輟學一段時間後，她又一次嘗試在烏克蘭過上安穩日子：她結婚了，開始扮演妻子和母親的角色，開始過深居簡出的生活，像待在繭殼裡一樣困守在家庭裡。但這並不容易，尤其是當她嫁給了一個十足的酒鬼，又和自己的父母、外祖母、孩子一起住在一座狹小的公寓。婚後不久她就生下了斯拉瓦，但那時他們的婚姻已經走到了終點。她剛帶著新生兒從醫院回到家，孩子的父親就逃得無影無蹤了，後來再也沒有出現過。如今的維卡和以前沒什麼不同，只不過有了一個心愛的孩子，完全沒料到這個孩子會成為又一道把她與烏克蘭捆在一起的枷鎖。那兩年半，她整天待在家裡，只是照顧孩子、做家務、看書，和她的母親一樣如飢似渴地讀書。像她這樣不去上班的人被烏克蘭人稱作「tunejadka」，也就是「寄生蟲」，要是娜斯佳和羅曼不收留她和孩子，她就會被塞去某個崗位上幹活或者直接被送進教養所。

有一天，她套上了母親為她縫製的深紅色緊身連衣裙，穿上了她僅有的一條襪褲，踩著黑色的高跟鞋，來到了莫斯科酒店。那裡只接待高階官員和外賓，而且門口有人把守，就是為了攔住維卡這種來物色外國男人然後把他們當作跳板跑去西方的年輕女孩的——後來人們把她們稱為「國際女郎」。維卡試了幾次，便躲過了守衛溜了進去，一路摸到了酒吧。她坐在吧檯前，喝著人生第一杯威士忌，展示著線條優美的長腿，黑色的頭髮瀑布般披散在後背，這一切都看在那些光顧這間酒吧的西歐客人的眼裡。

沒過多久就有一個荷蘭人跑來搭話。她並沒有看中那個人，但她不能否認自己第一次嘗試就抽中了大獎，要知道很多女孩要花數年時間才能找到一個能為她們進入夢寐以求的世界鋪平道路的外國男人。之後他們又見了幾次面，最後，他在回國前向她承諾，會從阿姆斯特丹發一份私人邀請函給她。他沒有違背自己的諾言。幾星期後，維卡收到了一封來自阿姆斯特丹的掛號信，信封裡塞著一張荷蘭語的邀請函、一份蓋著兩個章的俄語翻譯公證件，還有一張背面用俄語寫著「我愛你」的男人照片。這幾個字估計就是他認識的全部俄語了，很可能就是維卡教給他的。

那已經是1988年了，維卡怎麼也不會想到，要不了多久，她就可以憑藉一張旅遊簽證離開烏克蘭跑去西邊，而不用藉助一個荷蘭男人。但那個時候，她仍然生活在鐵一般的蘇聯法律之下，她仍然是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囚犯，必須經過一道屈辱的程式才能求得釋放。簽證處的每個人都清楚，這個迷人的年輕姑娘，這個憑著一份某個男人發來的邀請申請西邊簽證的女人，即使簽證到期也不會再回來了。在他們眼裡，她和那些心懷不軌的女人沒什麼不同。她們為了去西邊追求新生活，甘願付出任何代價，她們跟隨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男人，去的是那個完全陌生的男人的國家，最終很可能落得出賣身體的下場。

那個時候，通常要等上好幾個月甚至是幾年時間才能拿到簽證，甚至有些人等到最後還是一場空，但維卡又一次交了好運——如果逃離烏克蘭可以算作一種幸運的話。幾個星期之後，她就拿到了簽證。她等來了自己的一生所求：她自由了，她可以遠走高飛了。但她必須拋棄自己的孩子，她知道這是一樁不可饒恕的罪過。好在她的父母向她保證，他們會替她照顧好斯拉瓦，再說，她的離開至少讓他們少了一份拖累。

時間就這樣過去了十六七年，娜斯佳已經無法在腦海中描繪出女兒的模樣了。維卡隔段時間會打電話到基輔，聲音顫抖地詢問斯拉瓦和自己父母的情況。娜斯佳去德國後，她就把電話打到柏林，但次數仍舊和以前一樣屈指可數，每次也說不上幾句。她始終對自己的地址保密，她的電話永遠是在電話亭裡打的。電話亭裡的機器咔嗒一聲，一口吞掉了她投進去的硬幣，往往在娜斯佳問出問題之前，就掐斷了連線。維卡顯然不願對父母透露關於自己的任何情況，她不想讓他們看到自己當下的真實生活，顯然她過得並不如意，她說不出口。也許她在荷蘭比在烏克蘭過得更加不幸，但她可能寧願死去也不願回家。現在，她或許真的死了。

