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是那句話：我能理解你。」

「你理解我？我都不理解我自己！你甭跟我說這些屁話！」

——電影《有話好好說》

「記得以前王家衛說過，你作為一個導演得是一個做包子的人，對不對？他是說——」

「做豆腐。」

「啊？」

「做豆腐的。」

「做豆腐的！」

「你想吃包子啊，亞歷。」

「很抱歉。但是，有時候，雖然你是做豆腐的，可能你也得知道關於做包子的一些知識。」

「有道理！」

2018年，我和利諾對中國電影的熱情，最有可能體現在這段對話裡：兩個歐洲人用極慢的語速和失控的聲調來錄中文播客，聊王家衛，談創作，並把豆腐說成了包子。我們天真、幼稚、樂觀——臉皮也比較厚，才願意釋出令母語者聽得著急的中文節目。我們最終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的研究生，分別準備讀導演和動畫專業。中國電影正在快速發展，它的成長是肉眼可見的。投資人、影迷、青年導演，為藝術也好，為一桶金也行，電影行業的活力讓大家都感到自己是這個程式的一分子。令人興奮的不是行業今天的成就，而是它明天的可能性。未來一定得更好，未來必須得更好。

那年是我在國內電影院觀影體驗最豐富的一年。涉及不同地區、社會階層、生活處境的電影劇情促進了我對中國社會的理解。春天，北京國際電影節迎來了修復版《末代皇帝》、講農村寡婦的《北方一片蒼茫》和藏語片《旺扎的雨靴》。姜文、賈樟柯、張藝謀、畢贛的新片陸續在全國上映。四位80後導演拍了非常合格的型別電影：韓延的漫改動作片《動物世界》、白雪的青春題材片《過春天》、饒曉志的小人物劇情片《無名之輩》、文牧野票房破三十億的現實主義商業片《我不是藥神》。主旋律片《紅海行動》拿了春節檔的第三高票房，但並不是電影院裡唯一的選擇。白天逛商場，還有像《超時空同居》這樣可以用來消磨時間，又不會讓你後悔花錢買票的愛情喜劇。

我和利諾連續兩年參加香港的國際影視展——這是利諾從上一份工作繼承下來並和我分享的福利。我們裝作業內人士，偷偷看大人做事：來自世界各地的影視公司面朝百年曆史的維多利亞港，交換宣傳材料，買賣作品版權。一家杭州的製作公司帶著自家的動畫短劇，尋找全球發行的機會。一部講述森林之魂馬伕卡和人類盧卡斯之間的奇幻愛情故事的烏克蘭電影有同樣的需求。香港本土公司創藝國際發行了范冰冰主演的歷史大劇《巴清傳》，並將其介紹為「歷年來投資金額最高的中國電視劇」。走到影視展的放映區，我們趕上了前不久獲過柏林電影節國際影評人獎的《大象席地而坐》，它的導演胡波剛過世不到半年，現在我們是他的師弟了。

我從香港回北京時就覺得，中國電影和世界接軌是必然的過程。市場在變得更成熟：一批青年導演正在開創分類更細的電影型別，提高文化產業的多樣性，講更多故事，吸引不同的觀眾坐到銀幕前。根據市場邏輯，我推測商業片的收益有潛力支撐票房更低的作品，像文藝片或導演首作，以鼓勵導演探索更多種創作。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將像《北方一片蒼茫》這類文藝片帶到二三線城市的影院，豐富了觀眾的選擇。那年夏天，時隔二十八年，老港片《阿飛正傳》終於在內地正式首映。隨後，戛納金棕櫚獲獎影片《小偷家族》也在內地影院上映，票房將近一個億，成為當時內地歷史上最賣座的日本真人電影。斯皮爾伯格的《頭號玩家》以接近十四億的票房邁進年度票房前十。「內地‘識貨’的觀眾，還是慢慢增加的。」有行內人士評價道。

對中國社會好奇，對電影行業感到興奮，我和利諾決定用中文做一檔名叫《電影咖啡廳》的播客。忙著教義大利語的那幾個月，《電影咖啡廳》給我提供了上班間隙的精神滋養。我坐地鐵到利諾在北影小區租的房子。我們用一個摩卡壺煮咖啡，再到房間用ipad錄節目。在北京漸漸熱起來的初夏裡，關上有噪音的空調是我們對節目質量的追求。在總共製作了九期的節目裡，我們談到了那年看過的中國電影。我喜歡《尋狗啟事》，一部講彆扭的父子關係的東北話電影。其中一期節目回顧了王家衛和電影專業學生的一次線下交流。

