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的所有人裡，只有萊娜成功地同時生活在東方和西方世界。她日復一日地做著這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高難度劈叉動作，簡直是解開了化圓為方的千古難題。她從不以自我保護的名義封閉自己，也從不害怕觸及自己的痛處，她願意去認識，願意去理解，她想把這兩個世界融入自己的新陳代謝之中，樂於親口品嚐這種融合產生的神奇效果。也是在1992年，我們在煥然一新的柏林初次相識，萊娜為我一個在莫斯科的俄羅斯朋友捎來一封信，我們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很快，我就在她的身上看到了我夢想中的那種「西東合集」，也就是我希望可以同樣在娜斯佳身上看到的變化。我們每次見面總會聊到德語世界俄語世界的話題，或早或晚，常常一發不可收地深談到夜半。萊娜思維極其敏銳，什麼也逃不過她的犀利分析，為此她過去在俄羅斯的朋友圈裡贏得了一個「解剖刀」的綽號。我們兩個，萊娜和我，是真正理解對方的，至少沒有人比她更瞭解我這一生在這兩個世界之間的來回擺盪。
那晚，我回到家裡已是深夜，帶著些醉意的我心情相當舒暢。娜斯佳的房間已經熄了燈，把她一個人丟在家裡還是讓我有些歉疚。要不是肉桂星星餅乾和聖誕節，我們本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起，就著熱茶共同度過一天裡最愉快的晚間時光。雖然她迫不得已地在自己周圍築起了一道道的保護牆，但還是敞開心扉接納了我，與我結下了堅實可靠的友誼。她既不精通協調的技藝，也沒有掌握應對的技巧，她與人相處時依憑的與其說是理性，不如說是靈魂和直覺。她總是直來直往，不加掩飾，有時她對我說一些我的德國朋友不會說出口的話，雖然聽起來不那麼容易接受，但我知道，她心裡並沒有懷揣什麼不為人知的怨恨，也絲毫沒有別的用心。她非常擅長諷刺和幽默，常常用它為我驅散心頭的憂慮，而且她也願意聽我傾訴，從沒流露出一絲厭煩和疲倦，就好像她為此在內心預留了無限的空間。我經常批評她，挑剔她身上的這些那些，她卻能接受我本來的樣子，毫無怨氣地包容我內心的巨大不安、我的各種多愁善感、我的自私自利、我不斷的寫作危機和意志消沉，在任何情況下都忠誠地站在我這一邊。之前有段時間，我的書賣得很不理想，新手稿還被所有出版商拒之門外，我感覺自己幾乎陷入了絕境。這個時候，已經養活了半個烏克蘭的她又一次挺身而出，說她可以「養活我」，可惜她不知道德國與烏克蘭的區別，在這裡，即便是過極其簡樸的生活，固定開銷也相當驚人，食品開支反倒是預算中佔比最小的。
她一如既往地為我打掃公寓、清洗餐具、去郵局寄信、成百上千次地為我彎腰，因為從南普法爾茨搬到柏林後我的腰椎就差不多完全毀了。她替我採購，為我處理幾乎所有的日常事務。她默默地做著這一切，好像完全理所應當。被人需要對她來說是生活的必需，她的快樂來源於此，正是通過這一項項工作她才把自己從無聊中解脫出來。
為了增加些收入，我接了一個翻譯的活兒，把一本以蘇聯時期為背景的俄語小說翻譯成德語。娜斯佳作為這個時代的見證者幫了我大忙，她對勃列日涅夫時代日常生活的細節瞭如指掌，能從作者那些悲喜交加的童年故事裡聽出最微妙的暗示。每天晚上，等她回到家，我就會把白天收集起來的問題一一向她請教。這可能是我們一起度過的最美好的時光了。娜斯佳終於有機會向別人展示把浴缸擦得鋥亮或者把床鋪得一絲不苟之外的能力。她帶我潛入了屬於她的世界，帶我在她的世界裡遨遊，整個人都煥發出了光彩，她終於握住了語言的權杖。她瞭解一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生活在莫斯科的小男孩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從他每天早上用勺子舀著喝的稀粥，到他祖母嘴裡的民間咒罵和他身上穿的羊毛緊身褲。在這一刻，她是施予者，是知情者，她擁有我所需要的東西，而我心懷感激地接受了她的贈予。而且，這個俄羅斯故事是用一種令人叫絕的狡黠而幽默的口吻講述的，經常讀得我們捧腹大笑，裡面的許多說法已經成了我們日常對話中的經典包袱。
