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變得充足，我一頁一頁地翻譯完《三十而已》四十三集的劇本，用中文和義大利語做場景筆記，還複習了一些攝影相關的術語。不巧，這也不行了。攝影聯絡我說，她跟劇組鬧矛盾了，不幹了。自然，我也不用去了。兩邊都落空，這下我真的沒有備選了。我只好認命，那是一個不適合義大利人在中國的劇組工作的夏天。

方向感全部失靈，老許再次出現在我的生活中，並給我指路：一路向北，直到騰格裡沙漠。這是老許接到的一個業務：我們要跟拍一群廣東小孩的夏令營，做成紀錄片。暑假的第三個活兒，不會搞砸吧？我還在東莞，在市區找了個賓館，閒著待了幾天。我逛了一條全是賣木門的店鋪的路，還有用秤定價的書攤。說白了，我沒事幹。我假裝考慮了兩分鐘後答應了。童瑤是見不到了，我去找老許了。

在廣州，老許開車來接我。上完北京電影學院的進修班後，老許回了廣州工作生活，這裡有他的妻子和女兒。我問他關於王泳的事情。「你不要相信他。」老許邊開車邊堅定地說。「為什麼？」我說，車裡的氣氛顯然沒有往我期望的方向轉變。「他是個騙子。」老許說，目光依舊放在前方的高架上。

果不其然，我在學校認識的王泳不是學校的人。他在北京賣房子，到學校扮演一個導演系進修班的學生，騙了所有人，包括老許。參加一個班裡的話劇時，王泳偷走了部分劇組資金。他在老許那裡借住一晚，沙發上的現金第二天就不見了。據說，王泳回四川做白酒了。我意識到，那時自己看到的只是很表面的一個王泳。本以為我和他之間僅有語言的障礙，結果我眼前是一個能夠順利騙到同齡同學的表演者。到底誰是王泳？他那時找我借錢，為什麼全部還我了呢？我對他那麼重要嗎？在去機場的路上，我的問題多於答案。我想起爺爺半世紀前對父親說的話：中國的現實真的很複雜。

像喝了口苦藥，老許面無表情地吞下剛剛說的話題。我看不太出他的內心。這個一上來對誰都熱情的東北人，能以同樣的速度收住自己的幽默風趣，變得嚴肅沉默。現實會逼著老許臨時脫下自己使用過幾十年的社會面孔。其實，這有什麼好驚訝的呢？那是我單純二元的思維，用來解讀一個房產中介能變成電影導演的世界，根本不好使。

下線版的老許對我沒有那麼好奇。哪怕我們快三年沒見過，他也並不急於問我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麼。這是關係好的意思嗎？不用寒暄？或是老許覺得沒話講，也懶得追回生活的蛛絲馬跡：日子過一過就得了，你這個老外還想幹嗎，我要邊開車邊演脫口秀嗎？還有什麼上下線版？真是沒完了。

老許跟我談中醫。他給我安利徐文兵和梁冬對話《黃帝內經》的播客。一切始於老許感到一隻腳疼痛，經過之後的研究，他決定要杜絕冷飲寒食，試圖恢復自己的元氣。

在寧夏銀川，早上出工前，我們在酒店吃早餐。安靜的氣氛裡，老許低聲對我說：「日本人牛奶喝得太多，會抑鬱。」說完，心平氣和的老許繼續吃蒸菜，似乎剛說的話已經夠了，不需要進一步解釋。我實在回答不上來。我的無言讓老許有了說下去的動力。

「牛奶會消耗身體很多的能量，」老許借徐文兵老師的科普發揮，「消化之後會比較累。做事情會更費勁，覺得生活沒意義，最後就自殺。」我邊吃茶葉蛋，邊思考老許的觀點。從早上喝牛奶到乾脆想不開，老許怎麼也跳過了一些重要的邏輯步驟。但是，眼看著心滿意足的老許喝著豆漿，我只好點點頭，表示理解。我去拿水果。

「其實涼性食物也不是說物理上是涼的，」等我拿著水果回來，老許說，「你在吃的西瓜也是涼的。」

「西瓜怎麼了？」我問老許，心裡開始擔心在這頓自助餐裡沒有幾種食物是安全的。

「它會消耗你的元氣，降低你體內的熱量。」老許客觀陳述事實。我仔細地觀察自己手裡的西瓜，彷彿它變成了某種致命的武器。「沒事，你吃吧。」老許說，似乎又變成了老老許。

那頓早餐使我變得特別謹慎。西北乾旱地帶，四十度以上的沙漠，我一整天都避開了冷飲。雖然不知道元氣長什麼樣子，但我的犧牲總算是能保護它的吧。那天的拍攝，我和老許負責不同的現場。再見他的時候，已經是收工後，在酒店的電梯。

「我今天喝了很多牛奶。」老許說，像小孩承認做錯事的樣子。

「你怎麼喝了這麼多？」我驚訝地反問。不是早上才說不喝的嗎？先是寒涼的西瓜，後是喝牛奶的老許，我今天已經被背叛了兩次。老許懺悔完畢，我們到酒店對面的一家烤肉店，坐在室外的桌子。天黑了，環繞著我們的空氣依然是暖和的，像個低壓的吹風機。我翻著選單。

「你是不是要喝啤酒？」老許問我。他總能看透你。自從進電梯下樓的那一刻，我已經決定了要喝啤酒。冰的。帶著即將要犯錯誤的意識，我對老許承認了自己的計劃。老許會心一笑，點了點頭，接著叫了服務員過來。他點了冰啤酒，還要了酒單。看了幾下，他給自己點了瓶白酒。第二天要早起，不過，老許說，白酒不會消耗元氣。

