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斯佳是一個畏寒的人，哪怕在夏天都時常覺得冷，三十度以上的氣溫才能讓她感覺自在。只有夏季的克里米亞才有適合她生活的溫度。但現在，她必須在德國隆冬零度以下的清晨裡剷掉大樓門前的積雪。娜斯佳很有力氣，只不過她的力量並沒有儲藏在她那雙細長而纖弱的手裡。吸塵、撣灰、拖地、熨燙她都會幹，但握著沉重的鏟子剷起更加沉重的積雪對她來說實在是一項過於艱辛的工作。她買了毛皮手套來禦寒，但戴上之後握不住鏟子，她只好重新換回舊羊毛手套。要不了五分鐘，她的手指就會失去知覺。她用圍巾繞在夾棉外套的風帽外面，擋住自己的臉，但她的牙齒仍在圍巾下咯咯打戰。儘管她穿著有襯裡的厚實雪地靴，但站在雪地上沒多久，她就感覺不到雙腳的存在了。凜冽的寒風一陣陣刮來，雪穿透周遭的黑暗刺痛她的皮膚。繁重的勞動讓她汗流浹背，但同時她的身體又比她畢生中的任何時候都更冷。
而且她陷入了新的恐懼。烏克蘭的情況她是瞭解的，誰要是在積了雪的人行道上摔倒，責任全在他自己，不會有別人來替他承擔。但阿希姆告訴她，德國的情況是不一樣的。如果有人在辦公樓前的人行道上摔倒受傷，負責清理該路段的人員就必須承擔責任。工作合同上籤署的是她的大名，一旦遇到這種情況，就得由她，娜斯佳，來承擔事故責任並且支付賠償金，說不準要賠上一輩子。她一寸一寸地鏟著人行道上的積雪，斷臂瘸腿的路人、拄柺杖坐輪椅的傷員等各種形象不斷從她腦海中冒出來。這個所謂走個形式的簽名，讓她在不知不覺中背上了如此重任。在這個離選帝侯大街不遠的繁華地區，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人從辦公樓前積雪覆蓋的人行道上踏過，她必須對每一個人的安全甚至生命負責。
剷雪並不是工作的全部，她還得在門前撒滿融雪鹽。那些看起來和糖沒什麼分別的粉紅色鹽粒十分重，她的小桶每次也裝不了太多，所以她只能邁著凍僵了的雙腿一次次到院子深處的大桶前取鹽，直到用一把小鏟子把整段路都撒滿。幹完這些，她就跑回小雞房子，花半小時衝個熱水澡讓自己暖和起來，然後飛快地擦乾身子穿好衣服，灌下三杯黑咖啡，重新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匆匆奔赴這一天的清潔工作。
阿希姆現在擁有三臺昂貴的電腦和好幾臺印表機。他聲稱自己未來的業務需要用到這些裝置。他對新技術和奢侈品充滿熱情。他用娜斯佳給他的錢訂購過價格不菲的數碼相機、功能複雜的放映機，為他那輛幾乎不怎麼上路的賓士車配真斑馬皮座椅套，給自己買帶有鍍金錶盤的勞力士。所有這些都是從那筆據說很快就會賺到的鉅款裡預支的，他不厭其煩地說服娜斯佳，他們馬上就會有花不完的錢。娜斯佳不知道自己外出工作時他究竟在家裡忙些什麼，她在家的時候，他總是隔著一團煙霧坐在自己的技術裝置前，像一個鍊金術士造出的矮人，又像一隻待在自己洞穴裡的有攻擊性的長毛動物，不知疲倦地努力孵化著一些神神秘秘的東西，罐頭水果和冰淇淋是他唯一的糧食。他幾乎不再離開公寓，因為外面的世界對他來說只有不快和敵意。他只是每天去探望他的賓士車，確保它仍然完好無損地待在原地。
娜斯佳幾次三番想一走了之，想直接逃回基輔，但每次她都得提醒自己認清那個事實：那裡已不再有她的容身之地。再說和一個德國人結婚滿六年才有可能拿到永久居留許可，而她還沒堅持到一半。她還得熬上三年才能考慮離婚。到那時她才是一個自由的人，在那之前都不是。
