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斯佳常常覺得，穿過一條馬路就好像完全進入了另一個世界。走在柏林的街頭就像遊走在不同的國家之間，這些國家的唯一共同點就是，它們使用的是她沒有掌握的語言。滿眼的拉丁字母，她現在差不多都可以流利地讀出來，但完全不知道它們的含義。她彷彿成了文盲，過著令人羞恥的生活，德語仍然毫不留情地頑固地對她板著臉，就好像它不認可她，拒絕被她放進自己的口腔。而對娜斯佳來說，對德語敞開心懷，彷彿意味著一種背叛，背叛她出生的那個世界，無論那個世界多麼貧窮多麼荒涼，那裡永遠都是她的世界。
有時，她會碰巧在廣場上或者地下通道里遇到拉小提琴或者拉手風琴的烏克蘭街頭音樂家，他們的曲目通常都是她熟悉的烏克蘭民間音樂。一個常坐在國會大廈臺階上演奏手風琴的烏克蘭人告訴她，他每年都會走一條經過波蘭的非法路線來德國幾次，白天在街頭演奏，晚上在一家俄羅斯餐館的後室裡過夜，待滿一個月就坐車回到他的烏克蘭村莊與家人團聚，口袋裡揣著在柏林賺的錢。這些錢可以維持一家生活上三四個月，然後他就會再次踏上那條非法的道路前往柏林。
與同鄉的簡短交談又加劇了幾乎已經成為她生活基調的思鄉之情。她已經很久沒有見過斯拉瓦了，那個瘦弱、蒼白、缺了兩顆門牙的男孩，那個長大後想做魔術師的男孩，他總是勇敢地反覆強調自己不餓，總想把僅有的食物留給外婆。她還想念她的女朋友們，想念總是戴各種滑稽帽子的施利亞普卡，想念有著古銅色鬈髮和莫名其妙的口吃的索內奇卡，想念細聲細氣有些老派的倫卡，她看起來像十九個世紀的家庭教師，但突然之間就會說出些讓大家捧腹大笑的話。另外，她已經好幾個月沒有收到女兒維卡的任何訊息了。
有一次她甚至不由自主地從威丁區走到了米特區，找到了她所謂猶太父母的地址。在一排門鈴裡她真的發現了卡茨這個姓。彼得編造的故事看來是有事實基礎的，確實有巴魯克·卡茨和羅莎·卡茨這兩個人。他們不會想到，一個護照上印著他們姓氏的女人此刻正站在自家樓下。從門牌排列的順序來看，卡茨夫婦住在二樓左邊的房間。那是一棟半塌的房子，剝落的灰泥下露出了被腐蝕了的發黑的裡子，二樓左邊的三扇窗戶完全被灰塵矇住了，看不見裡面的情形，只有一株無精打采的植物把最後一片暗淡的葉子壓在了無光的玻璃上。娜斯佳繞到了街道的另一邊，正當她抬著頭仔細研究窗戶後面到底有沒有住著一對卡茨夫婦時，前門突然開啟了，一個提著購物袋的老婦人走了出來。娜斯佳覺得這個穿著花裙子、描著粗眉毛、趿拉著舊鞋踩在柏油路面上的老婦人很像烏克蘭人。她感覺自己的心都要跳出來了。那就是她嗎？那個被她盜用了姓氏的女人？她似乎就要轉過頭來，看向她，認出她……娜斯佳像被釘住一般站在原地動彈不得，然後猛然回過神來，落荒而逃。
之後的某天清晨，她姐姐家的門鈴響了。這一次不再是幻覺，不再是由恐懼催生的幻象，真的有人按響了門鈴。她在烏克蘭擔心了幾乎半輩子的事，如今在柏林成為現實，經典的一幕出現了：門鈴在晨光中響了起來，門外站著警察。只不過警察身上穿的不是烏克蘭制服，而是德國制服。很快，整個公寓被翻了個底朝天，每個壁櫥的門都被拉開，每個抽屜都被倒空，她的背包也被裡裡外外地查了一遍。娜斯佳的護照和居留證都被沒收了，她本人也必須立刻穿好衣服，跟著他們去警察分局走一趟。
