校，寢室裡接下來的兩天都會有艾灸的香味。我無法用英語向室友何東解釋我做了什麼，只說它涉及煙，我們從此也就那樣指它。何東是學電影攝影的，和導演專業的我相當於彼此成就：我們一起拍東西，從討論構思到拍攝和後期——當他和我講要給中戲的人做攝影，還給我看劇本時，我忍不住感到自己要被出軌了。他和澳大利亞朋友本傑一起構成了那些年我的精神支撐。在陌生文化裡摸索前進的過程中，他們給了我一種依靠，一種隨時都能夠切換到最熟悉的交流模式的安全感。

我和本傑也是在漢語初級班認識的。他後來找了份工作，在一家中國官媒負責英文內容。過著首都白領生活的他成了我面對社會的視窗，讓我跟校外的世界保持連線。他住在中國美術館附近的東廠衚衕，有人說他像個地位不夠高的小妾，只爭取到住在紫禁城旁邊的資格。本傑週末值班，我們喜歡週一晚上到亮馬橋的大躍啤酒。在學校，大家關注社會事件的熱度有些低，發言也比較謹慎，平時都喜歡聊和學業相關的。而本傑算是新聞工作者，不僅跟我談論，他還可以分享編輯部的內幕。我們藉著酒精盡興聊，聊到十號線的末班車時間為止。

我們的關係簡單，也因此而舒適。可能會有段時間都不聯絡，然後本傑或我隨便發給對方一個文章的連結，閒聊幾句，約下一次大躍啤酒。我有次一口氣交一年的房租，向本傑借了些錢。他有次寫關於北京電影學院入學考試的報道，為此採訪了我。多虧工作福利，我們一起去天橋藝術中心，看了一場《楊門女將》。我們的生活在平行的軌道上進行，卻總是有交叉。

何東見證了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本土化走向，說我是他認識的「最中式的白人男性」。在網上查一部電影的時候，他發現我用的是豆瓣而不是谷歌。在外面走路，我把「天橋」說成「skybridge」，沉默了一會兒之後，我們兩個人都笑了。不過比起「pedestrianoverpass」，「skybridge」顯然更簡單、更有畫面感。在大鐘寺吃烤肉的晚上，服務員將剛上的三瓶啤酒都開啟，我習慣性地站起來給每個人倒酒。何東看起來有些擔憂，認真地看著我的眼睛說：「這有點太中國了吧。」那時候，我可以用中文生活，但是依然難以表達自己的幽默。我會嘗試開個玩笑，接著得到一片沉默。一天下來只說字面話，讓我很難受，會覺得生活缺乏層次。幽默交流這種需求，我彷彿外包給了何東。沒事，我們就坐在寢室煮一壺咖啡，吐槽最近遇到的事情，不擔心說的哪一句話會讓氣氛變得尷尬。

除了可以和別人談戀愛，兩人一間的室友關係跟夫妻差不了多少。雙方都很清楚地瞭解彼此的習慣，包括幾點出門，幾點回來，去跟誰見面。在我出門頻率比較高的一段時間裡，當我手裡拿著運動包準備去踢球，走到門口跟何東說聲拜拜時，他會裝撒嬌的樣子回答：「哼，我們倆真是過不下去了！」

有次天還沒亮，我都不知道何東是去哪裡，跟誰見面，早晨5點卻被他開門的聲音吵醒了。我假裝自己還繼續睡著，畢竟我感覺他應該是醉了，加上我思路還不太清晰，也不太期待這樣的交流。因此我躺著不動。根據從洗手間傳來的聲音，何東在燒水：我先聽到的是水龍頭的自來水聲，再是水壺的蓋子被關上了，接著它的電線被接上了插座，最後是水壺的按鈕被按了。對，我真是個萬無一失的偵探。

事後才發現，我通過聲音在腦海裡畫出的場景跟實際情況發生了偏差。我大概是在聽到玻璃碎了的那一刻意識到的，因為自己無法想出對應的畫面。玻璃破碎時，何東已經不在洗手間了——他已經躺到床上，在等水開，所以這也不是他乾的。我記得玻璃唯一可能的來源，應該是我的酒杯，我洗完了放在水龍頭旁邊晾乾的。遺憾，又少了一個。下次俄羅斯女生來喝酒時，不知道酒杯還夠不夠用。

我決定堅持不動。雖然越來越不可信，我仍裝作一副熟睡的樣子。酒杯已經在地上被摔成了小碎片，也沒救了。我努力讓自己不去想，一想酒杯就心疼，心疼就睡不著覺。現在也才5點，大冬天，按徐文兵的說法起碼還要再睡兩小時。再說何東好像也不管了，他還在床上躺著呢。他也許放棄了喝水的計劃，也許是喝大了。

焦味。好像真是焦味。我想，這下還是去看下吧。突然得從床上下來，我內心有點煩，大步流星地走到洗手間裡瞭解情況。燈還開著。跟我想象的一樣，地上滿是酒杯的小碎片。再往上一看，是洗手間檯面上的水壺。我注意到，水壺的電線並沒有被插上插頭——它自由地在空中懸掛著。反而，煮咖啡專用的小電爐被插上了，它上面直接放著水壺。平時這樣的擺放是為了解決一個現實的問題——水壺的電線比較短，需要小電爐的支撐才能插上電。這下，插錯電線了，水壺被燒煳，掉下來連帶著酒杯砸在地上。

敲門聲響起，來了兩個保安。樓道的煙霧報警器一響，他們就過來了。我穿了條褲子，開門接待。我說這邊出了點小事，現在已經基本控制住了。他們說行，就走了。何東在床上坐起來，一副發呆出神的樣子。果然是醉的。他不知道剛發生了什麼，我和他交代了一下。他好像懂了，說我說得有道理。有道理就好。

醒都醒了，我從樓道里拿了把掃帚，準備把酒杯的小碎片掃乾淨。發現我忙起來時，何東讓我回去睡，說他來弄。

我上午9點多才醒來。回想起洗手間的事、燒水壺的事、兩個保安的事，都是迷迷糊糊的記憶，像是酒杯的小碎片。不過現在，洗手間裡的地板上什麼都沒有了，是不是我做了場夢？室友跟我說，他在淘寶上買了新的水壺和小電爐。

那應該不是夢。

wearethereallife,walking,talkingpeterpans

wholistentoalltheninetiesindiebands.

whatanagetobealive!

noneedtocook,noneedtodrive,

we'lllearnwhenwe're55

usevergreenever-teens.

我們是真人版，行走說話的彼得·潘

聽著九十年代樂隊

多好的時代啊！

不用做飯，不用開車

等我們五十五歲時再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