有一天，娜斯佳在街上遇到了曾經的大學同學及同事安德烈。她沒想到他也在德國。在基輔的那段日子裡，婚姻之外的情感冒險對於娜斯佳來說已經成了常態，而安德烈就是她的外遇物件之一。安德烈，一個高大挺拔、長相英俊的男人，機智，幽默，舉手投足也十分瀟灑。娜斯佳一直以為他早就移民去了以色列，現在，他竟然出現在了柏林的大街上。就在她眼前。這樣的偶遇同樣也讓安德烈十分意外。他們已經快二十年沒有見面了，但還是立刻認出了對方。安德烈在烏克蘭就患上了青光眼，如今有一隻眼睛已經失明。這個並不明顯的瑕疵是他那張五官勻稱、稜角分明的臉上唯一的缺陷。
他們是在一家咖啡館門口不期而遇的，自然就走了進去。娜斯佳在柏林只下過兩三次館子，往咖啡館裡走的時候還帶著輕微的侷促，她不知道在一個德國咖啡館裡怎樣表現才算得體。
他們在一個安靜角落裡找了張桌子落座。娜斯佳還記得，在烏克蘭的時候安德烈就不怎麼喜歡吃蛋糕。他點了一杯啤酒，她要了一杯濃咖啡和一小塊貴得嚇人的覆盆子蛋糕。今天就算是慶祝她的烏克蘭之日了，慶祝這個與老朋友、與覆盆子重逢的日子。她想起了度假屋前的小花園，那兒到了夏季就會結滿覆盆子，她總是用手把這些紅色的小果子從枝條上抹下來，一把一把地塞進嘴裡。
過去在基輔，她常常和安德烈一起開車去度假屋，共度幾個小時的二人世界，現在他們面對面坐在一張桌子上，彼此都顯得有幾分尷尬，畢竟二十年過去了。安德烈彷彿不會變老，看上去還和當年一樣，只是一頭烏髮染上了銀霜，成了一個頭發花白的少年人。兩個烏克蘭人在國外狹路相逢，場面總會顯得有些古怪。他們穿行在西邊的人群裡，似乎和周圍人沒什麼兩樣，誰也看不出他們的出身，誰也不會知道他們是從世界上哪個不被注意的貧窮角落來到這兒的，但他們都騙不過對方的眼睛，騙不過那雙能看到真相的烏克蘭眼睛。他們會突然意識到自己是在裝模作樣，彷彿同時陷入了一場騙局。
他們的關係結束之後，娜斯佳就不再會經常想起安德烈了。對於情人們來說，她不是一個忠誠的愛人，她的心一直只屬於羅曼。現在，它不再屬於任何人了，它懸在空中，它陷入了沉睡，它成了一顆古怪的無人認領的心。娜斯佳對自己在德國的困窘處境閉口不談，她羞於在安德烈面前提起這些，她只想聽他說說他的事。於是他給她講了一個曲折又悲傷的故事。
他在烏克蘭離了婚，然後帶著他的第二任妻子，一個來自聖彼得堡的年輕俄羅斯女人，以及他第一段婚姻裡的女兒加林娜，一起移民到了以色列。他指望以色列的醫生能挽救他的視力，因為青光眼已經開始襲擊他的第二隻眼睛。手術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而且他和妻子瑪莎也很快意識到，這不是一個適合他們生活的國家，僅僅是那炎熱的氣候就讓瑪莎無法忍受。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待了兩年，希望情況會有好轉，但最終他們也沒能適應那裡。他們遞交移民德國的申請後沒多長時間，就獲得了批准。那個時候柏林牆剛剛被推倒，他們在柏林有不少朋友，這座城市也因為那條即將徹底從世界上消失的東西軸線而顯得格外誘人。說到這裡，安德烈一時語塞。「要是我們一直留在以色列就好了。」他嘆了口氣。
