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她終於發現，晚上她在家的時候，恰恰是我工作最投入的時刻，自然也就沒有工夫來與她做伴了。這可能非常掃她的興，就像我看到她拒絕品嚐我做的牛肉卷一樣。有時候我也會放下手頭的工作，坐到她的床邊，和她一直聊到深夜。那時我們就會忘記所有的不快，重新結成親密的盟友，恢復成像以前一樣的好姐妹。當然我也會挑她休假的週末和她一起去郊遊，最吸引我們的就是仍然野趣十足的勃蘭登堡風光。
但大多數時候她只能自己想辦法打發時間了。可缺了別人的陪伴，她什麼都做不了。除了讀書，她不知道還有什麼是一個人可以乾的。除了她的親戚和安德烈，她不認識任何能與她相聚的人，她在柏林的這些年裡從未結下任何一段友誼。如果不想在德國電視節目前度過乏味的夜晚，她就只能去看望自己的姐姐塔尼婭，但和姐姐在一起的時候她依然無事可做，到頭來只能一起看電視。
自從羅曼的第二任妻子柳芭因癌去世後，娜斯佳往基輔跑的次數就多了起來。最近的一次，我把她送到了利希滕貝格火車站。站在這個柏林車站的站臺上就彷彿已經身處烏克蘭了。離開往敖德薩火車的預定出發時間還有一個小時，周圍就已經聽不到一個德語單詞了。車站商店的貨架被洗劫一空，所有的行李車都被推走了，自動扶梯全都不堪重負，眼看著就要被人流壓垮，長長的列車前擠滿了乘客，彷彿一場集體大逃亡。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沙發，幾乎半個家都被當成手提行李塞進了狹小的臥鋪車廂。他們怎麼還能在車廂裡找到空隙把自己塞進去，簡直是一個謎。
娜斯佳在登上列車找到自己預訂的座位之前，得先向列車乘務員出示車票。乘務員的視線從票上移到了娜斯佳臉上，又移了回去，如此往復兩三次，似乎在懷疑她是否是這張票的合法持有人，然後他果斷地搖了下頭，說道：請跟我來！娜斯佳頓時臉色煞白，彷彿對方說的是「您被捕了」，她一個字都沒有辯解，只是順從地跟在這個穿著制服的男人後面。他看起來如此高大，娜斯佳揹著那隻從不離身的雙肩包走在他身旁，就像一隻母雞跟著一隻鴕鳥。
事實證明，這位乘務員並無惡意，恰恰相反，他把她帶到了一個沒有人的車廂裡，讓她獨享這個舒適的空間直到目的地。為什麼這趟擁擠不堪的火車上有這麼一個空無一人的車廂？為什麼這個男人偏偏把這個車廂提供給了她？娜斯佳的斯拉夫頭腦百思不得其解，但對她來說，這段旅程反而變成了一種折磨，她這輩子還從來沒有連續獨處過二十八個小時。窗外是一片片了無生趣的森林和田野，零零星星的破敗木屋時不時地從中閃現。望著這些，她竟有種被逮捕的感覺。她羨慕其他車廂裡擠擠挨挨睡在一起的乘客，他們躺在兩個板條箱的縫隙裡，甜蜜地嵌在旅人的命運共同體當中。但她不敢違逆那位乘務員的好意跑回自己預訂的座位。她發揮了堅韌不拔的精神忍耐到了基輔，但從那以後她就不再坐火車出行了，只坐飛機。當時的一張機票對於她來說是相當大的一筆開銷，而她一直都是一個對待每一歐元都小心翼翼的人。
我的公寓對她來說，可能就和那節車廂一樣。她完全可以在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的社群裡建立起新的聯絡，完全可以認識很多新朋友，但她連嘗試一下的想法都沒有。我也不會像阿希姆那樣禁止她把親朋好友邀請到家裡來，正相反，我勸說過她很多次要她帶朋友來，但她從來不聽。她會時不時地約安德烈一起散步，但她似乎也不太關心這位因為全身心地投入與毒品的鬥爭而快保不住自己婚姻的基輔老友。對女兒和外孫的擔憂佔據了她的整顆心，世界上彷彿只有這兩個人才是她真正在意的。
