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可以靠英語生存，但需要用中文生活。要像利諾那樣做事，我得換個擋。我拿《歡樂頌》來學習。劇情簡單易懂，語言表達直白，演員發音清晰——配合字幕，我能跟上。幾個月的時間，我看完前兩季全部九十七集，積累起四千二百八十一分鐘的純中文觀影經驗。劇中的日常閒聊給了我一些基本的交流技能。中國的電視劇能創造一種獨特的既和生活有關，又不反映現實的平行世界：現實中，沒有那麼多擺在房間各角落顯眼的酸奶盒。

《歡樂頌》裡合租的三個女孩甚至成為我的一種精神陪伴。我感覺自己跟她們一樣，每天出門為自己的生活做點什麼，可能晚上回家也覺得沒什麼進度，但第二天仍要繼續。從來都不停下，日復一日地和世界作戰。打雞血式電視劇能讓你一直向某種看不到的未來前行。就像《馬男波傑克》裡說的：「有時候你只想看一部無論發生什麼，三十分鐘結束之後一切都會好的劇。」《歡樂頌》更長點，但還是那個意思。

我搬到校外住了。找房子過程中，我首次面臨一個在後面幾年會反覆出現的問題。它的名字叫「外國人臨時住宿登記」。這個手續要求所有在華的外籍人士向公安申報自己的住址。除了租賃合同之外，還需要提交房子的房本和房東的身份證影印件。突然被租客要求拿出這些檔案，有的房東會感到疑惑。有的嫌麻煩，乾脆不租給外國人。

那次陷入住宿登記的僵局之後，給予我希望的是一個剛認識的年輕女歌手。她說只要花幾百塊，把護照給她，一週之內就能搞定住宿登記。實在沒有其他的辦法，我居然把護照交給了她。幾天之後，歌手給我發了一個定位，讓我去見她介紹的人。

我站在北京郊區一個塵土飛揚的停車場，煩躁不安地等著交接。一輛白色的車開過來，停在我旁邊。後座的車窗搖下來，一個男生拿著我的護照，伸出手遞給我。

「住宿登記？」我問車上的人。

「辦不了，」他回答，「需要去地鐵站嗎？」

歌手的計劃泡湯了，我放棄在安立路和朋友同住的安排。

我在青年路和兩個女生合租。「付三押一」的付款模式一度對我的存款產生打擊。在知道房東是在北京有十七套房子的人之後，我心裡不得不感到有些不平衡。好在某個週末的中午，房東抽空親自來我們家，瞭解我的情況。檔案湊齊了，我和他開車去派出所，把住宿登記拿到手裡。像一個結尾遙遙無期、故事可輕易猜測的電視劇，每一次搬家都一樣，會以不同的方式讓這種外國人租房的煩惱重新浮出水面。

忙著處理這些煩人的瑣事，不知不覺，中文從陌生語言轉化成了我解決問題的工具。情緒不好，我聽陳粒。想要靜靜，我練寫字。我註冊豆瓣，週末看畢贛的電影。我還試著用中文發朋友圈。現在回頭看，我感慨那時候的亞歷有多自信。內容再無趣，只要能寫，我就敢發：「味多美真好吃」「太陽，我想你！」「我一定想我的貓」「大家你們好！我在賣一個真好的電影放映機，在歐洲買了。音箱我可以分文不取給你。有興趣聯絡。」我還祝了一次清明快樂。在公眾面前當傻子似乎是學外語不可跳過的環節——在過程中缺乏一些自我意識有一定的幫助。我使用中文的態度相當現實：只要別人能懂，我就不糾結細節了。語法、發音、詞彙，都可以晚點再慢慢研究。

學習中文像跑步：你會一次一次地感受到自己能力的提升，成就感會給你帶來堅持下去的動力。這是種回報比較固定的投資，不會辜負你長期的付出。學習的成果因此成為自己心理上的支撐。坐地鐵來回學校，在家寫寫作業，晚上做飯，這樣的日常相當平淡，但是規律、穩定、踏實。無論以什麼速度，我知道自己在往前走。讓生活稍微忙起來，使自己專注於當下，這似乎治癒了各種煩惱。我被利諾鼓勵並說服了：明年不去學校以英語授課的電影國際專案。試試考以中文授課的研究生，和中國人一起學電影。