德國的新生活開始得非常順利。安德烈的妻子在一家俄羅斯旅行社找到了工作，他自己為在德國發行的俄語報紙和雜誌撰寫文章，十五歲的加林娜報名了德語課程，她打算參加德國的高中結業考試，然後選擇攝影專業。他們對斯潘道區的寬敞公寓非常滿意，透過家裡的窗戶直接就能看到哈弗爾河。他們常常在城市裡漫遊，看著這座城市每天都在變化，一頭扎進聞所未聞的新鮮事物裡。他們並不富裕，但同時他們從未感到如此自由，他們在柏林找到了自己的樂土。只是加林娜的情況漸漸令人擔憂起來。之前不管是在烏克蘭還是以色列，她給人的印象都是個對人充滿信任的開朗少女，總能飛快地交到新的朋友，總是滿懷好奇心和求知慾地投入向她敞開懷抱的新世界。但是在柏林，她變得與以往不同了，一開始難以察覺，後來慢慢露出了蛛絲馬跡。她常常很晚回家，一言不發就把自己關進房間。安德烈在她身上看到了不安和疏離。
本來她一直是人們所說的那種跟爸爸特別親的孩子，與安德烈心意相通，不論什麼心事都願意向他傾訴。而現在她只會粗暴地打斷安德烈的所有提問。幾乎一夜之間，她就失去了原先的稚氣和溫順，彷彿變了一個人。安德烈絞盡腦汁猜測她身上可能發生的事情。是哪個德國男孩傷透了她的心？是這樣的拒絕讓向來都沐浴在家人的愛意和接納中的她嚐到了被逐出天堂的滋味嗎？起初她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外表，這樣的表現似乎可以證實安德烈的猜想，要知道這在過去對她來說是多麼的重要。她經常長時間不洗頭，套著的衣服又皺又髒，體重明顯下降，臉色也越來越蒼白。安德烈千方百計勸她去看醫生，但都遭到了拒絕。她變得更加封閉自我了，總是躲著安德烈和她的繼母，不承認自己有任何問題。有的時候，她確實好像又做回了原來的自己。她重新變得活躍起來，和大家在一個餐桌上吃飯，和父親下棋，定期參加德語課程並且又開始鼓搗她的照相機。安德烈很欣慰，他以為自己的女兒回來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短暫的好轉已經無法矇騙他了。他已經可以確定，有一個惡魔會週期性地侵擾他們，但無論他怎麼努力都猜不出這個惡魔的名字。有時他甚至希望，毀掉他女兒的就是烏克蘭人的通病——酗酒，這樣的話事情似乎還有轉機，但他不得不一再清醒地意識到，她身上從來都沒有酒氣，而且她的行為舉止也與酗酒者完全不同。
安德烈在德國的生活原本如此美滿，現在卻變成了一場噩夢。他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卻完全找不到癥結，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他的女兒需要醫生的幫助，但她執意不肯去，他又有什麼辦法呢？難道他該把她綁去診所嗎？為什麼她會突然如此徹底、如此無情地對他封閉了自己的內心？安德烈自責不已。他覺得，如果當初留在烏克蘭，待在那個國家接受自己的命運，不去試圖扭轉事情的走向，放棄追尋更好的生活，那麼這一切就不會發生。是他讓自己的孩子失去了根基，或許那個已經不存在了的蘇聯並沒有在當時的宣傳裡危言聳聽，他本該警惕西方國家的汙染和敗壞。
另外，他有一種與幾乎所有講俄語的移民一樣的病症：他的機體排斥德語。如果他們還在烏克蘭，他一開始就會去加林娜的學校打聽她的表現，會去拜訪她的朋友和他們的父母，但在這裡，他能做什麼呢？他的女兒生活在一個他不認識的世界裡，他與這個世界幾乎沒有任何聯結，他無法用俄語與這個世界裡的任何人交談。他也下不了決心在加林娜離開家的時候偷偷跟蹤她、監視她。這不是他的風格，他覺得這樣做自己就會徹底失去她的信任，如果她對他還有一絲信任的話。
後來的某天，他終於鼓起了勇氣，手裡拿著一本詞典，來到了加林娜學習德語的學校。他不需要藉助多少語言知識就從那裡的老師口中得知，他的女兒已經很長時間沒來上課了，遠不止幾個月。她幾乎已經被人遺忘。