沒猜錯的話，彼得已經暴露了。他不是一個人單幹，而是屬於某個幹偽造護照和販賣人口勾當的團伙，他們幫助娜斯佳這樣的人獲得居留許可，並將東歐婦女偷運到德國賣淫。眼下團伙成員全部落網，而娜斯佳並沒有被指控為罪犯。她被認定為受害者，只是需要承擔在德非法居留的責任。她驚訝地發現他們並沒有逮捕她，而是放她回了家，但她必須在三天內離開德國，否則將被強制驅逐出境。現在，她收拾好了行李，買好了去基輔的車票。
娜斯佳把這一切告訴我的時候，我還來得及做出決定，與她告別，永不相見，遠離這個從一開始就註定會把我捲入的故事。我本不應該去幹涉事情的走向，但我母親的形象又一次浮現在我的眼前，就像之前的很多次一樣。我那不受德國人歡迎、始終面臨驅逐威脅的母親，與娜斯佳的形象重疊在了一起。面對母親，我無能為力，那個時候我只是個孩子，但現在，我至少可以嘗試為娜斯佳做點什麼。
我給一個熟人打了電話，從她那裡得知，她與一位精通外國人法的熱心腸女律師相識。我聯絡了那位女律師，她告訴我，當事人有權對驅逐出境的判決提出申訴並申請暫緩離境，這樣他就可以先留在德國，直到自己的申訴得到裁決。由於德國所有部門都在超負荷運轉，整個過程至少需要三個月，甚至更長時間。雖然可以預見，申訴大多會被駁回，但是當事人仍然可以繼續提出申訴，如果再被駁回，他還能窮盡法律程式，一直走到終審，最終就算無法改變驅逐出境的判決，在那之前他也能爭取到足夠的時間來考慮一些事情。
第二天，娜斯佳就坐車去了位於克羅伊茨貝格的律師辦公室。在那裡她花了五十馬克服務費，得到了一份蓋了章的申訴狀副本。在收到官方答覆之前，這張紙就形同一份居留許可。娜斯佳感到難以置信。她的這番舉措，如果發生在她的家鄉，尤其蘇聯時代，她會被送到一個異常寒冷的遙遠地方，每天在伐木場做苦役，時刻掙扎在生死的交界線上。而這裡的德國警察輕易就放走了她，這裡的律師彷彿簡單地打了個響指，就暫時撤銷了一個官方決定。娜斯佳感覺自己手裡彷彿又握著一份類似「假定證明」的東西，一份不完全真實的檔案，儘管她犯了法，這份檔案卻能奇蹟般地讓她在德國多停留幾個月。
後來，她從過去的擔保人阿爾喬姆那裡得知，她在柏林有十五個兄弟姐妹。彼得是卡茨夫婦的親戚，他搞到了兩位老人的個人檔案，前前後後總共給他們送來了十六個孩子，來自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兒子女兒們，全都拿著假護照，護照上都姓卡茨，眼下還住在柏林，或者曾住柏林。這對沒有孩子的老夫婦據說對此毫不知情，事情敗露才驚訝地發現自己在這麼大年紀突然兒女成群。但阿爾喬姆懷疑，這兩位老人其實也參與了彼得的買賣，而且也從眾多兒女每月上交的社會救濟金裡分到了一部分。頭腦靈活的二手車經銷商阿爾喬姆笑嘻嘻地這麼對娜斯佳講了一番。能把這個巧妙的詭計分享給別人，顯然讓他十分享受。至於現在正蹲監獄的彼得和他的同夥到底是怎麼在德國諸多政府部門面前如此大規模弄虛作假的，他也沒能說清，這仍然是一個秘密。
我苦思冥想，反覆咀嚼女律師所說的「爭取到時間來考慮一些事情」到底是什麼意思。如果我猜得沒錯，她是在暗示，我們總能找到避免被驅逐出境的方法。而我能想到的，只有最缺乏新意的一種：娜斯佳需要和一個德國男人結婚。不過我還沒有詳細問過她，她有什麼打算，是否仍想在延長期結束後繼續留在這裡。也許她只是想利用額外的時間儘可能再多賺些錢，然後返回烏克蘭。也許驅逐出境只是朝著她已經決定了的方向推了她一把呢？
