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瑪爾塔。「你腦子有病吧。」她對老馬說。如果校長是機構秩序的理論家，那瑪爾塔就是執行者。她帶著羅馬口音，脾氣也狠，從不轉彎抹角，有事就管，有話直說。「對不起，對不起。」老馬抱歉地說——沒有什麼好解釋的。比賽結束了，瑪爾塔走了。老馬和島民對視。他們笑了十分鐘也停不下來。隔音也隔不了球迷。

每到年底，機構會舉辦「年度最佳外教」大賽，用榮譽（加上一千元）來獎勵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大多數老師對此比賽抱著佛系的態度：只在朋友圈發個連結，提醒學生可以投票了。但茶師想的不一樣，他今年想贏。

在機構的日常中，茶師表現得相當低調：跟學生保持距離，下課在休息室和同事們閒聊幾句，喝個咖啡就回家忙自己的茶葉生意（那是一個品牌身份很奇特的小企業。他在朋友圈發的宣傳圖竟然能融合肌肉男、鏡前擺拍、充滿儀式感的倒茶動作、茶葉的特寫等多個元素）。他常表示對學生的無奈：「我們學中文那個時候，有這麼笨嗎？」他從來沒有和同事出去玩過——既然都是在異國的老鄉，共同話題多，同事之間很容易聊起來，成為朋友。再內向的同事，怎麼也參加過一兩次比薩小聚。大概沒有人真的討厭他，但客觀來講，也沒有太多的學生或老師喜歡茶師。

他卻拿了第一名。「真的有這麼多人喜歡他嗎？」瑪爾塔可能想過，並動手調查了。一開啟投票系統的後臺發現，茶師的票數情況很不正常：他只用零點幾秒的時間就能收到兩百多票，如此重複了好幾次。茶師幾乎所有的票都是這樣得到的。理工男出身的他用了最理性的方式來達到受歡迎的目的：僱人喜歡他。在一個有兩百多人的微信群裡，茶師只要發個連結，群裡所有人都會給他投票。瑪爾塔立刻取消了茶師的票。「你給我看下，」死活不認錯的茶師反駁，「我違反了哪條規定呢？」瑪爾塔怒氣沖天，面對著茶師，說出了機構後人會永久記住的一句：「我，我就是規定！」

放在現實中，校長的道德感相對弱一些。在一個非常缺人手的時期，他找我參加和學美術的高中生的線上交流活動，我答應了。校長的秘書聯絡我之後，情況就變奇怪了。我不用和學生講中文，甚至被要求不和學生講中文！有義大利語翻譯。秘書說，學生會拿出自己的作品，「作品怎麼樣會有老師在學生分享前發到群裡。您到時候隨時看群訊息。您可以評價一下學生的作品：你的基本功不錯，挺紮實的，或者色彩運用、色彩搭配不錯，或者創意表現手法需要提高之類的。」秘書把我拉進工作群后，有人讓我放心：「不會說你是教授，只會說你是招生部門的。」

我彷彿不懂自己在演什麼戲，但基本確定了情況不靠譜。我去找秘書，問在會議上怎麼介紹自己。「義大利美院的招生面試官。」秘書說。我立刻聯絡校長，說我不會參加。他說以前他們確實沒做過這樣的事情，但今年招學生難，「是在緊急狀態下工作的，所以我們試圖看看問題比較現實的那一面」云云。話倒講得比道德準則書晦澀的語言自然得多。

對於在中國的義大利人，語言機構像麥當勞：入職門檻不高，短期內需要收入可以去打一下工。至於工作的內容，每天都一樣。幾乎沒有人是發自內心地想要幹這個活兒——我知道，可能有很少一部分，所以我說了，「幾乎」。連我見過的態度最專業、經驗最豐富、最受學生歡迎的義大利語外教都會在課間休息時感慨：「再做兩三年，我就不幹了。」這樣的工作成就感極低，幾乎沒有發展前景，想硬著做也行，但能不做就不做。機構的外教休息室坐滿了不想在那邊待著的人，氣氛壓抑。午飯的時候，我會跟著老馬和島民走向大廈的電梯，及時逃離機構的世界。

機構樓下的蘭州拉麵讓我們成為朋友。樓下的飯店選項比較有限：賣驢陰莖的驢肉火燒，衛生條件可疑的貴州米粉，賣早上沒賣完的包子的包子鋪。蘭州拉麵館地方大，通風，有面有飯有菜。我們基本天天去。

以麵食為主的西北菜甚至能當作某種意餐的替代品。老馬會點一兩個烤饢，擺在飯桌中間，裝作是飯前面包。島民最幸福的一天，是套餐裡多了一個煮蛋的時候。可是他拿著托盤，到視窗排隊等餐的時候，蘭州拉麵的收銀員注意到了錯誤，跟上了島民，指了指他，喊他把第二個煮蛋還回去。最糟糕的一天，是發現西紅柿雞蛋蓋飯漲到了二十一元——要招募兩個學生才買得起。

和他們聊到一起，我接受了自己一度害怕的平淡。飯桌上的話題離不開足球、義大利政治、課堂上的搞笑場面。聊得不痛不癢，不過我覺得剛好，像夏日淡淡的啤酒，讓你清涼一些。我會感覺自我無縫地融合到了那些無關緊要的閒聊中。那是一種不需要證明自己很特別的社交，因此很放鬆。坐在蘭州拉麵館裡，我以前的那些個人經歷都顯得多餘。我們像一部情景喜劇的編劇團隊，只能靠一套原定的人物和場景來形成共同語言：機構的走廊和休息室、瑪爾塔的憤怒、校長的道德改革、茶師的選舉操控。這個世界無疑簡單，有時狹窄又無聊，卻熟悉到令人欣慰。在兩千多萬人的城市裡挖掘出一種小鎮般的錯覺，還挺奇妙。