把我們聯絡得更加緊密的除了共同的文學愛好，還有對音樂的熱愛。我們最喜歡一起在youtube上的音樂叢林裡到處點選。娜斯佳從小就瘋狂迷戀聲名遠播烏克蘭的「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現在她又認識了許多新的西方流行歌手，對西蒙和加芬克爾、伊娃·卡斯迪和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搖滾歌手胡伯特·馮·戈伊森（hubert von goisern）尤其著迷，後者那煙花般燦爛的約德爾表演令她心醉神迷。
但大多數時候我們不會在流行樂上流連很長時間，而是很快轉向古典樂。她喜歡聽貝多芬的第五鋼琴協奏曲、舒伯特的即興曲和蕭邦的前奏曲。葉夫根尼·基辛、阿圖爾·魯賓斯坦、伊扎克·帕爾曼等技藝非凡的音樂大師們伴我們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夜晚。我對歌劇，對人聲這種最原始樂器的痴迷也漸漸影響了娜斯佳。文森佐·貝里尼的美聲唱法以及《游移的月亮》《聖潔女神》《為了你，噢！親愛的你》等詠歎調是最能打動她的。我們聆聽卡拉斯、恩里科·卡魯索、雷娜塔·苔巴爾迪、特雷莎·貝爾岡扎、弗蘭克·科萊裡、魯契亞諾·帕瓦羅蒂等所有歌劇男神女神的歌聲時，世間萬物似乎都為我們靜止了。我們長久地沉醉其中，我們之間的所有分歧都在音樂中彌合。這些歌聲彷彿知道我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它們掌握著所有的秘密，它們能夠回答那個永恆的問題：「為什麼？」這些聲音才是唯一不會逝去的東西，哪怕一切都已消散，地球、星群、我們的銀河系和我們自己，它們仍舊迴盪在空曠的宇宙裡，迴盪在虛無之中。它們是我們消亡後的遺存，所有的訊息都包含其中，關於我們，關於美，關於渴望，關於人類這個物種的失落。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們全都迷上了俄羅斯男中音歌手德米特里·赫沃羅斯托夫斯基。他是從西伯利亞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一棟板式裝配樓裡走出來的，在當地的歌劇院首次登臺亮相，然後在1989年的頂級賽事「bbc卡迪夫世界聲樂大賽」中獲得冠軍，從此名揚世界。他的歌聲不僅讓世界各地的俄羅斯音樂發燒友都為之傾倒，他還被全世界公認為當時最偉大的男中音歌唱家之一。他生著一頭銀髮，微笑中閃耀著天賦的光芒，舉手投足宛若一位魅力超凡、精力充沛的音樂帝王。他的身上完美融合了俄羅斯農夫的溫暖和葉甫蓋尼·奧涅金的冷酷，融合了最為深沉的憂鬱和極富感染力的生活熱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既是大膽的莽漢也是羞怯的鄉下人，他對圍繞著自身的光環和人們向他展示的極度崇拜永不知足，同時又流露出顯而易見的厭惡。