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希姆在總共十一個資料夾裡記錄下了自己的每一次婚姻，憑藉著這些記錄，娜斯佳詳詳細細地瞭解她的那些前任和她自己。每一次婚姻的模式都相同：開端總是與東歐或亞洲婚姻中介機構的通訊，或者是對某位女性的徵婚啟事的回覆；接下來，與選定的潛在結婚物件第一次會面，通常有照片為證；到了下一個階段，她們身上的衣服就不見了，阿希姆本人的裸照也從不缺席，照片裡的他總是自豪地展示著他那躍躍欲試的男性器官。而婚禮的照片中從來見不到任何賓客，只有穿著華麗白色禮服的新娘和身著黑色燕尾服的阿希姆——這樣看來，娜斯佳在基輔的那張照片就是個例外了。
接下來是重頭戲，也就是這些記錄的核心——築巢。每換一任妻子，阿希姆不僅會搬去新的公寓，還會把那些本來就簇新的傢俱全部換掉，但風格始終保持不變：舊德式的壁櫃，黑色皮革傢俱，法式大床，琳琅滿目的家居裝飾品和小擺件，比如玻璃心形串成的風鈴、花瓶、桌布、燈串、動物雕像，等等等等。所有這些東西都從不同距離拍了照，包括十分用心的近距離特寫。年輕的馬來女人性感地在大婚床上舒展開四肢，俄羅斯女人坐在皮沙發上溫柔地依偎著阿希姆，羅馬尼亞女人溫順地站在布穀鳥鐘下。這檯鐘每次都掛在公寓客廳的中央位置，看來它是阿希姆唯一一個每次搬新家都會帶走的物品了。
他的第一任妻子確實是一個來自施瓦本的麵包師。排在娜斯佳之前的一任是一個波蘭女人，好幾年裡一直在與阿希姆進行激烈的離婚大戰。爭端的起因永遠都是錢，不是女人們向阿希姆索要錢財，就是阿希姆向她們伸手，但顯然沒有一個女人像他的第十一任也是最後一任妻子娜斯佳那樣愚蠢，任由阿希姆肆無忌憚地剝削自己。她的檔案也是最薄的，除了他們在基輔的結婚照，幾乎就沒有什麼了。阿希姆完全放棄了對新克爾恩-布里茨的簡陋新公寓的記錄，就是從那兒開始，他踏上了以死亡為終點的下坡路，最後在夏洛滕堡的小雞房子裡走到了盡頭。這個過程中，娜斯佳始終在他身邊，她可能是他人生中唯一一個向他展示仁慈和憐憫的人了。
娜斯佳做夢也想不到，在她的有生之年，會欠德意志銀行十五萬馬克，她感覺自己簡直不能更富有了。現在她只需在德意志銀行找上門之前儘快從德國消失就行了。揹著十五萬馬克的債務回到烏克蘭，這可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做到的。
我又給那位女律師打了電話，大約在四年前，是她幫助娜斯佳逃過了被遣送回烏克蘭的命運。如今，奇蹟再一次上演。她告訴我們，娜斯佳可以拒絕繼承債務。不過，那意味著，繼承人在擺脫了死者債務的同時，也放棄了繼承他留下的一切。如果娜斯佳宣告放棄繼承，又找不到其他願意承擔債務的繼承人，比如阿希姆某次婚姻裡誕生的孩子，那麼他所擁有的一切都將成為德意志銀行的財產。事實上，這些東西在他生前就已經屬於德意志銀行了，包括他藏在地下室裡的整個倉庫，他購置的電腦、賓士車、抽屜裡的餐具、他的壁櫃和裡面的上千本色情雜誌。其實連阿希姆本人也屬於德意志銀行，只不過他的死亡結束了這種狀態。
娜斯佳喜出望外。現在她連小雞房子都用不著清理了，那甚至是不被允許的。她只需把所有的廢物拋在身後，去公證處簽署一份拒絕繼承的宣告就可以了。然後她就可以背上自己的雙肩包，啪地甩上房門，直接奔向任何她想去的地方。最後她從德意志銀行的財產裡偷拿了一樣東西，一個骷髏裝飾的小沙漏，她帶走了它，帶走了與阿希姆這段婚姻的紀念。