但回國這個選項基本不在她的考慮範圍。她的公寓里正住著羅曼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柳芭，他們一直在全心全意地照顧那個孩子。如果娜斯佳回去，就只能和這個新建立的小家庭生活在一起，成為自己公寓裡的一個借住者，成為依賴羅曼生活的寄生蟲。烏克蘭的總體局勢也沒有改善。基輔街頭的乞丐和無家可歸的兒童與日俱增，大部分人掙扎在生活的貧困線上，越來越多肥沃的烏克蘭黑土地被外國投資者收購，因為烏克蘭人不具備在那些閒置的田野上耕種的條件。基輔的購買力是所有歐洲城市中最低的，遠遠落後於歐洲其他大城市。
當我向娜斯佳提出這個想法的時候，她笑了。哪個德國男人會想要娶一個像她這樣的人呢，一個一無所有，甚至無法用他的母語交談的烏克蘭中年家政女工？她說得當然不無道理。對於一個打算在東歐婚姻市場上碰運氣的德國男人來說，她不可能是他的「夢中情人」。這樣的男人對自己手裡的資本再清楚不過了，他能提供她們夢寐以求的德國身份，作為回報，他自然想要一個儘可能年輕漂亮的女人。不過娜斯佳在外貌上仍然相當有吸引力，儘管她不再年輕，但她的身材仍然堪稱完美，很容易讓人誤認為她只有四十歲或者更年輕。但我可以預見，在她和那些追逐東歐年輕女性的德國男人之間，多半會隔著受教育程度上的鴻溝，後者大機率是頭腦空空的人，這讓我感覺有些彆扭。還有一點我也很清楚，娜斯佳是不可能在一個德國人的客廳裡感到自在的，她生來就不適合這種地方。但除了結婚這條路，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她獲得居留許可。
娜斯佳考慮了幾天，就來找我了，我們一起擬定了一條徵婚啟事。顯然，「烏克蘭女人」這個詞就已經明白無誤地透露，徵婚事關德國居留權，其餘都只是些裝飾性的文字而已。我有些忐忑地把廣告刊登在了《二手報》上，就是那個讓我和娜斯佳相遇的報紙。以她現在的身份是不可能在德國登記結婚的，她必須回到基輔獲取必要的結婚證件，也就是說，我們需要一個願意在短時間裡拿上自己的結婚檔案和娜斯佳前往基輔，到她居住地的民政局與她登記結婚的男人，這樣她就可以作為他的妻子返回德國。
出乎我們意料的是，這樣的男人很快就出現了：一個名叫阿希姆的五十八歲起重機操作員，轉眼就愛上了她。而她也愛上了他那輛紅色的哈雷摩托。第二次見面，他就載著她直奔施普雷河森林兜風去了。突然間娜斯佳重返二十歲，彷彿又回到了坐在羅曼身後朝著克里米亞風馳電掣的日子。阿希姆向她許諾，要載她去巴黎、去羅馬、去地中海，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突然間，世界又向她敞開了大門。