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一名俄羅斯芭蕾舞演員，後來與他一同頻繁出現在媒體上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某本光鮮雜誌上的瑞士美人，一個臉上永遠掛著牢不可破的迷人微笑的女人。他定居倫敦之後，也常常回到俄羅斯演出，他說那裡有他真正的觀眾，與富麗堂皇的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相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簡樸的歌劇院更貼近他。我們好幾次聆聽他的歌聲直到晨光熹微，我們帶著他和他的聲音進入夢鄉，而幾個小時後娜斯佳就又要離開床榻趕赴地鐵。他是我們共同的愛人，共同的秘密，這個男人在我們這樣兩個青春已逝的女人身上，最後一次喚醒了那種凡俗之人對於不朽的浪漫嚮往。
但我們沒有料到，他竟然衰朽得如此迅速。我們本該先於他遭遇死亡，但死神沒有帶走我們，而是帶走了他——一個處於事業巔峰的歌唱家，俊美，富有，受人愛戴，還是四個孩子的父親，最小的一個不過十歲。一夜之間，他患有腦瘤的訊息不脛而走，所有公開活動全部取消。那個時候娜斯佳已經從我家搬了出去，但我們還是通過網路一起關注著他的隕落。經過一輪放療後，他重新登上了大都會歌劇院的舞臺，飾演威爾第歌劇《茶花女》中的喬治·阿爾芒一角，在演出的最後，他沐浴在鋪天蓋地的白玫瑰中，幾乎被花瓣淹沒。此後他再次從公眾視野消失，一連幾個月都被一種可怕的寂靜所籠罩。他的最後一次公開亮相是在葉尼塞河畔的家鄉舞臺上。觀眾面前站著一個衰老的、被病魔摧垮的男人，手臂上纏著繃帶，行動也受到了嚴重的阻礙。這是一位即將隕落的神祇最後一次顯現在他的崇拜者面前。他的聲音幾乎枯竭了，但他獲得的掌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熱烈。掌聲久久不絕，一直伴隨著他唱完臨別之曲《黑色的眼睛》。這是一首舉世聞名的俄羅斯常青名曲，講述了宿命般的致命愛情。不久之後，有報道稱他在倫敦的一家臨終關懷醫院去世。他的一半骨灰被安葬在了莫斯科著名的新聖女公墓，與費多爾·夏里亞賓的墳墓比鄰，而另一半被送回了他的家鄉克拉斯諾亞爾斯克。
冬天是娜斯佳最不喜歡的季節。每天晚上，凍得雙手失去知覺的她一回到家裡，就會立刻脫下外套緊緊靠在暖氣片上。陰暗、潮溼、寒冷的冬日令她備受折磨，也讓始終籠罩著她的憂慮變得更加濃稠。她承受著各種恐懼，而她最大的噩夢永遠圍繞著兩個人，身在烏克蘭的外孫斯拉瓦和漂泊在荷蘭的女兒維卡。她沉浸在恐懼中什麼也做不了，最壞的想象在她的身後緊追不捨，她眼看著維卡或者斯拉瓦陷入危險自己卻無能為力。我一直沒有辦法想象，她在這種情況下是怎麼說服自己把外孫留在基輔的，儘管她知道羅曼會悉心照料他，但他已經沒有了母親和父親，眼看著又要失去外祖母的保護和照顧。當時她一定是走投無路了。
像烏克蘭這樣動盪和混亂的國家，平日裡便潛伏著大大小小的危險，娜斯佳最害怕的是斯拉瓦染上什麼病。雖然他外公就是醫生，但在烏克蘭的醫療條件下，醫生能做的實在有限，關乎性命的急救藥品無處可尋，醫院衛生條件一言難盡，有時甚至沒有足夠的醫用敷料來為接受手術的病人包紮傷口，家人們把病人送進醫院甚至不敢再奢望接他們回家。另外，斯拉瓦已經快到服兵役的年齡了，烏克蘭軍隊也是個能把人徹底毀掉的地方。為了讓自己符合徵兵條件的兒子逃脫國家的控制，很多人躲去了鄉下，不敢接電話，也不敢應門鈴。雖然斯拉瓦距離到徵兵年齡還有兩年，但娜斯佳已經開始絞盡腦汁琢磨，怎麼才能把他從軍隊裡救出來。
她習慣每星期往基輔打一次電話，常常打電話的前一晚就沒法安睡。接下來的整個白天，不管是在給地毯吸塵還是在擦水龍頭，她的腦子裡永遠只盤旋著一件事，那就是晚上會在電話裡聽到怎樣的訊息。熬完這一天回到家，她總是臉色蒼白，渾身止不住地發抖。
