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了，這些羅馬人！」

——奧貝利克斯，《阿斯泰利克斯歷險記》

也挺久沒掙過錢了。來中國，其實放慢了我實現經濟獨立的程式。但是，經過這一年，我擺脫了傳媒人在職場上的心虛：當別人問我會做什麼，我終於回答得上來了。能講中文像是掌握了一門手藝。說得更現代一點，是我的一個硬技能。不管怎麼說，可以拿來賣。考試考完了，只能等命運的結果。哪怕真考上了，也得等到明年9月份才開學。中間有半年多，剛好可以開張。

元旦前那幾天，有朋友問我想不想去留學機構教義大利語。於是我去面試。機構在潘家園地鐵站旁邊一棟破舊寫字樓的十一層。上次見那麼多義大利國旗，還是義大利打贏法國拿世界盃冠軍的那天晚上。過度展示義大利元素是留學機構很敷衍的行為，體現出某種被動迎合市場的可悲——老師順著學生們開的玩笑做出誇張的「意式手勢」更讓人傷心，像是還沒下班的猴子，為了那點兒人民幣，連自己國家的文化都能出賣（宣告：我責怪的不是他們，而是市場規則自帶的一種粗暴力量）。

這裡有不體面的老外。你不容易在三里屯的瑜伽館或老書蟲的脫口秀演出遇見他們。理由很簡單——他們沒空。現實容不下浪漫：義大利語吸引高考分數不太理想的學生，能提供比英美更實惠的出國選項，簡單來說，是留學世界的二級聯賽。英語母語者擁有天生的福利：可以在整個世界用自己最熟悉的語言謀生。而所有的義大利語外教都會中文，這就是職位的門檻。加上英語，他們平均會三種語言，到月底卻只拿英語同行的一半。英語外教會約下午6點到朝陽公園踢球。義大利留學機構的課上到7點半，再從潘家園過去，公園都要打烊了。

不過教英語對我來說沒有靈魂。走進義大利留學機構，面試官自然地問我喝不喝咖啡。典型義大利辦公室的咖啡機噪音使我很踏實。它提醒我，在過去一年，我主動遠離了這些很親切的體驗。我只吃過幾次比薩，沒怎麼做過意麵，也沒買過紅酒，似乎這一年的目的就是使勁去適應一個陌生的環境。擺在我面前的是另一種可能：可以在這個截然不同的國度允許自己有一些回家的瞬間；可以不苛刻地把戀舊壓在心底，也能在異國正常生活；可以放鬆一點。算上不去教英語的機會成本，那是我喝的最貴的一杯咖啡。但也是期待最久的。

沉浸於這種久違的熟悉感，我差點忘了還要幹活。我通常會這樣：答應事情時光想著它比較輕鬆愉快的一面——辦公室的咖啡機、每個月發的工資、寫字樓樓下的飯館，而完美繞開那些更沉重的問題。要用課本？沒想過。要講語法？沒想過。要進教室，坐在二十來個握著筆、眼裡滿是期待從我這裡學到東西的學生面前？顯然沒想過。在我心裡，做決定的亞歷和承擔後果的亞歷從來沒有碰面好好談過。

決定的結果總是忽然衝過來。北京東三環，星期一下午。我被安排在「威尼託大區」上課。每個教室都被命名為不同的義大利大區。不知道是管理中的偶然還是排課老師的貼心，我老家帕多瓦就在威尼託。那是一個愛喝酒的大區，加上它位於東北部，我就開始和別人講我是義大利的東北人。掛在教室牆上的白色木框裡，裝著我老家高中生喝的第一款酒——阿佩羅橙光(spritz)，牆上還有威尼斯狂歡節面具的照片。我身後是配了紅黑兩種記號筆的白板（正好是ac米蘭的顏色，但我喜歡什麼球隊這一點，機構裡應該沒人知道）。長長的桌子順著教室的走向延伸到俯瞰著東三環南路的大玻璃窗。我坐在桌子的這一頭，而幾乎所有的學生都坐在桌子的兩邊。他們離我挺遠的，遠到給你那種大學教室裡，三五成群的學生自發形成不同獨立活動區域的感覺。

但我在這些區域之外。上了十六年學，今天是我第一次有經營課堂的任務，還不坐觀眾席。我要想辦法，繼續講話，保持氣氛活躍，直到裁判吹響最終的口哨，讓我們上地鐵回家。這場長達五小時的比賽午飯後就開始，天黑了才結束。這下，我有點後悔了。這是要幹嗎？誰能講這麼久？電視上的主持人扯兩小時也就差不多了。下午2點15分，要上課了。我心裡是恐懼——其實我確定，我會搞砸，只不過還不清楚會以什麼方式搞砸。牆上的阿佩羅橙光和狂歡節面具照片，能給我帶來什麼靈感嗎？