娜斯佳後來給我看了他們的結婚照，照片上的她穿著白色蕾絲上衣和黑色緊身裙，臉上帶著笑，泛紅的髮絲被風吹起，那彷彿已經是未來的摩托車之旅中迎面吹來的風。她一隻手捧著紅色的康乃馨，另一隻手緊緊地貼著裙縫，不愧是昔日的少先隊員。她的身旁就站著那個德國男人——她剛剛成為他的妻子，卻幾乎對他一無所知。這個摟著她肩膀的瘦弱的小個子男人，穿著一件鑲嵌著銀色鉚釘的皮上衣，衣服上的鏈條令人費解地固定在褲腰帶上，使得他的整個身子看起來就像是焊接在了一起，這大概顯示了一種很有原創性的搖滾範兒。巨大的太陽鏡和一蓬非洲黑人燙式樣的鬈髮幾乎讓他的臉消失了。整個人一眼看去只剩頭髮、皮革和金屬，矮小的個子甚至都可以忽略不計了。照片的背景是無名烈士墓，基輔的新婚夫婦都會在那裡拍照留念，之後新娘會把婚禮花束擺在墓前。
她和阿希姆在基輔待了整整一個月，一樁涉及外國人的婚姻顯然不可能指望在短時間內辦完手續，哪怕走的是最常規的渠道再輔以額外的打點。基輔的酒店價格高昂，娜斯佳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帶著阿希姆去了自己的舊公寓，與斯拉瓦、羅曼和當時已經身患癌症的柳芭同住，直到辦完結婚手續。兩個小房間裡擠進了五個人，這樣的組合即使對於烏克蘭人來說也不常見，更何況其中還有一位來自西方的客人。當然，阿希姆不會說俄語，也無意與這一屋簷下的其他人建立什麼聯絡，他可能根本不明白羅曼、柳芭和小斯拉瓦到底是什麼人。他對東歐的一切有著近乎恐懼的厭惡，那他怎麼會突發奇想娶一個烏克蘭女人呢？始終讓人猜不透。身為柏林本地人的他竟然從來沒有踏上過前東柏林區域，如果去某個地方必須穿越東部，他甚至會開車繞上一大段遠路，他給出的理由是，那些地方太髒了。而現在，他不得不在基輔一棟破舊的板式裝配樓裡住上四個星期。堵塞了的垃圾槽讓整個樓道臭氣熏天，叮噹作響的舊電梯裡瀰漫著尿騷味。薄牆後面的床上躺著整日呻吟的柳芭。娜斯佳為她煮胡蘿蔔泥，用西伯利亞草藥泡茶為她緩解疼痛。羅曼經常在外奔波一整天尋找柳芭急需的血漿，但只有運氣好的時候才能在市裡的某家醫院高價購得。
娜斯佳終於又可以把自己的外孫抱在懷裡了。他長高了，也變得不苟言笑了，身上再也找不見一絲孩子氣。他身邊的人一個接著一個地棄他而去，先是父親，接著是母親，然後是外祖母，現在他又看著那個代替母親撫養他的女人一天天走向死亡。他知道他的外祖母很快就會再次離開，跟著那個兇巴巴、不說話、套著一層黑皮、整日坐在陽臺上抽菸的男人一起。他愛她們兩個，娜斯佳外婆和柳芭媽媽，他知道她們也愛他，可儘管如此她們仍然不能和他在一起。對於同樣無法陪伴在自己身邊的親生母親，他只剩下模糊的記憶，而對於自己的父親他根本就沒有任何印象。
手續完成後，阿希姆立刻返回了柏林，娜斯佳則再次前往德國駐基輔大使館申請簽證。她現在是德國人的妻子了，她覺得他們沒有任何理由拒絕她，但這一次，她高估了德國政府的慷慨。她發現自己被禁止入境三個月，看來這樁婚姻並不能保證她獲得德國的居留許可。據說她一旦再次進入德國法域，就會因身份造假而遭到起訴。在判決結果下達之後，她才可以申請有效期更長的居留許可，第一次只能延一年，之後是兩年，前提是他們的婚姻關係仍然存在並且娜斯佳一直遵紀守法。
娜斯佳又給我打來了電話，第二次跟我道別。這段婚姻沒有給她帶來任何用處，她絕不想回德國接受審判，更不想陷入牢獄之災。要怎麼在基輔生活，她還完全沒有頭緒，但至少她可以繼續陪伴在斯拉瓦身邊，可以為他們操持家務，幫忙照顧柳芭，為羅曼減輕負擔。她感謝我為她所做的一切，又為給我添了那麼多麻煩表示歉意，也希望我有一天能去基輔看望她。她說，如果我遇到了什麼難事，她一定會傾力相助。她甚至向我保證，到時候我可以去投奔她，雖然她那兒也不寬敞，但永遠會為我留著位置。