我是在1992年與娜斯佳相識的，那個時候我還住在前東柏林的一棟廢棄房屋裡，房子背後的窗戶對著一片荒地，夜裡那兒會傳來貓頭鷹的叫聲，隔壁半塌的房子裡還有喜鵲穿過破碎的窗戶進進出出。後來我就被趕出來了，然後被安置到了所謂的中轉公寓，這些公寓當時是藉助參議院補貼在柏林建起來的，針對的就是像我這樣因為房子翻修而被迫搬離的租戶。不少人不為所動，繼續佔著房子，以此抵制新的投資者和想在房產市場上撿漏的人，但在我住的那棟房子裡，每個房客都順從地搬走了。事實證明，這次不得已的搬家實際上對我來說是一件幸事。我填寫了一份詳細詢問居住意願的問卷，在裡面的很多選項上都打了鉤：三間房間、安靜的位置、綠色的後院、鑲木地板、陽臺、高挑空、對開門，等等，總之，相對於我能承受的租金來說，這些描述只會存在於童話故事裡，但當時的柏林就是一個童話世界。作為一名所謂「遷居者」，我在一棟已經翻修好的房子裡得到了一套符合我每一條描述的公寓，離我之前的住址不遠，租金低到荒唐且十年內不得上漲。
搬家和佈置新居娜斯佳都來幫忙了。她為那麼多德國家庭打掃過公寓，總覺得走進那些公寓就像走進了宮殿，而現在我也住進了她眼裡的宮殿。我們當時已經成了朋友，她繼續為我打掃公寓，但不再打算從我這裡收取報酬，不過我還是想盡辦法把錢塞給她。她可以輕鬆地把友誼和服務分開，或者更準確地說，讓這兩件事十分順暢地銜接起來。
好幾年前，我把自己從一場災難般的婚姻裡解脫了出來，自此一直一個人生活。至少在離婚後的第一年裡，我每天都在為恢復自由之身而慶幸，享受那種無牽無掛完全獨立的幸福感。但每種歡慶都有結束的一刻，自由開始變得百無聊賴，變得越來越令人沮喪。我便時不時地萌生出換個地方住的念頭，中途看過至少五十個合租公寓。有一次，我差點就搬去和一個沒有工作的女人住在一起了，她參與了一個自稱由各種天賦異稟的人組成的互助團體，需要找人與她分擔施泰格利茨區豪華七室公寓的租金。還有一次，一個不怎麼成功的女藝術家，願意向我提供她位於小馬赫諾的房子裡的一整層，她用畫筆描繪巴赫的音樂，靠父親的遺產過活。像這樣誘人的機會還出現過好幾次，但到了最後一刻我總是下不了決心。一旦想到要佈置一間新的公寓，一種揮之不去的陌生感總是湧上我的心頭。住在這裡還是住在那裡，對我而言似乎都是偶然的、任意的，我找不到任何發自內心的理由來做決定。
現在阿希姆死了，我有兩個選擇：幫娜斯佳找一套小公寓，或者直接讓她搬來和我同住。她已經辭去了大樓管理員的工作，徹底與小雞房子告了別。在找到一套合適的公寓之前，她打算暫時住在姐姐那裡。
我家有足夠的空間容納兩個人，況且娜斯佳本身就不是一個需要很大空間的人。不過對於她接不接受搬來和我同住我還沒有把握，我甚至不能確定自己是否做好了與她合住的準備，不知道我們能否如此近距離地相處，但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我的過往又一次緊跟在了我的身後。我想逃開它，但它飛快地追了上來。看著眼前的娜斯佳，我總是回想起她第一次從我家門前的臺階走上來時的樣子，一個略顯拘謹、還有些小姑娘模樣的女人，那是我母親去世後第一個在德國與我面對面的烏克蘭人，那個時候我似乎就已經預感到，有一天我會把她接來和自己同住，最終我會成為那個在德國向她提供庇護之所的人，儘管她實際上並不需要庇護。我敢打賭，她並沒有在認真考慮自己去租一間公寓，而是打算先住在威丁區的姐姐家。雖然對她來說塔尼婭並不是一個理想的室友，但和她同住總好過獨居。而我對自己也有了更清醒的認識，獨居這種現代生活方式同樣也不適合我。
阿希姆去世兩週後，我最後一次去了小雞房子，從那兒把娜斯佳接回了家。她帶著自己的雙肩包和三個大塑膠袋搬進了我的公寓。我騰出了臥室，把自己的床拖到了書房，又把衣櫃推到客廳和走廊之間的對開門前。我們去宜家採購了一些簡單輕便的傢俱，她還在亞洲商店給自己挑了一款印著小鳥圖案的彩色窗簾。
我們開始共同生活的第一天晚上，我準備了一道典型的德國菜：牛肉卷配紅甘藍和土豆糰子。我想著要給她一個驚喜，也想讓她先感受一下我們即將開始的德烏合璧的生活氛圍。然而她撥弄著自己盤子上的食物，安靜得有些反常，隨後便把盤子從自己面前推開了。「我不喜歡吃這個。」她用一種我從未自她口中聽過的冷漠而輕蔑的語氣說了一句。