4月份，我們到三里屯的法國文化中心觀看一場有導演映後交流的《尋找羅麥》。那是一部中法合拍片，也是在內地院線上映的第一部同性戀題材的電影。上映後兩天，《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表示，不同性取向「是個體的權利」，而保護它「體現著社會的文明程度」。《好萊塢報道》傳出關於上海的製片公司東方夢工場和迪士尼導演格蘭·基恩合作的訊息，他們計劃將中國神話故事《嫦娥奔月》進行現代化改編，拍出一部奇幻冒險音樂動畫，由網飛在全球發行。《動物世界》用動作片劇情重現社會的叢林法則，反思人性與道德。錄節目時，我把劇本說成「煮本」，休息區說成「休息初」，每期能吸引一百來個勇敢的聽眾。出醜也沒關係，我覺得我們在記錄中國社會開花的季節，對我來說這才是做播客的價值。

除了我和利諾，後來加入播客團隊的還有mido，一個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的影迷。不誇張地說，中國電影資料館是她的第二個家。有網路售票之前，她會在小西天排一整夜的隊，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北京電影學院的保安），早上9點才終於買到北影節的票。為了能夠趕到想看的每一場電影，北影節期間mido會乾脆找理由向公司請假。電影對她來講不是用來脫離生活的媒介，通過銀幕進入各種無法在現實中體驗的世界，那才叫生活。在聚焦戛納電影節的一期節目中，mido念出畢贛導演的《地球最後的夜晚》中那本綠皮書扉頁上的咒語，這部電影入圍了戛納「一種關注」單元，此外，那年還有拿下金棕櫚的《小偷家族》，進入主競賽單元的《江湖兒女》和獲得了兩個獎項的《燃燒》，這簡直是亞洲電影的崛起。另一期節目講到未來拿了奧斯卡金像獎的導演趙婷的《騎士》，一部華人拍的當代西部片。「尋找合拍」一期分析合拍片的過程：在法國完成拍攝的中國劇組需要遵守一系列的規定，包括午飯務必離開現場，到飯店就餐。這些規定讓拍攝節奏更慢，但《尋找羅麥》的導演念念不忘那些美食。在《電影咖啡廳》，我們觀察到的是一個新中外蜜月期。

在倒數第二期節目裡，我們介紹了自己的暑假安排。利諾剛辦完簽證，準備去俄羅斯玩，再一步步地穿越歐洲，漫遊回老家巴黎。暑期檔即將迎來大量國產片，包括《邪不壓正》，mido期待坐到大銀幕前，欣賞在北平的屋頂上裸奔的彭于晏。我期待辭職去學電影。

寫作是我的母語，電影算是外語，所以你現在看的是一本書——也就是說，前者是幾乎與生俱來的表達習慣，後者是後天學的。做電影的想法和來中國的決定有些相似，都比較隨心。2015年，來中國前一年的春天，我選修了一門很基礎的影片製作課，在一個學期之內接觸了一些做電影的基本概念，從構思到劇作、拍攝和後期。班裡所有人都各寫了一個劇本，老師選擇了最適合拍的一個，最後以全班為劇組，用學校的器材和剪輯房完成了一部短片。我室友的劇本被選上了。我很欣賞她的想法，期待她的創作，所以也不覺得太可惜。我在她的劇組邊打雜邊觀察拍攝的過程。做後期時，我經常坐在剪輯房，看看她的進度，見證雜亂的素材漸漸變成電影。這個過程是有一定魅力的。到了暑假，我也想試試。

我的厚臉皮又派上用場了。我原本在米蘭上學，因為申請到一所美國學校的雙學位專案，就到羅馬一所文理學院讀書，算是做客。我享受的待遇是以義大利公立大學的比較低的學費去上這所私立的美國學校，也就是說，我比在這所學校的其他同學錢付得都少，大概是他們的十分之一。負擔全在美方，我也得好好把握這個機會。我給影片製作課的老師發郵件，說我想拍點紀錄片，能不能借用學校的器材。