不久之後，安德烈就接到了警方的來電。一個男聲在確認了加林娜·某某是他的女兒之後，便通知他去某某街的警察分局領她回家。趕到那裡的他看到自己的女兒毫無生氣地癱坐在椅子上，對自己的父親視而不見。她臉色慘白，雙眼凹陷，裡面的光彷彿完全熄滅了。現在，他終於知道了敵人的真面目：他的女兒在科特布斯大街因購買海洛因被捕。
從那天到加林娜最終死去，中間隔了將近半年。她的毒癮並不是從使用入門毒品逐漸發展起來的，她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直接落入了海洛因的魔爪。她深陷其中難以自拔，繼而開始偷竊，開始出賣自己的身體。她以前從來沒和男孩交往過，她的第一次性行為發生在公共廁所裡，對此她的記憶幾乎是空白。她猶豫了很長時間才走出了賣淫這一步，這個時候她的戒斷症狀已經非常劇烈了，以至於她幾乎感覺不到陌生人對自己做了什麼。自那之後，做男人的生意就成了家常便飯。她非常漂亮，她那年輕的身體總能吸引到願意花錢的人。很快，她就落到了每天都需要最大劑量的地步，她生活的全部就是不斷地弄錢好度過下一次的戒斷反應。
安德烈傾其所有想要找回來的那個加林娜已經不存在了。她在診所接受了戒毒治療後，立刻就復吸了。她已經被徹底摧毀，淪落為海洛因的奴隸，或者說完全被得不到海洛因而產生的症狀所支配。安德烈再也救不回他的女兒。他試圖帶她回基輔找她的親生母親，好讓她遠離柏林的毒品圈，但再次遭到了她的拒絕。她住進了另一個癮君子的公寓，通過為他賺取毒資來支付房租。
安德烈最後一次見到她是在黑夜裡的街頭。她從來沒有給過他自己的地址，只同意在大街上這樣的中立地帶與他見面。安德烈等在一小塊綠地前的約定地點，不敢相信眼前朝他走來的幽靈就是他的加林娜。才十七歲的她看起來就像一個老太婆。曾經令人豔羨的豐盈黑髮，如今暗淡油膩地一綹綹垂在肩上，手臂細得像火柴棍，渾身瘡疤，聲音也變得嘶啞而陌生。安德烈懇求她跟自己回家，他保證不管發生什麼都會永遠陪在她身邊，會和她一起渡過所有的難關，他甚至向她許諾，如果實在別無選擇，他會替她去買海洛因，只要她答應跟他回家，但加林娜一個字也聽不進去。大約十天後，她因使用受汙染的注射器感染了敗血症，最後死在了醫院。
安德烈說自己簡直是個徹頭徹尾的蠢貨，一個睜眼瞎，對早已充斥在自己周圍的諸種跡象熟視無睹。他曾經在女兒的房間裡看見過一次性注射器，也早就注意到她只穿長袖衣服來遮蓋被針扎得慘不忍睹的手臂，甚至當他發現她從自己錢包裡偷錢的時候，仍舊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說他之所以對毒品如此無知，是因為他來自一個缺乏相關教育的國家，一切與理想社會圖景格格不入的東西在那裡都被掃到了桌子底下。毒癮在烏克蘭從來都不在公眾的討論範圍之內，實際上他甚至都不確定，世界上是不是真有這樣的東西存在。
加林娜去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他能做的只是盯著家裡的牆壁發呆。但半年後的某一天，他買回來一本德俄大詞典，並且報名參加了針對外國人開設的線上德語課程。一年之內，他不僅自學了德語，還讀遍了所有他能找到的有關毒品的文獻。他開始參加講座和研討會，與專業人士取得聯絡，最終自己也成了這方面的專家。之後他在一家戒毒諮詢中心工作了幾年，領著微薄的薪水，擔任全德俄語客戶的聯絡人。雖然對於自己身上發生的一切他仍舊無法理解，但他在這份工作中得到了救贖，他向沾染毒癮的青少年的父母們提供指導，以免自己過去的悲劇在他們身上重演。他對後蘇聯世界裡毒品問題的現狀也有了深入的瞭解，那兒的人們仍舊對此諱莫如深，吸毒成癮者不被視為病人而被當成社會渣滓、當成罪犯，父母們只能竭力隱瞞孩子的情況，揹負著恥辱默默獨自承受一切。對於國家的干預，他們從根裡就極度恐懼。