晚上，她通常會對著德語電視節目百無聊賴地消磨一會兒時間，然後在回臥室睡覺之前，來我的房間和我道晚安。她穿著從一元店買來的短睡衣站在門口，剛剛用牙線仔仔細細地清潔了牙齒，冰糖色的頭髮在頭上紮成了一個有趣的丸子頭。她總是一邊和我聊天一邊在被清潔劑傷了皮膚的手上塗抹護手霜，不緊不慢地、徹徹底底地揉搓著每一根手指。而她的書正在枕頭上等待著她，即將陪伴她度過入睡前的時光。和以前一樣，她辦了一張國家圖書館的外借卡，一本接一本地從那裡借閱翻譯成俄語的現代德語文學作品。她覺得這些俄語譯本里的德國與她所生活的德國完全不同。她入迷地從瑪倫·豪斯霍夫、克里斯塔·沃爾夫讀到史登·拿多尼、帕特里克·聚斯金德，時常充滿激情地與我分享自己的閱讀感想。每天晚上一到九十點鐘，她就會趴在床上，用瘦弱的雙手託著頂著丸子頭的腦袋，沉浸在一本攤開的書裡：那是一個敞開的世界，她可以任由自己徜徉其中，快樂地忘卻自我。
渴望接觸、渴望交流的娜斯佳也有另外一面，她自稱為「流浪者」的一面。在基輔的時候她就會見縫插針地把自己從日常的家庭生活裡抽離出來，獨自跑到沒有人認識她的街上游蕩。現在她也會一聲不吭地直接消失幾個小時，我就知道她又去城市裡的鋼筋水泥叢林裡漫遊了。這和那種德國式的散步完全不同，我這樣一個出生在俄羅斯-烏克蘭家庭的孩子也並不熟悉他們的散步方式。那是德國孩子的特權。他們穿著禮拜天的盛裝跟隨著父母在田園小鎮的主幹道上漫步，偶爾還能走進一家咖啡館，享用那裡的冰淇淋和蛋糕。
娜斯佳的出遊完全是另一回事。她追隨的是內心對野性、對獨處的渴望，就好像暫時從一隻家貓變成了一隻桀驁不馴的流浪貓。我有時會想，其實她根本不需要一個住處，至少在夏天裡是這樣。她可以睡在草地上，或者在某張長凳上過夜。不過她極度害怕打雷，這可能是她唯一需要克服的障礙。每到雷電交加的時候，她就會變成一個瑟瑟發抖的孩子，或是一個把打雷看成天神震怒的原始人。屋頂上的避雷針也不能讓她放下心來。有一次她乾脆躲到了床底下，直到猛烈的雷雨徹底過去才從那兒爬出來。
在一起生活的時間越長，我們之間暴露出來的問題也就越多。她的格格不入甚至也感染到了我，讓我在自己的公寓裡也找不到家的感覺了。一開始我們嘗試著用德語交流，但這些嘗試很快就都以失敗告終。她為了顧及我的感受勉為其難地學了德語，但轉頭就把學的東西忘得一乾二淨。她甚至連我們住的那條街的名字也讀不對，哪天她要是走丟了，興許連自己的住址也說不清楚。面對德語這種旋律，她的耳朵如同失去了聽覺，她沒有辦法給自己內心的樂器重新調音，它只會演奏俄語的調子，哪怕切換成德語也無濟於事。打個比方，她就像是在大提琴上彈鋼琴。
她其實很受大家歡迎，我的德國朋友們也都對她很有好感，十分願意親近她，但這種意願並不是雙向的。每當有人來拜訪我們，她就會立刻逃得不見蹤影。她不想去碰我端上餐桌的食物，她時刻為自己糟糕的德語感到羞恥，而我一旦對她的閉口不言表現出一絲急躁和不耐煩，她就更加戰戰兢兢了。她怪自己太笨，她說阿希姆叫她「烏克蘭木頭腦袋」真是一點兒都沒錯，這些話倒是讓我氣不打一處來。她寧願相信阿希姆的話，固執地不願承認自己對德國的一切心懷芥蒂，卻使我心懷歉疚地在自己身上尋找原因。我懇求她在有客來訪的時候至少留在她的房間裡，我向她保證沒有人會來開她的門，我還建議她再買一臺可以收到俄羅斯頻道的電視機放在自己房間裡，但所有這些提議她都不予理會。一旦有一個說德語的人踏進我家的大門，她就會立刻抓起自己的雙肩包離開公寓。