「開始吧。」我看了一眼牆上的時鐘，再面對學生——他們的表情似乎在說，我們本來可以在五分鐘前就開始。我發籤到表，他們很快就簽完了。現在呢？自我介紹？每人兩分鐘？我一說就意識到這是在做夢。果然，我迎來的是一個相當冷清的場面：每個學生說自己的中文和義大利語名字，緊接著是沉默，進一步的提問，更多的誤會和解釋，每人倒是超過了兩分鐘，但主要是我在說。

「老師，您什麼時候開始教書的？」一個坐我旁邊、眼神尖銳得可以穿透冰塊的女生問。我笑了——咱要幽默點，對吧？咱也沒有別的。

「我們幾點開始上課的？」我半笑著問她。

「2點15分。」她平靜地回答。

「好。現在3點05分，那麼我教書得有快一個小時了。」

她臉上沒有一絲變化。冰眼不想要幽默——我真是想得美了。她想要的回答是：「我教書三年了，是我從小的夢想。」伴隨著我的回答的，是一片堅定的沉默。這個下午，我們還要一起度過三個小時五十五分鐘。

在我當老師的那七個月，那雙冰眼一直跟著我。我帶了各種班：上午班、下午班、週末班、a2、b1。但她總會從教室某個角落或機構的走廊出現。那是一個固定的陪伴、一個警告、一個工作召喚，我始終沒弄明白那雙眼睛到底意味著什麼。

我承認，我的出發點有些問題。來了機構，我自以為知道要怎麼幫助學生。實際上，我想給他們的不一定是他們需要的。我端上各種創意菜，但他們還沒吃過米飯。我奔著實現心目中的理想教育的願望，而沒有去了解學生的真實需求。在漢語班當了一年學生，再走上講臺上課——其實機構的教室並沒有講臺，可是你懂的，這樣寫比較好——我就問自己：怎樣才能成為自己學中文時希望遇到的老師？我也不敢說自己有準確的答案，關於什麼樣的外語教育才是對的、有效的。但是心裡有個聲音告訴我，你要做點不一樣的。所以我試圖那樣做，併為此驕傲。

在課本的基礎上，我努力找其他學生普遍關心的話題。我認為即將要去義大利的學生需要了解那邊的現實。雖然我和他們只差幾歲，但我感覺自己是一個精神上的長輩：我出過國，體會過陌生和孤獨，感受過無助和挫敗。要是能重來，我會想要提前做點功課，不至於到了國外之後從零開始。能準備的就準備，能避雷就避雷。

但這個事情比較好說，卻不好做。什麼是真的需要知道的呢？講到義大利的時候，我內心流露出懷舊情緒和比較強的分享欲。語言離不開語境，人離不開自己的經歷。課本提供的素材是伊萬娜家遭盜竊，洛倫佐找瓦萊裡婭要她的文學筆記，爸爸對小卡洛講述羅馬城是如何建立的神話。我厭煩那些落伍十幾年的乏味對話，想要多介紹更真實、更有活力的義大利，引起學生的共鳴和興趣。我藉著熱情講到ac米蘭、足球，以及它在義大利社會的神聖地位；貝盧斯科尼從媒體老闆轉而從政，牢牢抓住義大利人的心，成為20世紀90年代版川普的故事；2008年金融危機對許多普通企業家造成的悲劇性影響。對我來講，這些是瞭解義大利社會的必修課。但是，你說你不想聽，我也能理解。這是我內心中的義大利——那些陪我成長、讓我逐漸形成世界觀的事件。如果是寫我的自傳，探討我和我的國家的關係，可能會有人感興趣。但是現在，我在潘家園。坐在我對面的學生的家長付了不算低的學費，學生們回家後也不能說只學了誰是貝盧斯科尼。

說來說去，還是那點破事：在學生的語言證書考試臨近的情況下，我不得不去機械地教大量的語法點。講別的，學生不聽，或者乾脆翻個白眼。我以為自己能成為那種有趣的、隔壁班都羨慕的老師。我太天真，也太脫離現實了。學生沒有惡意，只是覺得學那些沒什麼用，反正考試也用不上。而語法，不會不行。他們想去義大利，也沒說對義大利這個國家有深度的興趣和探索欲。那是我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浪漫。想到那邊去，考試得通過。你付過學費，我要幫你準備。他們有道理。

可惜自己當時沒有完全意識到學生的想法。他們對非應試內容的冷漠使我有些失落，讓我在心理上和他們拉開了距離。講課的時候，我變得更謹慎、僵硬，嚴格按照機構的教育計劃走。課本上說什麼我就說什麼。學生們一副乖巧的樣子，上課記下來每個語法點，休息就上淘寶找考試卷子。他們問我為什麼變得那麼嚴肅。我心裡想，這不是你們想要的課嗎？

