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每隔一週來我家做一次清潔，我很歡迎她的到來。她看起來那麼美麗，苗條的身材幾乎無可挑剔，舉手投足都透出一種與生俱來的優雅，彷彿她從未經歷過任何坎坷，彷彿她內心的平和從來沒有被任何東西打破。一般說來，有個陌生人來家裡打掃衛生，我總會感覺很不自在，但娜斯佳幹起活來是那樣謹慎，那樣敏銳，幾乎不會讓我感覺到她的存在。她從來沒有在我的公寓裡留下任何陌生人的痕跡，恰恰相反，她似乎比我自己更清楚，怎麼做才能讓我的家更加舒適。她總是笑容燦爛地對著我，告訴我來這裡工作的日子對她來說就是節日，因為她可以和我用俄語交談，而且我住得離她姐姐家很近，她可以直接步行過來。這個說法一直讓我覺得奇怪。我能理解她喜歡和我用母語交談，但她完全可以隨時享受步行三公里的樂趣，不必非得到我這裡來打掃衛生。為什麼這段步行路程對她來說有那麼大的吸引力呢？
我當然記得她聽到烏克蘭音樂時情不自禁流下的眼淚，我也已經猜到，她的德國居留許可失效了，她需要別人的幫助。我早就做好了準備，等待她向我求助的那一天。除了我，誰還能成為她與這個德語世界的中間人呢？這是上天註定的，為她擔當這樣一個角色，我是最適合的人選。但她從來沒想過伸手抓住這環拋向她的救生圈，她對自己的私事閉口不談，她的驕傲她的教養不允許她這麼做。在走向我家的路上她會那般愉快，這背後或許隱藏著有關她處境的秘密，那可能是我意想不到的，也可能是我無法理解的，但我一直沒有追問。
我從來不打聽她的私事。我們保持著一種十分友好但又有些疏遠的關係，我是她的僱主，她是從我這裡領取報酬的員工。我似乎從沒對她的好心情和她有意表現出的無憂無慮起過疑心，儘管我在決定僱用娜斯佳的那一刻就已經瞥見了命運的暗影，我看到它又一次追上了我的腳步。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才並不急於探索她背後的故事。當初是我自己做出決定，把清潔工作交給下一個按響我家門鈴的人的，沒有人蠱惑我，也沒有人強迫我。我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命運的安排，儘管我之前早已下定決心，不再參演任何一個東邊西邊的故事。那樣的故事我在過去的人生裡已經經歷了太多，我不想再與東邊的一切有任何關係，它抓著我的出生地對我緊追不捨，把我拖進無窮無盡的痛苦和悲劇。我厭倦了在生活中一直兼顧兩頭，不管什麼事都要站在兩種立場上思考，俄語的方式德語的方式，永遠用兩種標準來衡量一切，永遠也不知道哪一種才真正屬於我自己。
有一天，娜斯佳突然打來電話向我告別，說她要回基輔，那個時候她已經在我這裡做了三年了。我和她的故事本可以就此結束，但是我不經意地追問了她一句：「發生什麼事了嗎？」娜斯佳支吾著還沒有說出事情的原委，我就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不可能不聞不問地從中抽身了。這是她第一次以私人名義來找我，我們一起喝了茶，她把一切都告訴了我。