最後，我成了那個被趕出公寓的人。如果想見朋友，我就會到對方家裡去，或者約在咖啡館見面。一想到娜斯佳為了打發時間在黑暗的街道上漫無目的地閒逛，有時甚至直到凌晨兩點才渾身溼透瑟瑟發抖地回到家裡，我還怎麼舒舒服服地坐在家裡和朋友相談甚歡呢。
我們會反覆因為語言的問題陷入爭論，儘管我知道問題的關鍵根本不在語言。娜斯佳的拒絕只是一種自我保護，對於這種症狀我再熟悉不過了，它的背後是一種似乎無法根除的「斯拉夫病症」，病根就是那種一與西邊的一切面對面就會產生的無藥可救的自卑情結，尤其是在德國人面前。在國家社會主義的種族等級制度裡，烏克蘭民族被認為是所有斯拉夫人中最劣等的民族，削減烏克蘭人口屬於希特勒為雅利安優等民族拓展生存空間的步驟之一。只有那些適合被日耳曼化或者能充當德國人奴僕和家畜的斯拉夫人才能留下來。我不知道娜斯佳是否聽說過這些論調，不過撇開這些納粹言論，斯拉夫民族那種無言的謙卑和自我價值的缺失感，其實深深地根植於這個向來受奴役的國家的歷史之中，一早就被他們的祖先放進了所有人的搖籃。是它們驅使娜斯佳從所有那些自由、開明、民主、得體、所知甚廣、會說多種語言、充滿自信的人們面前逃走。他們對她都十分友善，但她只在他們身上看到了與自己截然相反的一面。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確信，「烏克蘭豬圈」的氣味附著在自己身上揮之不去，這種氣味來自一個黑暗、悲慘、無情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從來沒有寬容、開明、多元之類的字眼，或者只是被人當成西方的虛偽說辭而受到嘲笑。在這個世界裡，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持一致，每個人手裡都揮動著大棒過日子。她到達不了西邊。那條鴻溝實在難以跨越。即使在我的公寓裡她也只擁有一個自己的「小角落」，就像之前在阿希姆的公寓裡一樣，她總是把自己看作一個接受施捨的人，一個被容忍的人，她永遠無法像我希望的那樣成為與我完全平等的室友。
有時候我會叫她「我的睡美人」。在德國，我們習慣於追問自己的出身、父母、童年、個性，我們去找心理治療師，發掘關於自己的蛛絲馬跡，探索作為個體的自我，驅散那些籠罩在我們心頭的陰影。所有這一切對娜斯佳來說都是陌生的。在他們的眼裡，人類是由無法改變的基因所支配的生物。她被灌輸的是「心理學是資產階級學科」的論調，她不相信它會對人有什麼幫助。她堅信，所有的災禍都來自外部，來自那些握有權力的人，因為無論是誰，不管是在順境中還是逆境中，都在他們的擺佈之下。這就是她在自己國家的切身體驗，那兒的人們咒罵著國家政權，同時又無意識地對權力抱有非理性的深深信仰。在這種集體的無意識中，他們的靈魂也彷彿在大我那永遠不會鬆開的擁抱中，和他們狠心的母親烏克蘭一起沉入了睡美人的長眠。