在五月裡一個陰冷的雨天，她最可怕的噩夢變成了現實。她女兒的一個朋友把電話打到了基輔，她告訴羅曼，維卡因為腸梗阻住進了醫院。劇烈的疼痛其實已經摺磨了她很長時間，但她一直沒去看醫生，因為她害怕自己的非法入境身份會因此而暴露。眼下她已經接受了緊急手術，但出現了急性全身性感染，醫生認為她的生存機率很有限。
羅曼還沒來得及詢問維卡住在哪家醫院，以及怎麼與這位朋友保持聯絡，對方就已經結束通話了電話。他的手機沒有號碼儲存功能。娜斯佳也沒有女兒的地址，她甚至都不知道她住在荷蘭的什麼地方。上一次維卡從阿姆斯特丹打來電話，已經是幾個月之前的事了。她在電話裡第一次提起自己不太樂觀的生活境況。她白天在魚市裡給攤主打雜，晚上在酒吧當服務員，不過她承諾，很快就能把兒子的生活費寄回烏克蘭。
如果是斯拉瓦病了，娜斯佳至少還可以立即前往基輔，但這次是她的女兒，她現在要到荷蘭的哪家醫院去尋找女兒呢？唯一的希望就寄託在向羅曼透露這個訊息的朋友身上。娜斯佳束手無策，她能做的就只有等待。她整個人蜷縮在我放在飄窗下的那張又大又舊的扶手椅裡，身上的每一絲活力彷彿都被抽乾了，就連頭髮也似乎因恐懼而凝固了。最折磨她的是什麼也做不了，只能坐著、等待和希望，她甚至不確定，除了那個不知名的來電者，在荷蘭是否還有別人知道女兒的情況。坐在扶手椅裡的她退縮排了自己的世界，除了一旁的電話和膝蓋上攤開的一本書，她對周遭的一切置若罔聞。我也不知道她是真的在看書，還是一直盯著同一頁發呆。也許這本書現在只是一個能讓她雙眼聚焦的點，是她當下能找到的唯一一個支點，一個提供庇護的洞穴，一個容她躲避那難以名狀的恐懼的藏身之處。她不再去工作，不再說話，不再吃東西，也無法入睡。她身上只剩下具象化了的屏息等待。她彷彿坐等著自己的刑期，一天比一天消瘦、蒼白。她根本不碰我給她端去的熱茶和加了糖的俄羅斯酸乳酪，她甚至忘記了抽菸。每天晚上她都會用顫抖的手指按下基輔的電話號碼，但其實她心裡清楚，電話無人應答就代表那裡沒有新的訊息。她的女兒還活著嗎？她難道已經躺在停屍房裡了嗎？她已經成了一具沒有人知道來處，也沒有人知道姓甚名誰的女屍了嗎？
我查了阿姆斯特丹所有醫院的電話號碼，一家挨著一家地打過去，但哪兒都沒有一個叫維卡的女患者，只有一家醫院有個烏克蘭婦女的臨床表現與維卡類似，但她不叫維卡。要是我能立刻想到，維卡當然不會在醫院登記自己的真名，就能為娜斯佳省去好些天的煎熬。那兒的醫生也料到了這一點，他已經用流利的德語給了我相當明顯的暗示。可儘管事情的真相呼之欲出，阿姆斯特丹不可能有兩個症狀完全相同的烏克蘭婦女同時掙扎在生死邊緣，但我就是沒有反應過來。我沒能及時抓住幾乎在第一時間就被我找到的維卡。
對於她的女兒，娜斯佳從來不多談，有的時候她看起來似乎已經完全死心，不再指望能在有生之年與女兒重逢。維卡始終對烏克蘭懷有一種難以理解的仇恨，小時候的她就把所有不喜歡的東西、害怕的東西一律稱為「烏克蘭」，比如幼兒園、學校、讓人皮膚髮癢的襪褲、媽媽做的羅宋湯，這或許可以看成是小孩子的胡亂用詞，但隨著年齡的增長，維卡對烏克蘭的憎惡就越發明顯。她愛自己的父母，尤其是她的父親，她跟他長得很像，都有一副瘦削的身材和一雙大長腿，一頭濃密的黑髮和略有些傾斜的韃靼人眼睛。為了效仿自己的父親，她也選擇了醫學。但她很快就放棄了學業，因為大學生活同樣令她厭惡，就和曾經的幼兒園一樣，而且她也已經可以預見到，自己是不可能在烏克蘭醫療系統的崗位上一直忍受下去的。在這個體制中的某個位置上工作也好，融入這個社會、融入社會主義大家庭也好，對她來說都是天方夜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