在簽證過期後的一年多里，她每時每刻都生活在恐懼之中。她只在外出工作時才離開姐姐的公寓，走在大街上會不斷地四處搜尋警察的身影和警車的蹤跡，她根本不敢與迎面走來的路人對視，他們的眼神里彷彿都充滿了懷疑。夜裡她常常從噩夢中驚醒，因為她感覺有人按響了門鈴。我現在終於明白過來，她為什麼對能步行到我家慶幸不已，因為她最害怕的，就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遇到查票。每次坐車，她都擔心她的護照需要和車票一起出示。她確信自己的額頭上明白無誤地寫著「非法」二字，她覺得自己的有效車票無法在檢票員面前掩蓋簽證早已失效這個事實。在她眼裡，檢票員就是一個手握權力的人，根據她的經驗，這樣的人只會憑著自己的獨斷專權任意擺佈她，任何時候都可以隨心所欲。每天早上在走出家門去工作的那一刻，她都堅信自己會在上班途中被抓個正著，然後被送進監獄。
時刻擔心自己的非法居留被發現的同時，對女兒維卡和外孫斯拉瓦的牽腸掛肚也在一刻不停地折磨著她。對於斯拉瓦，她雖然沒法陪在他身邊為他抵擋烏克蘭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危險，但至少還可以通過電話聽到他的聲音，她可以給羅曼打電話，確認一切安好，讓自己懸著的心放下一兩天。然而，與女兒維卡，她卻失去了一切聯絡。她沒有她的地址，沒有她的電話，只能終日等著她的來電，而她打來的次數屈指可數。在兩次通話的漫長間隙，她就會陷入極其低落的狀態，各種念頭幽靈般在她的頭腦裡瘋狂生長。她感到內疚。她不僅拋下了外孫，也無法在烏克蘭為自己的女兒創造一個適宜生活的環境。她知道維卡從小就能從自己的眼睛裡看到恐懼，這種恐懼源於她童年時年邁的外祖父母，後來，母親身邊的每一個人都成了這種恐懼的來源。正是這種無法被娜斯佳掩藏的恐懼，使得維卡逃去了世界的另一邊，逃離了自己母親的目光。或許也正是因為這個，她才如此憎恨烏克蘭，如此憎恨這個用根深蒂固的憂慮禁錮住她的母國。
最後，娜斯佳終於在柏林找到了一個答應把她從日常的恐懼中解脫出來的男人。這個叫彼得的人與為她提供擔保的阿爾喬姆相熟，他說他可以為她提供一本新的烏克蘭護照，國籍一欄寫著「猶太人」而不是「烏克蘭人」。他說，有了這本護照，再加上有效期三個月的入境簽證（他也可以為她搞定），她就可以去外管局申請永久居留許可。她可以說自己的猶太父母住在柏林，年老體弱，需要人照顧，所以才不得不從烏克蘭遷居於此，這就是她申請居留權的理由。順便她還應該對自己作為猶太人在烏克蘭反覆受到的迫害控訴一番。一旦獲得居留許可，她就可以立刻憑著它向社會福利局申請社會救濟。不過，她必須把每個月轉入自己賬戶的救濟金取出來交給他，這就是這本新護照的價格。反正沒有他的幫助，她本來也不可能拿到這筆錢。
我始終想不通，像娜斯佳這樣一個謹小慎微的正派人士怎麼願意參與風險如此之高的冒險。不過，日復一日地生活在非法身份敗露的恐懼之中，她或許已經瀕臨崩潰，而且因為簽證過期，她也不可能安然無恙地返回烏克蘭。如今的她，進退兩難。另外，在她從前生活的那個世界裡，法律的存在只會讓人的生活舉步維艱。在德國被認為是犯罪的行為，在那裡只是生存的日常。要在法律的陰影之下求生，唯一的出路就是與它鬥智鬥勇，想盡辦法破壞它、繞過它，只能永遠站在法律的對立面上。遵守法律，就只有死路一條。在前半生裡已經習慣了這樣看待問題的娜斯佳，肯定也想到了護照偽造者的提議。揹著國家耍些互惠互利的手段，再正常不過的操作了，這在她家鄉是每天都會發生的事。