機構的同事幫我認清一個現實：當決定未來計劃的時候，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子女並非自己說了算。大多數情況下，去義大利讀書是一個家庭考慮到多種因素之後做出來的綜合判斷。提供經濟支援的家長可以不瞭解文藝復興的歷史，但是需要知道在博洛尼亞的房租是多少。學生不一定是被義大利新現實主義打動，可能只是想換個地方學習生活。外教休息室旁是客戶接待廳，也就是銷售戰場。坐在那些椅子上聽機構人員解釋套餐的人，有時候是學生，但他們像是陪家長來的，而不是相反，他們臉上總寫著「我這是在哪裡？」。更多的情況是家長一個人來，甚至都不是家長，而是某個最後會出錢的叔叔阿姨。目睹了這類一畫勝千言的場景，我自己心裡和學生的矛盾才得以消解。

跟在劇組一樣，我學會了放下自我。學生感到被我理解，關係明顯和緩了。他們偷拍我上課的照片，做成表情包再發給我。講語法講不通的時候，我開玩笑地重複他們曾經小聲說的一句：「就問明天的老師吧。」（每個班是由兩個外教一起帶的。）晚上回家，我收到學生的微信，問我喜歡吃什麼水果。第二天水果就會擺在我的桌子上。

在休息室跟同事談笑時，我講述和學生的互動，機構老將瑪爾塔提醒我：不要輕易地信任學生。「他們看起來很可愛，」瑪爾塔說，「等你走出教室，就開始吐槽你、投訴你。並不可愛。」我能感覺到這樣的風險。不過，我選擇的對策不是遠離，而是靠近他們。我讓學生在我面前吐槽。課堂氣氛尷尬時，我停下來，堅持問有什麼問題。得知可以交流，學生也放下防禦，誠實地和你交流。也許下了課他們還是會吐槽，但是我創造了一個學生敢說話的環境。剛開始我對自己職業的理解是一名講者，現在是一個來和學生一起想辦法解決問題的合作方。

一個名叫simo的湖南男生約我下課去吃午飯。我們聊了聊他的心事——對機構裡一個同學的單相思。他是我最初期待的那類上課物件：幾乎對什麼都感興趣。我們相互推薦電影和電視劇。出國不是家人幫他想的，是他自己的願望。比起其他計劃拿畢業證就回國的學生，simo會認真考慮讀完書留在義大利工作的可能性。

那幾天，我爸媽要來北京玩，但他們落地的時間和我上課的安排有衝突。simo提出，他可以去機場接我爸媽。我實在想不到別的辦法，便答應了。他在首都機場的到達廳舉著牌子，接了我父母，再把他們帶到酒店。後來，我們四個人一起去他老鄉在北京開的湘菜館。simo和我爸一樣對歷史感興趣，他們在飯桌上聊起過去。在simo看來，我在家已經聽過很多遍的故事都無比新鮮。

20世紀70年代初，我爸是一名大學生。他趕上了義大利學生運動的浪潮。當時的年輕人有強烈的參與政治和進行公共討論的慾望。他們對中產階級有所不滿，到廣場喊著：「馬克思萬歲！列寧萬歲！毛澤東萬歲！」他們相信中國擁有世界上「最正宗的共產主義」。我爸也被中國的社會主義夢想衝昏了頭腦。他在家中和他的父親說：「中國的共產主義和蘇聯的可不一樣了。」他的父親是義大利參議員，代表著正在執政的天主教民主黨。「那個國家在幾千公里之外，有六億人，是一個遙遠複雜的現實世界，」他父親鎮靜地回答他，「你覺得你懂什麼？」

五十多年後，我們在帝都吃小炒黃牛肉。中國的現實依然複雜，但沒有那麼遠了。說到底，它就在我們眼前。將那些舊事用中文重新表述給simo聽，似乎給它們帶來了新的生命力。一不小心，simo走進了我的家。

說到義大利，如果你最先想到的是比薩和濃縮咖啡，而不是紀律和秩序，我原諒你。不過要記得，墨索里尼下臺僅僅是八十年前的事情。現代社會的法律相當有效地防止了法西斯悲劇的重演。但是，那黑暗的二十年留下了一定程度的後遺症。部分義大利男人患有某種法西斯情結：心裡有個塑造了他們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卻不被看到的小墨索里尼。因此，他們將無法再進入政治領域的法西斯特色理念帶到個人生活和社會文化中。他們對自己的要求是決斷、強勢、卓越，經常體現出大男子主義。在企業文化上，他們傾向於專制管理，設立明確的等級秩序，包括強制執行穿制服的要求。這些人到處都是，包括在留學機構。