生活上，我漸漸地適應了。我能接受熱水。表情包，還不太懂怎麼用。在家樓下的社群食堂，阿姨總記得我吃麵不放香菜。打車去和朋友吃飯的時候，我把微信的聊天記錄放大，拿手機給司機看地址。司機一看就哈哈笑了——在地址的下面寫著「我請你吃飯」。司機把手機還給我，開起了車，還在默默地笑。到了紅燈，我們聊起義大利足球。在另外一輛計程車上，利諾跟不同的司機交流，聊起法國香水。

彷彿周邊的世界注意到了我心態上的好轉，一系列的事情陸續出現在我面前。跟利諾一樣，是演戲——外國人在中國的零門檻事業。從上一份工作到現在，已經過了將近一年。雖說是學校內部的專案，也沒有什麼收入，但是僅僅是參與創作，發揮自己專業上的能力，就能給我一種自己是正常人的感覺，彷彿出獄重返社會。我終於有用了。

我要演的是一個畢業短片——《從不好好告別的人》，導演找我扮演女主的外國男朋友。劇情中，我陪女主回老家見父母，自己卻不會講任何中文。導演希望我用手勢和丈母孃交流。這讓我感到有些落差，又比較諷刺：好不容易學會了講點中文，還不許用！我們從白天拍到深夜，從五道口一個小區轉場到計程車上，再到路邊吃凌晨1點的殺青炒麵。我利用拍攝的間隙和戲裡的丈母孃閒聊，為外國男友表達上的欠缺做出補償。

除了對扮演的角色感到有些失望，我還是能夠從拍攝現場獲取某種力量。一直到最後，導演沒表現出一絲疲憊，全程帶著主創一起解決問題。近距離目睹女主的哭戲使我很佩服她的表演天賦。劇組各部門的同學更是動作利落，使拍攝很順暢。四處張望看見人人都忙著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做的事屬於某種集體付出的一部分。貢獻再小，能往大家努力的方向靠近一步，別人對你的感激也是很厚重的。離開拍攝現場回家，我身體確實很累，心裡卻充滿劇組每個人的生命力。

哪怕只是當了個不會講話的男朋友，我還是把這個活幹完了，還收穫了一些廉價的成就感。我承擔的任務簡單到驚人，不過全是亞歷——這位出生於漢語初級班的男生——自己做的：他用中文和導演溝通工作，用中文打車去五道口，用中文和阿姨吐槽角色的單薄。他有獨立的思想，有意志力，有感情。我像研發了ai機器人的科學家一樣，看著亞歷感慨，他走得比我設想的還遠。

關於亞歷會演戲的傳聞在學校裡流傳，因此更多的人想找他。一個攝影系的本科生要拍平面圖片的作業，亞歷扮演臉書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一個導演系進修班的學生的畢業短片是越戰題材，計劃到山西拍攝，亞歷去當美軍。他拿一桶泡麵獨自出發，坐高鐵到太原。這是第一次有劇組給他報銷車票（那是照顧配角和群演的好辦法）。晚上到賓館，服化道人員敲亞歷的門，說要剪頭髮。亞歷很樂意：幾下的工夫，他的鬈髮全沒了。距離《從不好好告別的人》一個多月，亞歷知道放下自我了：知道大局觀，知道為劇情犧牲。《佔領區》第二天一早要開拍了。

漢語初級班的第二個學期要結束了。九、十月份對我而言還特別陌生的課堂，現在是我生活中最舒適的部分。我在課外做的事情都比課堂本身更復雜。我用地鐵通勤的時間看一集《歡樂頌》，所以到了教室，老師像是開著零點五倍速講話。我用微信聊的內容早就超出了課本的範圍。跟第一學期比，我的成績全提高了：綜合86分（上學期77分）；聽說95分（85分）；漢字86分（63分）。缺席的課堂也增加了：三門課加起來，我總共錯過了三十八個課時。