彼得要求她預付一千馬克，這筆錢在娜斯佳獲得居留許可後會從支付給他的社會救濟金裡抵扣。她可以把錢交給阿爾喬姆，請他代為轉交。她這才知道，阿爾喬姆住在過去的斯大林大道上的一套豪華公寓裡。他向娜斯佳保證，護照準備好後會立即聯絡她，他必須即刻前往基輔辦理手續，整個過程需要三到四周時間。阿爾喬姆是個身材矮小的男人，毛衣下的肚子看起來就像一個體操球，發黑的眼窩裡一對小眼睛彷彿閃耀著鬼火。他告訴娜斯佳，他正在俄羅斯邊境與一名海關官員合作，後者能為他免除進口二手車的高額關稅，作為回報，阿爾喬姆讓他參與了自己的生意。
娜斯佳對還能收到彼得的訊息幾乎不抱什麼希望。她想，也許他們只是合夥兒從她口袋裡掏走一千馬克然後平分了這筆錢。然而，實際上只過了三個多星期，彼得，一個瘦弱、跛腳、鑲著金色門牙、戴著格子平頂帽的男人，就出現在了她姐姐威丁區的家裡。他來找娜斯佳，把一本全新的烏克蘭護照交給了她，上面蓋著三個月的德國居留許可。與他先前保證的一樣，寫在國籍這一欄的，不再是「烏克蘭人」（ukrainerin），而是「猶太人」（jüdin）。這個單詞對於娜斯佳來說並不陌生，她和自己的姐姐一樣，都嫁給了一個猶太人，她在基輔也有許多猶太朋友。小時候她就和那些逃過了納粹種族滅絕的猶太孩子一起在家鄉的大街上玩耍。和猶太人相關的東西在她周圍隨處可見，本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但當她的目光落在新護照的另一行上，她不由得感到心頭一緊：她的婚前姓氏變成了「卡茨」。她還沒來得及考慮到這個在身份轉變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細節，事實上，她並沒有真正思考過自己到底在做什麼。突然間，她就成了一個孃家姓卡茨的人，她從內心深處覺得自己背叛了親生父母，她從自己的護照上劃掉了他們的姓氏就是讓他們再一次死去。她真想把這本偽造的護照還回去，但她手裡還被塞進了更多偽造的新檔案：她新父母的出生證明以及結婚證的公證影印件。這些證件顯示，她的父親是1914年出生於敖德薩的巴魯克·卡茨，母親是1918年出生於赫爾松的羅莎·魯賓娜，他們於1941年6月在敖德薩舉行了婚禮。在1972年，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時期，這對夫婦來到了聯邦德國，如今就居住在柏林米特區歷史悠久的穀倉區，這是一個猶太傳統正在遲疑中漸漸復甦的地方。娜斯佳知道這個地方，她有一戶僱主就住在那裡，他們在一棟煙熏火燎、千瘡百孔的房子裡擁有一整個翻修過的樓層，它就像一個虛幻的豪華島嶼，漂浮在這個彷彿剛剛結束了戰亂的地方。這是她所見過的柏林最陰沉的地區。/sup，可能還會有第二次。另外，不管發生什麼，她都不能生出拜訪卡茨夫婦的念頭，那樣只會給老人家帶來不必要的驚嚇。如果她有任何疑問或者遇到任何困難，都可以給他打電話，如果一切順利，那就在收到外管局的結果後聯絡他。彼得給了她自己的電話號碼，站起身來，向她眨了眨眼以示鼓勵，然後就拖著僵硬的右腿朝門口走去。/aside娜斯佳意識到她給自己招來了一個沒完沒了的麻煩。她要怎麼跑到德國外管局對著那裡的官員撒謊呢？她連用這門語言描述最簡單的事實都不會，更不用說編造精巧的謊言了。儘管她現在已經掌握了一個家政女工的最基本詞彙，與僱主溝通是足夠了，但除此之外她仍舊是什麼都說不出，幾乎和她姐姐一樣口不能言。塔尼婭已經在德國待了七年了，可她能說的始終只有「你好」「謝謝」「請」。不過即使是用俄語，娜斯佳也從未掌握過撒謊的技巧，她覺得根本沒有必要嘗試，她控制不了自己的表情，她的臉和眼睛只會在第一時間出賣她。