連續九天，娜斯佳每天晚上都最多隻睡兩三個小時——在第十天，她終於等來了電話。電話那頭並不是維卡的朋友，不是醫院，也不是荷蘭警方，而是維卡本人。她是從醫院裡打來的，在電話裡也只能長話短說。她說她已經可以喝下一些湯水，也可以推著裝有滑輪的輸液架獨自在短短的醫院走廊裡走動了。她說，她暫時還不想讓母親來找她，她的生活條件仍然很成問題。不過她把自己的手機號碼給了娜斯佳。/sup握到了手裡，線的那一頭就連著自己的女兒。娜斯佳倒頭昏睡了半天加一夜，醒來的時候就已經在心裡打定了主意。她不能強迫女兒回家，但她可以自己回去。她必須回去，回基輔為維卡重新燃起家庭的塘火，一旦她回心轉意，就可以憑此找到回家的路。或許娜斯佳之前一直隱隱相信，到了世界的這一邊就會更加靠近自己的女兒，所以她才在德國停留了這麼些年。或許她始終守護著內心希望的火苗，相信有一天會在阿姆斯特丹和柏林之間的某個地方與維卡重逢。或許在更早的時候，也正是這一絲希望，促使她登上了去往西方的火車。/aside回想起來，她還得感謝阿希姆。她在烏克蘭根本不可能靠自己的養老金過活。身為工作了近三十年的前高階工程師，她的退休金只夠買兩根如今在基輔市面上也能買到的細長的暖棚荷蘭黃瓜。但作為一個德國人的遺孀，她能領到的撫卹金對烏克蘭人來說卻是一大筆錢，足以讓身邊的每個人都渡過難關，斯拉瓦，她自己，還有為了留在西邊幾乎付出了生命的維卡。如今，維卡或許就要重回烏克蘭的懷抱了，回到這個令她如此憎惡、如此忌憚的地方。所有人或許又會重新聚在一起，娜斯佳、維卡、斯拉瓦還有羅曼。其實娜斯佳從來沒有真正和羅曼分開。他們兩個都走出了狹小的空間，逃離了令人窒息的日常生活，各自投身於新的熱情，但他們從未失去與彼此的聯絡。柳芭過世後，羅曼一直獨自一人帶著斯拉瓦生活，娜斯佳知道，他已經等她很久了。他們離過婚，又都再婚。她在一個遠離他的陌生世界裡生活了很久，現在她要回到烏克蘭了，也意味著回到他的身邊，而他一直都在那裡，起起落落分分合合，仍是她一生的伴侶。

不久前她申請了德國國籍，但並不打算永遠留在德國。她只是為以後保留一條暢通的逃生路徑，以防自己家鄉發生新的災變，比如新的饑荒、新的內戰或者新的獨裁統治。所以她還在等待自己的德國護照，儘管下定決心之後她恨不得立馬踏上回烏克蘭的路。

在離開德國之前，娜斯佳實現了心中最熱切的願望——去海邊。她上一次見到大海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克里米亞的黑海，除此之外她再也沒在別的地方看過大海。前不久，一位朋友把他在撒丁島的度假屋留給了我們，我們可以在那裡住上兩個星期。我們經過米蘭飛到了奧爾比亞，在機場叫了一輛計程車，找到了那座偏僻的小房子。它建在山坡上的葡萄園裡，一旁就是大海，娜斯佳一度不敢奢望自己還能親眼看到的地中海。

當時是七月，撒丁島東海岸的高溫是娜斯佳在溫暖的克里米亞從沒體驗過的。我整天在緊閉的百葉窗後面躲避著不分白天黑夜從撒哈拉吹來的熱風，娜斯佳卻恨不得天氣更熱一些。島上的火蠑螈在烈日下一動不動，一待就是好幾個小時，不禁讓人擔心它會不會被陽光點著，而娜斯佳與它相比也絲毫不遜色。她穿著我年輕時的泳衣，躺在比她在基輔的整個公寓還要大的露臺上，盡情地吸收著太陽的熱度，她彷彿想用這遲來的炙熱把自己的身體填滿，因為她渴求這份炙熱已經太久太久了，有大半輩子那麼長。她眺望著鋪滿了耀眼陽光的地中海，海的另一端就是非洲。空氣看起來亮閃閃的，好像全都轉化成了水汽，隨時都可能映顯出海市蜃樓的幻象，比如一艘張著白帆駛向阿爾及爾的巨輪。說俄語的人把地中海稱為「世界中心的海」，這是一個在她的一生裡始終散發著魔力的詞，現在，她終於來到了它的面前。

她一天裡要下海好幾次，每次都會游出很遠，直到遊進一片除了她以外沒有任何人的海域。她彷彿不願回頭，只想追著海市蜃樓永遠遊下去。我看著她的腦袋在我的視野裡變成了遙遠地平線上的一個點，只能在心裡為她祈禱，希望那裡沒有鯊魚出沒，她的腳也不要抽筋。每次從海里回來，頭髮上淌著海水的她看起來都會年輕不少，就好像她把生活的重擔一點一點地留在了地中海里。