我又給那位專攻外國人法的女律師打了電話。這次她告訴我，不管發生什麼，娜斯佳都不可能坐牢。她只需等過三個月的限制期，就可以申請簽證然後安心返回德國。她頂多面臨並不高昂的罰款，而且還可以分期支付。只要她入境，就一定可以作為德國人的妻子獲得居留許可，哪怕最初只有一年，六年之後她還是可以申請永久居留許可。
女律師說得沒錯。幾個月後，娜斯佳就以阿希姆妻子的身份搬到了柏林。不過她的新生活看起來也不是一帆風順。就在她滯留基輔等待簽證的時候，阿希姆失去了起重機操作員的工作，也就承擔不起夏洛滕堡三居室公寓的高昂租金了，至少他是這麼告訴她的。他把她從泰格爾機場直接帶到了新克爾恩區的布里茨，他在那裡一個未完工的新建住宅區裡租了一套小兩居室。他擺在夏洛滕堡家裡的時髦傢俱也不翼而飛。對此娜斯佳倒沒有感到多麼惋惜，只是覺得出乎意料罷了，但柏林郊區的荒涼卻著實令她難以接受。在這個靠近勃蘭登堡田野和森林的地方，撲面而來的憂鬱似曾相識，她一下子就被拽回了童年的那片鄉野哀愁之中。她真想一走了之，立刻回到威丁區姐姐家的沙發上去。
失去工作並不是阿希姆在她缺席期間遭遇的唯一不幸。他告訴她，幾年前他在西班牙度假的時候差點淹死在海里，是另一個德國遊客發現了身處險境的他，在最後一刻把他從水裡拉了出來。前不久，這個人曾來向他尋求幫助，說自己剛剛娶了一個年輕女人，打算貸款建造自己的房子，希望阿希姆能在銀行為他做擔保。阿希姆無法拒絕救命恩人的請求，便籤了擔保合同。但當他從基輔辦完婚禮返回德國，卻驚聞他的這個朋友已經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他的遺孀也無力支付每個月的貸款，這個責任就落到了他這個擔保人頭上。他對娜斯佳說，扣除掉房租和他現在每月必須向銀行轉賬的貸款後，他的失業救濟金就所剩無幾了，所以她得暫時助他一臂之力，用不了多久，他就會重新找到一份起重機操作員的工作，賺很多錢，到時候她就可以待在家裡，不用再去做家政女工了，他們也能搬回城裡，住進漂亮的大公寓；他還會兌現承諾，帶著她到處旅行……
償還債務對於娜斯佳來說事關名譽，既然她嫁給了阿希姆，那麼維護他的名譽也就是在維護自己的名譽。她不能對自己的丈夫置之不理，夫妻雙方必須齊心協力渡過難關。好在她之前在柏林的老主顧幾乎又都重新找到了她，所有人都為她的迴歸而感到高興，她又有了很多工作，收入也和以前一樣可觀。按照她的觀念，債務總應該儘快還清，所以從那時起，她往基輔寄的錢就越來越少了，她把收入的大頭留給了失業的丈夫，好讓他早日為已故的朋友還清貸款。
以前，住在威丁區的娜斯佳在上班路上用不了多少時間，但現在她必須長途跋涉才能到達工作地點。她每天要在路上花費將近三個小時，擠進人滿為患的火車站，穿過冷風颼颼的地下通道，換乘各種公共交通工具。晚上下了公交車，她還得在無人的黑暗道路上步行十分鐘。那條路一直伸向田野，冬日的刺骨寒風迎面吹來，揹著雙肩包的娜斯佳只能把手插在棉襖口袋裡，帽子拉得很低，圍巾幾乎把整張臉都包了起來，只露出一雙眼睛。她一路連走帶跑，緊緊盯著路邊大樓裡亮著燈的窗戶，直到看見灰色防水油布下停著阿希姆的哈雷摩托，她知道，到家了。娜斯佳不在的時候，這輛哈雷摩托也遭遇了不幸：因為發動機受損它已經上不了路，但阿希姆卻沒有錢修理它。