她第一次意識到，如果羅曼沒有在很久以前改過護照上的一行小字，那麼不僅她的生活，還有維卡的生活，都會完全不同。當初，數不清的蘇聯公民為了去西邊，想盡辦法證明自己有猶太血統，羅曼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從來沒有考慮過移民，他認為自己的歸屬就在烏克蘭，但有著猶太血統的他不太可能得到什麼好機會。雖然在官方層面上蘇聯並不存在反猶主義，但實際上卻是另外一回事。猶太人常常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工作上也得不到同等的機會，而且他們時常覺察到的潛在敵意也隨時可能會升級為公開的侵犯，然後發展成不斷發生的遍目所及的或大或小的迫害。羅曼與猶太教本來就沒有任何瓜葛，他和他的父母一樣都是無神論者，所以換護照的時候，他用一小筆賄賂說服了辦事員，讓他相信護照上的「猶太人」（jude）字眼只是巴赫奇薩賴民政局犯的一個錯誤，卡拉派成員從來也不算猶太人，這有據可查並且廣為人知。這位基輔辦事員恰好也來自克里米亞，對羅曼抱有幾分同情心，再說他那天心情確實不壞，他那微薄的工資也需要靠這些小小的補貼略作改善，所以他滿足了這位老鄉的要求，劃去了那個招致災禍的詞，把它替換成了「烏克蘭人」（ukrainer）。
當時沒人會想到，這樣的一次小改動會在遙遠的未來對別人的命運造成多麼大的影響。如果羅曼仍然是「猶太人」，他的女兒可能就不會在荷蘭過著朝不保夕、見不得光的日子，而是會以猶太人的身份合法地移居德國，就像塔尼婭的兒子們那樣。而她，娜斯佳，也會和她的姐姐一樣，行使家庭團聚的權利，合法地跟隨女兒前往德國。可現在，她不得不把自己變成猶太人，就因為羅曼在三十年前讓人把自己從猶太人變成了烏克蘭人——他神不知鬼不覺地完成了身份的轉變，之後也再沒人提起這件事，他的猶太血統逐漸被人遺忘，連維卡都不清楚自己有一個猶太父親了。
娜斯佳上班的路上總會看到一個德國警察，他守在一座猶太教會堂的門口，腰帶上彆著武器。現在這個形象時不時就會在她腦海中浮現。她看到他日日夜夜、風雨無阻地在那裡站了一百年、一千年，一個受了詛咒不得不揹負著德國的罪責罰站到天長地久的哨兵。在川流不息的行人裡，她根本就不會引起他的注意，但現在每當她從他身邊經過，想到自己雙肩包夾層裡放著的那本新護照，她就感覺他憤怒的目光落在了自己身上，彷彿他已經知道，讓他站在這兒的人裡還有她這個冒牌貨。
我們的長談還在繼續，娜斯佳的遭遇到這裡還沒有結束。她從外管局取回了居留許可申請表，在精通德語的外甥媳婦塔瑪拉的幫助下完成了表格，然後連同其他所需檔案一起提交了上去。接下來就是等待面談通知了。後來得知整場面談都會有口譯人員在場的時候，她一下子如釋重負。她開始一遍遍地想象談話的情景，反覆揣測可能會被問到的問題，尤其是她那對假冒的父母。她只知道他們這一生很可能漫長而動盪，出生證明上顯示巴魯克·卡茨已經八十歲了，他的妻子七十六歲，這麼大年紀還願意冒這樣的風險，說明他們可能迫切需要錢。娜斯佳在腦海中不斷拼湊著卡茨夫婦的生活碎片，為他們編造人生履歷，這樣她在接受詢問的時候就不至於當場胡編亂造。不管是清洗亞克力浴缸、熨燙床單、乘坐地鐵，還是和姐姐一起看電視裡的俄羅斯電影，她都在不間斷地接受著虛擬的盤問，她腦海中的德國官員正在用她列出的一個個問題考驗她。這樣的面談到底會問些什麼，其實她毫無頭緒，她只覺得，到時候她就會變成顯微鏡下的一隻小爬蟲，無論她說什麼，她都會在當局的眼皮底下暴露無遺。