這是因為，4月初，我開始上班了。我通過某個微信群得知，cctv紀錄片頻道正在製作有關義大利的節目，為此招募翻譯、剪輯助理。和演戲一樣，這對我來說不是什麼掙錢的機會，但是有事情幹讓我開心。每週三四次，我走進北京東四十條的寫字樓，上電梯到《發現之旅》節目的辦公室。前段時間，《發現之旅》的劇組去了趟義大利，造訪各地的酒莊、上百年曆史的釀酒家族、一年一回的葡萄酒展覽會。我坐在剪輯房，戴上耳機看素材。電腦螢幕上，出現了我的新中文老師。

時記先生是所有素材的絕對主角。他是一個葡萄酒愛好者，一個紀錄片導演，也是一個性格很實在的中年北方男人。鏡頭跟著他，我們隔著螢幕認真品酒。他表情豐富，習慣對著觀眾發表尖銳的評價：「聞起來挺糟糕」「有點像中藥丸子」「香腸的味兒」。他經過暗淡的酒窖，喝一口就滿意地下結論：「這個配火鍋好喝。」帶著他參觀的義大利釀酒師站在邊上，對於時記先生所說的一無所知。我感受著這兩個世界的融合：小時候度暑假的鄉村，朋友生日上開的起泡酒；北京的冬夜，充滿著水蒸氣的火鍋店。我按暫停，轉向窗外時意識到：現在後者離我更近了。

還沒見到過本人，時記先生已經成為每週對我說最多話的人。他的語調不小心被我內在化了。如果回想起從他那裡學過的單詞，如橡木桶，我腦海中會不經意地以時記先生的聲音念出來。剪素材，我能看到時記先生的各種姿態：對義大利釀酒師的禮儀式敬佩、對中國消費者的誠意推薦、私下向陪同翻譯暴露的真實感受。幾個月下來，我感覺自己很瞭解時記先生的內心活動。等他真的來剪輯房考察工作，我禁不住想：我們這麼熟，他怎麼不先跟我打招呼！我一時思緒卡住，想交流卻找不到詞。和我的同事簡單交流以後，他很快又走了。我從來沒有和時記先生說過話。

能聽懂時記先生講解葡萄酒賦予我的信心被一個八歲女孩滅掉。她叫小花，是住學校附近的小學生。小花的媽媽通過利諾找到我，想讓女兒暑假期間學學英語。我答應了——這方面我確實有經驗，心不算虛。我們在海淀的咖啡廳見面，她媽媽在旁邊辦公。彷彿自己手裡的貨幣忽然不流通了，我發現小花聽不懂我講中文。「說清楚一點。」她對我說。實在沒別的辦法，她直接轉身，不帶任何惡意地說出使我最崩潰的一句：「媽媽，他在說什麼？」毫無疑問，小花是我見過的最嚴厲的中文老師。她發音極其標準，經常參加講故事比賽。小花媽媽時不時自豪地向我發來女兒講故事的音訊——拿小花的純正普通話來糾正亞歷不可救藥的外國口音。

9月份，我和利諾在漢語班重逢。從問wi-fi密碼那天起已經過去整整一年。利諾比我耐心，學得更認真。他的語調相當準確，會寫的字也多。聽他用各種黑話，我有些心煩，不懂，也懶得問他。用足球來講，他是西多夫：傳球一律要漂亮，能簡單處理的情況務必想出更為複雜的方案，成功讓人感受到美感，失敗則讓人嘆氣。我是加圖索：動作不優雅，但是一個球都不放過，用戰鬥力來補償球技上的欠缺。他們幫ac米蘭拿了兩次歐冠，和皮爾洛一起形成了傳奇的中場鐵三角。