他答應了，也沒多問：「soundsgreat,goodluck！」我騎車去學校，拿了一大包器材。接下來一個月，我坐公交走遍了羅馬，採訪了當地塗鴉界的人物，從藝術家本人到策展人和經銷商。我想的是將自己的傳統記者報道轉化為吸引力更大的視覺產品。效果還可以：我差點被羅馬一個藝術品經銷商告上法院。他不滿於紀錄片中既有對他的採訪，又出現了和他對於塗鴉意見衝突的藝術家。經銷商在電話中威脅我，勸我把紀錄片從網上刪掉。我沒理他。他沒有再鬧了。

拍紀錄片那段時間，有次我傍晚路過一個小廣場，注意到一群正在廣場中擺椅子的年輕人。我意識到，他們是「美國電影院的孩子」，我最近在雜誌中讀到了他們的故事。幾年前，還是高中生的他們通過行動獲此榮稱。

在曾經屬於羅馬底層居民，如今佈滿精緻的愛彼迎公寓的越臺伯河區(trastevere)的一條街道上，那家美國電影院營業了四十多年。電影院本身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建築內部有可追溯至20世紀50年代的馬賽克牆。1999年，電影院倒閉。最初改建為賓果遊戲廳的計劃因遭到居民的強烈反對被叫停。2002年，一號專案地產公司收購了這棟樓，準備將它拆除改造成二十間豪華迷你公寓，一層私人藝術館，兩層地下停車庫。民間自發形成了反對派組織，阻礙了專案的程式。但是，他們沒能為這棟樓爭取其他用途，結果電影院此後長期處於廢棄狀態。直到2012年11月13日，市政府即將批准地產公司開工時，佔領開始了。

羅馬每天有很多郊區的學生來市區讀書，他們下課後卻沒有除消費性質場所之外的聚集地可去。五十來個高中生和大學生對此不滿，他們認為美國電影院的改造計劃是舊街道成為地產商投機重災區的象徵。他們直接進電影院了。一年半之內，美國電影院的孩子在民間籌集了十萬歐元（那時約八十五萬人民幣），重新裝修了電影院的屋頂、排水溝、地板和電力系統。他們開放了圖書館和自習室，成功阻止了拆除改造的工程。除了放電影，他們辦的活動有戲劇、公開辯論、演唱會，還有羅馬球隊的比賽，最熱鬧的時候影廳裡能有一千人。每週四有「用書買酒」的活動，可以邊喝一杯邊把書貢獻給電影院的圖書館。羅馬是義大利電影產業的中心，因此像索倫蒂諾、託納多雷、貝託魯奇等著名導演很快就得知美國電影院的事情，並來到現場出席放映活動。越臺伯河區的老居民以及義大利電影圈子都贊成：孩子們的夢想是正事。

緊接著是國家的支援。2014年11月，義大利文化遺產部認可了美國電影院有藝術歷史文化價值，從此這家電影院受所有現行法規保護。換句話說，它不能成為超市、豪華公寓、停車庫。一號專案公司的計劃泡湯了，財產價值直接減半。兩年前帶頭佔領電影院的大學生收到義大利總統的來信：「必須肯定那些為我們的城市街道帶來劇院、影院、文化生活的人們的努力。」

一號專案公司提出上訴，啟動了義大利極其緩慢的法律程式。最終的判決可能要等十年，而青春只有一次。美國電影院的孩子們被迫離開，找新的事情做。但他們不用走得特別遠——當地的居民免租金提供給他們電影院旁邊的一個曾經是麵包店的三十平方米的屋子。這成為他們新的總部。從6號搬到7號，他們留在同一條路上。現在，右邊是他們的奮鬥目標，而往左走幾十米就是他們未來幾年的新地盤：聖科西馬託廣場。

我是在這裡認識他們的。那是「露天電影節」的第一個夏天。六七月的每個夜晚，廣場都有電影放映。不用票，不用錢，不用預約，坐椅子或坐地上都可以。

「能幫忙擺椅子嗎？」我鼓起勇氣問。我有點心虛，因為他們是維護城市原生態的羅馬土著，而我只是一個來讀美國學校的外地人。我的學校就在越臺伯河區，距離他們佔領的電影院才七百米。他們想通過無收入門檻的文化活動來豐富普通人的城市體驗，挽救這條把重心放在賺遊客錢上的舊街道的精神生活。我呢，我恐怕站錯隊了。我讀的學校學費很高，吸引的是中產家庭，學生自然會成為越臺伯河區租房市場的重點客戶，加劇房租漲價的問題。咖啡店、飯館、小酒館的定價也會隨著提高。從消費習慣來看，這些學生比較像是停留時間更長的遊客，對這個街道的影響無法被忽視。前半年，當美國電影院的孩子在開會，和市政府打交道，準備枯燥的提案材料，為露天電影節的夢想努力的時候，我大機率是在附近的小店和幾個同學一起喝酒。雖然談不上敵人，但我代表的是整條街道走向中產的過程，是他們用文化來抵抗的那個經濟趨勢。怎麼說呢，他們如果不想要我，我非常能理解。