但最終整個過程無驚無險。那個俄羅斯口譯員連眼皮都沒抬一下就把她的謊言全都翻譯成了德語。這位同胞的在場讓她感到非常尷尬，因為他顯然看穿了她的把戲，但與此同時，這又是她在這個無比陌生的德國機構裡唯一可以抓住的一角，她所熟悉的那個世界伸出的一角。對面坐著的官員似乎對她護照的真實性沒有任何懷疑。在被問到自己的人生經歷和父母的情況時，她不假思索就把答案脫口而出了。她輕車熟路地把羅曼猶太父母的情況嫁接到自己的新父母身上，有了這個策略，她就能夠應付各種問題，基本上不會出什麼錯。至於卡茨夫婦是何時、為何、如何來到德國的，她確實不瞭解，但也根本沒人提起，這位官員只是想知道她的父母是怎麼在德國佔領者對烏克蘭猶太人發起的種族滅絕中倖存下來的，而她洋洋灑灑的敘述使得這位官員最終揮手示意她離開，顯然他並不想打聽得那麼詳細。彼得的建議是對的，在講述中摻雜一些對於大屠殺的控訴，就不會有人再懷疑她的猶太血統了。她克服了自己的天性，編造出的謊言不僅沒有破綻、有些地方還頗為精彩，簡直可以媲美職業演員了。她從沒想過自己能做到這一點。
然而，她仍舊沒有獲得永久居留許可。就在彼得為她偽造的居留許可到期前不久，她又一次收到了外管局的傳喚，然後就拿到了一張「假定憑證」，所謂的白條。這份名字奇怪的檔案可以看成是居留許可的延期，也就是說她可以在德國待到自己的案件得到處理為止。又過了兩個月，娜斯佳終於獲得了兩年的居留權。這已經大大超出她在當時可以想象的長度了。她手裡拿著那張神奇的紙，走出外管局的大樓來到了大街上，第一次不再感到草木皆兵——此時離那個被耽誤的離境日期已經過去了三年。之前彼得給她的假護照和假簽證並不能讓她完全擺脫恐懼，那張令人困惑的「假定憑證」也沒法讓她徹底放下心來，它是由德國外管局簽發的不假，但這個名稱總讓她聯想到一些虛假的、欺騙性的東西。但現在，直到現在，她才終於得到了貨真價實、無可爭議的許可，她終於真正被允許站在這條大街上。眼前的道路突然屬於她了，她可以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在回家的地鐵上，她最擔心的查票突然變得令人期待，她甚至希望檢票員要求她出示證件，這樣她就可以向他展示自己剛剛拿到的居留許可。她感覺這個世界重新接納了自己，她再次成為人群中的一員。
當然，申請社會救濟金是又一個漫長而折磨人的過程。每一次傳喚都伴隨著無窮無盡的等待。狹窄悶熱的走廊裡站滿了沒座位可坐的人們，他們絕大多數一言不發，偶爾有幾個會突然失去控制大發脾氣，開始尖叫或者大哭。這裡沒有人為娜斯佳翻譯了，她總是陷入無言以對的尷尬境地。她跑了一次又一次，帶來的檔案總是有這樣那樣的錯誤。她感覺自己面對的不是活人，而是在與不可預測、反覆無常的計算機打交道。計算機前的辦公人員似乎什麼也不幹，只會把那些不斷變化的機器指令傳遞給申請人。