新的學期帶來幾個新的中文老師。我終於能夠多聽懂一些，所以有了一些互動的可能性。聽力老師在課堂中停下來訴述了她剛分手的前男友的事情（一個涉及多套房、多個城市、多個女朋友的故事）。雖然我們在一所藝術院校，「怎麼辦」老師（她經常那樣抱怨我們中文上的欠缺，因此獲得了這個稱號）卻並不隱瞞她自己對電影的無感。她放的ppt教我們說：「你這老傢伙怎麼還沒死啊！」「怎麼辦」老師容易不耐煩，因此我和利諾喜歡讓她浪費課堂上的時間，說一些無關緊要的話。「你想象力太豐富了。」她會指責利諾。我會和她開啟一些沒有未來的對話：

「您喜歡紀錄片還是故事片？」

「不喜歡。」

「不喜歡哪一個？」

「我什麼都不喜歡。」

「怎麼辦」老師不愛教中文。到年底，她打算考公務員，試試進入水務局。我和利諾面前是另外一個挑戰。九十天後，聖誕節前，我們會參加北京電影學院的入學考試。我報考導演系，利諾報考動畫學院。利諾有美術天賦，一年來除了學中文也一直堅持練習畫畫。作為留學生，英語和政治屬於免考內容。剩下要準備的是《藝術概論》和兩門專業課考試。還有，需要提交hsk5的證書（漢語水平考試——總共六級）。

進入備考期，漢語班也有所調整。我們每天上《影視漢語》，一門專門教你如何用中文說電影的課程（我們的新詞表包括：美學、網際網路、審查、版權，還有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對於hsk5，地鐵再次成為我的圖書館：來回大概兩小時，我在車廂內蹲著做題。教材上的老套內容描繪了一個似乎永久不變的世界，和我周圍正在移動中的人們形成強烈的反差。在一篇文章裡，作者認為愛情最高的境界是「適應愛人的所有習慣」，而男人最不習慣女人的方面是「任性、驕傲」。不管怎麼樣，作者最終判斷，「愛情很簡單」。

11月11日，我去考hsk5。四百天前還不記得怎麼說「再見」，現在卻準備要考漢語水平考試中第二高的等級了。考試地點在中國農業大學的某棟教學樓。寧靜的週六下午，陽光柔和、氣溫清涼，我走進昏暗的教室報到，拿著耳機到電腦前入座。對話內容還算能跟上，但不知道時間哪裡管理得不對，我得很匆忙地讀完理解題的文章。300分的總分，我最終拿了217分：聽力78分，閱讀67分，書寫72分。其他不糾結——過了這個關卡，可以專心去想12月份的考試。

對於像我和利諾這樣的歐洲人來說，《藝術概論》的內容非常眼熟，基本和我們高中時學的藝術史和哲學重合。不過，西方著名人物的中文譯名使我們困惑，經常不懂考題說的是誰。背下來他們每一個人的譯名不太現實。我會在腦海裡反覆念出眼前的譯名，看看是否會想起什麼熟悉的人物。但我們主要靠猜。這是一個荒謬的情況：答案我們很清楚，反而問題讓我們矇住。在模擬考試中，利諾把柏拉圖誤認為是美國畫家波洛克，用蹩腳的中文描述他的「滴畫」技術。在一堆陌生的中文書名面前，我有可能把一篇從未被薩特寫過的小說歸功給了他。

由於考試要求手寫，這是我寫字最多、最好的時候了。除了筆和紙，我用手機上的軟體來練習，偶爾得意到錄屏來記錄自己寫字的過程。「島這個字真優美。」我發影片在朋友圈說。我把《影視漢語》課本里的多篇文章抄下來，一邊學習怎麼說，一邊學習怎麼寫。

到了考試，我能靠記憶去寫的字還是不多——依靠口語交流和手機拼音輸入法學了中文，現在很多字只會說不會寫。我急忙翻卷子，在考試題目中迅速找到自己需要的字，再回到題目繼續寫。考場就是c樓六層那些用來上漢語課的教室，緊張間夾雜著對過去一年的感慨。我的專業卷子的大題要求將一條社會新聞改編成劇本。在隔壁的教室裡，利諾要畫一個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