我頓時感覺娜斯佳從自己面前推開的不是食物而是我本人，她「不喜歡」的物件也彷彿不是那道菜而是我，態度還是那樣的決絕，毫無轉圜餘地。坐在我對面的她成了一個陌生的女人，一個剛剛搬進了我的公寓，卻突然變得面目全非的女人。按照她原來的性格，不論我做的晚餐有多麼不合她的胃口，一向那麼謙遜那麼善解人意的她僅是出於禮貌也不會做出這樣的反應。突然之間，我彷彿看到一道鐵幕落在了我們之間，只是當時完全不知所措的我還沒有真正意識到，「鐵幕」這個比喻是多麼的貼切。/sup一直以來只是一個幻想。可能是我們共同使用的俄語營造出的一種錯覺，讓娜斯佳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我屬於另一個世界，屬於德國人的世界。雖然我的母親是烏克蘭人，父親是俄羅斯人，我能說一口純正的俄語，但我出生在德國，在這裡生活了一輩子。我用德語思考，用德語做夢，用德語寫書，我有一個德國人的朋友圈，我做德國菜或者一時興起做點別的什麼但絕不會做烏克蘭菜。比起烏克蘭人或者俄羅斯人，我更應該被看作德國人。娜斯佳一直沒有真正認識到這一點，直到她不再為了工作或是為了做客，而是為了生活在這裡才踏進我家的大門。她本以為自己回了家，但熟悉的公寓轉眼就變成了陌生的模樣。她覺得它過於空曠，她也從來沒有擁有過一個自己的房間。隨著搬家日子的臨近，她隱約感到，似乎有某種無法描述的東西正越來越沉重地壓在自己的心頭，而牛肉卷的出現最終使它顯了形。/aside我想象過，生活在一個屋簷下的我們可以分享彼此的一切。我甚至相信，和她這個烏克蘭人在一起，我就可以彌補童年裡錯過的那些東西；通過與她的聯結，我就可以把長久以來外部世界從我身上割裂的東西重新在我的內心聚合，收起四分五裂，把它變成一個豐富多元的世界。但她用「不喜歡」這三個字告訴我，這一切都不會發生。我們的共同生活還沒開始就已經結束了。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幹什麼。我驚訝於自己的天真和輕信，還有誰能比我更清楚，東西兩個世界之間潛伏著的一道道鴻溝到底有多深呢。
娜斯佳默默地坐在我對面。突然間，她有了兩隻不一樣的眼睛。一隻還活著，一隻已經死了。一半的臉活著，另一半沒了生氣。她看起來就像一隻不安的幼貓，突然撞見了我，完全來不及搞清楚自己身在何處。她的勞累和疲憊顯而易見。或許是在這過去的大半生裡，尤其是最近幾年，她著實經歷了太多，她已經心力交瘁，實在鼓不起力氣再去接觸新的事物，這才當著我的面讓這句話脫口而出。我還以為自己可以和她開始一種稱得上幸福的家庭生活，現在看來，我不僅太天真，而且還相當的自我和麻木不仁。
我和娜斯佳為了她在德的新合法身份奔波了一陣子。這已經是她的第三個或者第四個身份了。她必須到警察那裡重新登記、申請遺孀撫卹金、辦理新的居留許可，諸如此類。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真正體會到，與各個政府部門打交道對她來說究竟是怎樣一種折磨。除去語言障礙的原因，曾經生活在獨裁統治下的她對國家機關有著發自內心的恐懼。在她的眼睛裡，我曾經看見過我母親的那份鄉愁，現在我又看到了屬於我母親的那種恐懼。她們之間相隔了半個世紀，但她的眼神告訴我，她們分享的恐懼是同一種。面對某個機關的專權，個人是完全無力抵抗的，只能任由它擺佈。它擁有最終的裁定權，在它面前只要活著，只要還在呼吸就有罪，能被它允許苟活在這個世上，就已經該對它感恩戴德了。
跑一趟機關對於娜斯佳來說就如同探龍潭虎穴，還沒等到約定的日期，她就病倒了。她感到冷，渾身發抖，什麼也吃不下。她總是用一種私人化的立場來看待自己與機關之間的關係，她堅信，機關也是這麼看待她的。她常常花好幾個小時去揣測機關對自己的看法和印象，絞盡腦汁琢磨他們會向她詢問什麼、她該說什麼、最好不要說什麼。我沒有辦法說服她，德國和烏克蘭以及蘇聯是不一樣的，一個德國的政府部門並不擁有那樣的權力。連她之前在與德國法律系統周旋中獲得的神奇體驗也無法減輕她的恐懼半分。