申請最終還是通過了。在外甥媳婦塔瑪拉的幫助下，娜斯佳開設了一個銀行賬戶。過去在烏克蘭，能開戶就是件值得感激涕零的事了，如今大家寧願放棄這份恩惠，因為存進新銀行的錢搞不好就會像進了黑洞一樣消失不見。與之相比，德國的銀行簡直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友好的地方了。那裡的人們恭候著她，只為給她開設一個轉賬賬戶，還帶著親切的微笑送給她五馬克的起始存款。
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她的賬戶裡也只有這五馬克的餘額。她向社會福利局提交的申請獲得批准後，福利局每月會向這個賬戶轉五百二十馬克。這些錢全部被她取出，轉手就交給了彼得。他從不出現在她姐姐的公寓，也不希望娜斯佳去找他。她不知道他住在哪裡，甚至都不清楚他在柏林是否有居所。她只是靠手機號碼聯絡他，和他約在一條僻靜的小街上見面。他每次都坐在一輛銀色的大汽車裡等她，也不下車，只是搖下車窗，把手伸出窗外從娜斯佳手裡接過福利局發放的救濟金。然後他向她道謝，祝她好運，便踩下油門絕塵而去。娜斯佳就又給自己買了一個月的自由。
她還告訴我，她現在同時幹著好幾份清潔工作，每天忙碌超過十個小時，週六也不例外，有時候連週日都不休息。她彷彿有著使不完的勁兒，很少顯出疲憊的樣子。和基輔的日子比起來，她覺得眼下的生活已經近乎奢侈了。幹完十個小時的活，她還剩十四個小時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這在基輔是從來也沒有過的。她可以一連看幾個小時的書，可以和姐姐一起玩紙牌，或者乾脆在外面閒逛。她的一日三餐都由整日無所事事的塔尼婭包辦，有時候她也會自己跑到街上去買一份土耳其烤肉捲餅，總之她再也不用站在各種隊伍裡排隊購買最基本的食物了，也不會在運氣最差的時候連一頓晚飯也湊不成。
憑現在的收入，娜斯佳每月可以寄回基輔一千多馬克，但這操作起來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羅曼沒有銀行賬戶，因為娜斯佳無論如何也不會把錢交給一家烏克蘭銀行來保管，但她又不想為德國私人匯款服務支付高得離譜的手續費，所以她只得去找一個「okasija」，也就是一個恰好要去基輔、順便可以把這筆錢帶給羅曼的人。早在蘇聯時期，人們就常常拜託一個「okasija」而不是通過郵局和銀行來捎錢物。他們相信，如果不把包裹直接交到收件人手裡，那麼它就很有可能在半路上被人拆開掏空，哪怕裡面的東西對別人來說毫無價值。過去信件是會被拆開檢查的，尤其是來自意識形態敵對國家的信件，如今它們不會被拆了，但很有可能在普遍的混亂狀態中遭殃，比如一個因為沒有領到薪水而灰心喪氣借酒澆愁的郵遞員或許就會把整袋有待遞送的物件一股腦兒全扔進垃圾桶。所以，人們和過去一樣依賴私人關係網，出遠門的人常常會為親戚、朋友甚至陌生人充當捎件人。
娜斯佳每次想往基輔寄錢都必須尋找這樣的捎件人。雖說她自己與柏林的烏克蘭人-俄羅斯人圈子並沒有什麼聯絡，但她的兩個外甥和他們的妻子卻交際甚廣。一旦尋找捎件人的訊息傳開，要不了多久就會有正打算回鄉的人自告奮勇。你還可以在火車出發前直接跑去利希滕貝格車站，找一個看上去值得信賴的人幫忙。一般來說，即使是陌生人也不會拒絕這樣的請求，畢竟誰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需要幫助捎錢的人。不過，娜斯佳定期要捎回去的錢，在烏克蘭人眼裡稱得上是一筆鉅款了，所以她不敢貿然求助於一個全然陌生的人。她得等待這些圈子裡身份公開的人主動認領這個任務。幸好，她每次都能如願以償。
