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偶爾都值得擁有一次從頭開始的機會。」

——本傑明·西格爾，《豪情四海》

落了地，我和海南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員合了張影，開始了我的新生活。我在首都機場門口認識了幾個講義大利語的中國人，和他們上了車，一起進城到了學校。我準備學一年中文，再去學電影。我上的是北京電影學院對外漢語的初級班，住海淀校區的留學生宿舍（那會兒還沒有懷柔校區），每天去c樓的六層上課，學習的課程包括綜合、聽說、漢字三種。老師大多是北京語言大學的在讀研究生，直接從五道口坐公交過來的。課堂上，我們會用一套北京語言大學出的名為《成功之路》的漢語教材，課本中的關鍵人物包括日本留學生山本、中國男生張大同、韓國女生李美愛、漢語老師丁蘭，獲得最佳章節名榮譽的是《你怎麼了》和《我們國家的菜沒有四川菜那麼辣》。我們學到像「同屋」「你家有幾口人」「別提了」「說來也怪」「你這老傢伙怎麼還沒死啊！」這種後來再也沒聽到過的短語。聽說課上，我們聽南京青奧時已經讓我徹底上頭的筷子兄弟的《小蘋果》。教學風格顯然很中式：課文我們一起念，新單詞回家抄幾十遍。

上了幾個星期的課，我對學會中文沒有太大的信心，感覺不到任何進步的苗頭。我經常遲到，進了教室先慢悠悠地泡一杯茶，再坐下來聽課。我桌上的早餐還沒吃完，老師已經在白板上寫滿一堆新單詞，彷彿我們之間有時差。她叫我寫字的時候，我搖搖頭。「youhaveatry！」老師鼓勵我，我卻無法站起來跨越到她的時區。我死活不記得怎麼說拜拜，每天下了課，都找老師問怎麼說。「再見！再見！再見！」第二天還是會忘了。老師決定我的中文名字是亞歷。我的原名——alessandro——在古希臘語中有「保護人類」的含義。一生改名的機會不多，我在中文裡又碰上了一個諧音為「壓力」，英文直譯為stress，同樣不太讓人放鬆的名字。

在此同時，同班法國同學利諾已經開始背成語了，這使我心裡略微崩潰。利諾會說「馬到成功」，還往我們幾個同學的微信群裡面轉發中央領導重要講話的pdf全文，讓我們挑戰翻譯。在歐洲，我們之間隔著阿爾卑斯山，而在北京，僅隔一堵牆：利諾在留學生宿舍的房間直接跟我的挨著。我們是問wi-fi密碼認識的。聊了不久發現，我是義大利版利諾，他是法國版亞歷。我們一樣，畢業後拒絕進入一眼就望到頭的人生。抱著好奇心，我們到北京開始了一段和過去沒有任何關係的生活。其實，我們內心的要求很簡單：一張充滿可能性、可以從零開始寫的白紙。而這裡確實有。他人不瞭解你曾經是誰，因此未來什麼都有可能。你可以脫下舊身份的負擔，成為一個全新的人。一上中文課，連名字都給你換了，不知道的還以為我們是逃犯。中國是我們的狂野西部。

利諾和亞歷很相似，所以需要分開行動。我們單獨面對各自的新生活，不和外國人玩是我們學中文的策略。只不過，在中文還站不住腳的情況下，那也是我們社交的死路。學校的留學生們大多讀一個用英語授課的本科國際專案，很多都不會中文。他們很團結：總是一起拍戲，去北語校內的酒吧吸水煙，再到五道口蹦迪到天亮。剛到學校那會兒，他們自然叫我們一起，但我們去的頻率漸漸降低，關係也淡了。我和利諾就這樣成為宿舍裡那些不太合群的異物。

我的第一個中文交流物件是王泳。我剛從首都機場到學校就認識了他。走進留學生宿舍樓，我在一層的電影故事餐吧坐下來。安靜的星期天下午，餐吧裡只有我和這個戴著棒球帽、無所事事地抽菸的男生。背往後靠，身子往下滑，他彷彿把餐廳的椅子當作家裡的沙發。我的到來讓他的目光從手機螢幕返回到現實中。他驚訝地看了我幾下，接著站起來坐到我旁邊。

他不會講英語，我不會講中文。王泳拿出餐廳的選單，擺在我面前，期待著我的反應。看完一系列陌生的菜名之後，我選擇唯一熟悉的食物：一盤帶巧克力糖漿和水果塊的華夫餅。我好像沒吃飽。王泳開啟手機裡面的一個軟體，用中文和手機說話，再給我看螢幕上出現的英文翻譯。操作了幾下，他又把手機遞給我，讓我以同樣的方式回答。我們就這樣溝通了三個月。這段時間挑戰了我對「聽多了，就能學會」的信念。在沒有任何共同語言的情況下，把一個四川人和一個義大利人放在北京，他們不見得會互相學到東西。我才來中國五天時，王泳帶我去同學家過中秋。從中午坐到晚上，我頭暈的緣故不是喝下的酒，而是聽進去的六小時的中文。

我和王泳的交流是由一系列不連貫、分散的資訊所組成的。在學校後面的燒烤店，他給我看一個小本子，說裡面是給前任寫的詩。下一秒，他要了一張我的照片，放在一個ppt裡。王泳說是給投資人介紹他的電影團隊用的。「我們明年一起拍電影。」他的手機螢幕上寫著。我心裡一堆問號，可我選擇應付過去，不為難翻譯軟體。