不過，我受到了歡迎。他們的帶頭人開會時曾說過，需要學會走在那些灰色的道路上。這是美國電影院的孩子的力量：他們有革命的精神，卻能接受銀行的贊助來辦電影節。我是誰、在哪裡讀書、在哪裡花錢沒有那麼重要，只要我願意幫忙擺椅子就可以了。我加入了他們的團體，參加了會議、聚會，完成被分配的任務。夏天的六十個夜晚彷彿贖罪，越臺伯河區對我來說不再是酒吧和約會的天堂，而是電影散場以後留下來掃地的聖科西馬託廣場。

和他們相處，電影變得很具體。行業裡的人物是活生生的人，我還把我的駕照積分賣給某個頻繁違反交通規定的編劇。羅馬某個電影節找了團隊的領頭選片，他接了之後不想幹，直接外包給我。我寫了故事片的劇本，湊錢拍了個短片。和我一樣，團體裡的其他人也想做電影，有想做製片的，做演員的，甚至有想做放映員的。我更加確定這不是在做白日夢，而是我現在的現實。

2016年的夏天，我身處的兩個似乎比較分裂的世界被縫合在了一起。美國學校創意寫作課的老師瞭解到我最近拍片子的事情，在走廊撞到我時提出可以給我一千歐元，把他寫的短篇小說《夏天》給拍出來。我同意了，並在美國電影院的孩子中選演員。小說講的是一個給富裕家庭工作的女傭的故事。情節是超現實的，我們在墓地拍攝女傭和想象中的主人跳舞的鏡頭。這是我在羅馬做的最後一件事。

讓我們把鏡頭切回中國。8月底，我在開學前搬回了學校宿舍住。一切和兩年前來學中文時一樣，除了紅珊瑚一屜包子加豆漿的總價漲到了兩位數。國內的研究生有點像自由職業者：沒人知道你每天都在幹些什麼，直到你想辦法交上一些能見人的東西。那幾年給我的主要是時間：創作的時間、思考的時間、糾結的時間、發呆的時間、迷茫的時間。學校不再是一個天天督促你跟上學業的家長，它變成一個只想偶爾看看你成績的叔叔。本科生才是日程排得最滿的孩子們。

學校的氛圍沒有辜負我的期望。想要進入電影行業的年輕人有一種堅強的毅力，還有一套信仰：睡前讀塔可夫斯基、定期去電影資料館、通宵拍片，對他們來說這代表通往好作品的必經之路。下午課後，校園裡的食堂和咖啡廳會成為學生招募劇組成員的基地，在附近讀小學初中的小朋友會被家長帶到劇組裡做演員。電影是一門不完美的科學，怎麼講都講不完，怎麼學都學不夠，學生就不斷地用口傳的形式來填補彼此的欠缺。在食堂交流拍攝經驗，可以默默地吸取別人的教訓，零成本學到新的東西，提升在創作中應對問題的能力。聊完，各自回圖書館琢磨各自的劇本。一次通宵拍戲時，遇到創作瓶頸的導演和演員私下溝通了一小時，整個劇組都在寧靜的清晨等待結果。脫離了宿命論非常重的義大利社會，我很珍惜這種人人通過努力能決定自己的未來的信念。它讓我想起書中讀到的19世紀美國城市開拓者的心態：靠個體的勤奮，經受考驗，堅持目標，就可以證明自我價值，創造成功的機會。

某行業大師為本科生開設的「拉片課」是全校最火爆的，報告廳滿得像足球場，需要保安在門口攔人。在系裡，我還有幸坐進了他的小班，老師能抽菸的那種。在一個衝向未來的世界，教室裡殘存著古代師生關係的影子。傳統文化的糟粕浮出水面，課堂變成了比武過招的場合。老師會放一些獲獎短片，再讓學生一個一個發表對作品的評價。針對某個發言的學生，老師多次稱呼他為「虛偽藝術家」。關係不僅不平等，甚至有冒犯他人的傾向。不符合老師標準的發言者會受到懲罰，包括手抄一篇關於印度教的論文（話題怎麼從短片創作扯到印度教上去了，我也難以回想起來）。忽略掉學校不久前發生的畢業生自殺事件，老師會開玩笑說，上完他的課學生可能會有輕生的念頭。