最讓我們心情舒暢的事，是去城外郊遊，比如在施普雷森林裡或者在梅克倫堡湖區徒步。我們在迷人的風景裡流連好幾個小時，沿途經過草地、田野和河道，穿過似乎仍舊停留在上個世紀的城鎮，看著花園裡的樹木把掛滿梨子或是蘋果的樹枝伸出柵欄。我們坐在寂靜的森林湖泊旁歇腳，看著光與影在碧綠的湖水上舞動，我們偶爾也會遇到雷雨，或者不得不踩著倒下的樹幹走過沼澤。傍晚時分，我們彷彿結束了一場漫長的旅程，吸飽了新鮮的空氣一般，陶醉在那種微醺的感覺裡。
有一次，我們在去選帝侯大街的路上經過了娜斯佳和阿希姆之前居住的街區。辦公樓前的那家老式酒店還在，就是把後廚的油煙味直接吹進娜斯佳夢鄉的那家酒店，只不過它已經變成了她不認識的樣子。現在它有了個英語別名，看起來就和弗里德里希大街或者波茨坦廣場上其他新建的裝著巨大玻璃窗的豪華酒店一樣。後院的門上了鎖，我們沒法進去檢視小雞房子還在不在那裡。不過我們萬萬沒想到的是，竟然在這裡看到了阿希姆的賓士車。它還在原地，還在阿希姆最後停放它的位置，就好像時間只過去了一天，好像阿希姆下一刻就會從屋子裡走出來，檢查他心愛的汽車，身上仍舊套著那層黑色的皮。就連警察也展示出了足夠的敬意，竟然沒有把這具無主的殘骸直接拖走，要知道它可是在這條繁忙的街道上停泊了兩年，還佔據著人人垂涎的停車位。經歷了一個個季節的風吹雨打，它的輪胎癟了，半趴在地上，散熱器格柵上的幸運馬蹄鐵和瓢蟲都生了鏽，它就像一個幽靈，阿希姆不死的核心部件。不過他的繼承者，也就是德意志銀行，顯然對它毫無興趣。我本來極力建議娜斯佳賣掉這輛車，我跟她說，出了任何事都由我來承擔，但娜斯佳一想到又有可能成為德國司法系統的目標，就感到極度恐慌。現在，她看到至少三千馬克就這樣在路邊腐朽成了一堆破爛，十分可惜，這筆錢夠一個烏克蘭人生活一年或者更長時間了。和它一樣漸漸朽爛的，還有阿希姆在小雞房子裡的全部遺產，那些記錄著他十一次婚姻的資料夾或許也在裡面，布穀鳥每隔一刻鐘還會從它的黑森林小屋子裡跳出來報時，而阿希姆和他那些同樣來自柏林的兄弟姐妹已經長眠在了那位「老媽媽」的身邊，超然於這時間之外了。
作為德國人的遺孀，娜斯佳現在擁有了永久居留許可。她那災難般的婚姻最終給她留下的遺孀撫卹金摺合成新德國貨幣價值七百歐元，再加上她做清潔工作的收入，每個月她都可以往烏克蘭寄一大筆錢。而她自己仍舊幾乎沒有任何開支。我從沒見過像她這樣無慾無求的人。她只有兩雙鞋，一雙夏天，一雙冬天，還有兩條牛仔褲，一整年替換著，她最貴的衣服就是一件用來禦寒的羽絨上衣，穿著它她才第一次在冬日的街頭不再感到寒冷。此外，她的必備品就剩下咖啡、香菸和她的書了。一道彩虹或者一次日落就能讓她心醉神迷，但消費世界的吸引力多年以來都無法動搖她半分。
連德國的醫學對娜斯佳來說也毫無意義，儘管它那傳奇般的名聲早就傳到了東邊世界。她根本就不需要看醫生，也完全不相信醫學。除了一些小孩子躲不過的疾病，還有年輕時因為一次眩暈症導致的右耳失聰（所以在大街上我總是走在她的左邊，不然她就聽不到我說話），她一直都非常健康。唯一困擾她的是低血壓，但她每天用高濃度的黑咖啡來應對這個問題。早上洗完冷水澡做些輕鬆的體操，是她保持了大半輩子的習慣。她的身體似乎也不用承受多少負擔，因為她只餵給它最低限度的食物，而它對那些單調的、說不上有多健康的食物也並沒有什麼意見，就像它絲毫不介意她一支接一支地抽菸。而那漸長的年歲到目前為止也幾乎沒給她設定過任何限制。她繼續在基輔郊外的度假屋花園裡爬樹摘蘋果和櫻桃，她可以倒立好幾分鐘，還能側手翻。她不像大多數人那樣向右手邊翻，而是向左手邊，因為她是左撇子，她用左手的習慣在蘇聯學校裡一直沒有被矯正過來，為此她沒少受懲罰，因為那裡不能容忍任何偏離規範的行為。她的父母都是藥劑師，但她在過去的大半輩子裡連一片頭痛藥都沒吃過，也從沒有讓當醫生的前夫為自己診治過什麼病症。我相信，在相當遙遠的某一天，她也會像自己的母親一樣毫無病痛地死去。當時她的母親已經超過九十歲了，她是坐在基輔女兒家裡的沙發上慢慢地、安詳地過世的，此時的娜斯佳四十歲，看來她小時候對母親壽命的擔憂毫無必要。