除了摩托車，他還有一輛同樣火紅色的老式賓士。在他的世界裡，這輛車簡直就是宇宙的中心。他用各種各樣的幸運符打扮散熱器格柵，馬蹄鐵、四葉草、金屬瓢蟲、幸運芬尼，還有一個萬字元。他每天至少到大街上檢查一次他的車，試試發動機還能不能啟動，擋風玻璃上的雨刷還能不能揮舞，指示燈還可不可以閃爍。他繞著汽車走來走去，仔細蒐羅油漆上是否有劃痕，看有沒有居心叵測的路人對它搞過破壞，這可比劃傷他自己的皮膚還要令人心痛。他對這輛車做了能做的一切，只有一件事除外：駕駛它。
唯一的例外是每週開著它去五公里外的超市購物，阿希姆會要求娜斯佳一同前往。她一生中很少坐轎車，賓士她更是一次也沒坐過，現在整個星期裡的其他六天她都在為這項無法推卸的任務憂心忡忡。阿希姆經常與其他司機鬥氣，他把他們全都看作自己的敵人。他總是不停地按喇叭，大聲叫罵，試圖把其他汽車擠出車道，他不時地猛烈加速，又突然剎車，要不是安全帶，娜斯佳早就被甩出擋風玻璃了。在他眼裡，所有人的腦子都不好使，人人都是徹頭徹尾的白痴，教他們如何行事是自己的責任。交通事故固然令人擔心，阿希姆滿腔不可理喻的仇恨更讓她害怕。
有一次，她無意中在阿希姆汽車的手套箱裡發現了成堆的色情雜誌。她立刻合上了蓋子，驚恐得彷彿一不小心闖入了丈夫的秘密世界，不自覺地讓他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但他對此事的反應十分平淡，似乎毫不在意。反而是她，立即為自己的這種驚恐，進而為自己那落後的故鄉感到羞愧——因為在烏克蘭，藏著這樣的小冊子仍然是件見不得人的事，而對一個德國男人來說，這顯然再正常不過了。
使她與羅曼的愛情生活漸漸失去生氣的是基輔狹小的居住環境，而阿希姆讓她著迷的地方，說實話，不僅僅是那輛哈雷摩托，還有他對女性身體的瞭解，烏克蘭的男人普遍對此一無所知。阿希姆對性的開明態度和他汽車手套箱裡的色情雜誌，她在這兩樣東西之間建立起了一種不完全經得起推敲的聯絡，在她看來這似乎是一回事，可能都算德國男人和烏克蘭男人之間文化差異的一部分。然而，與阿希姆一起度過的歡樂時光很快就對她失去了吸引力。她認識他的時間越長，就越覺得他陌生，進而越發排斥他。不過他從來沒有強迫過她，從來沒有簡單粗暴地行使過他作為丈夫的權力，想到這點，她就不再計較他的其他種種了，因為這對於一個烏克蘭男人來說並不是想當然的。
阿希姆和她交談總是像對幼兒說話一樣，要不就是把她當成外國人來對待。他使用的語法和句法都是最簡單的，永遠只有不定式和第一格，而且還是一口相當獨特的柏林方言。這些都加大了娜斯佳德語學習的難度。不過即便她能流利地說德語，或者阿希姆精通俄語，他們兩個人也不可能相談甚歡。撇開了語言的障礙，只會更加突出一個事實：他們之間沒有絲毫共同之處。阿希姆的世界裡似乎只有他的賓士、他的電腦和電視。他不是在電腦上鼓搗一些對他來說神秘至極要緊至極的東西，就是坐在沙發上看美國動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