某些事件被記載進歷史。有學生去了羅馬，說他對鬥獸場很失望，裡面什麼都沒有。「老師，義大利怎麼樣？」有次一個學生問島民，眼裡閃著光。「你覺得我們為什麼來中國？」島民回答道，順便摧毀了學生所有的幻想。在北京，那不勒斯的同事去外面吃比薩，發現了一家賣榴槤口味的，選單中的名稱還是「像媽媽做的那樣」。他沒忍住，對店員發了火。「怎麼回事！義大利沒有這樣的比薩！」「先生，咱們只是應對市場的需求。」「你們不尊重他人文化！你們知道我來自哪裡？我來自那不勒斯，比薩的聖地！」

幾個月後，那不勒斯同事搬到了英國，我們替北京所有的比薩店鬆了一口氣。遇到像草莓、巧克力那樣非主流的比薩口味，他依然會拍照，發到我們幾個人的群裡。要是有機會，基於面對那不勒斯同事的爆發所表現出的心平氣和，島民希望將比薩店店員推薦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在老外的都市傳說中，在中國待滿五年標誌著一個關頭：要麼走了散了，要麼就一直留下來，把這裡當家。待了五年，你是老老外。你積累了比較完整的生活樣本，體會到了不同社會的酸甜苦辣，有足夠的證據去做判斷。試用期結束了，得決定要不要買個會員。

這個選擇既關鍵又複雜：經過長時間的摩擦和相處，感受會五味雜陳，只喜歡或只討厭一個地方是不太可能的，同時，常識告訴你，世上沒有任何國度是完美的。比起幻想不切實際的人間桃源，你會對比選項，衡量優缺點，儘可能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案。職業發展、生活便利、朋友圈子、喜愛的菜系、自然環境。不管如何決定，你總會犧牲點什麼。或多或少，這是每天困擾全球所有移民的難題。

如果選錯了，有點麻煩。一點也沒有融入當地的社會文化，卻依然堅持留著不走，不會有什麼好結果。選擇那樣做的人，可能是看重一些短期的好處，像保住手裡的工作和生活的穩定。但是，他們實際上在心裡憋著一種強烈的不滿。那不勒斯同事就是沒有及時走，因此變得苦澀怨恨。

機構同事迭戈也是，不過他還在。我們約在三里屯吃頓比薩。曾經有人說，當你問義大利人他們最近過得怎麼樣的時候，問題在於他們真的會回答。我知道有這樣的危險，並瞭解迭戈怨天尤人的性格，所以儘量不進入那樣的對話，只是翻著選單。

「我想問你一個關於aire的問題。」迭戈說。那是一個政府機構，負責登記長期在國外居住的義大利人。註冊後，你可以獲得一些針對境外義大利國民的服務，像遠端投票之類的。

「怎麼了？」我說，簡單的提問藏著對後面的內容的恐懼。

「我一定要註冊嗎？」迭戈說。

我很疑惑。這是我沒考慮過的角度：自己住在國外，要如實交代嗎？身份證上的名字，要寫自己的嗎？這樣的事實，還有主觀解讀的空間嗎？

「隨便，」我說，心裡希望可以順利糊弄到其他不怎麼需要我動腦筋的話題，「主要是給你提供一些服務，看你想不想要。」

「那假如我換工作換城市，要跟他們說我的新地址嗎？」

「如果你想繼續收到投票單，那得跟他們說下。」

「如果明年回義大利呢？我就要從aire退出嗎？」

「對。發個郵件，說你回義大利了。」

「我就是不懂為什麼要跟他們說我的資訊。」

比薩還沒有上，但是我已經想走了。邊走邊說：「不用了！沒有人在乎你住哪！你不說，使館的人也會安心入睡！」但是我還在。加油。再堅持聽半個多小時就可以回家了。彷彿生活在無法溝通的平行世界，迭戈也很疑惑，甚至無奈。他放棄了aire的話題。

「我需要買一些西藥，」迭戈平穩地轉移到下一個問題，「你覺得哪裡能買？」這種問題我喜歡。它有一個很直接、不太可反駁的客觀答案。

「和睦家醫院吧。」我利落回答。

思考了幾下，迭戈宣佈：「我是不會去醫院的。」

我要崩潰了。我沒辦法向迭戈提供幫助，因為他想要的不是幫助，而是繼續抱怨的機會。喬治·布什去過和睦家醫院看病，但迭戈是不會去的。很快，迭戈又失望地開始說別的。他想買雙義大利品牌健樂士的鞋。那是件似乎沒有挑戰的事情，但迭戈認為根本無法實現。

「在佛羅倫薩買一雙只要三四十歐。在中國肯定很貴吧。」

「你可以看看網上，最近有雙十一雙十二，會便宜一些。」

「我不在網上買東西。」

「鞋都是一樣的，有官方店。」

「我還是去店裡吧。」

沒辦法。天真的我提出的這些建設性方案對迭戈全都無效。他那天晚上抱怨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最荒謬的是說他在中國找不到愛情，因為大家都講中文。我剛聽到時還以為那是什麼隱晦的比喻，像「我們講愛情的不同版本」，結果發現他是字面意思。我意識到，迭戈的態度，正是我需要避免的未來。生活在別處，不熟悉的一切是每一天的挑戰。我們選擇抗拒和怨恨，還是包容和好奇，會決定我們的生活體驗。我要努力做後者；如果發現做不到，就回家。無論在何處，當老外都要做到一點：想在一個地方留著，就好好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