有時候，我和王泳像一部不用動腦子、宣傳中外友好關係的情景喜劇。有那種經典的畫面：他嘗試教我如何正確地用筷子，我做不到，但還是能夠按照自己的方法夾麵條。他聳一下肩，放棄教我。我們捧起杯，一起笑起來。本集結束。

12月初的一個週末，王泳說他的同學老許要拍一個短片，想請我做男主。我說行。認識老許的時候，我的中文稍微有了一些進步。加上他還會一些簡單的英語，我們有條件嘗試放下翻譯軟體。

「你喜歡中國的什麼？」老許問我。

「我喜歡中國的早飯。」我說。那段時間，我幾乎天天去學校後門的紅珊瑚吃包子、喝豆漿。每當對話陷入僵局，我就講起吃早飯的話題，並希望對方感興趣。

「你喜歡造反！」老許笑起來。他是一個很會講段子的東北人。短片是一個瓜子廣告。在劇情裡，我對一個女生表白，她給我一張寫著「真心瓜子」的紙條。接下來，我卻跑進兩三家店裡面，挨個問有沒有「爪子」。買到了，我回到女生面前，準備把爪子遞給她。

「no,no！」女生邊說邊舉起來一包真心瓜子，「我要真心的。」

「我是真心的！」我臉上帶著無辜的表情回答。

這個有可能不會進入影史的作品開啟了我和老許的友誼。一週之後，老許提出帶我去哈爾濱看一部網劇的拍攝，順便玩兩天。工作日的深夜，我們從首都機場出發，乘客很少，飛機大半的座位沒有人。和老許在空中跨越中國的北方，我感到陌生，但踏實。像兩個不用靠閒談來回避尷尬的老朋友，我們佔著相鄰的兩排，躺在三個人的座位上睡覺。

在哈爾濱，我發現鼻子裡面也可以感覺到冷。在中文表達能力很有限的情況下，我放棄提前瞭解每一天的行程安排，把每一分鐘當作是一個驚喜。晚上在外面喝了不少白酒，我猜第二天會睡個懶覺。早上6點，跟我住標間的老許竟然叫我起床去片場。他讓我喝一口格瓦斯，說是俄羅斯可樂。

如果說懷念那個時候，是懷念那種簡單、無顧忌、輕鬆的相處。回北京之後，老許送我一個真心公司的禮盒，那是我在中國收到的第一個聖誕禮物。春節後的某個晚上，他叫我一起吃飯。全程中文的四人聚會，我跟著老許學習北京特色吹牛逼式的聚會藝術。我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練習寫中文字的日常，愛寫書法的老許給我點贊。

那學期，我和利諾幾乎是對方生活中唯一的外國人。我們偶爾會串門煮咖啡喝，去五道口上瑜伽課，晚上到三里屯各大使館聽講座。在路上，我們聊一聊最近利諾和亞歷的生活裡發生了些什麼。利諾去東北當演員了，拍了幾個星期的犯罪片，貌似要上中央電視臺電影頻道。我們偶爾約著一起去學校食堂，努力和本地學生溝通。利諾笑我的口音，一度以為我是故意講如此拙劣的中文。

不，利諾。「我是真心的。」

2017年3月13日給老師的一份信張老師：

老師好！

我剛到香港。明天上午電影節開始。和我的法國朋友利諾我們一起在一個香港房子住。房子裡也有一個葡萄牙女生和她的男朋友。我們還沒認識。但是他的女朋友說他不在香港。所以房子裡可能只有三個人。昨天晚上飛機破了。我飛機裡等了四個小時。工程師試試開始飛機，但它不館用。我們者做公共汽車去過一個附近的旅館，早晨一點到了。旅館真棒。但是我早上五點回來了飛機場。七點終於飛機離開了。

祝好，亞歷

這是我用中文手寫的第一封信，從香港回北京後交給了張老師。來中國半年了，陰差陽錯，我熬過了最尷尬的語言徹底不通的階段，達到了表達能力依然尷尬但對方大概能懂的程度。我還無法用中文講我的精神狀態。我還時不時地會想起樂樂，仍對沒能夠經營好那段關係感到有些愧疚，還有些留戀，並因此難以投入到自己的新生活。我聯絡上一個在北京做心理諮詢的愛爾蘭人，抱著可以直接講英語的便利心態，在某個週日上午專程拜訪了這位克里斯先生。

站在自己的客廳兼諮詢室，克里斯先生穿著拖鞋泡了兩杯英式早茶，又從廚房拿來一盤餅乾。「你從哪裡來的？」克里斯邊小口喝茶邊問我。

「義大利。」我理所應當地回答。

「不不，」克里斯搖搖頭說，「你從北京哪個地方過來的？」

「哦，」我說，對於在諮詢中出現這樣的提問感到有些困惑，「我從海淀區打車過來的。」

克里斯笑了一下，似乎得出了什麼結論。

「怎麼了？」我問他，進一步地困惑。

「你是不是約了太多中國女生？」他問。剛到北京幾個月，我一時跟不上克里斯先生的邏輯。

「我遇到了很多像你一樣的海淀白人，」克里斯嚴肅地說，「在這裡上學，一約會就約了十幾個女生。一下子太多，來得太簡單，人就變得虛無了。」

那段時間，在學校碰到其他外國人時，我經常會被問到有沒有交到「一箇中國女朋友」。能聽懂中文的時候，我發現中國男性也在問我同樣的問題。我後來懂了。部分白人男性不會中文，但是每天在衚衕租的房子裡接待不同的中國女性，他們還是能看懂鄰居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