等到夜裡天氣變得涼爽，我們就在屋前的爐灶上烤從市場買回來的魚，還有加了調料的撒丁島乳酪和香噴噴的白麵包。她每樣都嚐了，胃口好得異乎尋常。翡翠海岸的景象讓她驚歎不已，那裡的岩石看起來就像出自藝術家之手的奇異雕塑。還有富人們建造在石頭裡、與環境融為一體的宮殿，他們停靠在港口的豪華遊艇，形似大教堂的阿爾巴塔克斯紅巖，所有所有都讓她歎為觀止。她還在旅遊紀念品商店裡挑了一條繡著民俗圖案的輕薄連衣裙。這是我第一次見她穿裙子。她穿著那條廉價的花裙子，站在一棵被風吹亂的棕櫚樹前，地中海里湧來的浪花一次次沒入她身後的鬆軟沙灘。我真該用相機記錄下這一幕。等到很久以後，等到她在烏克蘭依稀回憶起這趟旅行，不再分得清它是真實還是夢境時，這張照片就能向她證明，她真的來過這裡，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也很可能是最後一次沐浴在地中海的海風裡。

我們在外面的露臺上一直坐到深夜。我們俯視著鋪滿銀色月光的漆黑海面，喝著羅卡魯比亞紅酒，黑暗溫暖的空氣圍擁著我們，清亮的蟬鳴為我們伴奏。我和娜斯佳的故事已接近尾聲，這個故事的線索或許握在我母親的手裡。我相信是她把我帶到了這裡，帶到了地中海旁，帶到了這個她這輩子做夢也觸及不到的遙遠的地方。而我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我通過娜斯佳為她在德國，在這個她從未擁有過的地方，爭得了一席之地。現在她可以離開這裡回烏克蘭了，她已經找到了醫治鄉愁的良藥。半個世紀之後，娜斯佳和我的母親一樣，作為異鄉人留在了德國，成為數以百萬計的迷失在世界各個角落的新一批流離失所者中的一員。她很幸運，在德國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小角落」，她想要的也只是這一個「小角落」而已。

我很喜歡她，但我知道她的決定是對的，不管是於她而言，還是於我而言。我在告別的痛苦中也品出了一絲對孤獨的期待，娜斯佳會回到她的家鄉，我也要重回我的孤獨。

娜斯佳還在撒丁島的時候，入籍辦公室的信就已經躺在柏林家的信箱裡等著她了，這意味著她的德國護照已經辦好。之後，她在入籍辦公室簽署了一份認可德國憲法的宣告，支付了二百二十五歐元，然後就在女官員一番鄭重其事的祝賀中拿到了自己的新護照。娜斯佳現在成了一個德國人。至於她是怎麼通過每個入籍申請者都必須參加的德語考試的，我並不清楚。看來她在背地裡已經用德語生活了好一段時間了。/sup，已經成了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將與這些友好的，甚至稱得上熱情的人們說再見，她也感到十分不捨。她只是他們僱用的家政女工，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把她當成家人一樣對待。從來沒有人像瑪麗娜·伊萬諾芙娜那樣侮辱她，貶低她的人格。她現在反而不太能想象，在烏克蘭等待她的會是什麼。有時她擔心自己或許已經過於習慣德國的自由氛圍和那種溫和舒適的生活了，一旦回到烏克蘭，反而會再次落入一種外來者的境地。/aside與安德烈告別，也比她想象的要困難得多。她也險些失去自己的孩子，差一點就遭遇了和他一樣的命運。不過安德烈的不幸並沒有就此結束。某天上班途中，幾乎失明的他沒留意到路面上一塊鬆動的巨大鋪路石，重重地摔倒在地，被送進醫院後診斷為肩膀粉碎性骨折。在醫院裡他又感染了一種細菌，健康受到了極其嚴重的損害，以至於無法再繼續參與戒毒諮詢工作了。不過眼下他恢復得還不錯，已經可以帶著他的巴哥犬沙裡克慢慢走到家門口了，所以他心情不壞，他說，這次摔倒好歹挽救了他的婚姻，他還得向那塊鋪路石表示感謝。

接下來娜斯佳就要和她的外甥馬克西姆告別了。他在卡巴拉學校與他的同鄉們鬧翻了，已經放棄了猶太思想研究。他的妻子還在潘科區的音樂學校任教，女兒正在倫敦攻讀法學。他現在整天一個人待著，已經與東方世界失去了聯絡，也沒有與西方世界建立起新的聯絡。他在德國彷彿又聾又啞，頭髮已經花白，還有些哆哆嗦嗦。他在變得更小的家庭裡操持著家務，在電腦上下象棋，讀俄羅斯小說，只有妻子一如既往地愛護和照顧著他。

最後，娜斯佳和她的姐姐塔尼婭告了別。她現在住進了一家猶太養老院，已經忘記了自己，也忘記了自己的人生。她不再記得自己曾在烏克蘭生活過，不記得自己在十六歲的時候被帶到了德國，在希特勒的軍工廠裡做手榴彈。她也意識不到，自己又回到了這個國家，不出意外的話還會死在這裡。她認不出來跟她道別的妹妹，儘管這次道別很可能就是永別。她彷彿來到了一個新的地方，在這裡她再也分辨不出，異鄉從哪裡開始到哪裡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