電影方面，夏天的收穫幾乎為零，跟我設想的高強度積累經驗的檔期來比，還是挺糟糕的。我夾著尾巴回到了學校，儘量將前幾個月的經歷忘掉。騰格裡沙漠的夏令營只是個微薄的安慰，像你輸了歐冠，輸了聯賽之後，贏了難以使球迷興奮的義大利杯。更多，是心酸和遺憾。我本來對電影行業充滿著期待，但真的接觸了，自己卻搞砸了。我為什麼不能和其他進劇組的人一樣，扛著不滿完成拍攝，堅持到大家開開心心地拍殺青照、吃殺青飯呢？自從入學導演系，我不怎麼喜歡看電影了。那成為一件有壓力的事情：這個鏡頭怎麼拍？演員行不行？我為什麼寫不出那樣的故事？

要重建和中國電影的良好關係，就從重建和北京電影學院宿舍樓的阿姨的關係做起。

她是北京人，準確來講，西單人。我和她有時候會在電梯裡碰見，禮貌地點點頭，不久後就爭論起誰要先出電梯。我說不過阿姨，因為她會直接推我的胳膊，把我往外推出去，從根源上解決問題。我已經跟她講過自己來自義大利，也見過幾次，可是在她眼裡我只來自「國外」。進寢室打掃衛生時，阿姨注意到一個小冰箱，自然地問我：「這是從國外帶過來的嗎？」我說是在淘寶上買的，她問多少錢，我說三百。她沒別的要說的。

「這屋裡煮了咖啡豆啊。」阿姨忙了會兒之後又說。

「嗯！」我回答，感到了和對方連線的可能性，「阿姨喝嗎？」

「不喝，不喝。」阿姨想都沒想就說。

「阿姨喝茶嗎？」

「喝茶還行。你這有什麼茶？」

「紅茶，綠茶。」

「英國那邊喝什麼茶？」阿姨對我的英國室友何東說，終於向他開啟我們對話的大門。

「紅茶吧。」還沒睡醒的何東說。

「北京喝花茶。」阿姨說，反覆表示我們的茶不合適。喝茶的話題在此說完了，不過阿姨顯然還要忙幾分鐘，我對交流的使命也沒那麼容易放棄。我借正來臨的國慶假期說幾句閒話。

「國慶你們不放假嗎？」

「你們不走，我們也不走。」

「那可能我們應該走一下。」

「不！你們這面孔，一看就是外國的，出去也會被懷疑。」

「那就不出去。」

「對。」

「我還聽個留學生說，他想去看閱兵。」阿姨說完，我分析她的表情：她看起來並不認同那位留學生的主意。

「瘋了！」我毫不猶豫地補充。

「哈！你太棒了！」得意的阿姨說，說明我臺詞說對了。

「電視上看不就行了嗎？」我興奮起來。

「就是！」

「去看也看不到什麼！」

「對！人太多了！你喝點咖啡看看電視，多好。」

「很舒服！這七天都不出門。」

「哈哈，不用！今明兩天不出門就行。」

「好！」

和阿姨的對話包含著一個我自己最近一年忽略的問題：想好好創作，需要關注周邊的世界，而不是關在房間裡。我太沉迷於自我表達的慾望，嫌棄去同學的劇組幫忙，以為自己專用的時間越多，我的創作就會越好。可是情況沒有朝著我的預期發展，我反而變得更封閉、更暴躁。我要走出寢室的門，和別人一起做事情，不怕把手弄髒。我要去演戲。

一個接一個的參演邀請，我都爽快答應。在天安門寒冷的清晨，我演馬可·波羅。我也演海邊的絕症患者，還有蘇聯時期的宇航員。北京的冬夜，我和導演會圍著銅鍋取暖，在拍攝前透過水蒸氣先了解彼此。在演員這個角色裡，我重新找到在劇組的歸屬感和尊嚴。從鏡頭前，我能感受到中國青年導演們對創作的熱愛和認真。這會讓你想要和他們一起努力。

有天中午在學校，同學約我去食堂一層的新疆餐廳，說想讓我演他片子裡面的一個外國記者。片子的劇情圍繞著虛構的河西大學的學生會選舉。

片子叫《正常》，後來入圍了獨立電影批評家張獻民的第二屆「十薦」評選片單。導演葉星宇接受採訪時說，在創作過程中「沒有遇到（老師的）阻力」。他的導師對他說過一句讓他很感動的話：「將來你出去一定會說假話，但是我要先教你怎麼說真話。」確實，在校外，《正常》遭遇了一定的阻力。

在喜歡玩隱喻的學生短片中，《正常》因它比較直接的風格而突出。在短片的豆瓣條目底下，這似乎是最吸引觀眾注意力的因素。有些評論認為《正常》的表達方式過於直白。翻著評論，你可以找到導演本人的回應。

年底，我走在校園。舉目四望，有一群在校園小道上站著的人。他們之間會保持一些距離，像是每個人在自己身邊畫了個四平方米的個人區域。大家站在原地安靜地翻資料。我似乎走進了一幅畫，裡面的人物一動不動。我經過他們往宿舍樓走，只聽得見遙遠馬路上的車流聲，甚至能意識到自己腳步的聲音。我瞬間想到那種一群人各戴各的耳機，到一個小廣場無聲蹦迪的場景。這裡也是，他們都按自己的節奏來，翻一翻資料，查一查手機，再抬頭，又開始翻。這是今年報考的場景。人人迫不及待地想發揮自己的力量，對行業更光明的未來充滿期望，這就是中國電影最好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