那段時間，校長想成立一個科學委員會。他常說到像「教育2.0」「教育改革」這類模糊的流行詞，外教被鼓勵「走出自己的舒適圈」。某個工作日的晚上，校長召開了全體外教會議。他為大家點了比薩，下課後，外教們到休息室啃幾塊，再到被當作會議室的教室。

會議一開始，校長宣佈了一個新的針對所有外教的鼓勵機制：如果試聽的學生聽完你的課選擇買套餐（價格高達近六萬元），你會收到十四元作為獎勵。有外教站起來說，這不是獎勵，是冒犯。其他外教加入爭論，說有學生買套餐就是因為老師，給的佣金應該要高得多。「不對，」校長委屈地回答，「學生買套餐那是因為有銷售部，你們想拿佣金就去做銷售吧。」會議室裡的憤怒燃燒起來。

後面的議程沒法談了。外教藉著混亂提出了其他的不滿：由於工資是按照實際上課的時間計算的，像春節這種較長的假期，老師一整個月的收入遠遠無法覆蓋開支。「你們以為自己是學校的明星。」忙著恢復秩序的校長說。他還說，其實對於當老師的我們，紀律要比能力重要。機構已經設定了一個教育計劃，按照它去講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他還說到足球。「你們看，」場面平靜一些後，校長說，「到頭來，卡薩諾、巴洛特利，這樣的球員沒有教練要。」公眾對這兩個球員的普遍認知是他們天賦異稟，要是還有頭腦就好了。他們剛出道時被認為是未來的希望，可是關於他們的報道很快就遠離了足球場。巴洛特利因二十七次違章停車被罰了一萬英鎊，又因為過於豐富的夜生活被球隊罰了二十五萬英鎊。至於卡薩諾，2008年就有詞典獻給他一個新詞「卡薩娜塔」(cassanata)，意思是卡薩諾才會做的傻事。比起天賦，他們此後代表了麻煩。比起優勢，他們更多是球隊的負資產。相比開賓士和瑪莎拉蒂的他們，那天晚上在場的所有外教都是坐地鐵十號線回家的。

校長髮布了機構的道德準則書，語言風格壓抑，還有不少錯別字。準則書代表「機構價值觀的連貫性」，要求教師「閱讀、遵守，並在有必要的情況下向同事傳播其內容」。共十七頁，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圖表——分男女兩類，它展示著很具體的「正確服裝標準」和「錯誤服裝標準」。內容倒是不誇張（不穿短褲、拖鞋、背心），只是透露出對性別角色的傳統期待、延伸到個人領域的集體秩序、對任何個性化的表現的控制。至今有同事仍然記得服裝圖表所使用的插圖，並開玩笑說：「道德準則書有它的缺點。不過，在禁止穿蝙蝠俠t恤這點上，它一點也沒錯。」

繪畫作者：劉水

道德準則書中不起眼的一條說：「教師務必負責地、體面地、透明地使用機構的所有空間。」是那種含糊的、需要寫明但沒想到真的會出問題的規定。出了問題，當然是因為足球。

老馬和島民是機構的核心成員——a1到b2教了幾十遍，課本都背下來了，有時還拿課文內容玩一些兩人之間的內部梗。老馬是國際米蘭的球迷。島民很懂，卻是「無神論者」——他看球賽，甚至給體育雜誌寫相關的文章，但不支援哪個隊。

週二晚上，有場歐冠比賽：國米對熱刺。加上時差，比賽在北京時間凌晨3點到凌晨5點進行。年輕的時候，哪怕第二天要上班，老馬也會熬夜看球賽，可是現在覺得撐不住了。他對島民提出主意：週三下午有幾個小時的空當，不如把球賽的錄播下載下來，帶到機構一起看，那會兒每個教室剛好裝了當作電子白板的大螢幕。島民答應了，並做好了準備：他是堅持不熬夜的人，在中國看球只看錄播，因此熟悉最全的盜版球賽網站。

為了看比賽，他們選擇了歌劇專業的學生用來練歌的隔音室，好不引起注意。熱刺先進球，國米再追，一比一。九十分鐘已過，只剩兩分鐘補時，比賽看起來註定要以平局收場。國米踢了個角球。球緩慢地滑向禁區內。一個頭球，又一個，球像在乒乓球桌上似的來回跳動，最後進了。義大利解說員狂喜地描繪國米的絕殺，彷彿自己都不敢相信：「這是一場沒有任何邏輯的比賽！」在潘家園的隔音室，老馬跟著喊出自己的喜悅。隨後，有人敲門。島民想著：這應該是已經知道比賽結果的同事，過來一起慶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