打消父母的疑慮也屬於安德烈的工作範疇。在這些移民德國的求助者中，絕大多數是忐忑不安、驚慌失措的母親。他必須首先消除她們的不信任，必須讓她們相信，德國的諮詢機構保證履行保密義務，不會洩露任何資料，不論是警察、僱主，還是學校或是其他單位，都不會得到資訊，他們的孩子不會有坐牢的危險，家人們也不會遭受到任何報復和制裁。他得使出渾身解數，才能讓一個斯拉夫母親擺脫傳統的行為模式。她們的過度關懷、自我犧牲和無限忍讓，她們眼見親骨肉受罪時的那種極度強烈的感同身受，與無節制的抱怨和責備，只會讓她們與毒癮的鬥爭變得更加艱難。他必須教會這些母親，面對被毒癮纏身的孩子，除了對他們嚴厲無情別無他選，而這絕非易事。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德語並不流利，就和不久前的安德烈一樣。他們需要安德烈，不論是作為翻譯員，作為啟蒙老師，作為通往醫生、戒毒診所和其他援助機構的橋樑，還是作為日日夜夜的陪伴者，作為無助而絕望的父母們的心理治療師。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的付出遠遠超過了他的酬勞，與殺害他女兒的那個魔鬼作鬥爭已經成為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的情結。
安德烈和娜斯佳交換了電話號碼，之後他倆便會時不時見上一面。娜斯佳不能邀請他去自己家，因為阿希姆肯定會像對待她的親戚一樣把他趕出去，再說「小雞房子」也不適合接待客人。考慮到他們的過往，安德烈和他妻子的公寓也不是一個理想的會面場所，儘管那些事發生在久遠的過去，完全屬於另一段已經過去的人生。說來也奇怪，一回憶起她與安德烈的幽會，娜斯佳記得最清楚的竟然是當時的那種羞恥感。讓她感到羞恥的並不是赤身裸體，恰恰相反，他們總是儘量快速而不引人注意地脫光衣服，永遠在黑暗中，永遠心照不宣地背對著自己的情人。他們不想讓對方看到自己脫衣服的樣子，也不願讓這樣的景象映入自己的眼簾。因為當時所有人都穿蘇聯式內衣，無論男女，那種東西似乎是專為妨礙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做那件事才生產出來的。內衣是性愛的幽靈：娜斯佳在烏克蘭度過的大半輩子裡，讓她感到羞恥的從來都是她衣服底下的內衣，而絕不是她想要取悅的男人的目光。
娜斯佳和安德烈通常約在大街上見面。她讓他輕輕地挽著自己的胳膊，領著他走過柏林的大街小巷。他的視力越來越差，但這並沒有阻止他每天坐車去戒毒諮詢點工作。他在這條路上走過太多次了，閉著眼睛都能找到，不過偶爾還是會撞到燈柱或者其他意想不到的障礙物，有一次他掉進了一個建築基坑，直接摔斷了腿。對上帝的忠誠混雜著斯多葛主義，構成了一種令人欽佩的力量，支撐著他默默承受著這一切，包括不久的將來也許就會到來的徹底失明。
他在情感上對娜斯佳有一種很強的依賴，彷彿一直以來都對她保持著忠誠。他們定期在某個地方相會，然後並肩走過一條條街道，一個身材高大、幾乎失明的男人和一個身材苗條、衣著樸素、揹著背包的女人，各懷心事，卻又深深聯結，因為他們在另一個已經永遠沉淪的世界裡有著共同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