聖誕節又到了。娜斯佳從不慶祝任何德國節日，和我的父母如出一轍，所以我小時候一到聖誕節總是沉浸在無盡的悲傷裡。當時我們生活在一個專為所謂流離失所者建的營地裡。「流離失所者」，這個稱呼專指戰爭結束後被釋放的第三帝國強制勞工。每當我一個人跌跌撞撞地走在結了霜的沒有路燈的街道上，抬頭看見別人家窗戶背後被裝飾得滿滿當當閃閃發光的聖誕樹時，那種被整個德語世界拋棄的感覺比任何時候都要強烈。
如今，我早已對當下的聖誕節消費狂歡嗤之以鼻，完全沒有興趣參與其中，但每到12月24日，童年的陳舊悲傷還是會悄然而至。離婚後的這些年裡，這一天我總是獨自度過，因為我所有的朋友在這個日子裡都有各自的家庭義務。儘管我有過兩次婚姻，但我從來沒有真正履行過這些義務，尤其是我從未扮演過母親的角色。我本來打算和娜斯佳一起在花瓶裡插幾根松枝，再做一隻聖誕節烤鵝，但事實證明這只是我的一廂情願。到了聖誕節這天，娜斯佳似乎也憂心忡忡，儘管這一天對她來說沒有任何特別，因為烏克蘭的聖誕節是根據儒略曆慶祝的，比德國晚了整整兩週。但她只是躲在一本書後面，一言不發。她的右眼又失去了所有的生氣。
我從來沒有烤過餅乾，烘焙向來不是我的專長，但今年的聖誕節我決定嘗試一下。平安夜這天，我把一盤烤得相當成功的肉桂星星餅乾端上了桌，用來搭配我們分頭吃完飯之後一起喝的熱茶。娜斯佳用尖尖的手指捏起一塊餅乾，咬了一小口，立刻把剩下的放回了盤子。她的整張臉扭成一團，就像剛剛吞下的不是餅乾而是毒藥。我猛地站起來，披上了掛在走廊裡的外套，在身後甩上了房門。
空蕩蕩的街道上，鮮豔的聖誕節裝飾在家家戶戶的窗戶和陽臺上熠熠生輝，我從來沒有在別的城市見過如此華美盛大的節日景象。我朝著俄羅斯朋友萊娜的公寓走去，她就住在隔壁街，今年沒去黑森林的公婆家過節，而是打算往節日五花八門的慶祝派對裡再添一場，並且也給我發了邀請。萊娜當初是作為交換生從莫斯科來到東德的，意外地經歷了柏林牆的倒塌，遇到了她的德國丈夫，最後留了下來。她幾乎是娜斯佳的反面：她能說一口流利的德語，在柏林生活得和在家裡一樣自在。她在一家德俄合資的電影公司工作，還在一個德國婦女組織里擔任志願者，與她在莫斯科的大家庭也關係密切，並且擁有一大群德國朋友。她的兩個孩子都是在雙語環境中長大的。他們的家庭聚會上總是集結了不同背景的客人：基督徒、猶太人、無神論者、西德人、東德人、俄羅斯人、波蘭人、法國人，等等。桌面上擺滿了他們帶來的各式菜餚，而萊娜最常做的是烏茲別克手抓飯和俄羅斯蘋果海綿蛋糕。我們在派對上齊聲唱了幾首歌之後，還有客人自告奮勇一展歌喉，一對年輕的波蘭夫婦合唱了一首打動人心的聖母之歌，一個戴眼鏡的小個子俄羅斯姑娘出人意料地用渾厚、沙啞的聲音完美演繹了亞歷山大·維爾金斯基那首極具感染力的《香蕉檸檬新加坡》。在慶祝接近尾聲的時候，大家和往常一樣，隨著狂野的巴爾幹搖滾樂盡情地舞動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