可想而知，課堂上氣氛很緊繃，有一種怕一旦說錯話後果難以預料的感覺。彷彿光是學費還不夠付這門課，還需要額外支付一些精神代價。先別說藝術，師生關係缺乏基本的尊重，只有沒必要的傲慢，還有放在任何場合都不太合適的行為。為了保住心理健康，我決定不去上這門課了。有同學勸我說，「師父打罵徒弟都是很尋常的事，這樣的相處模式大家都習慣了，更像父子之類的」，將我不適的感受歸於文化差異——當你是在場的唯一的外國人，這是一個萬能的解釋。只不過，在這樣的文化出生長大的同學也有同樣的難處：「他的課我個人一直覺得精神壓力很大。」被稱為「虛偽藝術家」的同學私下對我說。這個同學可能不是「大家」。

諷刺的是，這位老師還在校讀書的時候，就在離我們上課的教室不遠處的一號公寓宿舍跳過樓。當時還是本科生的他醉心於一個劇本，在寢室裡走來走去，走到了神情恍惚的地步。屋裡每一個角落都被他踩過，他將精神完全投入進去，最終走上了椅子，又上了桌子。窗戶開著，外面沒有護欄，老師跨了出去，在不知不覺中跳了樓。他的室友瘋了似的跑下樓去救他，發現老師在一堆垃圾裡。人沒什麼事，但他因此聞名學校了。現在，宿舍樓每扇窗戶外側都有鐵絲網。

過了二十多年，我們在隔壁的教學樓討論該怎麼講故事。他用「借假修真」的概念來解釋電影：劇情雖說是虛構的，但表達的是真實的情感。老師因此安排課堂練習，讓所有學生輪流對彼此表白，並要求「表演要真實」。如果表演被判斷失敗，要回家給該同學手寫一萬字的情書。在那幾天的朋友圈裡，有人感慨字都不記得怎麼寫了，還有人表示對男的提不起興趣、無法完成練習。

再是「追一個表演系的女生」的作業。為了證明「個人魅力」，需要通過講故事打動對方，並且第二天要請她來教室裡作證。同學給我介紹了明宜，她是表演系的研究生。點選明宜的微信名片才發現，我們半年前已經加過好友，那時是為了送出一張校內紀錄片放映的門票。彷彿迅速懂了情況有多荒謬，明宜沒多問就答應了，直接說到見面的時間地點。我們約去學校附近的燒烤店池記——mido曾經誇過我在池記點菜的能力，說和利諾去過覺得不好吃。我從此更喜歡去池記，並且在利諾會成語這件事上獲得了一些心理上的平衡。

7點，人很多，視窗旁邊的桌子還剩最後一張，我去搶。大玻璃牆賦予那些桌子某種舞臺性質：路人會看到你吃了多少串，喝了幾瓶啤酒，並會想象你和對方是什麼關係，在聊什麼話題。其實不是路人，他們算觀眾。坐在更靠裡面的那些適合一到兩個人的小桌子上的，就是沒有拿到上臺資格的其他演員，他們只好吃吃飯，遠距離看戲。如果不坐視窗旁邊，我總覺得去池記差點意思。

明宜還沒到。她會喜歡窗邊的座位嗎？她是表演系的，肯定會喜歡被看到吧。裡面那些小桌子又會使我們太近，也不合適，說不定會讓她覺得我是在找作業的藉口和她約會，借假修真？服務員過來點菜，我說我們先等會兒。服務員看我是一個人，便默默去了其他的桌子。外面的雨停了。我拿出藍色的筆記本，複習準備要講的故事。

我還要學習怎麼念出她的名字。手機上，我把明宜兩個字從微信聊天記錄中複製貼上到中文字典的軟體裡面，研究是哪兩個字，哪兩個聲調，試著說了兩三遍。池記的其他客人會覺得我瘋了，不過這樣至少可以保證，我在跟她說第一句話時不會叫錯她名字——第一次和別人見面也許是我把他們的名字講得最好的時候。走進池記，明宜確認是不是我。是我。