每次陪她辦手續，我都會回想起自己童年的遭遇。我父母去這些地方的時候也總會帶上我，讓我充當翻譯，儘管那個時候我幾乎完全搞不懂那些德國官員或是警察究竟在說些什麼。每次母親走出那些辦公室，我總能看到她在流眼淚，我不知道緣由，只知道她每次從那些地方回來都比先前更加崩潰，更加絕望。我的過往以一種我從未想象過的方式再一次追上了我的腳步。娜斯佳教我學會了恐懼。我以為早已遠遠拋在身後的一切，我父母眼中的恐懼、他們的孤立無援、他們那種無所適從任人擺佈的感覺，現在全都穿過另一扇門又繞到了我的面前。我的人生彷彿在一個環形的軌道上，通過娜斯佳我又回到了過往的陰影裡，回到了童年時無處不在的恐懼中。
我理所當然地認為娜斯佳會和我一起吃飯，我也做好了負責一日三餐的準備。我想讓她在結束了勞累的工作後，一回到家就能看到桌上擺好的晚餐。我以為，像她這樣一個永遠忙著照顧他人、永遠為他人服務的人，偶爾享受一下被照顧的感覺，總是件令人欣慰的事。再說做飯對於整天坐在寫字桌前的我來說，也是一種愉悅而有效的調劑。但事實上，娜斯佳不願意和我吃一樣的東西，她根本不需要我為她做飯。她已經受夠了我的善舉，不想再在任何一點上去迎合什麼人，她想要的是自由自在，只要她那有限的語言知識夠用，她就要把自己從她的仙女教母手裡解放出來。再說，對於一個大半輩子都生活在極度匱乏中的人來說，別人的善意很快就會超過她的承受限度，到了某個時刻她就不得不出於一種自我保護而拒絕這份善意，以此挽救岌岌可危的自我定位。
不僅如此，她的拒絕已經從牛肉卷擴大到了整個非烏克蘭美食。在我的竭力勸說下，她嘗過我給自己做的希臘焗麵條配羊乳酪或者是亞洲薑汁燒雞，但她每次都扯著嘴角艱難地咀嚼著，似乎費了很大勁才能剋制住把嘴裡的東西吐出來的衝動。她也不喜歡水果和蔬菜，這些都不是她在烏克蘭習以為常的食物。實際上她幾乎就沒有什麼喜歡吃的東西，唯一能給她帶來味覺享受的來自德國的饋贈就是她心愛的覆盆子，這種在烏克蘭只有夏天才能吃到的水果，全年都能在這裡的冰櫃裡找到。
每天晚上，我的公寓裡就會出現一幅頗為古怪的畫面：兩個合住的不再年輕了的婦女，並肩站在廚房裡，各做各的晚飯，然後坐到同一張餐桌上各吃各的。娜斯佳總是喝她那稀得和水一樣的湯，湯裡的主角一年四季都是白菜。要麼她就用從俄羅斯商店買來的培根煎兩個雞蛋。她還在那裡買了鹽漬鯡魚，拿回家在水裡泡一天，然後配著洋蔥和俄羅斯麵包一起吃。有時候她的主食乾脆就是幾勺拌著穀粒的俄羅斯酸乳酪混合白糖和高溫殺菌奶。她就那麼坐在自己的貓食盤前，一隻眼睛透著生氣，一隻眼睛死氣沉沉，一言不發，心不在焉，儼然一個愁眉苦臉、營養不良的孩子，碰巧和我一同誤入了德國這個無比陌生的異國他鄉。
她沒少詛咒烏克蘭那種強制的集體生活，她還記得他們曾經像家兔一樣擠作一團，可是與之相比，擁有一個獨立的房間對她來說似乎是一種更大的苛求。除了睡覺，她從來不會一個人待在自己的房間裡。吃完晚飯，她就會開啟客廳的電視，盤腿坐在扶手椅裡。電視裡播放的自然也是她無法理解的德語節目，但它們至少向她展示了一幅幅畫面，還在空蕩蕩的寬敞房間裡製造出了各種聲響。如果沒有電視，她那種無所適從感只會更加強烈。我坐在隔壁書房的電腦前，隔著走廊的門和門前的大衣櫃還總能聽到她的哈欠和嘆息，一遍又一遍。這些哈欠聲和嘆息聲幾乎讓我生理性地分擔了無聊對她的折磨，喚起了我內心的負疚感，因為我每天晚上都坐在書房忙自己的事。也許她以為我們會和之前的很多次見面一樣，在我的公寓裡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一邊喝著紅酒一邊一支接著一支地抽菸，或者一起在城裡閒逛，甚至開車去野外。娜斯佳尤其喜歡去郊外，在基輔的時候她就住在第聶伯河畔，現在卻幾乎回想不起一片草地和一塊河面的樣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