羅曼的第二任妻子柳芭曾是一家日報社的編輯，原本就收入微薄的她如今也沒法按時領到工資了。為了感謝她對斯拉瓦的照顧，娜斯佳付出的回報也相當慷慨，羅曼他們的三口之家不僅不用再擔心一日三餐，偶爾還能在新開的昂貴進口商店裡消費幾趟，那裡有酸奶、法國乳酪、冷凍比薩和許多他們以前從未嘗過的東西。羅曼還給自己和斯拉瓦添了新衣服，然後分出一部分錢給了其他窮困或是被病痛折磨的朋友。娜斯佳成了他們所有人的依靠。
現在，握有居留許可的她經常在城裡長距離地散步，即使已經工作了十個小時仍然步履輕快。她不停地走，時不時地檢查一下自己的背包，看看那頁使她的這種漫遊變得合法的神奇紙張還在不在。她終於擺脫了那種東躲西藏的狀態，可以開始留意這個自己已經久居其中的環境了。
城市裡瀰漫著躁動的氣氛，人們還在慶祝牆的倒塌。娜斯佳最喜歡逛的是普倫茨勞貝格區，來自基輔的她在這裡看到了完全陌生的場景和人群。人們在大街上盡情舞蹈，在街頭表演口吞火焰的雜技，這邊有狂野的東歐街頭樂隊在演奏，那邊走過一個穿著短褲的男人，右腿上文著自由女神像，左腿文著埃菲爾鐵塔，一個年輕女人留著草綠色的長髮，另一個腳蹬繫帶高筒靴，頭上扎著打結的乾草般的粗辮子。那些老化的房子看起來就像乾透了的蛋糕，似乎一碰就會碎掉，牆上卻刷滿了圖畫和文字，還有些彷彿外星人留下的難以辨認的痕跡。許多房屋門前的腳手架都被住戶們改造成了陽臺，他們從窗戶爬出去，直接坐在腳手架木板上，有的人甚至把椅子和沙發吊到了上面。手提電鑽的刺耳噪音隨處可聞，它們顯然正在把這個地方徹底變成一個娜斯佳無法想象的新世界。
在烏克蘭的時候，她始終相信別處一定有一個更好的世界，她現在才後知後覺地意識到，當時抱有這樣的想法真是一種莫大的慰藉。如今，她來到了更好的世界，這種慰藉卻消失了。地平線的後面沒有應許，沒有寄託她希望的地方，也沒有她夢想中的樂土。
不過眼前的景象還是令她欣喜不已。她總是訝異於街上有這麼多的孩子。他們被媽媽們——也有一些爸爸——用彩色的布條綁在身上，或者坐在嬰兒車裡，坐在腳踏車架上的兒童專用座椅裡，坐在腳踏車拖行的小車廂裡。大一些的孩子滿地亂跑，他們把木頭轉輪踩得呼呼生風，或者追著一隻四處遊蕩的狗和它一起玩耍。這樣的狗到處都是，沒有人害怕它們。這些在烏克蘭是不可想象的。烏克蘭人提心吊膽地守護著自己的孩子，不間斷地看管著他們，不讓他們吹到一絲風，不讓他們跌倒，不讓他們做任何不被允許的事情。到了外面，母親們更是緊緊地握著他們的手，一刻也不放鬆。平時的街景中根本就看不見孩子的身影，因為日常出行中沒有什麼人會帶上孩子，基輔的街道上幾乎沒有人閒逛，因為街道只通往諸如地鐵、商店之類的特定目的地。而這裡，大街上滿是隻為消遣的人，他們閒逛，聊天，穿著隨意，甚至顯得不修邊幅，他們坐在路邊的咖啡館裡，在小塊的綠地或者家門口的椅子上享受日光浴，還有很多人捧著書本。這裡的每個人都會對別人微笑，就好像彼此熟識並且共享著某個秘密。樓房底層的視窗出售啤酒、夾餡麵包和蛋糕，街邊小店的櫥窗往往被腳手架擋住，裡面陳列著娜斯佳從未見過的各種水果蔬菜和她叫不出名字的新鮮香草，紅臉蛋一般完美無瑕的蘋果閃閃發光，就像上過了清漆。