雖然我們坐在池記，我卻感覺明宜像來了我家裡做客。不是因為池記就是我的家，不是這個道理。只是我感覺向別人講故事是允許他們進入你特別隱秘的一個地方的象徵。住學校，現實中沒有什麼隱秘的地方，畢竟隨時會有陌生的劇組帶著一堆攝影器材走進寢室裡，看到你穿著內褲坐在床上吃麵也不覺得不好意思，反而問你能不能洗個手。想要隱秘，你最好能想象出來它。

烤茄子、烤土豆片、烤韭菜。十串羊肉串。兩碗米飯。兩瓶鮮啤，冰的。菜上之前，我們堅持聊今天的天氣，她剛在忙什麼，我剛在忙什麼。終於啤酒上了，烤茄子也上了。吃完土豆片之前，我是不會講故事的。不大可能。需要桌子上的菜多一點，啤酒快喝完了，才能有氣氛。我相信，燒烤會給我們帶來氣氛，不過要給它時間。藍色的筆記本在桌子的一個角落裡耐心等待。

先聊別的。我們其實聊了挺多的。明宜說到她要演的一個戲。作為兩個讀研究生的人，我們抱怨工作的煩惱，也就是以前做的工作。我們聊了夢想和相信自我。明宜說到改變她人生的一本書，《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給她推薦一家在北京的義大利餐廳。桌子上的菜差不多吃到一半，我們碰杯的節奏也跟上了。可以講故事了。

為體驗電影劇組的生活，還沒到正式暑假，我就離開了北京，坐上高鐵前往廣東。出品方是講粵語的美國華裔，電影是一部要在美國上映的音樂片，計劃在東莞市常平鎮拍攝二十天。我做製片助理，負責協調劇組和溝通演員。劇組人員中外混合，工作語言隨時從英語切換到中文和粵語。由於拍攝涉及大量舞蹈片段，劇組從國外請來了幾十個舞蹈演員，也就是我需要溝通的物件。第一次做演員，他們明星感倒很強，晚上10點多也不怕麻煩你要個巧克力棒。演員沒有手機卡，手機上不了網，我沒法用微信和他們溝通工作安排。劇組採取比較原始的解決方案：將拍攝通告列印出來，一份一份遞到每個演員的手裡。我就是那個執行者。

東莞溼熱的夏天，我從酒店跑到現場，再到陌生小巷裡的餐廳、咖啡店和酒吧，就一個使命：找演員——由於他們工作時間都不一樣，演員們不會同時出現在現場，而會分散在整個鎮裡。等找到了所有在名單上的演員，天已經黑了。我準備走回酒店，喝個啤酒涼快涼快。在這個時候，劇組聯絡我說，拍攝計劃有變動，需要再去通知所有演員。

第二天到現場，除了身體比較疲憊，我對劇組已經有情緒了。我在休息區叫人去工作的時候，有演員考驗我是否記得他的名字，說如果不記得，他不會配合命令。我努力控制自己不他，內心在慢慢崩潰。在前一天的混亂後，誰能記得那麼多人的名字呢？我感覺自己幹不了這個活了。我後悔來了廣東，後悔接了這個破工作。要是有個按鈕，我想當場消失。

在拍攝的間隙，我走到擺在大監視器前面的椅子，坐下來喝了點水。「不要坐那個椅子，」副導演小聲地對我說，「那是老大的椅子。」我懂了她的意思，她是在好心提醒我。但是我根本不在乎。委屈佔據了我的腦海，使我無法冷靜思考。我繼續坐著不動。當天下午，公司hr找我談話。

「你做了一件很嚴重的事情，」臉上一副震驚的表情的hr對我說，「從來都沒有人坐過老大的椅子。」他很冷漠，似乎想保持距離，避免自己不小心對我產生同情。除了開我，我感覺hr的潛臺詞是說：「你不屬於這裡。」我刺激到了一些什麼，彷彿讓他見到了某個怪物。他無法接受在當時的情況下有可能出現我這種反應。hr拿微信向我轉了幾天的薪水，我就離開了劇組。

東莞的事情泡湯了，但是後面還有戲。義大利朋友要負責電視劇《三十而已》一個攝影組的工作。她不會中文，所以找了我做翻譯。來廣東之前，我已經在北京和導演面試完並確定了合作。他們給我發了全劇的劇本，讓我等開拍的訊息。我想，被東莞的組開了也不見得是壞事。多轉轉廣東，再去朋友的劇組。童瑤的名字我應該能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